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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发生于1968年3月的美莱事件于次年被媒体揭露。美国公众一方面震惊于暴行的残忍，另一方面则对美军的行为给予高度的理解和宽容。自由和保守势力出于不同的动机，一致对面临审判的暴行制造者予以声援，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案件的最终结果。美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所营造的媒体叙事方式和公众认知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罪感的消解与淡化，也使得美国社会对于越战经历的集体反省具有严重的不彻底性。
关键词：美国；公众舆论；美莱事件
作者简介：张小龙，男，史学博士，海军飞行学院教研部教师，从事美国军事史、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3-0133-06收稿日期：2010-10-05
美国军队的有组织暴行记录几乎贯穿美利坚民族的拓殖和扩张历史。然而，受制于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发展程度和公民教育水平，上述暴行无法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讨论。直至越战期间，军方的战地暴行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较为完整地展示于公众面前，对战时美国民意的全方位检视才得以实现。本文以美莱惨案这一越战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切入点，从媒体行为和公众认知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观和战争罪行观进行分析。
一、美莱事件及相关审判始末
1965年3月，约翰逊政府改变越战策略，将“特种战争”升级为以“南打北炸”的“局部战争”，美军开始在一个军民一体的国家当中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5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美军每周杀死或重伤大约1000名非战人员，这必将“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1］（P116－118）。约翰逊对此却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总统相信绝大多数伤亡属于空中或远程炮火所造成的误伤，既无可避免也无须追究责任，至于地面步兵的杀戮行为，美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对媒体报道严加管控。
1968年初，“春节攻势”战役过后，美军进一步加大了对南越村寨的“搜索与摧毁”行动力度。3月16日，美军第23师11步兵旅特战营C连前往广义省山静县的美莱4号村（My Lai 4 Village）。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越共第48营以该村为据点进行游击活动，因此C连连长梅迪纳上尉向所部下达了“消灭所有人员并摧毁该地区”的命令［2］（P184）。上午7时22分，一排排长凯利（William Calley）中尉率领大约80名士兵进入村庄。凯利在村中并未发现任何越共活动的迹象，但他仍坚持执行上尉的命令，组织士兵开枪射杀了大约300名村民（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担任后卫警戒任务的B连在１英里以东的美溪4号村也枪杀了100多名平民。师旅主官在事后下令封锁消息，对外宣称“20名平民不巧位于预定行动地区，死于美军和越共的交火”［3］（P33）。尽管如此，事件真相在士兵当中口耳相传，知情者不断增加。
1969年3月，尼克松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和23名两院议员收到揭发美莱事件真相的信件，寄信人是曾在11旅服役的士兵罗恩·莱德诺尔。莱德诺尔本人并未见证或参与屠杀，但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走访调查了C连的多名士兵，有足够证据确认屠杀传闻的真实性。军方在4月进行了初步取证，9月，凯利被逮捕并受到谋杀指控，11月，美国各大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公开报道，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派遣以皮尔斯中将为首的调查组赴越南展开调查。皮尔斯发现，23师内部存在炮制虚假报告的欺骗行为，相关文件从档案中被抽走，许多被调查者作伪证或是集体“失忆”。1970年3月，调查组提交多达4卷的报告，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指控以师长考斯特为首的28名军官犯有渎职、共谋、伪证等多项罪名。1971年3月，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法庭裁定凯利谋杀22名平民的事实成立，判处他终身服劳役。其他涉案军人在此前后均被判无罪。8月，尼克松运用总统权力进行干预，宣布将凯利的刑期减为20年，并改为软禁。1974年4月，尼克松再将凯利的刑期减为10年，11月，陆军部长卡洛韦宣布凯利获得假释。
纵观此案始末，司法程序不可不谓周全严密，罪行罪证不可不谓充分确凿，最后却在总统的两次强力干预下，上演了一场罚不抵罪的闹剧。考虑到审判全程处于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之下，总统的决定显然受到了民意的左右。媒体报道刻意从不同角度迎合公众主观认知愿望，使案犯获得了社会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公众舆论最终实现了对法律和正义的颠覆。
二、 美国媒体重构角色和消解罪行的努力
在1968年之前，对越战暴行的报道很少见于美国媒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和军方的新闻管制，另一方面也在于媒体自身主动遵从着不介入此类事件的行为规则。战地记者必须仰赖军人提供保护才能顺利工作，深入报道军人的残忍行为必将破坏和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自揭家丑的行为难以见容于美国社会的强大保守势力，极易得罪老一代读者和广告客户；更重要的是，越战美军面对着“有史以来面孔最模糊的敌人”［4］（P55），既无法分辨南越军民，更找不到同越共主力部队进行决战的机会，完全建立在统计数字上的“歼敌计数”（body count）成为证实战争取得进展、给予国民交代的唯一手段，此举更助长了美军大肆滥杀以为己功的恶劣风气，战争罪行与正当的交战行为实际上已难以区分，暴行成为越南战场上的常态。新闻记者与美军士兵一样，对家常便饭般的战争罪行感到麻木，甚至不视之为新闻素材。1965年，《纽约时报》记者谢汉在现场报道海军对5个沿海渔村的炮击行动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可能有600名平民在行动中死亡。谢汉回忆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桩战争罪行，相信《时报》的编辑和读者也不会这样认为。”［3］（P24）从一开始，道德底线的缺失就成为困扰越战报道的尖锐问题。
“春节攻势”战役引发了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反战运动，也使美国媒体的报道口径有所转变，战役期间，电视新闻对于平民伤亡的报道达到了平时同期的3.9倍。［3］（P27）即使如此，这些报道多数属于即时性的新闻快报，美国媒体仍然无意深入挖掘战争暴行的来龙去脉。《纽约时报》在1969年11月13日刊发了关于美莱事件的概况以及凯利被捕受审的新闻，此后一周内再无后续报道。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主播在节目中一致援引南越地方官员的言论，称平民伤亡只是偶发事件，甚至质疑莱德诺尔的写信动机，认为他只是为反战造势，企图迫使美国尽快结束战争，信件反映的内容真实与否还有待证实。
C连战地摄影师罗纳德·海伯尔在此时的出现，为案件的进展提供了关键证据，也是美莱事件报道由冷转热的转折点。11月19日，海伯尔将其在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转售给《生活》杂志，次日晚上，这些照片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当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多名儿童遭到杀害的事实，此画面对美国公众构成了有力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在随后的18个月内，众多媒体开展了强有力的跟踪报道，到结案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96%的美国人对屠杀和审判的相关事实已有所了解，美军在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骤然坍塌，公众对于这一丑闻毫无心理准备，处于空前的震惊和幻灭当中。《华尔街日报》在11月末采访了各大城市的200多名民众，发现许多人仍然表示“难以置信”，宁愿相信此事是“越共同情者和反战人士共同编造的谎言”。［3］（P53－57）对于事件深度报道给公众带来的不快情绪，媒体是深有体会的，如果一味穷究事件本原与真相，刻画受害者的苦痛，势必会进一步刺痛美国大众的道德神经。专栏作家乔纳森·谢尔写道：“受害者的存在几乎微弱得无法辨认。对我们而言，身边发生的每一起死亡都是难以名状的莫大悲剧，而他们的死亡在我们眼中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3］（P210）由于受害者的话语不为人知，其后进行的审判注定将成为一场“原告缺席”的审判。
退伍军人群体对于法庭的判决尤为愤怒，原因在于众多越战军人同样参与过“搜索与摧毁”行动，深知在无数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暴行当中，美莱惨案不过是冰山一角。“越战老兵反战协会”（VVAW）辩称：“美军每天都在越南各地重复着凯利的所作所为，我们自身的经历足以证明那只是极为寻常的一次行动。”［7］（P211）美国各地发生多起退伍军人到警局“投案自首”的事件，老兵们自曝越战暴行，自请出庭受审，以此表示对凯利的声援。更值得注意的是：凯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忠实执行命令而获罪的军人，而发布命令的上级未受到任何制裁，战争的主要责任者更是逍遥法外。美国学者泰勒在《纽伦堡与越南》一书中特别回顾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的审判。山下由于“未能对部属的暴行作出有效约束”，于1946年被美军处以绞刑。作者指出：按照这一定罪标准，因首倡“搜索与摧毁”行动而催生大量暴行的前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无疑应与山下同罪，历任总统由于批准对平民的轰炸行动，同样难辞其咎。［12］（P139）如果众多高官无须承担越战罪行，对凯利的审判就难以服众。公众的抗议矛头直接指向政府要员及战争政策。
尼克松及其幕僚起初未能对民意作出准确的判断。屠杀事件曝光一周后，基辛格致信总统，建议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从速开展调查并对主要责任人审判定罪，以阻止公众舆论对事件内幕的无端猜测。尼克松同样认为严惩凶犯或可平息反战人士的不满情绪，因此，判决引发保守势力和反战势力的一致讨伐，是白宫始料未及的结果。宣判后的一个多月内，多达26万封信件和7万多份电报飞向白宫，其中99%以上对判决表示遗憾，或要求总统干预。［7］（P195）尼克松转而意识到，美国社会舆论自60年代以来一直陷于分裂与对抗之中，难得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如此统一的意见，“拯救凯利”已成为总统弥合美国社会裂痕，争取最大支持率的唯一选择。事后调查表明，80%以上的民众肯定尼克松的举动。［7］（P207）三年后，深陷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再次为凯利减刑，企图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人气，但已于事无补。
四、三重责任论：美国社会对越战罪行的整体反思及其局限性
反战分子和保守势力的共同思想出发点在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性论基础，尤其是霍布斯学说关于“自然状态”下人性本恶的论断。自然状态即等同于战争状态，不择手段地趋利避害和自我保全是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能。从这一前提出发，战争的本质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相互伤害，军人由于惧怕违令受罚，或是出于自保动机而实施的暴行都获得了逻辑上的正当性。美国公众无法想象没有暴行的战争，不少人甚至认为战争法的存在无足轻重。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调查证明：大约80%的学生对美莱惨案的发生表示愤慨，但却倾向认为“战争中必然发生大量此类暴行”［3］（P164－165）。在明尼苏达州居民中进行的测试则表明：只有12%的受试者认为暴行缘于士兵个人性格、道德品质、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55%的受试者将其归咎于“导致士兵兽化的战地环境”［11］（P118）。
美国社会看待战争罪行的上述认知逻辑还可以从盛行于２０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界的“功能论”中找到学理依据。围绕如何规范个体道德行为的问题，学界一向存在主张以行为主义为立论之本的“功能论”（functional view）与以人本主义为立论之本的“理想论”（aspirational view）两种不同观点。立足于道德内化和性格养成的“理想论”由于将个人看做具有独立道德意识的个体，强调道德责任的不可规避性，因此并不见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功能论”获得了主流地位，其主要内容在于高度强调环境创设与制度机制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功能，认为人性易于堕落犯错或屈从压力，唯有创设秩序严明的外在环境才能阻止罪错的发生。持此论者一贯为美军伤害越南平民的累累罪行辩解，将罪行解读为环境压力（伤亡重大而收效甚微的作战行动，严酷的战场环境，以及接受杀戮训练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与制度缺陷（以“歼敌计数”衡量战果的恶劣做法）的综合产物，声称由于以上外在因素，参战军人不具备进行正常理性思维的条件，屈从于命令是唯一的合理选择。［13］（P170）著名的“电击实验”即是经常被论者援引以证实上述观点的经典案例。①认为人性易于犯罪的普遍罪感意识，是美国公众认同凯利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公众遵循的认知逻辑是：任何人一旦被置于严酷战争环境下都有实施暴行的可能，战争是导致人性异化的罪恶之源，因此创设战争环境的政府必须对此负责；美国国民在越战初期曾无条件地支持战争，放任战争进行下去，因此全体国民同样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P200－204）作为个体责任的战争罪行先是被上升为政府责任，继而又被放大为全民责任，“三重责任”的战争罪行观在凯利一案的社会反响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以“罪感文化”为特征的西方社会中，人一旦察觉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道德焦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14］（P154）。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否认罪行事实，更不讳言自身也是战争责任者之一。盖洛普测验机构对公众质疑判决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56%的人认为“战争罪行应由更多的人承担才公平”，因拒绝相信罪行真实性而质疑判决者仅占15%。［7］（P213）抹杀战争罪行的无赖之举可以在“耻感文化”主导下的日本社会找到生存空间，但却不适用于“罪感文化”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社会成员内在的道德焦虑，在两种文化模式下有着不同的解脱渠道，“羞恶之心”的消极发展，往往导致遮掩恶行的企图；“畏罪之心”的后果则表现为最大限度消解淡化罪行的努力。原本责任明确的个体战争罪行在扩散为“全民责任”后，实际上已经消于无形，美国公众通过接受“共犯”的身份认同而完成忏悔，但却无须为此承担任何战争责任，反战人士更是通过对战争的否定而求得了良心的安宁；约翰逊总统和军政要员被反战分子冠以“凶手”之名，但法律完全无法提供对其进行制裁的相应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凶手反而难以受到同罪行相称的惩罚。
公众反战行为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清算罪行，而在于体察战争带来的教训，以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谢汉写道：“国民应当探究战争罪行问题，洗涤民族的良心，正确处理世界第一强国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监禁和判决，但却需要唤起社会的清醒认识，认清这些行为的犯罪实质，使得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不致重蹈罪行。”［3］（P117）吉姆·尼尔森指出：美国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支配着反战话语，一场本来给越南民众带来无尽悲剧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却被戏剧性地定位为“美国噩梦”或“美国悲剧”。［15］（P5－6）民意认为越战是一场“错误的，不道德的战争”，原因在于美国人在付出生命财产和道德形象上的巨大代价后仍然无望取胜，“美国要么胜利，要么从越南撤出”才是多数人的真正诉求。［1］（P133）反战运动对战争性质的界定，首先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为准绳，其次才考虑到战争是否对他国主权和人民生命构成危害。反战运动既然不能从人类普遍公德与正义出发，诉诸法律正义，理清战争罪责，对后来者予以警示，那么也就不可能“认清犯罪实质”，更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美国人“重蹈罪行”。
参考文献
［1］莫里斯·艾泽曼.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寅译［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 JAMES OLSON ，RANDY ROBERTS. My Lai：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M］． Boston：Bedford Books，1998.
［3］KENDRICK OLIVER. The My Lai Massacr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Memory ［M］．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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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EYMOUR HERSH. My Lai 4：A Report on the Massacre and Its Aftermath［M］． New York：Random House，1970.
［12］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An American Tragedy［M］． 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70.
［13］PAUL ROBINSON，NIGEL DE LEE，DON CARRICK． Ethic Education in the Military［C］． Hampshire：Ashgate，2008．
［14］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吕万和等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5］JIM NEILSON. Warring Fictions：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Vietnam War Narrative［M］．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
［责任编辑王雪萍］
Dispersion and Reformation of Vietnam War Atrocities with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Focusing on My Lai Massacre in 1968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Naval Flying Academy, Huludao, Liaoning 125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merican military effort results in grave civilian casualties. My Lai Massacre, which took place in March 1968, is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a year later. Shocking as it is, the atrocity is well understood and highly tolerated. The charged chief offender meets consensus support out of various motives and from both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ill the sentence is eventually revoked.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narrative style of media and social cognitive mode, to some exten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ispersion and alleviation of culpability within American society, as well as a rather limited national inquiry into Vietnam War experiences.
Key Words: America; public opinion; My Lai Massacre
关键词：美国；公众舆论；美莱事件
作者简介：张小龙，男，史学博士，海军飞行学院教研部教师，从事美国军事史、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3-0133-06收稿日期：2010-10-05
美国军队的有组织暴行记录几乎贯穿美利坚民族的拓殖和扩张历史。然而，受制于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发展程度和公民教育水平，上述暴行无法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讨论。直至越战期间，军方的战地暴行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较为完整地展示于公众面前，对战时美国民意的全方位检视才得以实现。本文以美莱惨案这一越战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切入点，从媒体行为和公众认知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观和战争罪行观进行分析。
一、美莱事件及相关审判始末
1965年3月，约翰逊政府改变越战策略，将“特种战争”升级为以“南打北炸”的“局部战争”，美军开始在一个军民一体的国家当中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5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美军每周杀死或重伤大约1000名非战人员，这必将“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1］（P116－118）。约翰逊对此却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总统相信绝大多数伤亡属于空中或远程炮火所造成的误伤，既无可避免也无须追究责任，至于地面步兵的杀戮行为，美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对媒体报道严加管控。
1968年初，“春节攻势”战役过后，美军进一步加大了对南越村寨的“搜索与摧毁”行动力度。3月16日，美军第23师11步兵旅特战营C连前往广义省山静县的美莱4号村（My Lai 4 Village）。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越共第48营以该村为据点进行游击活动，因此C连连长梅迪纳上尉向所部下达了“消灭所有人员并摧毁该地区”的命令［2］（P184）。上午7时22分，一排排长凯利（William Calley）中尉率领大约80名士兵进入村庄。凯利在村中并未发现任何越共活动的迹象，但他仍坚持执行上尉的命令，组织士兵开枪射杀了大约300名村民（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担任后卫警戒任务的B连在１英里以东的美溪4号村也枪杀了100多名平民。师旅主官在事后下令封锁消息，对外宣称“20名平民不巧位于预定行动地区，死于美军和越共的交火”［3］（P33）。尽管如此，事件真相在士兵当中口耳相传，知情者不断增加。
1969年3月，尼克松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和23名两院议员收到揭发美莱事件真相的信件，寄信人是曾在11旅服役的士兵罗恩·莱德诺尔。莱德诺尔本人并未见证或参与屠杀，但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走访调查了C连的多名士兵，有足够证据确认屠杀传闻的真实性。军方在4月进行了初步取证，9月，凯利被逮捕并受到谋杀指控，11月，美国各大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公开报道，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派遣以皮尔斯中将为首的调查组赴越南展开调查。皮尔斯发现，23师内部存在炮制虚假报告的欺骗行为，相关文件从档案中被抽走，许多被调查者作伪证或是集体“失忆”。1970年3月，调查组提交多达4卷的报告，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指控以师长考斯特为首的28名军官犯有渎职、共谋、伪证等多项罪名。1971年3月，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法庭裁定凯利谋杀22名平民的事实成立，判处他终身服劳役。其他涉案军人在此前后均被判无罪。8月，尼克松运用总统权力进行干预，宣布将凯利的刑期减为20年，并改为软禁。1974年4月，尼克松再将凯利的刑期减为10年，11月，陆军部长卡洛韦宣布凯利获得假释。
纵观此案始末，司法程序不可不谓周全严密，罪行罪证不可不谓充分确凿，最后却在总统的两次强力干预下，上演了一场罚不抵罪的闹剧。考虑到审判全程处于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之下，总统的决定显然受到了民意的左右。媒体报道刻意从不同角度迎合公众主观认知愿望，使案犯获得了社会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公众舆论最终实现了对法律和正义的颠覆。
二、 美国媒体重构角色和消解罪行的努力
在1968年之前，对越战暴行的报道很少见于美国媒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和军方的新闻管制，另一方面也在于媒体自身主动遵从着不介入此类事件的行为规则。战地记者必须仰赖军人提供保护才能顺利工作，深入报道军人的残忍行为必将破坏和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自揭家丑的行为难以见容于美国社会的强大保守势力，极易得罪老一代读者和广告客户；更重要的是，越战美军面对着“有史以来面孔最模糊的敌人”［4］（P55），既无法分辨南越军民，更找不到同越共主力部队进行决战的机会，完全建立在统计数字上的“歼敌计数”（body count）成为证实战争取得进展、给予国民交代的唯一手段，此举更助长了美军大肆滥杀以为己功的恶劣风气，战争罪行与正当的交战行为实际上已难以区分，暴行成为越南战场上的常态。新闻记者与美军士兵一样，对家常便饭般的战争罪行感到麻木，甚至不视之为新闻素材。1965年，《纽约时报》记者谢汉在现场报道海军对5个沿海渔村的炮击行动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可能有600名平民在行动中死亡。谢汉回忆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桩战争罪行，相信《时报》的编辑和读者也不会这样认为。”［3］（P24）从一开始，道德底线的缺失就成为困扰越战报道的尖锐问题。
“春节攻势”战役引发了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反战运动，也使美国媒体的报道口径有所转变，战役期间，电视新闻对于平民伤亡的报道达到了平时同期的3.9倍。［3］（P27）即使如此，这些报道多数属于即时性的新闻快报，美国媒体仍然无意深入挖掘战争暴行的来龙去脉。《纽约时报》在1969年11月13日刊发了关于美莱事件的概况以及凯利被捕受审的新闻，此后一周内再无后续报道。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主播在节目中一致援引南越地方官员的言论，称平民伤亡只是偶发事件，甚至质疑莱德诺尔的写信动机，认为他只是为反战造势，企图迫使美国尽快结束战争，信件反映的内容真实与否还有待证实。
C连战地摄影师罗纳德·海伯尔在此时的出现，为案件的进展提供了关键证据，也是美莱事件报道由冷转热的转折点。11月19日，海伯尔将其在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转售给《生活》杂志，次日晚上，这些照片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当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多名儿童遭到杀害的事实，此画面对美国公众构成了有力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在随后的18个月内，众多媒体开展了强有力的跟踪报道，到结案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96%的美国人对屠杀和审判的相关事实已有所了解，美军在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骤然坍塌，公众对于这一丑闻毫无心理准备，处于空前的震惊和幻灭当中。《华尔街日报》在11月末采访了各大城市的200多名民众，发现许多人仍然表示“难以置信”，宁愿相信此事是“越共同情者和反战人士共同编造的谎言”。［3］（P53－57）对于事件深度报道给公众带来的不快情绪，媒体是深有体会的，如果一味穷究事件本原与真相，刻画受害者的苦痛，势必会进一步刺痛美国大众的道德神经。专栏作家乔纳森·谢尔写道：“受害者的存在几乎微弱得无法辨认。对我们而言，身边发生的每一起死亡都是难以名状的莫大悲剧，而他们的死亡在我们眼中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3］（P210）由于受害者的话语不为人知，其后进行的审判注定将成为一场“原告缺席”的审判。
退伍军人群体对于法庭的判决尤为愤怒，原因在于众多越战军人同样参与过“搜索与摧毁”行动，深知在无数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暴行当中，美莱惨案不过是冰山一角。“越战老兵反战协会”（VVAW）辩称：“美军每天都在越南各地重复着凯利的所作所为，我们自身的经历足以证明那只是极为寻常的一次行动。”［7］（P211）美国各地发生多起退伍军人到警局“投案自首”的事件，老兵们自曝越战暴行，自请出庭受审，以此表示对凯利的声援。更值得注意的是：凯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忠实执行命令而获罪的军人，而发布命令的上级未受到任何制裁，战争的主要责任者更是逍遥法外。美国学者泰勒在《纽伦堡与越南》一书中特别回顾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的审判。山下由于“未能对部属的暴行作出有效约束”，于1946年被美军处以绞刑。作者指出：按照这一定罪标准，因首倡“搜索与摧毁”行动而催生大量暴行的前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无疑应与山下同罪，历任总统由于批准对平民的轰炸行动，同样难辞其咎。［12］（P139）如果众多高官无须承担越战罪行，对凯利的审判就难以服众。公众的抗议矛头直接指向政府要员及战争政策。
尼克松及其幕僚起初未能对民意作出准确的判断。屠杀事件曝光一周后，基辛格致信总统，建议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从速开展调查并对主要责任人审判定罪，以阻止公众舆论对事件内幕的无端猜测。尼克松同样认为严惩凶犯或可平息反战人士的不满情绪，因此，判决引发保守势力和反战势力的一致讨伐，是白宫始料未及的结果。宣判后的一个多月内，多达26万封信件和7万多份电报飞向白宫，其中99%以上对判决表示遗憾，或要求总统干预。［7］（P195）尼克松转而意识到，美国社会舆论自60年代以来一直陷于分裂与对抗之中，难得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如此统一的意见，“拯救凯利”已成为总统弥合美国社会裂痕，争取最大支持率的唯一选择。事后调查表明，80%以上的民众肯定尼克松的举动。［7］（P207）三年后，深陷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再次为凯利减刑，企图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人气，但已于事无补。
四、三重责任论：美国社会对越战罪行的整体反思及其局限性
反战分子和保守势力的共同思想出发点在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性论基础，尤其是霍布斯学说关于“自然状态”下人性本恶的论断。自然状态即等同于战争状态，不择手段地趋利避害和自我保全是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能。从这一前提出发，战争的本质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相互伤害，军人由于惧怕违令受罚，或是出于自保动机而实施的暴行都获得了逻辑上的正当性。美国公众无法想象没有暴行的战争，不少人甚至认为战争法的存在无足轻重。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调查证明：大约80%的学生对美莱惨案的发生表示愤慨，但却倾向认为“战争中必然发生大量此类暴行”［3］（P164－165）。在明尼苏达州居民中进行的测试则表明：只有12%的受试者认为暴行缘于士兵个人性格、道德品质、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55%的受试者将其归咎于“导致士兵兽化的战地环境”［11］（P118）。
美国社会看待战争罪行的上述认知逻辑还可以从盛行于２０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界的“功能论”中找到学理依据。围绕如何规范个体道德行为的问题，学界一向存在主张以行为主义为立论之本的“功能论”（functional view）与以人本主义为立论之本的“理想论”（aspirational view）两种不同观点。立足于道德内化和性格养成的“理想论”由于将个人看做具有独立道德意识的个体，强调道德责任的不可规避性，因此并不见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功能论”获得了主流地位，其主要内容在于高度强调环境创设与制度机制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功能，认为人性易于堕落犯错或屈从压力，唯有创设秩序严明的外在环境才能阻止罪错的发生。持此论者一贯为美军伤害越南平民的累累罪行辩解，将罪行解读为环境压力（伤亡重大而收效甚微的作战行动，严酷的战场环境，以及接受杀戮训练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与制度缺陷（以“歼敌计数”衡量战果的恶劣做法）的综合产物，声称由于以上外在因素，参战军人不具备进行正常理性思维的条件，屈从于命令是唯一的合理选择。［13］（P170）著名的“电击实验”即是经常被论者援引以证实上述观点的经典案例。①认为人性易于犯罪的普遍罪感意识，是美国公众认同凯利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公众遵循的认知逻辑是：任何人一旦被置于严酷战争环境下都有实施暴行的可能，战争是导致人性异化的罪恶之源，因此创设战争环境的政府必须对此负责；美国国民在越战初期曾无条件地支持战争，放任战争进行下去，因此全体国民同样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P200－204）作为个体责任的战争罪行先是被上升为政府责任，继而又被放大为全民责任，“三重责任”的战争罪行观在凯利一案的社会反响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以“罪感文化”为特征的西方社会中，人一旦察觉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道德焦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14］（P154）。多数美国公众并不否认罪行事实，更不讳言自身也是战争责任者之一。盖洛普测验机构对公众质疑判决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56%的人认为“战争罪行应由更多的人承担才公平”，因拒绝相信罪行真实性而质疑判决者仅占15%。［7］（P213）抹杀战争罪行的无赖之举可以在“耻感文化”主导下的日本社会找到生存空间，但却不适用于“罪感文化”主导下的美国社会。社会成员内在的道德焦虑，在两种文化模式下有着不同的解脱渠道，“羞恶之心”的消极发展，往往导致遮掩恶行的企图；“畏罪之心”的后果则表现为最大限度消解淡化罪行的努力。原本责任明确的个体战争罪行在扩散为“全民责任”后，实际上已经消于无形，美国公众通过接受“共犯”的身份认同而完成忏悔，但却无须为此承担任何战争责任，反战人士更是通过对战争的否定而求得了良心的安宁；约翰逊总统和军政要员被反战分子冠以“凶手”之名，但法律完全无法提供对其进行制裁的相应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凶手反而难以受到同罪行相称的惩罚。
公众反战行为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清算罪行，而在于体察战争带来的教训，以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谢汉写道：“国民应当探究战争罪行问题，洗涤民族的良心，正确处理世界第一强国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监禁和判决，但却需要唤起社会的清醒认识，认清这些行为的犯罪实质，使得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不致重蹈罪行。”［3］（P117）吉姆·尼尔森指出：美国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支配着反战话语，一场本来给越南民众带来无尽悲剧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却被戏剧性地定位为“美国噩梦”或“美国悲剧”。［15］（P5－6）民意认为越战是一场“错误的，不道德的战争”，原因在于美国人在付出生命财产和道德形象上的巨大代价后仍然无望取胜，“美国要么胜利，要么从越南撤出”才是多数人的真正诉求。［1］（P133）反战运动对战争性质的界定，首先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为准绳，其次才考虑到战争是否对他国主权和人民生命构成危害。反战运动既然不能从人类普遍公德与正义出发，诉诸法律正义，理清战争罪责，对后来者予以警示，那么也就不可能“认清犯罪实质”，更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美国人“重蹈罪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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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Dispersion and Reformation of Vietnam War Atrocities with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Focusing on My Lai Massacre in 1968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Naval Flying Academy, Huludao, Liaoning 125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merican military effort results in grave civilian casualties. My Lai Massacre, which took place in March 1968, is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a year later. Shocking as it is, the atrocity is well understood and highly tolerated. The charged chief offender meets consensus support out of various motives and from both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ill the sentence is eventually revoked.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narrative style of media and social cognitive mode, to some exten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ispersion and alleviation of culpability within American society, as well as a rather limited national inquiry into Vietnam War experiences.
Key Words: America; public opinion; My Lai Massac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