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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张墨去世已经10年了。挂在墙上照片里的母亲，依然那样慈祥地望着我们，宛如生前。十年生死两茫茫，在母亲离开的日子里，我从她的遗物中，从她珍藏的旧信中，知道了许多在她活着的时候并不知道的、也不曾关心过的往事，似乎重新认识了她。那些永远泯灭在流逝岁月中的事情，令我有许多说不出的愧悔。
母亲1949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到1978年退休，漫长的30年中一直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还记得母亲80寿辰那天，来给她祝寿的学生都已经是满头白发、年过花甲的老头老太太了。她的一位叫冯兰英的女学生，激动地对大家说：她来的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当司机听说她是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是去给老师祝寿的时候，感动地看着她的满头白发，说什么也不肯收她的车费。母亲从事的工作，不仅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而且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尊敬。我常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培养和铸就了母亲和学生们终生不渝的师生情感呢？
母亲教授时间最长的是北京一一零中学60届高中三班。从高一入学，到高三毕业，母亲一直是他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文革”以后，每年的教师节都有这个班的学生来看望母亲。特别是一些退休后又回到北京的学生，常常十几个人一起来给母亲祝贺节日，使我家的客厅几无立锥之地。
母亲和这个班的同学感情最深了。这个班的同学说，母亲就像老母鸡一样，把他们护卫在自己的羽翼下，从学习到生活，处处无微不至地关怀。一位姓傅的同学，家里生活困难，没钱在学校里就餐，无论冬夏，每天中午都要往返走十几里路回家去吃饭。夏天了，艳阳高照，还穿着一件由棉袄改成的黑色布衫来学校上课。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让班上的生活委员到傅同学家中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亲自为傅同学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当傅同学第一次从学校领了七元助学金时，才知道是母亲亲自为他办理的。正是有了这笔助学金，他才得以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还有一位姓吉的女同学，因为家中突发变故，生活陷入困窘之中。她家与我家仅有一楼之隔，母亲便经常带上一些蔬菜去探望吉母，还请吉母帮助我家洗一些衣服，然后付给她一些报酬，以帮助她渡过难关。多年后一次高三（3）班的同学来我家聚会，谈起往事，吉同学悄悄对我说，她当时就明白张老师的好心，怕直接给钱她母亲接受不了，才让她帮忙洗衣服的。张老师永远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
多年后，这些学生毕业了，工作了，母亲依然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着他们。女生徐日理从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在同仁医院当了一名眼科大夫。1986年院里组织医疗队去非洲几内亚援助医疗，徐同学名在其中。当时她的大孩子刚刚上学，小孩子还不满5岁，丈夫虽在国内上班，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她虽然把大孩子送到长沙哥哥家寄养，但跨出国门，身处他乡，仍然牵肠挂肚，不能放心。她写信向母亲倾诉了自己的不安和烦恼，母亲便写信劝说她从国家的荣誉出发，一定要完成这次光荣的援外任务。在徐同学援外的两年里，母亲每月给她写一封信，鼓励她，安慰她，这些被徐同学称为“精神食粮”的信件，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在母亲谆谆鼓励下，徐同学出色地完成了援外任务，不仅受到驻在国大使馆的嘉奖，还获得了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医疗队优秀队员的光荣称号。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教育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
母亲就是一个这样近乎完美的教师。她不仅教学认真，常常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文，而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长，引导学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高中生每学期都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我虽然不是高三（3）班的学生，但与他们同校同年级。记得我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在北京冷风机械厂都参加过劳动，还下乡去顺义农村深翻过土地，去通县参加过麦收。甚至在大拆城墙的年代，去阜成门城墙上搬运过城砖（据说运到农村去盖猪圈）。一次劳动中，瘦弱的徐日理同学力不从心，扭伤了脚踝，母亲亲自带她去医务室治疗，后又几次带她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去复查换药。从小缺少母爱的徐同学（5岁时母亲病逝）深受感动，便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将来想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从那以后，每逢下乡下厂劳动，母亲都让她担任卫生员，戴着红十字袖章，背着白色小药箱，为同学擦擦红药水、酒精什么的，培养她的兴趣。徐同学后来果然报考了医学院，成长为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出色的眼科专家。
临近高考报志愿时，班上一位姓贾的同学因为平时喜欢唱评戏，还参加过业余演出，便心血来潮要报戏曲学院。母亲找他谈心，说他文科好，嗓音好，劝他放弃戏曲学院，报考刚刚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贾同学听从了母亲的劝导，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成为辽宁台一位知名的播音员。贾同学说，多年后我才理解老师的苦心，那时的戏曲学院培养的大多是梨园子弟，外人能考中的概率很小。
母亲有时把他们班上一些写得好的作文带回家让我学习，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傅同学的作文。后来那位傅同学终因家境困难，急于参加工作，没有报考大学。但母亲几次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参加工作以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十几年间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后来成为《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执行副主编。退休后，他每年教师节都和在京的同学一起来看望母亲。一次，已然满头白发的他对我说：要不是当年母亲在班上念他的作文，还让他当语文课代表，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也许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
难能可贵的是，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高三（3）班的同学一直把母亲视为他们人生的导师，而母亲也一直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他们看望母亲的那种充满敬爱的深情目光，母亲看着他们的那种充满慈爱的慈祥目光，竟使我这个儿子心里多少有些嫉妒。
一位姓巩的男同学，出身高干家庭，家境比较优裕，学习又十分刻苦，是那种不甘落后、争强好胜的性格。但在“文革”后首次职称评定中却没有评上高级职称。他向母亲倾诉说，他上了7年科技大学，勤恳工作了20多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现在却名落孙山。人家出差可以坐软卧，他却只能坐硬席;人家出差可以住单间，他只能住多人间，心中十分不平衡。我在一旁听了也为他感到委屈。没想到母亲却说，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评职称肯定有难度。你还是要多想工作，多想贡献，不必太计较得失。那位同学虽然口头称是，但我心里觉得母亲有些不近人情，你起码应该安慰人家几句呀。想到自己出差时，母亲总是唠叨说：明俊呀，路途不远，能不坐卧铺就别坐卧铺了，能给国家省点钱就省点钱。心里觉得母亲过于正统，过于说教了。直到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各种捐款的票据：有支援灾区的、有献爱心的、有支援建希望小学的……每笔都在一二百元。钱虽不多，但想到母亲当时的退休金还不足一百元，还要负担我一个有残疾的妹妹，心里油然产生一阵感动，母亲那些教导我的话，都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她是那样教导我们的，她自己也是那样做的。母亲是一个表里如一、纯真脱俗的人。我久久凝视着那些票据，平时矮小瘦弱的母亲，突然在我心里高大起来，她不仅是一名完美的教师，更是一名品德高尚的人，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骄傲。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母亲1949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到1978年退休，漫长的30年中一直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还记得母亲80寿辰那天，来给她祝寿的学生都已经是满头白发、年过花甲的老头老太太了。她的一位叫冯兰英的女学生，激动地对大家说：她来的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当司机听说她是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是去给老师祝寿的时候，感动地看着她的满头白发，说什么也不肯收她的车费。母亲从事的工作，不仅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而且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尊敬。我常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培养和铸就了母亲和学生们终生不渝的师生情感呢？
母亲教授时间最长的是北京一一零中学60届高中三班。从高一入学，到高三毕业，母亲一直是他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文革”以后，每年的教师节都有这个班的学生来看望母亲。特别是一些退休后又回到北京的学生，常常十几个人一起来给母亲祝贺节日，使我家的客厅几无立锥之地。
母亲和这个班的同学感情最深了。这个班的同学说，母亲就像老母鸡一样，把他们护卫在自己的羽翼下，从学习到生活，处处无微不至地关怀。一位姓傅的同学，家里生活困难，没钱在学校里就餐，无论冬夏，每天中午都要往返走十几里路回家去吃饭。夏天了，艳阳高照，还穿着一件由棉袄改成的黑色布衫来学校上课。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让班上的生活委员到傅同学家中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亲自为傅同学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当傅同学第一次从学校领了七元助学金时，才知道是母亲亲自为他办理的。正是有了这笔助学金，他才得以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还有一位姓吉的女同学，因为家中突发变故，生活陷入困窘之中。她家与我家仅有一楼之隔，母亲便经常带上一些蔬菜去探望吉母，还请吉母帮助我家洗一些衣服，然后付给她一些报酬，以帮助她渡过难关。多年后一次高三（3）班的同学来我家聚会，谈起往事，吉同学悄悄对我说，她当时就明白张老师的好心，怕直接给钱她母亲接受不了，才让她帮忙洗衣服的。张老师永远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
多年后，这些学生毕业了，工作了，母亲依然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着他们。女生徐日理从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在同仁医院当了一名眼科大夫。1986年院里组织医疗队去非洲几内亚援助医疗，徐同学名在其中。当时她的大孩子刚刚上学，小孩子还不满5岁，丈夫虽在国内上班，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她虽然把大孩子送到长沙哥哥家寄养，但跨出国门，身处他乡，仍然牵肠挂肚，不能放心。她写信向母亲倾诉了自己的不安和烦恼，母亲便写信劝说她从国家的荣誉出发，一定要完成这次光荣的援外任务。在徐同学援外的两年里，母亲每月给她写一封信，鼓励她，安慰她，这些被徐同学称为“精神食粮”的信件，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在母亲谆谆鼓励下，徐同学出色地完成了援外任务，不仅受到驻在国大使馆的嘉奖，还获得了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中国援外医疗队优秀队员的光荣称号。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教育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
母亲就是一个这样近乎完美的教师。她不仅教学认真，常常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文，而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长，引导学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高中生每学期都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我虽然不是高三（3）班的学生，但与他们同校同年级。记得我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在北京冷风机械厂都参加过劳动，还下乡去顺义农村深翻过土地，去通县参加过麦收。甚至在大拆城墙的年代，去阜成门城墙上搬运过城砖（据说运到农村去盖猪圈）。一次劳动中，瘦弱的徐日理同学力不从心，扭伤了脚踝，母亲亲自带她去医务室治疗，后又几次带她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去复查换药。从小缺少母爱的徐同学（5岁时母亲病逝）深受感动，便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将来想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从那以后，每逢下乡下厂劳动，母亲都让她担任卫生员，戴着红十字袖章，背着白色小药箱，为同学擦擦红药水、酒精什么的，培养她的兴趣。徐同学后来果然报考了医学院，成长为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出色的眼科专家。
临近高考报志愿时，班上一位姓贾的同学因为平时喜欢唱评戏，还参加过业余演出，便心血来潮要报戏曲学院。母亲找他谈心，说他文科好，嗓音好，劝他放弃戏曲学院，报考刚刚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贾同学听从了母亲的劝导，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成为辽宁台一位知名的播音员。贾同学说，多年后我才理解老师的苦心，那时的戏曲学院培养的大多是梨园子弟，外人能考中的概率很小。
母亲有时把他们班上一些写得好的作文带回家让我学习，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傅同学的作文。后来那位傅同学终因家境困难，急于参加工作，没有报考大学。但母亲几次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参加工作以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十几年间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后来成为《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执行副主编。退休后，他每年教师节都和在京的同学一起来看望母亲。一次，已然满头白发的他对我说：要不是当年母亲在班上念他的作文，还让他当语文课代表，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也许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
难能可贵的是，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高三（3）班的同学一直把母亲视为他们人生的导师，而母亲也一直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他们看望母亲的那种充满敬爱的深情目光，母亲看着他们的那种充满慈爱的慈祥目光，竟使我这个儿子心里多少有些嫉妒。
一位姓巩的男同学，出身高干家庭，家境比较优裕，学习又十分刻苦，是那种不甘落后、争强好胜的性格。但在“文革”后首次职称评定中却没有评上高级职称。他向母亲倾诉说，他上了7年科技大学，勤恳工作了20多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现在却名落孙山。人家出差可以坐软卧，他却只能坐硬席;人家出差可以住单间，他只能住多人间，心中十分不平衡。我在一旁听了也为他感到委屈。没想到母亲却说，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评职称肯定有难度。你还是要多想工作，多想贡献，不必太计较得失。那位同学虽然口头称是，但我心里觉得母亲有些不近人情，你起码应该安慰人家几句呀。想到自己出差时，母亲总是唠叨说：明俊呀，路途不远，能不坐卧铺就别坐卧铺了，能给国家省点钱就省点钱。心里觉得母亲过于正统，过于说教了。直到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各种捐款的票据：有支援灾区的、有献爱心的、有支援建希望小学的……每笔都在一二百元。钱虽不多，但想到母亲当时的退休金还不足一百元，还要负担我一个有残疾的妹妹，心里油然产生一阵感动，母亲那些教导我的话，都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她是那样教导我们的，她自己也是那样做的。母亲是一个表里如一、纯真脱俗的人。我久久凝视着那些票据，平时矮小瘦弱的母亲，突然在我心里高大起来，她不仅是一名完美的教师，更是一名品德高尚的人，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骄傲。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