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位产量极高的作家，同时也是位受到深度研究的作家。他这位“凤凰城”里的“老先生”，以“乡下人”的身份营建“纸上湘西”，让《边城》成为文学史上永远而极具个性的风景。而这之中，他早期的军旅小说是他创作的起点。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的边地军人生活经历，是绝无仅有的。他进入军人日常生活的创作，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军旅小说创作之先河。这之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军旅小说才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和平时期，军人陷入琐碎的日常生活，因为平和平淡而找不到体现军人价值的坐标，那么力图从军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中寻找新的文学图景，属正常的文学诉求。可身处战争时期的沈从文为什么会以军旅日常生活作为自己创作首选的呢？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有关沈从文军旅小说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沈从文早期创作将目光锁定军旅题材，缘于他出生于军旅世家、近现代社会尚武精神和游侠精神的浓烈以及他有着长达6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其作品疏离战争或战场，一味志趣于军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都解读为他在军中是担任司书、机要收发员和司令官书记等闲职，缺乏真正的战场生活。应当承认，以上所述，的确指涉了沈从文早期创作的原动力。然而，我们似乎还有进一步探究的深度和可能。
　　作家的初期创作，大多数会撷取生命体验中最为深刻的那部分，这其中，童年的苦难记忆、成长期的心灵风景和现实生活的激烈撞击，最易勃发作家的创作冲动。走近沈从文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在创作之初，6年的军旅生活当是他的生命重镇。他的童年生活，并非太多的苦难，缺少唤醒记忆的强劲支点。浸润童年的文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思考，他尚未能触摸。而初到北平，人生地不熟，他有心绪却无太多的生活经历。以此相比，军旅生活极有可能成为他开始创作最可进入的生活现场。当然仅有此，是不够的。沈从文14岁便入行伍，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兵。在他从军的16岁到20岁这一年龄段，正是人生最为奇妙的成长期。短篇小说《卒伍》就是沈从文离家从军的自传，平实地叙述着“我”出家门进营门的生活细节。参军，本是最为关键的细节，却被作者最大限度地弱化，重墨铺陈的是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是父母对于出远门孩子的担心与叮嘱。对于一个军旅世家，当兵是件不陌生的事；对于处处是兵营的湘西，“我”入伍后的兵营离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的成长迎来的环境是全新的，心理距离又是遥远的。所以，参军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从此要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去独自面对人生。如果说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兵营之中，那么他穿上军装，才真正在军旅生活中成长。毕竟，生活其中与零距离的自身体验，是不尽相同的。与其说是他进入了军旅生活，还不如说是军旅生活主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在这时段，他由军营的旁观者转化为亲历者。之于他而言，生命进入自觉期，外在的一切与他的心灵在撞击。在对接、在相抵、在相融，与社会与世界的对话是稚嫩的又是深刻的。或许，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生命中并没有童年生活那样具有强大的内驱力，但在他的记忆库里是最为鲜活的，是他在创作之初最为明晰的生活经历，心灵稍加搅动，便能迅捷活泛。可以想象出，当身处异乡的沈从文坐在书桌前铺开稿纸，首先想到的是故乡，军旅生活又是有关故乡记忆最强的音符。十分的熟悉，又在空间上相距甚远，可以舒展一定的想象力，自然也就成为写作最易用的资源。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写道：“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而他从军后，虽说不是战斗士兵，但也参与了清乡剿匪、后方留守和援川作战等军事活动。也就是说，如果正面描写战争，抑或状写战斗场景，沈从文当不缺第一现场的创作素材。可偏偏舍弃了这些，专注于军营里的日常生活，更为准确地说，是尽可能剔除了战争元素，只抒写日常生活中的军人。《逃的前一天》写的是兵们的嬉戏揪打，书记官吃烟喝茶，众人的逛街购物，如果不是点明他们是一群兵，那几乎与正常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占领》《传事兵》似乎就是青年人的浪漫生活集锦，吹号、放马、炖狗肉、钓蛤蟆，既是浓郁的生活，又是开心的游戏。而在《我的教育》中，更是将此生活演绎到极致，就连捉逃兵、审罪犯和屠杀这样的军事行动，也轻巧地抒写为生活情趣。应当说，作品取名《我的教育》是有意蕴的，是暗示着“我”军旅生活的主体，或者军旅生活之于“我”成长的滋养特质。
　　处于成长期的少年，其实是迷茫的，浑浊的，对于社会的理解是自我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感性左右着生活，不可能对于战争有着多么深邃的理解，无法上升到某种高度。这时候的沈从文是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半大孩子，只有那样陌生的新鲜的生活，才会冲击他的心灵，在他的记忆中扎根。战争的丑陋、战斗的惨烈，固然会对人产生强刺激，可这些原本就是沈从文从小到大的生活常态。在这一点上，入伍前后，对他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从军，其实是让他过早地进入了成人化的生活，这在他的成长中是一大跃升。心灵尚未完全开化，身体与心理都只在成熟的初期，那么对生活人认识还多半处于就是打闹玩耍的阶段。对于身边的人和事，他没有过多的辨识能力，有的是目光的触及和直观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军营生活更多的是不加粉饰的自然呈现，而这种创作态度，恰恰为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与生存的真实状态。《哨兵》中对于黑夜和臆想的神秘力量的恐惧，写的是别人，也是沈从文值勤上哨时的心理状态。《会明》中的火夫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兵，做着与军人无太大干系的烧水做饭之类的杂务，但有着极强的生活质感，表达了人生的质朴、美好的人格力量和饱满的信仰。《连长》讲述了一个青年军人与寡妇热烈而无功利化的爱情。连长与驻地的青年寡妇产生了爱情，先是每天早晚与之相会，后来索性搬出兵营住进了寡妇家。在这里，所谓的军人只是一身军装，连长回到了平凡的人。“在把一种温柔女性的浓情作面网，天下的罪人，没有能够自夸说是可以陷落在这网中以后容易逃遁。学成了神仙能腾云驾雾飞空来去自如的久米仙人，为一眼望到妇女的白胫也失了他的法术，何况我们凡人秉承了爱欲的丰富遗产，怎么能说某一类人便不会为这事情所缚缠？在把身子去殉情恋的道路上徘徊的人，其所有缠缚纠纷的苦闷，其实是没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皇帝同一个兵士地位的不同，是相差到几乎用手可以摸得出，但一到恋着一个人，在与女人为缘的应有心灵上的磨难，兵士所有的苦闷的量与皇帝可并不两样。一个状元同一个村塾师也不会不同。一个得文学博士的人同一个杂货店徒弟也总只会有一种头痛。因此在连长的身份上，就不必怎样去加以此时那尽量饮酒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了。”这样的爱情行为和爱情观，可以说在成长期的男女中间，比比皆是。连长的爱情举动，又是处于成长期的沈从文从未领略过的。而当这一切成为过去时，如此勇敢的爱，相信又是沈从文可望而不可求的。
　　是的，沈从文的军旅小说抵近军人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军人首先是人的人本创作。他是在诉说独特的成长风景，一个少年的成长，一群军人作为人的成长，展现的是人性的自由度和丰富性。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是先锋的。而他之后直到当下，我们的军旅作家不要说有所突破，就连与沈从文同行都没有做到，最多还处于突围态势。
　　沈从文的军旅小说还有一个鲜明个性，那就是写出了军人的可爱，写出了他们的真情与美好。在他那个兵灾横行，兵匪混杂的年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从现实中学习》一文中，沈从文写道“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堪回首的痛苦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可见，他遭遇过太多的军中丑恶，战火中的生灵涂炭，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在沈从文看来，“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是的，普通士兵都是百姓出身，他的许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是军中人，他们都是纯朴善良之人，即使在军中做了些恶事，那也是军官们所逼迫，或因军纪所约束。
　　或许，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离开兵营后，沈从文就离开了湘西北上至北平。初到新地，孤独是避免不了的。在如此心境下创作，让心灵回到故乡，剥离那些不快之事，以美好温暖的回忆寻求慰藉，是自然而然的事。越是苦难的，很可能书写出的越是美好。他真正进入苦难内部体验，在努力寻求被苦难重压淹没时的出路。他怀揣乐观和积极之心之情在苦难中寻觅诗意，让我们在苦难的肆虐之下，感受到一丝因希望带来的暖意。他以纤细、温暖去发现和抒写被苦难挤压下的人性之美、人心之善和生命、情感的力量，以此显现人生之美，给予我们与苦难斗争的力量和希冀。他如此的解读苦难并思考出路的方式，具有哲学的意味。他的作品，也因此生长出不可小觑的力量。似乎正因为如此，沈从文的创作一直这样走下去了，这才有了田园牧歌式的《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