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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女性毫无权益可以保障。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并且女性的境况大大好转,而AMC的系列剧《广告狂人》将我们带回了遥远的年代,当时每个人都会在办公室内抽烟,甚至会在飞机上抽烟。对此,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已经熟悉并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环境、道德和行为标准。种族、性别、性取向……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已经改观。对于上述种种现象,你大可以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并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许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也许时机不对,也许只不过是因为需要诸如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著名作家贝蒂·弗瑞丹或者同性恋维权人士哈维·米尔克之类的人作为指引。在任何情景下,“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的答案都是“他们以前确实这样做了,但现在不了”。
我发现,同样非常有趣的是预测未来,并猜测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所做的哪些事情会被我们的子孙辈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这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就像在电视剧《广告狂人》中,于20世纪60年代情景下抽烟一样,很难想象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是机器人驾驶的汽车会促使我们的子孙辈询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难怪会有那么多人死亡。”也许上大学会排在未来不可思议事情的榜首,“四年时间,花费20万美元进行聚会——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些,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也能理解,但他们会重塑自己的世界,并反过来形成重塑世界的道德标准。
对全球范围内的中央银行来说,探索和发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都希望重新激活自己的经济体,并且不会出现类似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如果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能够把控,她肯定希望实现2%至3%的真实经济增速,并避免未来物价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能够如愿,他可能早就攻击了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及其在货币和财政方面的紧缩政策;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可能希望坚持目前的政策立场。哎,这些决策者们啊,也许刚刚过去的五年只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童话故事。
但是,全球每个中央银行的行长都是试图在实现一个相同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更多的债务解决一场债务危机。这一点能做到吗?几年之前,我曾经提到,这种不合乎常理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需要提醒的是:1.初始状况不能过于繁琐;2.货币及财政政策必须进行协调,并产生可接受的结构性增速;3.私人投资者必须持续参与相关市场所营造出来的资本市场繁荣。
接下来,我将依次阐释这三个先决条件。
首先是初始状况,我是指可能威胁成功激活旧常态经济名义增速的现有结构性问题。当然,一个国家目前债务与GDP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功的几率。例如,很难想象日本能够仅仅通过创造更多债务并且购买全部或者更多新增和当前债务的方法而走出债务泥潭。同样地,希腊(已经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结构重构问题)以及邻近的欧元区国家也是在债务与GDP之比远远高于80%之后才开始疗伤过程。此外,在2009年初,我在“新常态”理论中还提到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初始状况——结构性问题,包括老龄化、科学技术/人员与机器之间的替代作用,以及全球化的持续逆转,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经济学家兼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拉里·萨默斯将这种现象称为“长期停滞”,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描述“新常态”及其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利影响的另外一种方式。
其次,货币及财政政策必须并肩作战,即必须对实体经济产生刺激而不是反刺激。例如,对于欧元区来说,实行类似于德国均衡预算的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又实施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就显得毫无意义。对于日本中央银行也同样如此,该行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刺激;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实际上,美国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因为在过去五年间,美国的预算赤字再平衡上限从10%下调至3%。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很少关注公共投资及基础设施支出,几乎所有时间都是使用货币政策,其中大部分是对资本市场有利,而不是对实体经济,当前债务的创造并不是为了提升经济的真实增速及解决债务危机,而是被公司用于回购股票,并拉大富人与中产阶级之间不断扩大的失衡。
最后,让私人投资者继续在金融市场之中“游戏”,即使他们嗅到了这种金字塔方案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除了这个,他们能做什么”一直并且仍将是一种常识性约束。就安全边际来说,负利率或者人为较低的利差,或者基于历史较高的收益率而不断飙升的市盈率存在其他替代方案。而且,即使投资者必须购买某种东西,他们也并不是必须在其所在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购买。如果3年期德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为-0.05%,那么为什么不购买收益率为12.5%的3年期巴西政府债券呢?目前,收益率为负的德国债券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但是投资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通过人为压低收益率而创造更多的债务会导致货币战争以及汇率波动,这会扭曲全球的经济体系。如果较高的波动率扭曲了市场波动的历史水平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通过创造更多的债务而解决债务危机不能治愈全球经济体的疾病。
当然,经济理论表明,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将逐渐并不可避免地不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和真实经济增速,而是会产生更多的储蓄,以满足未来的负债,例如教育、健康护理以及最终退休的费用。如果一个家庭在上述费用方面需要25万美元,那么与3%的收益率相比,投资于收益率为1.5%的5年期国债更为困难。
下面我将回答之前的问题:“可以通过更多的债务解决债务危机吗?”在我的有生之年,恐怕都很难见到经济重回常态了,我怀疑未来的一代会质询当前的决策者同样的问题,这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质疑在公共场所抽烟或者歧视同性恋者以及曾经看起来是错误的事情一样。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首先,决策者怎么可以允许创造如此之多的债务;其次,怎么可以不对其自身的系统进行相应的监管?他们怎么可以认为,印刷货币和债务创造会创造财富,而不是仅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财政当局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并且试图平衡预算,而不是以较低的利率借款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创新?
市场已经达到了低回报并不断消除流动性的时点,投资者可能希望开始进行获利了结:提高资产质量、下调久期,并至少为由中央银行人为压低收益率生效而导致的资产停止升值做好准备。
我发现,同样非常有趣的是预测未来,并猜测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所做的哪些事情会被我们的子孙辈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这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就像在电视剧《广告狂人》中,于20世纪60年代情景下抽烟一样,很难想象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是机器人驾驶的汽车会促使我们的子孙辈询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难怪会有那么多人死亡。”也许上大学会排在未来不可思议事情的榜首,“四年时间,花费20万美元进行聚会——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些,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也能理解,但他们会重塑自己的世界,并反过来形成重塑世界的道德标准。
对全球范围内的中央银行来说,探索和发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都希望重新激活自己的经济体,并且不会出现类似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如果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能够把控,她肯定希望实现2%至3%的真实经济增速,并避免未来物价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能够如愿,他可能早就攻击了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及其在货币和财政方面的紧缩政策;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可能希望坚持目前的政策立场。哎,这些决策者们啊,也许刚刚过去的五年只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童话故事。
但是,全球每个中央银行的行长都是试图在实现一个相同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更多的债务解决一场债务危机。这一点能做到吗?几年之前,我曾经提到,这种不合乎常理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需要提醒的是:1.初始状况不能过于繁琐;2.货币及财政政策必须进行协调,并产生可接受的结构性增速;3.私人投资者必须持续参与相关市场所营造出来的资本市场繁荣。
接下来,我将依次阐释这三个先决条件。
首先是初始状况,我是指可能威胁成功激活旧常态经济名义增速的现有结构性问题。当然,一个国家目前债务与GDP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功的几率。例如,很难想象日本能够仅仅通过创造更多债务并且购买全部或者更多新增和当前债务的方法而走出债务泥潭。同样地,希腊(已经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结构重构问题)以及邻近的欧元区国家也是在债务与GDP之比远远高于80%之后才开始疗伤过程。此外,在2009年初,我在“新常态”理论中还提到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初始状况——结构性问题,包括老龄化、科学技术/人员与机器之间的替代作用,以及全球化的持续逆转,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经济学家兼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拉里·萨默斯将这种现象称为“长期停滞”,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描述“新常态”及其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利影响的另外一种方式。
其次,货币及财政政策必须并肩作战,即必须对实体经济产生刺激而不是反刺激。例如,对于欧元区来说,实行类似于德国均衡预算的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又实施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就显得毫无意义。对于日本中央银行也同样如此,该行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刺激;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实际上,美国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因为在过去五年间,美国的预算赤字再平衡上限从10%下调至3%。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很少关注公共投资及基础设施支出,几乎所有时间都是使用货币政策,其中大部分是对资本市场有利,而不是对实体经济,当前债务的创造并不是为了提升经济的真实增速及解决债务危机,而是被公司用于回购股票,并拉大富人与中产阶级之间不断扩大的失衡。
最后,让私人投资者继续在金融市场之中“游戏”,即使他们嗅到了这种金字塔方案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除了这个,他们能做什么”一直并且仍将是一种常识性约束。就安全边际来说,负利率或者人为较低的利差,或者基于历史较高的收益率而不断飙升的市盈率存在其他替代方案。而且,即使投资者必须购买某种东西,他们也并不是必须在其所在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购买。如果3年期德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为-0.05%,那么为什么不购买收益率为12.5%的3年期巴西政府债券呢?目前,收益率为负的德国债券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但是投资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通过人为压低收益率而创造更多的债务会导致货币战争以及汇率波动,这会扭曲全球的经济体系。如果较高的波动率扭曲了市场波动的历史水平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通过创造更多的债务而解决债务危机不能治愈全球经济体的疾病。
当然,经济理论表明,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将逐渐并不可避免地不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和真实经济增速,而是会产生更多的储蓄,以满足未来的负债,例如教育、健康护理以及最终退休的费用。如果一个家庭在上述费用方面需要25万美元,那么与3%的收益率相比,投资于收益率为1.5%的5年期国债更为困难。
下面我将回答之前的问题:“可以通过更多的债务解决债务危机吗?”在我的有生之年,恐怕都很难见到经济重回常态了,我怀疑未来的一代会质询当前的决策者同样的问题,这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质疑在公共场所抽烟或者歧视同性恋者以及曾经看起来是错误的事情一样。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首先,决策者怎么可以允许创造如此之多的债务;其次,怎么可以不对其自身的系统进行相应的监管?他们怎么可以认为,印刷货币和债务创造会创造财富,而不是仅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财政当局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并且试图平衡预算,而不是以较低的利率借款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创新?
市场已经达到了低回报并不断消除流动性的时点,投资者可能希望开始进行获利了结:提高资产质量、下调久期,并至少为由中央银行人为压低收益率生效而导致的资产停止升值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