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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我们从编辑、发行人的精神境界着手去细品现代出版人的时候，会发现还有很多缺陷，有些方面甚至可能还没有起步，比如全行业对官本位思想危害的习焉不察，甚至在普遍的图书发行、销售体系中没有着意的制度设计，有的人甚至以为体制改革就是让图书出版业赚钱，但坚冰的熔化就是在一丝一丝春风的吹拂下悄然进行的，希望就在眼前！
中国出版业，积多年非市场化、半市场化的运行进程，全行业遗留着浓厚的非市场化特征，这些都极大地阻碍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步伐。然而，无论是学界还是出版人自身，都对这种非市场化的影响研究和关注极其不够，更谈不上出版人自身的反省。
编辑的精神境界
现代出版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笔者以为，独立自主、理性创新才是当代中国出版人的精神风貌。一个独立自主、理性创新的时代品格，意味着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知识本身形成了自我传承的内在衍生机制，它本身就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所有动力都自于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思想目标——传播文明、创新思想，而这非得具有独立、自主、理性、创新这样精神品格不可，这是被中外文化发展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而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图书扉页上除主编、副主编、参编者等一大堆的人名之外，还有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有的图书还居然设有顾问委员会，自然也就有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顾问委员。一本不足200页的图书，印上人名竟然有几十个。当然，这些大名有的是某个学科、专业的权威，有的担任声名显赫的要职，总之都是按照官职大小、社会地位高低的名次排列。有时遇到官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无法安排名次时，还会想出一个“主审”、“副主审”的名头，至于这些显赫的名字，是否对本系列丛书、某本书、某一章有过贡献，只有天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中国图书出版界这种叠床架屋的主编、编委会、顾问“丛生”现象，堪称世界出版的“奇观”。没有哪一个国家出版界有这么多主编，这么多编委会，需要有这么多顾问！
大部分编辑出版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与出版人没有形成独立的精神品格相关。其实，图书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完全依赖个体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积淀，与外在具有的官职大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无关。而一本图书的生命力所依赖的根本是图书本身所具有思想、精神价值，其他外在因素起不到决定作用。
笔者在200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前夕，有幸见到两个年轻的80后出版人。他们就在一个居民楼里办公，一番交谈之后，在逼仄的居民楼办公的两个年轻人形象，在我眼中顿时高大起来。他们选择图书作者，从来都不是看头衔，而是到各大网站博客上去浏览，通常阅读了一百个甚至更多作者的博客之后，会发现两到三个中意的，然后签约、下定金。这些作者有的是中学教员，有的是医生，有的甚至是偏远县城的小职员。图书写作有时是命题作文，有时原创加命题兼而有之。但总之经过他们包装推出的图书，差不多都在排行榜前十名以内，而且一年之内印量均在5万以上。
这两个年轻人虽身在居民楼里办公，但正在进行着与国字头的部委出版社完全不一样的出版实践，不唯作者的身份、地位、权势，仅凭作者的思想、写作风格以及图书内容本身就确定是否值得投资、编辑、发行、传播。这才是真正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立、自主、理性、创新的特性！
发行的文化境界
按照现代出版产业链分工，发行承担着图书产品实现利润回报的最重要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出版业的最早改革就是直接从发行这一环节开始的。先是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到后来出版社自办发行，再到民营发行大军的介入，与国营新华书店形成分庭抗礼的 “二渠道”。同样，发行界已经成为具备多家上市公司为主体，并具备影响图书编辑出版上游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出版力量。
但是，图书发行仅仅是卖书吗？发行人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境界？
如今，大部分出版社的发行员工都要求是大学毕业，甚至是专业学习图书发行的，按理完全能胜任图书推广工作。但往往发行部门会安排编辑部门的人出差各地配合图书宣传工作，如此安排往往有三个考虑：一是出版社产品线非常长，发行部门虽然也安排产品培训，但并非是每本书都像编辑那样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一般发行部门只做具体的组织工作；二是为哪个编辑部门安排推广会议，会议推广费就要分担一半；第三，教材图书推广会一般和下一步教材编写或者学术图书出版、文章刊发等勾连在一起，而涉及这些发行部门的人是无法参与的。
由此联系到目前大部分出版社发行部门的行政设置，大都是业务经理、大区主管、发行部主任再到主管发行的社级领导，一层一层地上来，当然也有分省、地区设立独立法人公司的，但总之是把图书发行当作一个纯粹的生意在经营。
这样设置固然没有错，但是否应该反省一下：图书发行人的培养如果与啤酒、化妆品的销售设置一样，如何体现图书发行人的知识与思想传播的本质呢？毫无疑问发行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而不仅仅是获得金钱，金钱利益的追逐不应是图书发行人的唯一目的。就像那个已经做若干年发行工作的同事一样，如果不再经过深入的行业提升，就会成为一个惯于与书店、书商打交道，精于在推杯换盏之间讨要书款、算计批销折扣的商人，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学术等精神产品有造诣的文化人。一个时代独立、理性的文化品格即意味着拥有大量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势力，包括金钱诱惑而迷失自己本身目标的文化人，知识人。这些文化人、知识人不仅仅是编辑，更包括图书发行人。
好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出版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般采取轮换制：即一个优秀的发行经理，往往在做几年发行后去轮换到编辑部门，这样的人往往成为市场意识最强的出版人。但这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出版人培养目标上，都应该更上一层楼，传播一种思想，塑造一个时代。
出版人的精神之源
现代出版人，从哪里吸收营养，从而塑造21世纪中国出版人独立、自由、理性、创新的精神境界呢？
中国几千年的图书历史中孕育着无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道德伦理观念。比如那些视金钱、财富如浮云，而坚持麋田刻书、立言不朽的图书价值观，把图书的传播与人生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漫长的图书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著述观、图书价值观、图书历史观。它们约束、规范甚至塑造着参与图书著述、编撰、刊刻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人们的行为、心灵和情操。因为它作用于人的内心，并能够使人自觉遵从，不仅比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等刚性制约更有力量，更具有恒久性，而且构成一个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特质。因此我们强调出版人的精神境界，其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出版业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更应该复兴悠久的历史中那些丰富心灵的一系列传统，汲取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精髓，获得图书出版源源不绝的文化动力，进而塑造出独立、理性、创新、自足的现代文化品格。
可喜的是，中国出版界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极为有价值的出版实践。比如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因为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加上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形成和稳定以大学教师队伍为核心的职业知识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据笔者的初步调查，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作者队伍的来源上，本校教师与外来作者之比大约为7：3，即以所属大学为主的作者队伍构成，兼顾其他大学或社会专业机构作者，大体上形成了以我国高校教师正、副教授和中级讲师为核心，再辅之少量专业科研机构的作者群体；在出版物的构成上，学术与教材出版相互支撑，教材与学术之比为6：4，个别为7：3，教材利润补贴学术出版，形成良性互补。而愈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学出版社，反哺主办大学的比例愈高，有些大学甚至以大学出版社为一个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
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文化实践，体现的是大学出版社步入现代企业之后文化利润最为合理的走向，同时也是大学职业出版人对知识出版的自觉追求。它与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暴发户取得第一桶金之后，所产生的夸耀性消费、沉迷于赌博、嫖娼等精神萎靡有着天壤之别。最为重要的是，大学教师队伍通过大学出版社这个知识商业化的中介环节，获得了初步受益。优厚的经济基础能够做到学以自养的同时，为实现更为远大的学术理想创造了经济基础，还会促使这个群体获得健全的学术品格和知识伦理的形成和塑造。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于，这个群体的受益不是来自于知识之外的政府补贴或者其他资本的赞助，而是来自于知识群体知识本身的再生产过程，通过知识的生产获得收益，实现了学以自养的根本目标，这是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稳定和我国现代出版企业发展最为稳定的基石。
总之，当我们从编辑、发行人的精神境界着手去细品现代出版人的时候，会发现还有很多缺陷，有些方面甚至可能还没有起步，比如全行业对官本位思想危害的习焉不察，甚至在普遍的图书发行、销售体系中没有着意的制度设计，有的人甚至以为体制改革就是让图书出版业赚钱，但坚冰的融化就是在一丝一丝春风的吹拂下悄然进行的，希望就在眼前！
（作者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国出版业，积多年非市场化、半市场化的运行进程，全行业遗留着浓厚的非市场化特征，这些都极大地阻碍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步伐。然而，无论是学界还是出版人自身，都对这种非市场化的影响研究和关注极其不够，更谈不上出版人自身的反省。
编辑的精神境界
现代出版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笔者以为，独立自主、理性创新才是当代中国出版人的精神风貌。一个独立自主、理性创新的时代品格，意味着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知识本身形成了自我传承的内在衍生机制，它本身就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所有动力都自于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思想目标——传播文明、创新思想，而这非得具有独立、自主、理性、创新这样精神品格不可，这是被中外文化发展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而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图书扉页上除主编、副主编、参编者等一大堆的人名之外，还有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有的图书还居然设有顾问委员会，自然也就有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顾问委员。一本不足200页的图书，印上人名竟然有几十个。当然，这些大名有的是某个学科、专业的权威，有的担任声名显赫的要职，总之都是按照官职大小、社会地位高低的名次排列。有时遇到官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无法安排名次时，还会想出一个“主审”、“副主审”的名头，至于这些显赫的名字，是否对本系列丛书、某本书、某一章有过贡献，只有天知道。可能笔者孤陋寡闻，中国图书出版界这种叠床架屋的主编、编委会、顾问“丛生”现象，堪称世界出版的“奇观”。没有哪一个国家出版界有这么多主编，这么多编委会，需要有这么多顾问！
大部分编辑出版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与出版人没有形成独立的精神品格相关。其实，图书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完全依赖个体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积淀，与外在具有的官职大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无关。而一本图书的生命力所依赖的根本是图书本身所具有思想、精神价值，其他外在因素起不到决定作用。
笔者在200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前夕，有幸见到两个年轻的80后出版人。他们就在一个居民楼里办公，一番交谈之后，在逼仄的居民楼办公的两个年轻人形象，在我眼中顿时高大起来。他们选择图书作者，从来都不是看头衔，而是到各大网站博客上去浏览，通常阅读了一百个甚至更多作者的博客之后，会发现两到三个中意的，然后签约、下定金。这些作者有的是中学教员，有的是医生，有的甚至是偏远县城的小职员。图书写作有时是命题作文，有时原创加命题兼而有之。但总之经过他们包装推出的图书，差不多都在排行榜前十名以内，而且一年之内印量均在5万以上。
这两个年轻人虽身在居民楼里办公，但正在进行着与国字头的部委出版社完全不一样的出版实践，不唯作者的身份、地位、权势，仅凭作者的思想、写作风格以及图书内容本身就确定是否值得投资、编辑、发行、传播。这才是真正体现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立、自主、理性、创新的特性！
发行的文化境界
按照现代出版产业链分工，发行承担着图书产品实现利润回报的最重要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出版业的最早改革就是直接从发行这一环节开始的。先是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到后来出版社自办发行，再到民营发行大军的介入，与国营新华书店形成分庭抗礼的 “二渠道”。同样，发行界已经成为具备多家上市公司为主体，并具备影响图书编辑出版上游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出版力量。
但是，图书发行仅仅是卖书吗？发行人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境界？
如今，大部分出版社的发行员工都要求是大学毕业，甚至是专业学习图书发行的，按理完全能胜任图书推广工作。但往往发行部门会安排编辑部门的人出差各地配合图书宣传工作，如此安排往往有三个考虑：一是出版社产品线非常长，发行部门虽然也安排产品培训，但并非是每本书都像编辑那样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一般发行部门只做具体的组织工作；二是为哪个编辑部门安排推广会议，会议推广费就要分担一半；第三，教材图书推广会一般和下一步教材编写或者学术图书出版、文章刊发等勾连在一起，而涉及这些发行部门的人是无法参与的。
由此联系到目前大部分出版社发行部门的行政设置，大都是业务经理、大区主管、发行部主任再到主管发行的社级领导，一层一层地上来，当然也有分省、地区设立独立法人公司的，但总之是把图书发行当作一个纯粹的生意在经营。
这样设置固然没有错，但是否应该反省一下：图书发行人的培养如果与啤酒、化妆品的销售设置一样，如何体现图书发行人的知识与思想传播的本质呢？毫无疑问发行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而不仅仅是获得金钱，金钱利益的追逐不应是图书发行人的唯一目的。就像那个已经做若干年发行工作的同事一样，如果不再经过深入的行业提升，就会成为一个惯于与书店、书商打交道，精于在推杯换盏之间讨要书款、算计批销折扣的商人，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学术等精神产品有造诣的文化人。一个时代独立、理性的文化品格即意味着拥有大量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势力，包括金钱诱惑而迷失自己本身目标的文化人，知识人。这些文化人、知识人不仅仅是编辑，更包括图书发行人。
好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出版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般采取轮换制：即一个优秀的发行经理，往往在做几年发行后去轮换到编辑部门，这样的人往往成为市场意识最强的出版人。但这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出版人培养目标上，都应该更上一层楼，传播一种思想，塑造一个时代。
出版人的精神之源
现代出版人，从哪里吸收营养，从而塑造21世纪中国出版人独立、自由、理性、创新的精神境界呢？
中国几千年的图书历史中孕育着无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道德伦理观念。比如那些视金钱、财富如浮云，而坚持麋田刻书、立言不朽的图书价值观，把图书的传播与人生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漫长的图书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著述观、图书价值观、图书历史观。它们约束、规范甚至塑造着参与图书著述、编撰、刊刻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人们的行为、心灵和情操。因为它作用于人的内心，并能够使人自觉遵从，不仅比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等刚性制约更有力量，更具有恒久性，而且构成一个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特质。因此我们强调出版人的精神境界，其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出版业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更应该复兴悠久的历史中那些丰富心灵的一系列传统，汲取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精髓，获得图书出版源源不绝的文化动力，进而塑造出独立、理性、创新、自足的现代文化品格。
可喜的是，中国出版界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极为有价值的出版实践。比如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因为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加上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形成和稳定以大学教师队伍为核心的职业知识群体，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据笔者的初步调查，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作者队伍的来源上，本校教师与外来作者之比大约为7：3，即以所属大学为主的作者队伍构成，兼顾其他大学或社会专业机构作者，大体上形成了以我国高校教师正、副教授和中级讲师为核心，再辅之少量专业科研机构的作者群体；在出版物的构成上，学术与教材出版相互支撑，教材与学术之比为6：4，个别为7：3，教材利润补贴学术出版，形成良性互补。而愈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学出版社，反哺主办大学的比例愈高，有些大学甚至以大学出版社为一个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
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文化实践，体现的是大学出版社步入现代企业之后文化利润最为合理的走向，同时也是大学职业出版人对知识出版的自觉追求。它与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暴发户取得第一桶金之后，所产生的夸耀性消费、沉迷于赌博、嫖娼等精神萎靡有着天壤之别。最为重要的是，大学教师队伍通过大学出版社这个知识商业化的中介环节，获得了初步受益。优厚的经济基础能够做到学以自养的同时，为实现更为远大的学术理想创造了经济基础，还会促使这个群体获得健全的学术品格和知识伦理的形成和塑造。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于，这个群体的受益不是来自于知识之外的政府补贴或者其他资本的赞助，而是来自于知识群体知识本身的再生产过程，通过知识的生产获得收益，实现了学以自养的根本目标，这是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稳定和我国现代出版企业发展最为稳定的基石。
总之，当我们从编辑、发行人的精神境界着手去细品现代出版人的时候，会发现还有很多缺陷，有些方面甚至可能还没有起步，比如全行业对官本位思想危害的习焉不察，甚至在普遍的图书发行、销售体系中没有着意的制度设计，有的人甚至以为体制改革就是让图书出版业赚钱，但坚冰的融化就是在一丝一丝春风的吹拂下悄然进行的，希望就在眼前！
（作者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