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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现在积极地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程。但是，这个贸易区中参差不齐的市场经济成熟度，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必然决定着CAFTA的进程曲折而艰难。
面对世界各国建设自由贸易区（FTA）的热情，日本著名的东亚经济专家、国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涂照彦提出了自己的怀疑：“FTA是否就是一种理想的世界自由市场，我现在还看不清楚。”
现在世界上的几大FTA已现雏形：如欧盟、北美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涂照彦说，建立FTA，就是联合区域内的力量以抗衡其他联盟。在本区域内形成一种特殊优惠，而对于区域外的国家，或者是进出口贸易量小的国家，却竖起坚实的壁垒。“像巴勒斯坦等国家，将来是不是就进入不了这一经济舞台？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不是会引发更加猖獗的恐怖活动?那么，一方面搞地区间的贸易合作，一方面却又要堤防恐怖活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事与愿违？”
一个错综复杂的贸易区
涂照彦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政府现在积极地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程。但是，这个贸易区中参差不齐的市场经济成熟度，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必然决定着CAFTA的进程曲折而艰难。”
最近中国、东盟之间关于货物贸易谈判出现的波折便恰好印证了涂照彦的判断。开始于2003年初、原定于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的货物贸易谈判在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一些变数，使谈判无法在预计时间内达成协议。截至目前，这项协议依然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去年早些时候，就有专家流露出些许担忧：“从时间上来看，时间紧任务重，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全部的货物贸易谈判，难度相当大。例如关于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的确定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涉及的产品面广，既要考虑原产地产品的界定，又要考虑到原产价值成分的计算。而对于一些敏感类产品的原产地界定情况就更为复杂。”
中国东盟问题专家许宁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导致货物贸易谈判不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来自东盟国家。他指出，出现“僵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盟的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大选，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为了能获取国内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人士的支持，纷纷打出保护本国产业的“政治牌”，最终导致中国和东盟在“一些敏感商品上的谈判”出现分歧。
涂照彦深谙其中之利益纠葛。他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欧盟国家尚且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到一起，何况，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如此等等不一。
涂照彦把日本这样的国家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观照中国和东盟各国。他认为，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是仅次于日本的早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涂照彦对“早熟”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市场经济就在外部力量的强大冲击下进入其中），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是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则是一个特殊的、交揉着早熟、半成熟和未成熟等多种经济程度为一体的国家。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贸易区中，彼此的发展水平决定着需求的相似性，互补性比较差。
“中国长久以来保持着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样的顺差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关系密切。现在，中国需要弥补对美国的顺差；同时东盟也需要顺差，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予东盟顺差，但是这种合作能维持多久？”
CAFTA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CAFTA最终将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改变？涂照彦认为，中国最终将会从现在吸引外资第一大国逐渐向投资国的方向转变。在2004年7月的世界华人大会上，许多华侨、华人也向中国传达了希望中国到对方去投资的愿望。
涂照彦认为中国未来将扮演投资国的角色。当中国发生这样的角色转换时，中国的各种政策将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中国成为了东盟的主要投资国，那么中国会考虑保护资金在对方国的安全问题，也会涉及到中国的相关人员在国外的安全和保障。今年发生在中东等地区的中国建筑工地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应该值得中国警惕，未来的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应该走在前面。”
涂照彦还提醒到，中国应该在CAFTA建设的过程中注意保持与多边合作的协调发展。如何在推进CAFTA的过程中兼顾发达国家的情绪，减少CAFTA与以外地区间的差别，如果FTA内的税收是从10%逐渐递减到0的话，那么地区外也应该一同降低。至少给发达国家一个信心。因为中国在技术、资金上还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封闭式的区域内优惠关税措施，实行类似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EPT）的逐年降税模式，将产品分为三类，即：第一，早期收获产品：中国与东盟通过谈判决定早期收获产品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对它们的减税速度原则上快于WTO承诺的降税速度；第二，敏感产品：所有成员国都有权提出本国敏感产品清单，即本国认为需要保护的产品，其税率在建成自贸区以前适用最惠国（MFN）税率；第三，一般产品：除了前两种以外的产品，对于税率较高的产品逐年降税的幅度要大一些。此外，配额外的农产品单独进行谈判。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也在加强多边贸易合作。但是继2003年9月中旬的坎昆会议宣告失败外，2004年初的会议再次无果而终。这使2001年11月多哈会议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继续在僵局中裹足不前。正是在多边贸易推动不易的情况下，各国才转而向双边及区域自贸区的达成加多一把劲。
涂照彦认为，中国目前在推进CAFTA的进程时对未来的风险没有很清晰的估算，缺乏步骤的详实和严谨性。
他建议，中国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在继续加大引进外资的同时，努力振兴本民族的工业资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三成的力量来自外资，其他的七成必须是依靠内资。长期希望依靠外资保持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依然保持着对外资的吸引，这段时间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力发展和振兴的有利时机。”
关于CAFTA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达成共识。
FTA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其实质内容是在参与成员之间相互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前，在WTO(包含GATT)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224个，绝大多数是在90年代出现的。
这一时期的FTA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FTA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CATTA即是广义范围的FTA，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CAFTA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专家小组还确定了在建立CAFTA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
面对世界各国建设自由贸易区（FTA）的热情，日本著名的东亚经济专家、国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涂照彦提出了自己的怀疑：“FTA是否就是一种理想的世界自由市场，我现在还看不清楚。”
现在世界上的几大FTA已现雏形：如欧盟、北美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涂照彦说，建立FTA，就是联合区域内的力量以抗衡其他联盟。在本区域内形成一种特殊优惠，而对于区域外的国家，或者是进出口贸易量小的国家，却竖起坚实的壁垒。“像巴勒斯坦等国家，将来是不是就进入不了这一经济舞台？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不是会引发更加猖獗的恐怖活动?那么，一方面搞地区间的贸易合作，一方面却又要堤防恐怖活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事与愿违？”
一个错综复杂的贸易区
涂照彦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政府现在积极地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程。但是，这个贸易区中参差不齐的市场经济成熟度，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必然决定着CAFTA的进程曲折而艰难。”
最近中国、东盟之间关于货物贸易谈判出现的波折便恰好印证了涂照彦的判断。开始于2003年初、原定于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的货物贸易谈判在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一些变数，使谈判无法在预计时间内达成协议。截至目前，这项协议依然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去年早些时候，就有专家流露出些许担忧：“从时间上来看，时间紧任务重，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全部的货物贸易谈判，难度相当大。例如关于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的确定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涉及的产品面广，既要考虑原产地产品的界定，又要考虑到原产价值成分的计算。而对于一些敏感类产品的原产地界定情况就更为复杂。”
中国东盟问题专家许宁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导致货物贸易谈判不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来自东盟国家。他指出，出现“僵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盟的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大选，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为了能获取国内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人士的支持，纷纷打出保护本国产业的“政治牌”，最终导致中国和东盟在“一些敏感商品上的谈判”出现分歧。
涂照彦深谙其中之利益纠葛。他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欧盟国家尚且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到一起，何况，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如此等等不一。
涂照彦把日本这样的国家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观照中国和东盟各国。他认为，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是仅次于日本的早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涂照彦对“早熟”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市场经济就在外部力量的强大冲击下进入其中），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是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则是一个特殊的、交揉着早熟、半成熟和未成熟等多种经济程度为一体的国家。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贸易区中，彼此的发展水平决定着需求的相似性，互补性比较差。
“中国长久以来保持着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样的顺差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关系密切。现在，中国需要弥补对美国的顺差；同时东盟也需要顺差，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予东盟顺差，但是这种合作能维持多久？”
CAFTA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CAFTA最终将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改变？涂照彦认为，中国最终将会从现在吸引外资第一大国逐渐向投资国的方向转变。在2004年7月的世界华人大会上，许多华侨、华人也向中国传达了希望中国到对方去投资的愿望。
涂照彦认为中国未来将扮演投资国的角色。当中国发生这样的角色转换时，中国的各种政策将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中国成为了东盟的主要投资国，那么中国会考虑保护资金在对方国的安全问题，也会涉及到中国的相关人员在国外的安全和保障。今年发生在中东等地区的中国建筑工地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应该值得中国警惕，未来的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应该走在前面。”
涂照彦还提醒到，中国应该在CAFTA建设的过程中注意保持与多边合作的协调发展。如何在推进CAFTA的过程中兼顾发达国家的情绪，减少CAFTA与以外地区间的差别，如果FTA内的税收是从10%逐渐递减到0的话，那么地区外也应该一同降低。至少给发达国家一个信心。因为中国在技术、资金上还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封闭式的区域内优惠关税措施，实行类似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EPT）的逐年降税模式，将产品分为三类，即：第一，早期收获产品：中国与东盟通过谈判决定早期收获产品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对它们的减税速度原则上快于WTO承诺的降税速度；第二，敏感产品：所有成员国都有权提出本国敏感产品清单，即本国认为需要保护的产品，其税率在建成自贸区以前适用最惠国（MFN）税率；第三，一般产品：除了前两种以外的产品，对于税率较高的产品逐年降税的幅度要大一些。此外，配额外的农产品单独进行谈判。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也在加强多边贸易合作。但是继2003年9月中旬的坎昆会议宣告失败外，2004年初的会议再次无果而终。这使2001年11月多哈会议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继续在僵局中裹足不前。正是在多边贸易推动不易的情况下，各国才转而向双边及区域自贸区的达成加多一把劲。
涂照彦认为，中国目前在推进CAFTA的进程时对未来的风险没有很清晰的估算，缺乏步骤的详实和严谨性。
他建议，中国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在继续加大引进外资的同时，努力振兴本民族的工业资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三成的力量来自外资，其他的七成必须是依靠内资。长期希望依靠外资保持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依然保持着对外资的吸引，这段时间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力发展和振兴的有利时机。”
关于CAFTA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达成共识。
FTA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其实质内容是在参与成员之间相互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前，在WTO(包含GATT)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224个，绝大多数是在90年代出现的。
这一时期的FTA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FTA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CATTA即是广义范围的FTA，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CAFTA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专家小组还确定了在建立CAFTA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