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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协所在的爱神花园，像过去大户人家的小姐，后来下嫁普通人家，身段儿和贵气还在，也学到了朴实。老式折衷主义的建筑，有着罗马立柱的门廊、气派的走道、盘旋而上的转角楼梯，让人联想起衣香鬓影的旧式舞会，但现在因地制宜，到处堆满了纸箱，以及落满浮灰的书和杂志——这也是一种折衷主义。金宇澄邀我在阳台上坐下，这里视野绝佳，蓝天在上，远处的屋顶晴光无价，眼前的花花草草以一种随机方式自然生长，播种的都是过路的飞鸟。另有一盆作物倒是人工载种，一大蓬密密麻麻的烟蒂倒插在花盆里，像巨大的仙人球。
没人在乎。这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落拓和好看，像极了文学。
最近《碗》、《方岛》、《轻寒》三本新书同时面市，对老金来说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淡然，毕竟这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八九十年代再版，只有《碗》是首次推出。2018年6月，《碗》的繁体字版率先面市，得了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
记忆没有保质期
虽然文学色彩强烈，但《碗》是不折不扣的非虚构。松嫩平原上，曾有一位名叫小英的女知青落井而亡。30年后，当年的上海知青们打算故地重游，才知道小英死前，曾经秘密回沪，产下一女。在电视台的镜头记录下，一位已经年届30的姑娘，要跟随50位阿姨爷叔一起，去东北嫩江，给陌生的母亲上一次坟。
老金是这50位阿姨爷叔中的一个。1968年，金宇澄和他哥哥一道去了东北。当时有两个可能的去处，一是东北，一是云南，“原来我想去云南，幸好还是没去，因为南方一年四季都要种地，所以肯定比东北更苦。”
几百个十六岁上下的少男少女到了东北——中苏边境的某大型农场，他们见到大片的麦子地，看不到头，开拖拉机都要开一整天。此刻下过大雨，麦地积水。城里孩子不懂农活，每人分到一把镰刀，却不知接下来怎么办。这时，连队干部打了电话，远方逐渐黄尘滚滚，来了五辆卡车，中间三辆载满了男人。三辆车开到这批上海孩子面前，停了下来，车上的人鱼贯而下，开始一个一个报数。
“当时我们一看，还以为下来了一群演员，衣服是乱穿的，有人夏天还穿着大皮袄，很多人也就三四十岁，脸是读书人的脸，手伸出来是老农民的手。我们都呆了，我们哪见过这阵势，边上武警架着枪，在田地的四角插上小红旗，趟水拉出警戒线，每个人十垄地分配完毕，就开始干活了，你可以想象，他们整体上就像一个无声的巨大的机器在水中往前推进。”后来金宇澄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囚犯，不久就全调走了，留下的一批都是刑满的，俗称“二劳改”。
这些人成分复杂，有右派老师和大学生、汪伪政权的官员，还有流氓——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红绿灯”，北京的“一跤震朝阳”等等，他们一直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作伴，教我们做农活。
“有位导演说，‘每个东西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我开始怀疑什么东西不会过期。’我想的大概是，死不会过期，鬼不会过期，回忆不会过期，纪录片不会过期。”老金在《碗》里这样写道。是的，纪录片不会过期，只会选择性上映。这趟以纪录片为目的的回溯往事之旅，最后留下的画面，只是金宇澄的书写，他传递了“为时间立传”的心绪、人与年代之间无法消弭的隔阂与伤害。
在现实的富矿面前浅尝辄止
作为资深的编辑和写作者，金宇澄对非虚构写作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在许多场合为非虚构鼓与呼，甚至格外留意非虚构题材和作者，像做媒一样希望把两头牵合在一起。某次听说苏州有个民营企业家采用封建文化的方式管理企业，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袁凌，试图说服对方前去卧底调查。
十多年前他在《南方周末》看到一个报道，念念不忘，认为是太好的一个非虚构巨著的题材。该报道提到沿海有一个小村子，那里的年轻人“劳务输出”到世界各地，老了落叶归根回到乡里，年轻一代又想方设法出去。村里总是只有老头老太，手头都是外币，生活很富有。不少外地年轻人来此开店，陪他们打牌，伺候这些老头老太，赚他们的钱。“我当时就想，我如果年轻，能听得懂这里的方言，我就住到这里来，听他们的故事：这些家族从清代就开始了，经历民国、解放……一代一代地漂洋过海，这里发生了多少传奇。“
几乎每次参加文学活动，老金都会提此事，几乎是吆喝。“我们的现状那么丰富，生活永远走在前面，虚构追不上非虚构，非虚构题材遍地是黄金，如果看过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作者该有这个野心啊，野心是好词，就是更高标准的真实感，你可以去那里，多多益善，一口吃个胖子，写大部头，耐心记录从清朝开始一代一代的家族漂流故事，从人蛇到渡海，写这个世界，写南美、巴西……”
据说还真有人受他鼓舞，去了传闻中的那个小村，在村里悄悄打电话，“金老师，我已经到了你说的那个地方了。“
村人对忽然出现的陌生面孔很警惕，反复盘问：“你从哪里来，到底干什么的？”陌生的卧底人，确实也看到了意想不到的细节。“村里每死一个老人，葬礼当天就有一辆押钞车开进来。因为这里的人太有钱了，每家参加葬礼都送个几万，当天这一大堆钱怎么处置？所以习惯是县里的银行开押钞车过来把钱运走。这种魔幻的现场，在家里怎么虚构得出来？非虚构的写作和发表条件极为艰难，要掉一层皮，因此我也理解，作者面对一个丰富的非虚构矿藏，容易稍稍挖一点浅层的东西就撤了。”金宇澄说。
有养料的传统值得一次次回溯
虽然老金信奉执着和勤奋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真实，只要下够功夫，占有足够丰富的资料，就能写出像样的非虚构，就像往圣诞树上挂东西那么简单。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写作，在本质上是不可教的，无论是生活还是大学，无法调教出写作天才。优秀写作者，可遇而不可求。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老编辑，金宇澄见证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历程。在老金的记忆里，1979年市面上解禁西方经典小说，仿佛一夜之间开的花，书店出现了通宵排队的情况。“之前是一片沙漠，底下暗流涌动。什么中外书都有，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包括黑格尔《小逻辑》……不管它可不可读，这边看了立刻传给那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书迷，电车卖票的、菜场小姑娘都看经典，别说这代人最没文化，他们对阅读曾经如饥似渴，有一种报复性的饥饿，就像走地鸡，不是农场大棚鸡，饥一顿饱一顿，吃到什么都特别香。”
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在这样的环境储备下爆发的。“西方经典大量印行，让我们接触到法国新小说、‘垮掉的一代’……当年有很多时间消化这些文字，氛围就是，全民重视文学。到1980年代末，这种文学热才逐渐式微。”金宇澄所在的《上海文学》发行量曾有百万册，阿城的《棋王》首发在《上海文学》，文学给曾经的饥饿读者过度吞咽，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和影视开始分散读者的兴趣，九零年代经济热潮起来，万元户替代了诗人作家，成为新社会的偶像和追求目标，人们的兴趣转化为对金钱的持久饥饿感，文学类杂志的发行量因此“断崖式下跌”。
1988年，金宇澄的小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也是这一年，他调入作协，任《上海文学》小说编辑，从小字辈一直干到杂志主编，成为杂志社最老的那一个。或许是编得太多，导致写得太少，难用裁判员思路当运动员。发现了好作者、编到好稿件，会让老金惊喜，但总的来说，编辑是一种平淡的工作，惊喜的几率并不那么高。“好的稿子，你不能一下子全发出来，还得积谷防饥。”每期杂志，每个杂志的编辑，都这样精打细算、肥瘦相间搭配，如同巧妇之炊。
先锋小说短暂的、实验性的爆发之后，中国文学留下很多可能的路径。“其实传统小说并没丧失它的生命力，就是都转移了，比如金庸的武侠，是分支到香港去了。五四运动把文言改为白话，实际就转为译文腔的白话，接受了大量外来名词，纳入到文学系统，是（对汉语）一个最大的影响。比如经历五四后残存一脉的鸳鸯蝴蝶派，明显的传统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到1950年代，这些老先生半文半白的饭就没得吃了，无法出版，只能在小剧团帮着弄旧戏本子。丁玲说过，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方式，应该判死刑。问题是传统文学其实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中文读者，仍然容易看得进去。当然，年轻人更习惯与西方嫁接的文学，确实现在可能连《红楼梦》都不喜欢了。但是我们看鲁迅那么反传统，他的文字充满传统的魅力，他基础教育还是传统文学的营养。这种营养一代比一代淡。因为是这样淡，所以我可以试试看，做得浓一点怎么样，自觉返回。”老金的经验是每隔一段时间依靠阅读，实现跟传统的链接，比如《金瓶梅》，比如《史记》，大量的笔记体小说。
“《史记》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充满现场感，传统中文简约生动，不大有议论，很少心理，与西方小说截然相反。老外都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了解世界作家的状态，出版那么多西方作品，似乎我们的内心准备上，总觉得西方比我们好，那你自己一直就是来不及的心情，就永远跟着人家走，永远在别人坐标里确定自己位置。”
不会画画的作家不是好编辑
除了文字思维，老金有“示意图”的偏好，青年时代在东北给上海朋友写信，会画几笔自己住房和使用的农具。南方人没见过北方大炕，为了让朋友搞清楚火炕的内部结构，他会在信里画详细的大炕剖面图。这种空间兴趣，常常溢出文字的表达，直至今日，只要记者问路，老金很乐意画方位路线图给对方。写《繁花》时，那种蛛丝和树根盘错的上海小弄堂文字，他觉得非要配示意图才看得明白。
画画是他从小的向往，没受过系统训练。小时候在上海住处附近，有个公园，能看到对面的东正教堂，经常看见有人拿着画板写生，画教堂的蓝色穹顶，让他好生羡慕。“我认识一位画油画的小青年，家在上海郊区，我去他家里玩。一个典型的江南大院，东西厢房，中间客厅里居然还挂着好大的祖先画像，穿着官服，很惊讶。正是秋天，一走进去，圆桌上一大瓶白色的菊花，旁边厢房是他画室，在一个很大的画架子上画画。”
老金始终记得那天的气息，“在一个无序的乱世里面，看到一个完全安静的所在。现在想起来都像一个神话。”
从《繁花》的涂鸦开始，老金一发不可收拾地画起来，钢笔、彩铅、丙烯，从各种媒材里找乐趣。“画画比写文章舒服，写作多纠结啊，画画非常安静，想好了画什么，以后的几个小时，你非常投入，非常享受。”
他的繪画，从最敏感的空间格局开始，往往是某条街道，或某个建筑、某个地理的所在，然后诡异地生长和纠缠：树长进了老洋房里;男孩的手伸进哥伦比亚海军俱乐部安放小船;《繁花》掀开一个角，里面跑出许许多多男女，边上有船，水缸似的，一小女孩在船边看着这些小人;沿街的老石库门房子里，许多马脑袋探了出来，像在等待什么故事发生;女人们端着椅子走向码头，而远处的巨鲸开始喷水……
这些奇情的意象，如同形象化的诗歌，在老金的笔下繁复铺陈。这意外的才华让很多人惊喜，包括他自己——李洱邀他为《应物兄》配图，外滩的版画工作室印物所把他的作品制成限量丝网版画，让他越发过瘾……而这些，似乎都可以视为小说《繁花》的隐喻，这位老编辑和老作家，在暮年到来之际突然杂花生树起来。
按照老金的说法，上帝仁慈，每个人的一生中，他都给三次机会，看能不能抓住。“我可能什么都没抓住，《繁花》是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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