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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的《9•11生死婚礼》三部曲让她声名鹊起，被学界和媒体誉为新浪漫主义文化代言人；之后，她潜心创作“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长篇；第一部《魔咒钢琴》推出后，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近日此书的英文版将隆重推出；紧接着第二部《香肠男高音》也即将面世。在如今一片商业文学的喧嚣中，她依然坚守只为灵魂写作，坚守纯文学这块神圣的领地。
文学之路
CBF《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我们知道，您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海外华人作家，出版过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您是如何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
贝拉：因少女时代随长辈多次走访文学大师巴金的家，聆听了巴金爷爷的诸多教诲，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日后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20岁的我，留学到日本后，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文学情结就只能埋藏起来，但它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每每感到孤独时，我会写一些心情日记；后来也写一些国外见闻，发表在国内的文学报刊上。这些文章此后结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东京夜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贾平凹在给我写的序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本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放在我随身的包里，仿佛让我看到了那一扇文学的大门正向我敞开……两年后我写了一本《一个旅日女人手记》，并在上海举办签售会，被《文汇读书周报》列入文艺类作品的畅销书排行榜第一。
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北美的《世界日报》、《明报》等陆续刊登了我的散文和小说连载，我也获得过一些奖项。美国《侨报》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连载了我的长篇小说《贝拉的神秘花园》。
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当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
在“9•11”时，我非常好的一位异性朋友在那场灾难中罹难了。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突如其来地消失了，我伤感不已，且让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与死，爱与信仰，感恩与忏悔等诸多宗教与哲学的命题。我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人生有梦，你不及早去实现，很可能就将成为永远的遗憾。生命的长度掌握在上帝手中，但我们却可以开拓生命的宽度，要珍惜生命中的一切——如果你真爱一个人，就与他在一起，如果你想去一个地方，今天就应当启程，想做的事情再不要等明天去做了。
“9•11”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约两年的时间，完成了《9•11生死婚礼》三部曲。
我要再一次地澄清，那三本书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是文学作品，不是自传；当时我为了达到悲情的渲染，为了打动人心，采用了以第一人称的娓娓叙述来切入整个故事，但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写着写着，真实的情感就渐渐地融入进去了，与书中的女主人公融为一体。呵呵，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动读者，首先得打动自己，我被感动了，最后是哭着写完了《9•11生死婚礼》的。以至于出版商都因为它写得太真实了，将它当作半自传体小说来宣传；甚至很多读者都来信安慰我，让我哭笑不得；但从文学的角度，如果你虚构的作品写得像真的一样，那么无疑你成功了；我将文学看得非常神圣，向文学缴付的是自己的真诚和灵魂。
《魔咒钢琴》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一本书，我在这本书上积淀甚多，不仅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走访了很多相关的地方和人物。
在听朋友介绍3万犹太人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经历，也听华尔街的朋友提及这段历史后，我就有冲动想把它写下来。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一些年代距离的，需要有更具跨度的时间让你去回望，才能表现得更充分和深刻。为此我搜集了大量资料素材，去了上海当年犹太人的定居点，走访了犹太人会馆，与许多见证过那段历史的老人促膝长谈，还到奥地利维也纳等地采访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及其后代。《魔咒钢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上海召开了学者研讨会，对作品评价很高。
目前，旅居好莱坞的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将它引荐给派拉蒙公司高级副总裁Teddy Zee，后者非常有兴趣投拍电影。而国内的英文版率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将在今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
精神信仰
CBF：您的文学之路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早期写实性的见闻到新浪漫主义，再到目前的纯文学。促成这一转型的过程是否主要源于您的经历？
贝拉：除了经历，还与我自己的思考有关。作家应当要有使命感，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文学作品都是纯商业化的，是很可怕也很危险的，文学始终是一种精神产品，作家应当用灵魂写作，而且在一个极端功利世俗的社会中，精神上的东西或者说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书被文学界认为是新浪漫主义，用超乎现实的、对于精神层面的浪漫追逐，唤醒更多人去追寻精神财富。
CBF：时下很多人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却精神空虚。您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关系如何看待？
贝拉：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财富最初可能带给你一些快乐，但毕竟有限。赚很多钱和出一本属于心灵的好书，我更宁愿选择后者，一本书带给我的快乐要远远多得多，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却需要财富去证明自己，那将是很可怜的。精神财富高于物质财富。我也希望用这种信仰去呼唤更多的人做有意义的事，在人生当中追求快乐的事情，包括爱情、亲情，而不是整个社会围着花花绿绿的钞票转，丢失了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要做精神上的贵族。对物质的追求应当适可而止，不加节制的物欲会让你过上奢侈糜烂的生活，让你丧失了自我。我不强求在对文学的追寻中我成功到哪一步，只要能够从中收获快乐和幸福，就有意义，也就足够了。
漂泊•爱情
CBF：您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行走者，是一段漂泊的轨迹。但旅途是辛劳的，常常也是孤独的，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前行的步履？您对于安定和归宿怎么理解？
贝拉：漂泊与我儿时的经历有关。我的父亲是军医，经常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我四五岁开始，每年我都跟随母亲一起探望父亲，火车的汽笛声和旅行的苍凉一直刻在我生命的印记中。一直以来，我的家就在路上，在变迁的世界中。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我每年都会有半年时间去全世界各地旅行。
漂泊是一种状态，而安定和归宿要看年龄段。在我年少时，世界是我的家，结婚后，家就是我的世界。由于我先生的事业在中国，所以嫁夫随夫，如今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海了，也是一个轮回吧，从上海出发，最终又回家了。在这里得稍微提一下，虽然我在文学上喜欢悲剧创作，但在现实生活里，我过得美满和幸福；我们真实的爱情故事非常美，他就是我命中注定要相守的人；记得当年在巴黎订婚，他为我精心选择了卡地亚三轮指环的钻戒，他对我说这是三生三世的婚约……
CBF：您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爱情的渴求，在您看来，什么是完美的爱情？
贝拉：简单的异性吸引和青春期荷尔蒙支配下的躁动，肯定不能称其为爱情，但人都是在恋爱中成长的，要经历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另一半。同时，也有能力和内涵用全部的精神，用灵与欲的高度结合去爱一个人，真正的爱情应当是完全超乎其他现实羁绊的。
CBF：您作品的另一特征是跨越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是否有冲突与共通之处？
贝拉：跨文化的东西有些是和谐共通的，爱可以跨越国界；但有些则是永远的冲突，民族的情感，甚至婚姻其实也是社会性的。
相较而言，我的书在西方获得认同可能要比国内容易得多。因为西方有慈善的文化，亦即一种博爱的情怀。西方人在生活中与其他人算得很清楚，比如吃饭时的AA制，似乎显得不如东方人近人情和大方豪气，但西方的那些教会每周日都会收到来自普通人的很多捐款。多年的海外生活，也让我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有着对人类的博爱情怀和对苦难的怜悯。但“与哀苦的人同哀是很容易的事情”，而要学会分享别人的快乐，却是很难的。
关于未来
CBF：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
贝拉：近几年我将继续创作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题材。第二本书《香肠男高音》已经写完了，过几个月即将出版。它说的是1938年，维也纳施特劳斯歌剧院一位男高音随3万犹太人漂流到上海的故事，他到了上海后在霍山路开了一间餐厅，就叫“香肠男高音”，很幽默的名字，香肠卖得很红火。历史和人物背景都是真实的，当然，小说中他与上海富家女的爱情悲剧是虚构的。作品着重反映出当时犹太人在食不果腹的情形下，依旧保持对音乐、对生命、对上帝的热望，充满了悲剧的力量。
接下来我还将写《G弦上的咏叹调》，说的是一个犹太商人带着一把祖传的价值连城的小提琴逃亡到上海的故事。犹太人系列小说都以抗战期间上海的历史作为背景。我对于上海的感觉比起外地人妥实而细微；对于犹太人的人文环境和宗教并不陌生，中西文化的背景也了解；此外，我是学音乐的，而音乐与爱情一样，都是没有国界的。上述元素的结合应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文学之路
CBF《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我们知道，您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海外华人作家，出版过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您是如何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
贝拉：因少女时代随长辈多次走访文学大师巴金的家，聆听了巴金爷爷的诸多教诲，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日后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20岁的我，留学到日本后，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文学情结就只能埋藏起来，但它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每每感到孤独时，我会写一些心情日记；后来也写一些国外见闻，发表在国内的文学报刊上。这些文章此后结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东京夜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贾平凹在给我写的序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本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放在我随身的包里，仿佛让我看到了那一扇文学的大门正向我敞开……两年后我写了一本《一个旅日女人手记》，并在上海举办签售会，被《文汇读书周报》列入文艺类作品的畅销书排行榜第一。
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北美的《世界日报》、《明报》等陆续刊登了我的散文和小说连载，我也获得过一些奖项。美国《侨报》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连载了我的长篇小说《贝拉的神秘花园》。
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当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
在“9•11”时，我非常好的一位异性朋友在那场灾难中罹难了。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突如其来地消失了，我伤感不已，且让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与死，爱与信仰，感恩与忏悔等诸多宗教与哲学的命题。我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人生有梦，你不及早去实现，很可能就将成为永远的遗憾。生命的长度掌握在上帝手中，但我们却可以开拓生命的宽度，要珍惜生命中的一切——如果你真爱一个人，就与他在一起，如果你想去一个地方，今天就应当启程，想做的事情再不要等明天去做了。
“9•11”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约两年的时间，完成了《9•11生死婚礼》三部曲。
我要再一次地澄清，那三本书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是文学作品，不是自传；当时我为了达到悲情的渲染，为了打动人心，采用了以第一人称的娓娓叙述来切入整个故事，但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写着写着，真实的情感就渐渐地融入进去了，与书中的女主人公融为一体。呵呵，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动读者，首先得打动自己，我被感动了，最后是哭着写完了《9•11生死婚礼》的。以至于出版商都因为它写得太真实了，将它当作半自传体小说来宣传；甚至很多读者都来信安慰我，让我哭笑不得；但从文学的角度，如果你虚构的作品写得像真的一样，那么无疑你成功了；我将文学看得非常神圣，向文学缴付的是自己的真诚和灵魂。
《魔咒钢琴》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一本书，我在这本书上积淀甚多，不仅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走访了很多相关的地方和人物。
在听朋友介绍3万犹太人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经历，也听华尔街的朋友提及这段历史后，我就有冲动想把它写下来。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一些年代距离的，需要有更具跨度的时间让你去回望，才能表现得更充分和深刻。为此我搜集了大量资料素材，去了上海当年犹太人的定居点，走访了犹太人会馆，与许多见证过那段历史的老人促膝长谈，还到奥地利维也纳等地采访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及其后代。《魔咒钢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上海召开了学者研讨会，对作品评价很高。
目前，旅居好莱坞的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将它引荐给派拉蒙公司高级副总裁Teddy Zee，后者非常有兴趣投拍电影。而国内的英文版率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将在今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
精神信仰
CBF：您的文学之路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早期写实性的见闻到新浪漫主义，再到目前的纯文学。促成这一转型的过程是否主要源于您的经历？
贝拉：除了经历，还与我自己的思考有关。作家应当要有使命感，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文学作品都是纯商业化的，是很可怕也很危险的，文学始终是一种精神产品，作家应当用灵魂写作，而且在一个极端功利世俗的社会中，精神上的东西或者说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书被文学界认为是新浪漫主义，用超乎现实的、对于精神层面的浪漫追逐，唤醒更多人去追寻精神财富。
CBF：时下很多人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却精神空虚。您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关系如何看待？
贝拉：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财富最初可能带给你一些快乐，但毕竟有限。赚很多钱和出一本属于心灵的好书，我更宁愿选择后者，一本书带给我的快乐要远远多得多，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却需要财富去证明自己，那将是很可怜的。精神财富高于物质财富。我也希望用这种信仰去呼唤更多的人做有意义的事，在人生当中追求快乐的事情，包括爱情、亲情，而不是整个社会围着花花绿绿的钞票转，丢失了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要做精神上的贵族。对物质的追求应当适可而止，不加节制的物欲会让你过上奢侈糜烂的生活，让你丧失了自我。我不强求在对文学的追寻中我成功到哪一步，只要能够从中收获快乐和幸福，就有意义，也就足够了。
漂泊•爱情
CBF：您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行走者，是一段漂泊的轨迹。但旅途是辛劳的，常常也是孤独的，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前行的步履？您对于安定和归宿怎么理解？
贝拉：漂泊与我儿时的经历有关。我的父亲是军医，经常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我四五岁开始，每年我都跟随母亲一起探望父亲，火车的汽笛声和旅行的苍凉一直刻在我生命的印记中。一直以来，我的家就在路上，在变迁的世界中。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我每年都会有半年时间去全世界各地旅行。
漂泊是一种状态，而安定和归宿要看年龄段。在我年少时，世界是我的家，结婚后，家就是我的世界。由于我先生的事业在中国，所以嫁夫随夫，如今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海了，也是一个轮回吧，从上海出发，最终又回家了。在这里得稍微提一下，虽然我在文学上喜欢悲剧创作，但在现实生活里，我过得美满和幸福；我们真实的爱情故事非常美，他就是我命中注定要相守的人；记得当年在巴黎订婚，他为我精心选择了卡地亚三轮指环的钻戒，他对我说这是三生三世的婚约……
CBF：您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爱情的渴求，在您看来，什么是完美的爱情？
贝拉：简单的异性吸引和青春期荷尔蒙支配下的躁动，肯定不能称其为爱情，但人都是在恋爱中成长的，要经历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另一半。同时，也有能力和内涵用全部的精神，用灵与欲的高度结合去爱一个人，真正的爱情应当是完全超乎其他现实羁绊的。
CBF：您作品的另一特征是跨越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是否有冲突与共通之处？
贝拉：跨文化的东西有些是和谐共通的，爱可以跨越国界；但有些则是永远的冲突，民族的情感，甚至婚姻其实也是社会性的。
相较而言，我的书在西方获得认同可能要比国内容易得多。因为西方有慈善的文化，亦即一种博爱的情怀。西方人在生活中与其他人算得很清楚，比如吃饭时的AA制，似乎显得不如东方人近人情和大方豪气，但西方的那些教会每周日都会收到来自普通人的很多捐款。多年的海外生活，也让我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有着对人类的博爱情怀和对苦难的怜悯。但“与哀苦的人同哀是很容易的事情”，而要学会分享别人的快乐，却是很难的。
关于未来
CBF：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
贝拉：近几年我将继续创作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题材。第二本书《香肠男高音》已经写完了，过几个月即将出版。它说的是1938年，维也纳施特劳斯歌剧院一位男高音随3万犹太人漂流到上海的故事，他到了上海后在霍山路开了一间餐厅，就叫“香肠男高音”，很幽默的名字，香肠卖得很红火。历史和人物背景都是真实的，当然，小说中他与上海富家女的爱情悲剧是虚构的。作品着重反映出当时犹太人在食不果腹的情形下，依旧保持对音乐、对生命、对上帝的热望，充满了悲剧的力量。
接下来我还将写《G弦上的咏叹调》，说的是一个犹太商人带着一把祖传的价值连城的小提琴逃亡到上海的故事。犹太人系列小说都以抗战期间上海的历史作为背景。我对于上海的感觉比起外地人妥实而细微；对于犹太人的人文环境和宗教并不陌生，中西文化的背景也了解；此外，我是学音乐的，而音乐与爱情一样，都是没有国界的。上述元素的结合应是比较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