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全世界最权威的国际学生评测机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万名中学生为样本，进行了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名列榜首。当时，有外媒惊呼：“‘小皇帝’只是烟幕，中国的未来已不可抗拒。”
　　然而，拥有“一流”学生生源的中国高校却仍然在“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中徘徊不前。离开钱学森成长的环境，我们发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日本名校的做法，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参考答案。
　　在英国剑桥大学靠近皇后学院的康河上，有一座名气没有康桥大、样子也十分朴实无华的木桥——牛顿当年根据精确的数学计算，没用一颗钉子建造了这座“数学桥”，只是后人无论如何重建却再也无法恢复原貌。
　　不过，牛顿所传承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在这里得到延续。从牛顿到霍金，从斯宾塞到拜伦，潺潺的康河水谱写了一代代剑桥校友名录。而在英国，还有比剑桥更古老的、拥有800多年历史的“高校鼻祖”牛津大学，它是所有英语国家大学的源头所在。
　　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曾用一句话概括了牛津、剑桥相通的大学精神，这就是“对卓越有绝对的追求，永不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更好”。
　　“学院制”提供跨学科交流
　　汉密尔顿所言其实不仅是大学精神，亦是发展的目标。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较为完善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在这片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四川省的岛国上，林立着100多所大学。在综合实力上，各大学无能出“牛剑”之右者，这与后两者最为突出的教学特色有关。
　　牛津大学有38个学院，它们不是按专业分割的文学院或理学院，而是一个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社区。每个学院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强调学术，有的重视应用；有的积极活跃，有的安宁静谧。
　　在圣修学院就读的博士生程奇峰介绍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有非常多的机会在一起互相聊天，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来自不同专业，这种聊天可以促进不同思维方式间的互相影响，对视野的开阔非常有益。”
　　学院制让学生更易在小规模社区中形成归属感。牛津大学拥有两万多名学生，而每个学院只有几百名学生。学生通常选择与自己兴趣、气质相契合的学院，所以更易与学院建立感情。由于财政独立，各个学院还向学生和教师提供研究资金和奖学金，缓解了学校的财政压力。
　　在英国，“学院制”只存在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两所高校。剑桥大学校长曾为此自豪地表示：“‘学院制’是这两所高校的光荣，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每招1名本科生就亏1.7万英镑
　　“牛剑”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导师制。虽然这两所高校也有公共课、小组研讨、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但基础无疑仍是“导师”。与人们熟悉的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制不一样，这里的导师制主要是指本科生阶段，每名学生都会分配到一位或几位导师。
　　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星期都要进行一对一或一对二的会面，学生可以询问公共课中的疑难点，或是自学中遇到的问题，或是其他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师生之间会进行平等开放的讨论，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此外，“牛剑”为导师们也提供了追求自己兴趣的足够自由。教授们没有“定时交作业”式的考核压力。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用7到10年时间作为一位教授出成果的准备期是正常的，而非要求其在某年年底前必须发表数篇论文。少了份考核压力，对专业研究的精益求精自不待言。
　　在英国的很多高校，你的导师都可能是某一领域的“大牛”。传奇科学家霍金说，当年他来到剑桥大学希望读天文学博士，就是因为剑桥大学有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从本科生开始的“导师制”比较完美地实现了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在牛津大学就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吴万非说：“导师对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状况、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喜好都非常了解，这样他在教学时就会安排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课题，或者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喜好来进行一些变化，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种个性化精心雕琢式的教学成本十分昂贵，牛津大学平均每年要为每个本科生花费约1.7万英镑，剑桥大学也为此经常动用学校其他资源来补贴教学。现在，许多英国大学已经放弃了“导师制”，但“牛剑”仍在坚持。
　　“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我们（剑桥大学）的教育，实际上每招一名学生都是在亏本，但我们并不在意这个，因为我们真正的追求是教育本身。”剑桥大学校长博里塞维奇如是说。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