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孔子开办的私学里，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也是孔门教学的全部理论教材。而学术界一直认为“六经皆史”，所谓的“史”，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档案。孔子作为中华教育的先驱者，决定将《诗》、《书》、《礼》等档案文献作为现成的教材，向弟子们传递中华文明。孔子也把编纂《诗经》、《春秋》的经验引入教学环节里，培养了弟子的档案意识，使弟子们在学习实践中通晓了档案的编修方法和原则，认识到了档案对于后世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孔子 档案 编修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春秋战国是士阶层产生并处于上升的时期，孔子就是春秋士阶层的杰出代表。在当时的礼崩乐坏、诸侯称霸的政治形势之下，士子们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以实现自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积极地从官府收藏的档案典籍中吸取学术营养来充实自己，又从各路汇集而来的诸子百家那里求学讨教以拓展自己的政治见解。此时原本属于西周王室的珍贵档案资料，原本收于天府、藏于金匮石室之中的皇室档案，也因为西周天子的颠覆，原本掌管王室档案图书的士子们（如老子等）的外逃或投奔诸侯王，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或被士子们带走，或流落在各诸侯国里，皇室档案资料下移至民间，这恰恰为渴望求学的士子们提供了学习的客观条件。孔子一生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朱熹语），他曾经做过鲁国的史官，也曾拜见过身为西周藏书史官的老子，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档案资料。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已很注重收集各国的宝器铭文等档案资料，孔子当时收集了多达一百二十国的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孔子今后编《春秋》和各种史书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这些资料对于孔子私学的教学方面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本文在收集了孔子对于档案工作的论述的基础上，就孔子的档案思想进行深度评析。
　　一 孔子在教学中所渗透的档案意识
　　在孔子开办的私学里，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也是孔门教学的全部理论教材。而学术界一直认为“六经皆史”，所谓的“史”，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档案，学者张舜微认为：“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其实，“六经皆档案”的说法则更能准确地体现六经的性质，学者沈兼士指出：“古人说‘六经皆史’，我们也可以说史皆档案，精密一点来说，档案是末掺过水的史料。”
　　例如，《诗经》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档案，《礼记》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一代代的周太师在这种政治使用之下，本着为官府体察民情的政治需要而采集到的诗歌，又作为西周政府的礼乐教育的资料与档案保存下来，所以说，《诗经》就是西周的一种特殊的档案形式。对于《诗经》的编修定制，孔子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圣，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此可见，《诗经》里包含着大量的上古档案信息，上至契与后稷时代的帝王圣贤的政治主张，下至孔子生活的周天子时代的圣人的历史资料与思想，都记录在《诗经》的篇章里。《诗经》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外交、风俗、文艺等各个方面，被称为古代社会的大百科。特别是《诗经》“风”这一部分，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 是周天子体察民情的重要依据，因此保留了西周时代大量的百姓生活原始资料。《诗经》“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音乐，记录的是西周贵族们的政治生涯和治国情感，“风”与“雅”两部分相结合，就可以全面地表达西周时的历史状况。
　　孔子在编修《诗经》的过程中，对三百零五首诗歌进行了分类，并确定了每篇的篇名，删除了其中内容重复的篇章，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今日档案文献汇编时的大小标题的拟定，孔子所做的，实际上是对这些档案资料的选择、审订和编校工作。孔子对《诗经》的编纂不仅有助于概括或揭示每篇诗歌的内容，也为每篇诗歌在诗集中的次序确定了前提，为后来《诗经》成为正规的诗歌总集奠定了基础。孔子作为中华教育的先驱者，率先承担起向世人传播文化的使命，决定将《诗》、《书》、《礼》等档案文献作为现成的教材，向弟子们传递中华文明。在孔子的理论教学里，其所使用的教材就是来自于档案资料，《中国图书事业史》的作者来新夏认为：“搞教育必须有教材，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办法，亲自动手，将历代留传下来的档案、文献等资料，整理编订为‘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种教材。”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把编纂《诗经》的经验和过程引入他的教学环节里（如同子夏讨论“诗”等），体现在他的理论教学中（如引导弟子读“诗”等），无形中形成了其弟子的档案意识，使弟子们在学习实践中通晓了档案的编修方法和原则，认识到了档案对于后世的重要价值。因此，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才会将孔子授课时的课堂笔记收集起来，汇编成为第一部反映中国古代校园文化的史料《论语》。《论语》是众多的孔门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并真实地记录了孔子在学堂里的言行，成为后世研究孔子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档案资料。
　　二 孔子的档案编修思想
　　当孔子经历了相当丰富的档案编修实践之后，就对档案编修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孔子的档案编修思想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尊重原文的思想
　　正如上文所言，档案是没有掺水的史料，是最纯粹、最本色的历史。因此，对原始档案的尊重就是对档案真实性的负责。西周时期的档案数量与现代相比并不算丰富，但因为其载体牢固性质，有些档案的保留期还是比较长久的，如青铜器铭文、甲骨文档案等，至今仍时有出土，并更改着学术界的某些结论。所以，孔子提出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编修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对原始档案负责。朱熹在《朱子集注》里解释这句话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也就是说孔子编纂“六经”，只是对原有的档案资料作删、定、赞、修，尽量保留着原文原貌。孔子开创了在档案编修方面的尊重原文的优良传统，并被后代效仿。 　　因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因袭着孔子的传统思想，亦认为档案编修的原则应当是：“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也就是说，后世学者看到有些史书作者存在着追求文字而偏离史实的作法之后，就宁可丢下史书，去读那些枯燥的档案原文。这种现象警示着史书的编写者，一定要尊重原文，不可在玩弄文字之中，擅自增删历史，使历史失去其原貌。
　　2 利用档案史料的思想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袭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孔子是在埋头研究了鲁国的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才开始《春秋》一书的编纂工作。因为孔子的《春秋》一书里引用了大量的鲁国档案史料，有人认为孔子的《春秋》一书缺乏原创性。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正因为孔子使用了鲁国的档案资料，才使得鲁国的许多档案没有散佚，完整地传诸后世，这恰恰说明孔子所作《春秋》的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春秋》的编纂是对古代学者对档案文献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孔子在这次档案编修工作中，不仅为鲁国保留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且创造了编年体这种史书体例。《春秋》经孔子编纂之后，以鲁国的纪年为时序，使原本杂乱的史料有了时间的线索，读起来明皙顺畅，更有可读性。同时孔子编《春秋》时本着“笔则笔，削则削”的原则，使许多重复的史料被删除，选材更精简，使那些重要的史实从芜杂的堆积状态里脱颖而出，得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春秋》作为孔门的历史教材和政治教材向弟子们传授的事实，更是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打破了国家对档案的独占权，也扩大了历史文化的传播，开创了档案史料利用的新意识。据说孔子在编写《春秋》时非常认真，经孔子编写过的部分，子夏与宰予想要增删一个字都不可能。由此可以想象，孔子在带领弟子们编修《春秋》的过程中，投入了最大的智慧和真诚，孔子在工作过程中，已经把对档案和史书的认真精神传递给了他的弟子们。而《春秋》作为中国古代史书编修的源头，字里行间已将其史书编修的范例和种种理论有效地传导给了紧随其后的《左传》、《公羊传》、《谷粱传》的史学家们。
　　3 对档案资料的认知和谨慎态度
　　孔子有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仪礼集编》卷首上解释此句云：“因者，其本也，损益者，其末也。协诸义而协，则先王所未有者可义起也。”这说明孔子已从档案资料的研究对比中，看到了人类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与继承性，预见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因袭继承与不断的调整增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仁”的原则。有了这个根本的认知，即使时间已过百代，人世沧桑无法猜想，但基本的社会制度仍然可以想象得出来。而将这些朝代连接起来的依据，正是历朝的历史档案的存在。从夏、商、周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朝代，孔子也正是通过档案资料认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变迁，所以，用档案去证实历史，再用档案去推想未来，就成了孔子对档案的深刻认知。
　　孔子晚年时曾精心地研究《周易》这部哲学史书，《史记·孔子世家》云：“读易，韦编三绝。”这就是说孔子苦读《周易》，连串起竹简的皮绳都读断了三次。但孔子仍觉得自己对《周易》研习得很不够，他感叹云：“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就是说如果上天能让自己再多活几年的话，那么孔子对于《易经》的研究就会更加明晰，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史料的认真态度。在治史方面，孔子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行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这句话是说孔子要求无论在为政还是治学方面，都要有“多闻多行”的态度，将行动建立在“慎”的基础上，不轻易的下结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治学治史思想指导下，将零散的古代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地整理出了完备的《六经》。这不仅仅是一种档案形式上的改变，更是把档案文献的编修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档案中的史料活化成了可供今人校仿的资治通鉴，使今人站在另一种高度上去认知历史，发现历史规律，从而更有效地去审视未来。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评价孔子和他的研究方法为：“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
　　4 对档案记录语言的要求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孔子对一切书面语言的要求，当然也是对档案语言的要求。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文章里语言与内容的一致性，孔子认为语言是内容的载体，而内容是语言的灵魂，“文与质”相一致时，才会使语言恰当地表达内容，内容也被语言恰当地承载起来。所以，在档案语言使用上，“文”与“质”的关系更应当摆正，要用质朴的语言去真实地记录历史、编纂史料，才是对档案原貌的尊重。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的档案编修思想虽然零星不成系统，但在春秋时代里，仍然体现出这些思想的开创性意义及重大的实用价值。而孔子所创造的编年体例、孔子所开创的档案编书的做法以及孔门弟子对档案编修的热情，更是对后世档案工作者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杨毅：《中国档案管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杨小红：《中国档案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李亚光：《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学说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张珊，女，1965—，河北故城人，硕士，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工作单位：河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