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荐书，目的是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私下向一些人荐书，也属常态，用意却更为具体，往往是根据特殊情况，期待对方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和借鉴。
　　先说向亲属荐书。这类事颇为频繁。在延安他曾两次挑选中国书籍，托人带给在苏联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次挑选的书目，主要是中国文史和《精忠说岳》这类通俗小说，希望身在异国的他们，应该通过这些普及读物，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给李敏、李讷写信，让他们读曹操的《观沧海》，大概是想让孩子们通过此诗，和他一样感受北戴河观海的壮阔。李讷1958年生了一场病，毛泽东写信让她读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还把这篇传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最后归结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帮助，树立干一番事业的志气。1962年，他给邵华写信，嘱咐“要多读”汉乐府诗中《上邪》一篇，“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说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干部子女那样“翘尾巴”。凡此等等，完全是一副情细理微、循循善诱的家长模样。
　　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则鼓励他们多读理论书。1957年8月4日，他请秘书林克找列宁的《做什么？》和《四月提纲》，在信中特别交代：要多读点理论书，理论书不容易读，但要培养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让找来好几本冯契写的《怎样认识世界》，送给在身边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们懂得一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还把自己阅读过的一本《怎样认识世界》送给机要室的一位青年，对她说：冯契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是适合你们青年人读的，个别处有错误也无妨。”这位青年拿回书一看，上面有毛泽东许多圈画和批注。比如，在“什么是革命的实践”一节中，作者说：资产阶级的一切行为“从来就是不合理的，亦即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根本不成其为人类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打了一个大问号，批了三个字：“反历史。”书中又说，“孔子比起老子来要实际一些”，中国哲学家讲“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但他们所谓行，“只是进行道德实践，做一些教育工作，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毛泽东在“道德实践”“教育工作”“政治活动”三个概念处打上问号，批了“混淆”二字，又写一句：“孔子也有一些实践，为什么资产阶级反而没有呢？”
　　对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笔杆子，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荐书，而是和他们互动学习，要求更高。1953年，《学习译丛》刊登一篇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章，认为辩证法讲“对立的统一”概念，是黑格尔表述方式的残余，应该用“对立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胡乔木看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表示，“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并将此文批给陈伯达看。1958年4月，他向田家英推荐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一文，在信中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向他们推荐“切中当时事理”的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为何推荐，他1958年9月同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常常针对部队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向他们荐书。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开了一批书目给他，特别让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意在让李德生熟悉辖区地理形貌。对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则当面说他的特点是“厚重少文”，劝他读读《红楼梦》，磨磨性子。个性化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
　　毛泽东读书，在不少情况下，是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不一定与工作，与政治实践直接相关，至少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这是要特别交代的。
　　比如，从1958年6月1目《光明日报》上看到有《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目录，对其中研究李白、王维等诗人和《琵琶记》《汉宫秋》等作品的论文感兴趣，便要秘书林克买一本《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给他。读了1959年4月23目《北京晚报》刊登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又让林克把此前刊登的（一）（二）两节也找来给他看。此外，他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批注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对这副长联的修改，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明显是个人的情趣和爱好，就是喜欢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个人兴趣阅读，有时也是聊作消遣。1972年9月4日，毛泽东给旅居北京的老同学周世钊送去清代梁晋竹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附信说：“旅夜无聊，奉此书，供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大好，但读来也还有味。”毛泽东把一些笑话类的书，诸如《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滑稽诗文集》《幽默笑话集》《哈哈笑》《笑话三千》等，印成大字本来读，也属这种情况。当然，这类阅读，既可了解世间风俗百态，也可实现精神上的宁静致远、从容鉴思，是一种看似闲适、实为有用的心智建设。
　　休闲式的阅读研究，有时也别有深意存焉。或为抒发一种心情，或牵连工作上的一些思考。下面举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1957年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谈到一些机关和工厂盖的家属宿舍始终不够用，说了这样一段话：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从历史上考察考察怎么样？中国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时候有一首诗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看应该把这首诗在报纸上登一下，自古以来就是那样。
　　关于贺知章《回乡偶寄》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儿童”，是指邻家的儿童还是贺知章的子孙，注家理解不同。毛泽东觉得，以此诗来说明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没带家属，证据恐不充分，于是就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全唐诗话》，从贺知章和唐明皇彼此惬洽的关系，贺知章的洒脱性格，贺知章信道教的生活态度，贺知章写《回乡偶寄》这首诗时86岁左右的年龄，特别是从唐代的制度规定各方面，作了一番详细考证。1958年2月10目，给刘少奇写了封不短的信，详述自己的考证过程，最后得出结论：“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为引用诗句的妥与不妥，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花如此功夫考证，还写长信论述，确为一桩异事。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对阅读研究有特殊爱好，并把个人兴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为之。
　　私下里做这类考证研究，有时候甚至也不是为了和人交流，纯粹是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大概在1950年代末或1960年代初，他读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一时兴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下1000字左右的批语，专门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所引书籍包括《曲礼》《旧唐书》《新唐书》《王子安集》《唐摭言》《太平广记》，得出的结论是，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应为24至26岁期间。如此阅读考证之后，接着来一大堆感慨：“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然后又想到历史上一批青年才俊，诸如贾谊、王弼、李贺、夏完淳，“惜乎死得太早了”。
　　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看起来很学术化的批语？毛泽东说得很直率：“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他“吐出来”的，正是他自己常常讲的历史文化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地位低的人比地位高的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吐”出来的这些感慨，事实上把阅读研究中的个人兴趣和人文情怀，甚至和他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融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