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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GDP增长并不是难点，但是，在保GDP增长的过程中，要避免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实现增长与就业同步。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投资拉动计划中遵循最大化就业原则，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实现雁阵式发展，在扩大就业中更多地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关键词]保增长；最大化就业；雁阵模式；劳动力市场发育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1-0010-04
一、保GDP增长并不是难点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的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不仅使这些国家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单急剧减少，一批企业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一时失去工作，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而增长低迷的情况蔓延到房地产等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时，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影响也显示出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从2007年的4.0％提高到2008年的4.2％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4.3％。针对这种局面。党中央、国务院提出2009年保持经济增长率8％的目标。我们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
首先，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外部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内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不利变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外向程度比较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较轻，大多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时，遭遇经济危机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即许多中西部省份在过去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可以获得赶超性的增长效果。例如，美国和阿根廷在上世纪30年代前曾经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面对危机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此后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渐行渐远，今日的发展水平亦不啻天壤之别。
其次，国务院推出的大规模投资方案和产业振兴规划，对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各种指标显示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一直保持稳定，消费信心相对强劲，中央政府刺激性投资计划的关键是产生尽可能大的投资乘数，而乘数的大小则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带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配套投资，尤其是就业拉动型的投资；第二是通过带动就业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稳定消费需求。从这些条件来看，目前中国的表现要明显好于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然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的是保证就业的稳定和扩大。实际上，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还不在于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而在于城乡就业的难度加大。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是以为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应该用进出口总额与GDP做比较，因而出口的减少会以相应的程度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我们常用的外贸依存度，是比率而不是比重，因为分子和分母不是可比的概念，如果用增加值概念计算，瑞士银行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0％，仅略大于日本，远低于台湾和新加坡。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的合作项目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当然，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产业一直是我国十分重要的就业吸纳部门，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中，我们所遭受的就业损失要远远大于GDP损失。因此，保增长要以保就业为目标，以达到保收入、保消费从而保民生的目的。
二、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
在保GDP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需要谨慎对待。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效果。对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研究发现，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往往较低。这说明，有些对GDP贡献大的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可能很小。如果政府的投资方向和银行贷款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对就业的吸纳力就是有限的。而一些中小企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但它们往往得不到急需的资金和扶助政策。
2008年10月，中央部署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方案。在这个庞大的投资方案中，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占主导，此外，政府还出台了汽车、装备制造和纺织等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大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以财政支出为投入主体的振兴规划，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因此，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方案和产业振兴规划，必须具有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才可能使得整体刺激效果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进行，从而避免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
国际经验表明，在危机后的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如果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当，很容易出现“无就业复苏”现象。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经历过数次“无就业复苏”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汲取。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关联，一些导致“无就业复苏”的因素，已经潜藏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
在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总是与就业增长相伴起伏的，所以，经济恢复通常就意味着失业率的相应下降。然而，在1990-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增长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以经济衰退结束时的就业总量为基准，直到就业总量超过那时的水平截止，这个时段就是所谓“无就业经济复苏”期。按照该定义，这一次在经济复苏后，高失业率仍然持续了14个月，这被认为是导致老布什没有实现连任的重要原因。
在那之后，这一现象似乎成为一种美国沉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反复出现。2001-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再次遭遇“无就业经济复苏”，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长达29个月。2009年2月24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国会做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时，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8％以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逆转。
对于“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多种理论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的调整有关。由于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努力提高其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即生产同样产出所需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 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在加速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也于2004－2007年期间快速上升。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国外需求的减少，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已经逐步丧失，部分产业面临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危险。一旦这些产业转移出国内，就会减少大批就业岗位，待经济恢复后，这些就业岗位也不再回来，从而出现“无就业复苏”危险。
“无就业复苏”现象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重视程度趋于降低，导致了这一病症的反复发作。归根结底，就业岗位是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创造的，同时，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方式，又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效果，因此，影响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关注就业，以及如何处理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意义非同小可。
三、实现增长与就业同步
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同步。
首先，经济增长要本着就业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应该在理念上、政绩考核措施上明确，“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地方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才可能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刺激手段带来的就业岗位问题。在考虑投资方向时，要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抓住扩大和促进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和关键领域。这包括：在确定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就业政策优先；在产业布局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在企业发展中，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优先；在宏观调控方面，将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周期性失业得到充分调控的良好局面，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了现实基础。
直接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实现保增长任务的过程中，把投资最大限度地引导到就业拉动效果大的部门。尽管政府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作为中央投资，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但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明确考虑扩大就业的迫切需要，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人手。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娱乐、体育、教育等领域，仍有准入门槛。除了行业准入上的诸多限制，交易费用繁多、政府服务不到位，以及个别地方的腐败现象，也共同构筑了民间投资的高门槛。在某种意义上，扩大就业不一定要出很多新招，清除制度障碍，就可以创造就业岗位。
其次，要避免“无就业复苏”，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损失就业岗位。一些人担心，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Flying GeeseModel)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Akamatsu)最早提出，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的理论模型。
一方面，这个模型包含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Okita)的介绍，这个模型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稍后，小岛(Kojima)把出口产业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形成了同时解释贸易类型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方向的雁阵模式。迄今为止，雁阵模式及其扩展理论模型都着眼于观察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以此解释产业的国际转移。
由于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丝毫不小于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路径，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可以把一些仍然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租赁和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在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从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对相对发达地区的赶超。改革开放时期许多年中，地区差距扩大，就在于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实现比沿海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在遭遇了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中，既有的增长格局最有可能被打破。目前，中央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的投资，以更大的比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地区的转移也在加快。因此，把这种发展机遇与就业优先原则相结合，可以达到明显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
四、劳动力市场发育紧迫性
要想实现保增长与保就业的统一，需要大力发育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为解决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八九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非常大。2000年和2001年大约在8％～9％之间，此后逐步攀升。遭遇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3％，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9％。但从农民工的就业增长看，一直都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即使在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依然继续增长。当然，2005年以后，农民工就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这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相连的。也就是说，农民工就业没有直接受到GDP增长率的影响。
整体来看，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水平也相对较低，而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较差，他们很难承受得起长期的失业。因此，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即愿意接受的工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群体，占城市就业总量的比例大约为47％。虽然有一些数字表明，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但总的来看，金融危机未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了很强的灵活性。在过去的 八九年间，尽管经济增长波动很大，但城镇就业一直在增长。然而，在GDP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正规就业的增长比较快，也比较稳定，所占的比重也很高。GDP增长速度下降之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对较差时，一些劳动力可能不得不退出正规就业部门，但是，这些劳动力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不稳定的工作，实现非正规就业。这样，尽管正规就业减少，但非正规就业补偿上去，保证了总的就业还在增长，只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逐渐提高。虽然非正规就业不是一种理想的就业状态，但是，在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减轻就业压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自然失业)。在周期性失业现象上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奥肯关系，在中国的表现十分不显著。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但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经济策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并进而降低周期性失业，但是，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特别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自然失业率具有显著降低的潜力。
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人们对该法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以至于忽略了与该法同时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就业促进法》包括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总结一下该法的内容不难发现，政府所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在该法中得到了逐一体现。也就是说，《就业促进法》用法律的手段，将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进行了规定。除了对政府的积极就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外，《就业促进法》还涉及公平就业的内容。《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就业、减少歧视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贯彻这个法律，可以产生巨大的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效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史小今
[关键词]保增长；最大化就业；雁阵模式；劳动力市场发育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1-0010-04
一、保GDP增长并不是难点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大规模的失业和减薪造成的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不仅使这些国家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大幅度减少了进口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单急剧减少，一批企业停业甚至倒闭。由于这类企业雇用的主要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因此，在企业遭遇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首当其冲，许多人一时失去工作，或者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状态。而增长低迷的情况蔓延到房地产等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时，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影响也显示出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从2007年的4.0％提高到2008年的4.2％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4.3％。针对这种局面。党中央、国务院提出2009年保持经济增长率8％的目标。我们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
首先，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外部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内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不利变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外向程度比较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较轻，大多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时，遭遇经济危机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即许多中西部省份在过去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可以获得赶超性的增长效果。例如，美国和阿根廷在上世纪30年代前曾经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面对危机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此后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渐行渐远，今日的发展水平亦不啻天壤之别。
其次，国务院推出的大规模投资方案和产业振兴规划，对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各种指标显示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一直保持稳定，消费信心相对强劲，中央政府刺激性投资计划的关键是产生尽可能大的投资乘数，而乘数的大小则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带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配套投资，尤其是就业拉动型的投资；第二是通过带动就业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稳定消费需求。从这些条件来看，目前中国的表现要明显好于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然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的是保证就业的稳定和扩大。实际上，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还不在于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而在于城乡就业的难度加大。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是以为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应该用进出口总额与GDP做比较，因而出口的减少会以相应的程度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我们常用的外贸依存度，是比率而不是比重，因为分子和分母不是可比的概念，如果用增加值概念计算，瑞士银行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0％，仅略大于日本，远低于台湾和新加坡。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的合作项目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推动。当然，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产业一直是我国十分重要的就业吸纳部门，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中，我们所遭受的就业损失要远远大于GDP损失。因此，保增长要以保就业为目标，以达到保收入、保消费从而保民生的目的。
二、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
在保GDP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需要谨慎对待。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效果。对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研究发现，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往往较低。这说明，有些对GDP贡献大的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可能很小。如果政府的投资方向和银行贷款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对就业的吸纳力就是有限的。而一些中小企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但它们往往得不到急需的资金和扶助政策。
2008年10月，中央部署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方案。在这个庞大的投资方案中，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占主导，此外，政府还出台了汽车、装备制造和纺织等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大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以财政支出为投入主体的振兴规划，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因此，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方案和产业振兴规划，必须具有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才可能使得整体刺激效果按照就业最大化原则进行，从而避免潜在的就业滞后危险。
国际经验表明，在危机后的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如果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当，很容易出现“无就业复苏”现象。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经历过数次“无就业复苏”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汲取。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关联，一些导致“无就业复苏”的因素，已经潜藏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
在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总是与就业增长相伴起伏的，所以，经济恢复通常就意味着失业率的相应下降。然而，在1990-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增长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以经济衰退结束时的就业总量为基准，直到就业总量超过那时的水平截止，这个时段就是所谓“无就业经济复苏”期。按照该定义，这一次在经济复苏后，高失业率仍然持续了14个月，这被认为是导致老布什没有实现连任的重要原因。
在那之后，这一现象似乎成为一种美国沉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反复出现。2001-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再次遭遇“无就业经济复苏”，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长达29个月。2009年2月24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国会做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时，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8％以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逆转。
对于“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多种理论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的调整有关。由于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努力提高其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即生产同样产出所需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 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在加速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也于2004－2007年期间快速上升。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国外需求的减少，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已经逐步丧失，部分产业面临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危险。一旦这些产业转移出国内，就会减少大批就业岗位，待经济恢复后，这些就业岗位也不再回来，从而出现“无就业复苏”危险。
“无就业复苏”现象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重视程度趋于降低，导致了这一病症的反复发作。归根结底，就业岗位是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创造的，同时，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方式，又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效果，因此，影响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关注就业，以及如何处理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意义非同小可。
三、实现增长与就业同步
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同步。
首先，经济增长要本着就业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应该在理念上、政绩考核措施上明确，“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地方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才可能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刺激手段带来的就业岗位问题。在考虑投资方向时，要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抓住扩大和促进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和关键领域。这包括：在确定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就业政策优先；在产业布局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在企业发展中，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优先；在宏观调控方面，将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周期性失业得到充分调控的良好局面，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了现实基础。
直接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实现保增长任务的过程中，把投资最大限度地引导到就业拉动效果大的部门。尽管政府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作为中央投资，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但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明确考虑扩大就业的迫切需要，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人手。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娱乐、体育、教育等领域，仍有准入门槛。除了行业准入上的诸多限制，交易费用繁多、政府服务不到位，以及个别地方的腐败现象，也共同构筑了民间投资的高门槛。在某种意义上，扩大就业不一定要出很多新招，清除制度障碍，就可以创造就业岗位。
其次，要避免“无就业复苏”，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损失就业岗位。一些人担心，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Flying GeeseModel)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Akamatsu)最早提出，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的理论模型。
一方面，这个模型包含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Okita)的介绍，这个模型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稍后，小岛(Kojima)把出口产业比较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形成了同时解释贸易类型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方向的雁阵模式。迄今为止，雁阵模式及其扩展理论模型都着眼于观察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以此解释产业的国际转移。
由于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丝毫不小于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路径，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可以把一些仍然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租赁和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在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从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对相对发达地区的赶超。改革开放时期许多年中，地区差距扩大，就在于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实现比沿海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在遭遇了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中，既有的增长格局最有可能被打破。目前，中央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的投资，以更大的比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地区的转移也在加快。因此，把这种发展机遇与就业优先原则相结合，可以达到明显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
四、劳动力市场发育紧迫性
要想实现保增长与保就业的统一，需要大力发育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为解决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八九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非常大。2000年和2001年大约在8％～9％之间，此后逐步攀升。遭遇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3％，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9％。但从农民工的就业增长看，一直都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即使在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依然继续增长。当然，2005年以后，农民工就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这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相连的。也就是说，农民工就业没有直接受到GDP增长率的影响。
整体来看，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水平也相对较低，而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较差，他们很难承受得起长期的失业。因此，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即愿意接受的工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群体，占城市就业总量的比例大约为47％。虽然有一些数字表明，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但总的来看，金融危机未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了很强的灵活性。在过去的 八九年间，尽管经济增长波动很大，但城镇就业一直在增长。然而，在GDP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正规就业的增长比较快，也比较稳定，所占的比重也很高。GDP增长速度下降之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对较差时，一些劳动力可能不得不退出正规就业部门，但是，这些劳动力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不稳定的工作，实现非正规就业。这样，尽管正规就业减少，但非正规就业补偿上去，保证了总的就业还在增长，只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逐渐提高。虽然非正规就业不是一种理想的就业状态，但是，在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减轻就业压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自然失业)。在周期性失业现象上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奥肯关系，在中国的表现十分不显著。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但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经济策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并进而降低周期性失业，但是，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特别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自然失业率具有显著降低的潜力。
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人们对该法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以至于忽略了与该法同时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就业促进法》包括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总结一下该法的内容不难发现，政府所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在该法中得到了逐一体现。也就是说，《就业促进法》用法律的手段，将积极就业政策的内容进行了规定。除了对政府的积极就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外，《就业促进法》还涉及公平就业的内容。《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就业、减少歧视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贯彻这个法律，可以产生巨大的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效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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