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艺术家李牧把现代艺术送进了自己成长的小乡村，其中，最富争议的是五颜六色的毛主席画像。这些画像是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波普艺术，是西方1950年代兴起的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的流行文化。
1950年代，李牧的家乡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开始悬挂统一的毛主席像。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有些事情还没有改变。印刷厂做贼般地印刷了画像，李牧的父亲对儿子的大胆举动更是忧心忡忡。
不肯署名
等李牧赶到时，印刷厂已经连夜开工，印好了波普毛主席像。
按照与家乡的这家小印刷厂的约定，李牧要对整个印刷过程全程录像——这也都是李牧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可印刷厂快完工后才给李牧打电话——来取吧。等李牧赶到时，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裁纸了。但裁纸也不许拍摄，摄像机开着搁在了一边。工作人员说老板很紧张，认为政府不支持当代艺术，担心会惹上麻烦。
在主席像的最下端，李牧除了署明项目名称、原作者、创作年代、支持艺术机构外，还专门模仿当年的主席像，印上了“印刷：徐州润彩印刷厂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 定价：3.5元”的字样。
“润彩印刷厂”其实是个虚拟名字，印刷厂不愿意厂名出现在这张画像上。印刷厂担心的，正是李牧父亲担心的，“这东西可不要往外拿，拿出去可不得了，上边来人会把你抓起来的。”
可李牧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成——在自己的家乡举办一个现代艺术的展览。
李牧的家乡仇庄地处苏北平原，至今仍颇为闭塞。李牧1974年出生，小时候，村里几乎每家房子后墙都刷着“毛主席万岁”、“打倒四人帮”的标语，大队与镇里墙上画着很多主席像，小学同学之间交换流转着大量毛主席像章。李牧清晰地记得，他在厨房灶台边，看到手里像章在火光映照下光芒四射的景象。
2010年，荷兰范·阿贝美术馆在上海举办展览，邀请李牧参加。李牧突发奇想——把该馆的藏品搬到老家仇庄。最终，李牧带回了授权的电子文件、图纸等资料，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的毛主席像。仇庄展览展出的将是当地制作完成的复制品。
他的初衷很简单，希望家乡人也能看到现代艺术；他也将记录人们的反应，这也是这次艺术活动的一部分。2013年春节，李牧在家乡办了一个小型艺术图书馆。展览开始之前，现代艺术首先出现在这个图书馆里。2013年5月，李牧从印刷厂取回主席像，向自己的乡亲派送。
村民们的反应很微妙。很多人不喜欢那三幅五颜六色的主席画像，觉得颜色不好看，尤其不喜欢蓝色的。蓝色让毛泽东整个面孔黑乎乎的，他们认为有“丑化主席”之嫌，但没人以此为由予以拒绝。
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拒绝了，他们会说“信主”或委婉地说“家里有了”。
每次下午半晌出门一直到天黑，李牧能送出去十几份。断断续续有四五天，共送出去六七十份。送主席像的过程中，李牧注意到，中堂位置仍贴着传统主席像的仅有四五家，多是老人。
收了画像的人，都爱问三幅画三个颜色各什么意思。其实，那些颜色可能根本就没有寓意。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安迪·沃霍尔发现中国无处不在的毛泽东画像恰如西方消费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广告，于是以《毛泽东选集》扉页那张照片为摹本，用“复制”的方式创作了大量色彩各异的毛泽东画像。他的同类作品还有列宁、玛丽莲·梦露等名人。
关于颜色的问题问多了，当时在仇庄探访的李牧的艺术家朋友那颖禹就随口开玩笑说：红的可以保身体健康，黄的可以保财源滚滚，蓝的则可以辟邪驱鬼。也有人信以为真，还专门来索取——这很符合主席像在汽车驾驶室里走红的潮流。除了送给村民，李牧也把主席像放大了，挂到村里。这是李牧的父亲李太斌更为担心的。
父亲
对于回到仇庄办展览这件事情，李牧提前半年就跟父亲说了，但并没说要展出毛泽东画像。
李太斌第一次看到这三幅画像时，就反对儿子把画像拿到外面去，更别说放大了挂到村里主干道上了。
2013年6月的一天，李牧将三幅放大到两米的主席像悬挂到村里主路边的一面墙上。李太斌当天全程跟着儿子，趿拉着一双沾满了尘土的拖鞋，手里的烟却一根接一根。平时，他三天才抽一盒烟，那天，他直接干掉了一整盒。李太斌太生气了。多年来，父子间的类似冲突不止一次，但每一次都以他的妥协而告终。
李牧小学时就爱画画，美术中专毕业后，不甘心在小广告公司当设计师，想参加高考读美术学院。李太斌因为家里窘迫而坚决反对，乃至撂出了“你考上学那天，就是我在家上吊自杀那天”。
后来李牧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大学毕业，李牧回到家乡一所高职当美术老师，并在那里组建了家庭。六年后，李牧悄悄辞了职，跑到上海做了全职艺术家。李太斌得知后大怒，命令李牧必须回学校去，李牧撂了句“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那天，李太斌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低着头，抽烟。
这一次，李太斌没法阻止儿子悬挂“古怪”的主席像，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说服儿子的努力，一有机会就对李牧说“那画儿还是别挂为好”。
“主席像能瞎画吗？”李太斌听到村里人们议论其中一张黑乎乎的太难看。他很害怕。
李太斌小学毕业时，全乡只有两人考上了省重点丰县中学，李太斌是其中之一。可初中读了一年就“文革”了，李太斌成了木工，在家帮人打家具。有一次，地方干部以打击“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行为的名义，上门把木料搜走充公。
他记得“文革”前搞“大鸣大放”时，地方官员问人们当时的时代好不好，让大家有啥说啥，随便提意见。村子东边一位老师就说了句，“毛主席领导得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就被打成右派，不让教学。直到邓小平上台，这位老师才获得平反。
李太斌虽然不懂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但他知道这样花花绿绿的主席像，搁在“文革”，谁敢这么搞，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他的担心似乎也没有过时。为了纪念安迪·沃霍尔逝世25周年，他的系列作品于2012、2013年间在世界各地巡展，但在上海、北京的展览，毛泽东像这组作品就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许可。 村里唯一的画师卢道德，现在以给人画神像为生，他是仍在中堂贴主席像的老人之一。私下里，卢道德跟李牧讲了一些野史。但当澳大利亚一对艺术家夫妇前来拍纪录片时，卢道德严肃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
图书馆开馆之前，就有人提醒李牧得跟政府打招呼，李牧给一位基层干部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说忙，后来干脆提议李牧把钱给他，由他来扶贫，李牧说村里不缺钱，缺精神。李牧后来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前任县委书记，后者带着镇长和文化局干部到图书馆露了面，这让李牧和父亲李太斌都松了口气。
后来，李牧在村里挂起了主席像。那位基层干部来来去去，常会经过，见了李牧也只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但从未与李牧谈起过主席像，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李太斌内心高悬的石头仍未放下，他寄望于酝酿中的道路拓宽工程在春节后动工，好摘掉那三幅画像。李太斌仍有一种强烈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虽然他也知道，过去的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
但他的小学同学孙光法却仍活在那个时代。
村民收藏家
孙光法住在邻村，1949年生人，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在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他常年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的军帽，帽檐上方还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有很多套这样的衣服，冬夏装都有，不用担心没得换洗。除了这身打扮，他还收藏有一木箱的毛主席像章和五六张“文革”时期的主席画像。
孙光法专门去了一趟仇庄看李牧挂在村里的画像。他不喜欢这三张画像，“咱这儿的人，不习惯，理解不了。从颜色上，老百姓就不接受，太难看。它的颜色搭配，我也理解不了。”可他也并不排斥这些特别的主席画像，“只能是你们说它是艺术品，我不好说。你们说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你们说是啥就是啥。我不懂。”
孙光法父辈是地主家的长工。李太斌还记得，读小学时，孙光法因为穿得太破烂，也没人愿意和他同桌。从小，孙光法就特别崇拜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没犯过错儿，“不是后来否定‘文革’，说他错了，除了这个他有什么错儿？他处处为人民，他有什么错儿？他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想推翻三座大山，这么大功绩，他哪儿错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错儿。”但孙光法又说，那会儿的政治空气，没人敢说毛主席不好。
孙光法当过红卫兵，他说那是大势所趋，只能随大溜儿，没得选。话虽这么说，他从来没觉得“文革”是错的。孙光法收藏了很多主席像，但都是他后来在古玩市场买的，早些年自家贴的主席像没能保存下来。孙光法回忆，1980年后，说不能搞个人崇拜，于是学生们挨家挨户把主席像全揭掉了。现在，没人再干涉他贴主席像、收藏像章了。
孙女读初中时在一篇题为《心愿》的作文中写道“要上好大学，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跟着我享福。”孙光法提出了批评，说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宗旨，让家人跟着享福，是错误观念。“我们家的孩子，都教育要为公、为民，不要为自己。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而不是为小家庭利益的世界观。”
李牧送了孙光法两套安迪·沃霍尔画的主席像，孙光法贴了一套在彩钢板房的墙上。“反感我就不贴了，主席像还能不接受？”
还有些人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些主席像，他们是村子里遍布的旋木作坊（把杨木旋切成薄片，供加工板材用）的主人们。因为这些作坊，村里裸露着泥土的道路边，撒满了碎木屑，两侧杨树林里，摆着晾晒的杨木片，白花花的一望无际。除约三分之一家庭经营旋木产业外，不少村妇、老人，只要有动手能力，都在旋木作坊打工。村中干涸的河沟就是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一到雨雪天，街上就会泥水成河。村里墙壁上、电线杆上到处涂抹、粘贴着大小广告标语和招贴，但没有倡导文明生活的宣传，甚至连官方的政治、政策性口号都难觅其踪。
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赚钱，才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波普主席像就是一张画。
村民们很快也习惯了主干道上那三张两米高的主席像，连外村人路过都不会扭头看了。频繁通过的大卡车扬起风尘，给主席像盖上了一层土。主席像已经与墙体广告一起，融入了村庄。
李牧的展览引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国人士前来参观。整个仇庄的老少爷们平生第一次见老外，由此打消了李牧在外面混得不好的猜疑。李太斌也重新认识了儿子所从事的艺术职业。这似乎成了李牧这个展览的最大收获。
1950年代，李牧的家乡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开始悬挂统一的毛主席像。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有些事情还没有改变。印刷厂做贼般地印刷了画像，李牧的父亲对儿子的大胆举动更是忧心忡忡。
不肯署名
等李牧赶到时，印刷厂已经连夜开工，印好了波普毛主席像。
按照与家乡的这家小印刷厂的约定，李牧要对整个印刷过程全程录像——这也都是李牧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可印刷厂快完工后才给李牧打电话——来取吧。等李牧赶到时，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裁纸了。但裁纸也不许拍摄，摄像机开着搁在了一边。工作人员说老板很紧张，认为政府不支持当代艺术，担心会惹上麻烦。
在主席像的最下端，李牧除了署明项目名称、原作者、创作年代、支持艺术机构外，还专门模仿当年的主席像，印上了“印刷：徐州润彩印刷厂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 定价：3.5元”的字样。
“润彩印刷厂”其实是个虚拟名字，印刷厂不愿意厂名出现在这张画像上。印刷厂担心的，正是李牧父亲担心的，“这东西可不要往外拿，拿出去可不得了，上边来人会把你抓起来的。”
可李牧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成——在自己的家乡举办一个现代艺术的展览。
李牧的家乡仇庄地处苏北平原，至今仍颇为闭塞。李牧1974年出生，小时候，村里几乎每家房子后墙都刷着“毛主席万岁”、“打倒四人帮”的标语，大队与镇里墙上画着很多主席像，小学同学之间交换流转着大量毛主席像章。李牧清晰地记得，他在厨房灶台边，看到手里像章在火光映照下光芒四射的景象。
2010年，荷兰范·阿贝美术馆在上海举办展览，邀请李牧参加。李牧突发奇想——把该馆的藏品搬到老家仇庄。最终，李牧带回了授权的电子文件、图纸等资料，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的毛主席像。仇庄展览展出的将是当地制作完成的复制品。
他的初衷很简单，希望家乡人也能看到现代艺术；他也将记录人们的反应，这也是这次艺术活动的一部分。2013年春节，李牧在家乡办了一个小型艺术图书馆。展览开始之前，现代艺术首先出现在这个图书馆里。2013年5月，李牧从印刷厂取回主席像，向自己的乡亲派送。
村民们的反应很微妙。很多人不喜欢那三幅五颜六色的主席画像，觉得颜色不好看，尤其不喜欢蓝色的。蓝色让毛泽东整个面孔黑乎乎的，他们认为有“丑化主席”之嫌，但没人以此为由予以拒绝。
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拒绝了，他们会说“信主”或委婉地说“家里有了”。
每次下午半晌出门一直到天黑，李牧能送出去十几份。断断续续有四五天，共送出去六七十份。送主席像的过程中，李牧注意到，中堂位置仍贴着传统主席像的仅有四五家，多是老人。
收了画像的人，都爱问三幅画三个颜色各什么意思。其实，那些颜色可能根本就没有寓意。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安迪·沃霍尔发现中国无处不在的毛泽东画像恰如西方消费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广告，于是以《毛泽东选集》扉页那张照片为摹本，用“复制”的方式创作了大量色彩各异的毛泽东画像。他的同类作品还有列宁、玛丽莲·梦露等名人。
关于颜色的问题问多了，当时在仇庄探访的李牧的艺术家朋友那颖禹就随口开玩笑说：红的可以保身体健康，黄的可以保财源滚滚，蓝的则可以辟邪驱鬼。也有人信以为真，还专门来索取——这很符合主席像在汽车驾驶室里走红的潮流。除了送给村民，李牧也把主席像放大了，挂到村里。这是李牧的父亲李太斌更为担心的。
父亲
对于回到仇庄办展览这件事情，李牧提前半年就跟父亲说了，但并没说要展出毛泽东画像。
李太斌第一次看到这三幅画像时，就反对儿子把画像拿到外面去，更别说放大了挂到村里主干道上了。
2013年6月的一天，李牧将三幅放大到两米的主席像悬挂到村里主路边的一面墙上。李太斌当天全程跟着儿子，趿拉着一双沾满了尘土的拖鞋，手里的烟却一根接一根。平时，他三天才抽一盒烟，那天，他直接干掉了一整盒。李太斌太生气了。多年来，父子间的类似冲突不止一次，但每一次都以他的妥协而告终。
李牧小学时就爱画画，美术中专毕业后，不甘心在小广告公司当设计师，想参加高考读美术学院。李太斌因为家里窘迫而坚决反对，乃至撂出了“你考上学那天，就是我在家上吊自杀那天”。
后来李牧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大学毕业，李牧回到家乡一所高职当美术老师，并在那里组建了家庭。六年后，李牧悄悄辞了职，跑到上海做了全职艺术家。李太斌得知后大怒，命令李牧必须回学校去，李牧撂了句“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那天，李太斌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低着头，抽烟。
这一次，李太斌没法阻止儿子悬挂“古怪”的主席像，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说服儿子的努力，一有机会就对李牧说“那画儿还是别挂为好”。
“主席像能瞎画吗？”李太斌听到村里人们议论其中一张黑乎乎的太难看。他很害怕。
李太斌小学毕业时，全乡只有两人考上了省重点丰县中学，李太斌是其中之一。可初中读了一年就“文革”了，李太斌成了木工，在家帮人打家具。有一次，地方干部以打击“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行为的名义，上门把木料搜走充公。
他记得“文革”前搞“大鸣大放”时，地方官员问人们当时的时代好不好，让大家有啥说啥，随便提意见。村子东边一位老师就说了句，“毛主席领导得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就被打成右派，不让教学。直到邓小平上台，这位老师才获得平反。
李太斌虽然不懂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但他知道这样花花绿绿的主席像，搁在“文革”，谁敢这么搞，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他的担心似乎也没有过时。为了纪念安迪·沃霍尔逝世25周年，他的系列作品于2012、2013年间在世界各地巡展，但在上海、北京的展览，毛泽东像这组作品就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许可。 村里唯一的画师卢道德，现在以给人画神像为生，他是仍在中堂贴主席像的老人之一。私下里，卢道德跟李牧讲了一些野史。但当澳大利亚一对艺术家夫妇前来拍纪录片时，卢道德严肃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
图书馆开馆之前，就有人提醒李牧得跟政府打招呼，李牧给一位基层干部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说忙，后来干脆提议李牧把钱给他，由他来扶贫，李牧说村里不缺钱，缺精神。李牧后来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前任县委书记，后者带着镇长和文化局干部到图书馆露了面，这让李牧和父亲李太斌都松了口气。
后来，李牧在村里挂起了主席像。那位基层干部来来去去，常会经过，见了李牧也只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但从未与李牧谈起过主席像，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李太斌内心高悬的石头仍未放下，他寄望于酝酿中的道路拓宽工程在春节后动工，好摘掉那三幅画像。李太斌仍有一种强烈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虽然他也知道，过去的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
但他的小学同学孙光法却仍活在那个时代。
村民收藏家
孙光法住在邻村，1949年生人，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在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他常年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的军帽，帽檐上方还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有很多套这样的衣服，冬夏装都有，不用担心没得换洗。除了这身打扮，他还收藏有一木箱的毛主席像章和五六张“文革”时期的主席画像。
孙光法专门去了一趟仇庄看李牧挂在村里的画像。他不喜欢这三张画像，“咱这儿的人，不习惯，理解不了。从颜色上，老百姓就不接受，太难看。它的颜色搭配，我也理解不了。”可他也并不排斥这些特别的主席画像，“只能是你们说它是艺术品，我不好说。你们说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你们说是啥就是啥。我不懂。”
孙光法父辈是地主家的长工。李太斌还记得，读小学时，孙光法因为穿得太破烂，也没人愿意和他同桌。从小，孙光法就特别崇拜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没犯过错儿，“不是后来否定‘文革’，说他错了，除了这个他有什么错儿？他处处为人民，他有什么错儿？他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想推翻三座大山，这么大功绩，他哪儿错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错儿。”但孙光法又说，那会儿的政治空气，没人敢说毛主席不好。
孙光法当过红卫兵，他说那是大势所趋，只能随大溜儿，没得选。话虽这么说，他从来没觉得“文革”是错的。孙光法收藏了很多主席像，但都是他后来在古玩市场买的，早些年自家贴的主席像没能保存下来。孙光法回忆，1980年后，说不能搞个人崇拜，于是学生们挨家挨户把主席像全揭掉了。现在，没人再干涉他贴主席像、收藏像章了。
孙女读初中时在一篇题为《心愿》的作文中写道“要上好大学，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跟着我享福。”孙光法提出了批评，说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宗旨，让家人跟着享福，是错误观念。“我们家的孩子，都教育要为公、为民，不要为自己。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而不是为小家庭利益的世界观。”
李牧送了孙光法两套安迪·沃霍尔画的主席像，孙光法贴了一套在彩钢板房的墙上。“反感我就不贴了，主席像还能不接受？”
还有些人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些主席像，他们是村子里遍布的旋木作坊（把杨木旋切成薄片，供加工板材用）的主人们。因为这些作坊，村里裸露着泥土的道路边，撒满了碎木屑，两侧杨树林里，摆着晾晒的杨木片，白花花的一望无际。除约三分之一家庭经营旋木产业外，不少村妇、老人，只要有动手能力，都在旋木作坊打工。村中干涸的河沟就是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一到雨雪天，街上就会泥水成河。村里墙壁上、电线杆上到处涂抹、粘贴着大小广告标语和招贴，但没有倡导文明生活的宣传，甚至连官方的政治、政策性口号都难觅其踪。
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赚钱，才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波普主席像就是一张画。
村民们很快也习惯了主干道上那三张两米高的主席像，连外村人路过都不会扭头看了。频繁通过的大卡车扬起风尘，给主席像盖上了一层土。主席像已经与墙体广告一起，融入了村庄。
李牧的展览引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国人士前来参观。整个仇庄的老少爷们平生第一次见老外，由此打消了李牧在外面混得不好的猜疑。李太斌也重新认识了儿子所从事的艺术职业。这似乎成了李牧这个展览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