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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冬天下午，陈晓卿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
据说，两家从《舌尖》第一季就跟这位总导演邀约专访，另一家是一位台湾记者自掏腰包从宝岛飞来见他。
比预约时间晚一个小时，陈晓卿匆匆赶来，他刚从《舌尖上的中国Ⅱ》编辑会中脱身。
也许是作为迟到的补偿，陈晓卿讲了一个段子。
前几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二十只四五两一个的大闸蟹。很快，一头雾水的他接到大闸蟹主人的电话，内容大抵是埋怨剧组，“你们要的钱太多了！”
“贴钱的事儿我们干了不少，要钱却从来没有过”，从第二季开拍，他几乎三五天便要解释一次，“你又被冒牌的骗了”。
这段子让陈晓卿挺得意，段子的中心思想是解释：《舌尖》到底有多火。
当然，比起这些啼笑皆非的“负担”，《舌尖》效应带来的更多还是“实惠”，“最大的实惠是给纪录频道带来超乎想象的发展空间。”
“舌尖”效应
说起“实惠”似乎是陈晓卿最不擅长的话题，“我是一个拍片子的，不关心这些。”
他打了一通电话，才回答出《舌尖Ⅱ》的广告销售份额，“硬广告八千九百万，其实我也没有概念这是多少钱，但绝对是频道最高的。”
如果有对比，便很容易理解“八千九百万”是多少钱。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成立第一年，全年频道广告收益3600万，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亿。
虽然比起整个央视全年一百多亿的广告收益，“八千九百万”和“5亿”都不算多，但对于纪录片行业而言，这无异于一剂强心针。
“过去几十年，拍纪录片的都是‘活雷锋’，都不能谈收视，更不能谈钱”，这一点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感受颇深，2012年《舌尖》播出之后，纪录频道开始有了“生机”，“这个生机是生存的机会，如果没有广告，任何一个电视频道都是不会支持长久的，这一点我们早就清楚。”
即便是不怎么关心钱的事情，陈晓卿也清晰地感受到，《舌尖》之后，开始有“钱”慕名找来。“从来没试过一个做纪录片的地位能这么主动。”陈晓卿笑道。
虽然资金一拥而上，但在陈晓卿看来，“靠谱的其实也不多”：有投资人点名要他拍美食片儿的，也有品牌要在片子里植入软广告的。
“《舌尖Ⅱ》里有植入？”
“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一股清高劲儿在憨厚的黑脸上浮现。
即便是坚决不接受这些“不靠谱”的钱，有了更多广告收入的纪录频道还是轻轻松松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一些想象之外的变化也在发生。
《舌尖》之后，一些曾经的纪录片导演找到陈晓卿，希望重回纪录片队伍。这些人中不乏得过国际奖项的导演，但由于拍摄纪录片无法养活自己而转投他处，有人拍企业宣传片也当了“大拿”，有人干脆远离了导演工作。
“纪录频道开始能养活纪录片人。”这是陈晓卿看来，行业复苏的好开始。
一年半前，纪录频道总监刘文曾在采访中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拍纪录片也能站着把钱赚了，不再有那些为找投资而牺牲原则。”那时候刘文想，等有这个能力了，纪录频道要成立一个协会，有自己的纪录片基金，扶持那些好片子。“也许要很长时间去实现，但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
没想到，仅仅一年的时间，刘文的希望就成了真。他信心十足，“有了充足资金，纪录频道能做更多的事情。”
2013年7月17日，纪录频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100多家纪录片制作机构参与。两天后，“播出联盟”相继成立，全国30多家省级电视台和60多家市级电视台加入其中。
“离真正站着赚钱还有一段路，”刘文解释，“纪录片行业还不能像电视剧行业一样，通过拍片、发行收回成本。”
作为频道总监，刘文不得不比其他人考虑得更多，他担心，“如果行业不能走上拍片子赚钱的正常轨道，一部再好的片子，它的威力总有一天也会用尽。”
有市无货和有货无市
《舌尖》的威力能快速带来资金、市场和人，却无法快速生产出足够多、足够吸引人的作品。
于是，纪录片行业陷入了有市无货的尴尬境地。
刘文乐见于《舌尖》超乎预想的热度带来的广阔市场，却也苦于无法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2012年央视频道改版后，每天首播增至6小时，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小时的片源需求。刘文介绍，目前央视内部制作的纪录片不到100小时，委托制作的约300小时，购买播映权的约400
小时。
“目前还有600多个小时片源缺口，”刘文坦言，头一年，选片组只能在过去几十年的箱子底中寻找适合的片子。2012年底，刘文就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明年已经不知道该播什么好”，而2013年纪录频道无奈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放开门槛”。
目前，国内具有足够实力的制作公司不过几十家，相较于一些文化输出大国几百家纪录片制作机构而言差距明显。买方市场增大后，国内纪录片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
一位纪录片制片人话语犀利，“放开应该是个保守的说法，说是放低也不为过。”
该制片人说，“这不是某个频道的问题，因为片源紧张催生出所谓的‘新生代纪录片’，这些作品充其量是素材的堆积，根本经不起推敲，却已经被搬上了电视凑数。”
“现在我们是有钱投不出去，”刘文也并不避谈纪录片质量的问题，“片子是多，但质量低。纪录片播出的缺口很大，有预算却也买不到节目。”
而《舌尖》之后，纪录频道的制作团队似乎更是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希望能够拍出一部能出其右的作品。
面貌的变化最是明显，频道开播头两年，央视内部每年打造一、两部纪录片作为重磅，而2013年，纪录频道全年推出了《京剧》、《丝路》、《茶》、《瓷路》等多部原创纪录片。
遗憾的是，始终不能达到《舌尖》的热度，甚至在一些有陈晓卿出席的其他新片发布会上，问题还是会集中在“《舌尖》第二季的拍摄进展如何”上。 “不是其他片子拍得不够好，而是没有像《舌尖》那样形成社会话题，还是题材的问题。”刘文
解释。
“电视台的环境是特别恶劣的，它需要一个叫收视率的东西，”陈晓卿从来不说《舌尖》拍得有多好，“只是题材选得巧”。
“其实好片子太多了啊！”陈晓卿露出笑容，一副谁说中国没有好纪录片的神情，他说自己常常会看完一些独立导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觉，“你比如纪实题材的片子，那些好东西没法在电视上播啊！”
说起纪实题材，陈晓卿显得热情起来，一改回答《舌尖》问题时的有一搭没一搭，“这可不是你们以为的政治原因，而是现在的电视台有个致命的东西——收视率。但是苦大仇深的片子一定不会有太多人
喜欢。”
“那好东西去哪儿了？”
“得个奖就没有然后了，”陈晓卿像是想起什么，大笑道，“哦对，然后才有了那些‘转业’了又想回来的人啊！”
也许，有货无市才是中国纪录片真正的症结
所在。
失落的疼痛感
时间似乎在每一个人身上轮回，纪实题材话题的开启让陈晓卿想起了自己。
陈晓卿导演生涯的头两部作品《远在北京的家》和《龙脊》都是纪事题材，据说当年很多人是哭着看完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获得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
那时候，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拍那些让人坐下来慢慢看、细细品的东西”。没想到，《龙脊》之后陈晓卿却陷入迷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纪录片行业兴起一场“肃清运动”，纪实题材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受到猛烈压制，而中国电视纪录片从此进入了“文献纪录片大联展”时代。
就像陈晓卿开始拍摄《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一样，此后国内大多数重要纪录片作品都是挂着主流电视媒体立项制作的名头，而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作品渐渐从主流屏幕上消失。
很多纪录片创作人员被迫转岗。
陈晓卿去了如今他已经三缄其口的《见证》栏目组。所有了解《见证》的人都知道，他把《见证》制作得极富纪实纪录片色彩，而《见证》的收视时间也从黄金时间一路退至深夜。
“体制内导演”陈晓卿特别关注那些所谓的“独立导演”，甚至颇有些羡慕。
“电视纪录片，包括我自己的同事拍出来的东西，我看到的更多是刷了绿漆、镶了金边的社会。”陈晓卿直言不讳，“而这样一批独立纪录片，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不可或缺。”
陈晓卿生怕坐在他面前的三位记者无法理解和转达他的意思，一拍大腿解释道：“这么说可能更明白！后人如果想了解2011年到2015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通过《舌尖》了解是有难度的。而另外一些人拍的东西可能更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
尽管《舌尖》赞誉如潮，即将播出的第二季也被所有人寄予厚望，陈晓卿却格外清醒：“《舌尖》是一个‘温和的筐’，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直白，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筐’里。”
“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陈晓卿非常焦急于主流媒体的粉饰和美化，“主流的声音总是让我们忘记疼痛，而不是记住疼痛。创作者就会努力美化，感觉不到主人公的辛苦，感觉不到他们对公平、对自由的那种渴望。”
停顿了一下，陈晓卿突然说：“哎呀，咱们先不说这些吧！他们台湾记者估计理解不了我们的水深
火热。”
每每聊起纪实题材的创作空间，陈晓卿就会不自觉地语态放松许多，但很快又像想起什么似的，主动把话题生扯回到《舌尖Ⅱ》的剧情上。
“聊得太多死得更快”，陈晓卿大笑道。
据说，两家从《舌尖》第一季就跟这位总导演邀约专访，另一家是一位台湾记者自掏腰包从宝岛飞来见他。
比预约时间晚一个小时，陈晓卿匆匆赶来，他刚从《舌尖上的中国Ⅱ》编辑会中脱身。
也许是作为迟到的补偿，陈晓卿讲了一个段子。
前几天，他收到了一个快递：二十只四五两一个的大闸蟹。很快，一头雾水的他接到大闸蟹主人的电话，内容大抵是埋怨剧组，“你们要的钱太多了！”
“贴钱的事儿我们干了不少，要钱却从来没有过”，从第二季开拍，他几乎三五天便要解释一次，“你又被冒牌的骗了”。
这段子让陈晓卿挺得意，段子的中心思想是解释：《舌尖》到底有多火。
当然，比起这些啼笑皆非的“负担”，《舌尖》效应带来的更多还是“实惠”，“最大的实惠是给纪录频道带来超乎想象的发展空间。”
“舌尖”效应
说起“实惠”似乎是陈晓卿最不擅长的话题，“我是一个拍片子的，不关心这些。”
他打了一通电话，才回答出《舌尖Ⅱ》的广告销售份额，“硬广告八千九百万，其实我也没有概念这是多少钱，但绝对是频道最高的。”
如果有对比，便很容易理解“八千九百万”是多少钱。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成立第一年，全年频道广告收益3600万，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亿。
虽然比起整个央视全年一百多亿的广告收益，“八千九百万”和“5亿”都不算多，但对于纪录片行业而言，这无异于一剂强心针。
“过去几十年，拍纪录片的都是‘活雷锋’，都不能谈收视，更不能谈钱”，这一点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感受颇深，2012年《舌尖》播出之后，纪录频道开始有了“生机”，“这个生机是生存的机会，如果没有广告，任何一个电视频道都是不会支持长久的，这一点我们早就清楚。”
即便是不怎么关心钱的事情，陈晓卿也清晰地感受到，《舌尖》之后，开始有“钱”慕名找来。“从来没试过一个做纪录片的地位能这么主动。”陈晓卿笑道。
虽然资金一拥而上，但在陈晓卿看来，“靠谱的其实也不多”：有投资人点名要他拍美食片儿的，也有品牌要在片子里植入软广告的。
“《舌尖Ⅱ》里有植入？”
“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一股清高劲儿在憨厚的黑脸上浮现。
即便是坚决不接受这些“不靠谱”的钱，有了更多广告收入的纪录频道还是轻轻松松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一些想象之外的变化也在发生。
《舌尖》之后，一些曾经的纪录片导演找到陈晓卿，希望重回纪录片队伍。这些人中不乏得过国际奖项的导演，但由于拍摄纪录片无法养活自己而转投他处，有人拍企业宣传片也当了“大拿”，有人干脆远离了导演工作。
“纪录频道开始能养活纪录片人。”这是陈晓卿看来，行业复苏的好开始。
一年半前，纪录频道总监刘文曾在采访中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拍纪录片也能站着把钱赚了，不再有那些为找投资而牺牲原则。”那时候刘文想，等有这个能力了，纪录频道要成立一个协会，有自己的纪录片基金，扶持那些好片子。“也许要很长时间去实现，但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
没想到，仅仅一年的时间，刘文的希望就成了真。他信心十足，“有了充足资金，纪录频道能做更多的事情。”
2013年7月17日，纪录频道发起成立了“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100多家纪录片制作机构参与。两天后，“播出联盟”相继成立，全国30多家省级电视台和60多家市级电视台加入其中。
“离真正站着赚钱还有一段路，”刘文解释，“纪录片行业还不能像电视剧行业一样，通过拍片、发行收回成本。”
作为频道总监，刘文不得不比其他人考虑得更多，他担心，“如果行业不能走上拍片子赚钱的正常轨道，一部再好的片子，它的威力总有一天也会用尽。”
有市无货和有货无市
《舌尖》的威力能快速带来资金、市场和人，却无法快速生产出足够多、足够吸引人的作品。
于是，纪录片行业陷入了有市无货的尴尬境地。
刘文乐见于《舌尖》超乎预想的热度带来的广阔市场，却也苦于无法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2012年央视频道改版后，每天首播增至6小时，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小时的片源需求。刘文介绍，目前央视内部制作的纪录片不到100小时，委托制作的约300小时，购买播映权的约400
小时。
“目前还有600多个小时片源缺口，”刘文坦言，头一年，选片组只能在过去几十年的箱子底中寻找适合的片子。2012年底，刘文就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明年已经不知道该播什么好”，而2013年纪录频道无奈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放开门槛”。
目前，国内具有足够实力的制作公司不过几十家，相较于一些文化输出大国几百家纪录片制作机构而言差距明显。买方市场增大后，国内纪录片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
一位纪录片制片人话语犀利，“放开应该是个保守的说法，说是放低也不为过。”
该制片人说，“这不是某个频道的问题，因为片源紧张催生出所谓的‘新生代纪录片’，这些作品充其量是素材的堆积，根本经不起推敲，却已经被搬上了电视凑数。”
“现在我们是有钱投不出去，”刘文也并不避谈纪录片质量的问题，“片子是多，但质量低。纪录片播出的缺口很大，有预算却也买不到节目。”
而《舌尖》之后，纪录频道的制作团队似乎更是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希望能够拍出一部能出其右的作品。
面貌的变化最是明显，频道开播头两年，央视内部每年打造一、两部纪录片作为重磅，而2013年，纪录频道全年推出了《京剧》、《丝路》、《茶》、《瓷路》等多部原创纪录片。
遗憾的是，始终不能达到《舌尖》的热度，甚至在一些有陈晓卿出席的其他新片发布会上，问题还是会集中在“《舌尖》第二季的拍摄进展如何”上。 “不是其他片子拍得不够好，而是没有像《舌尖》那样形成社会话题，还是题材的问题。”刘文
解释。
“电视台的环境是特别恶劣的，它需要一个叫收视率的东西，”陈晓卿从来不说《舌尖》拍得有多好，“只是题材选得巧”。
“其实好片子太多了啊！”陈晓卿露出笑容，一副谁说中国没有好纪录片的神情，他说自己常常会看完一些独立导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觉，“你比如纪实题材的片子，那些好东西没法在电视上播啊！”
说起纪实题材，陈晓卿显得热情起来，一改回答《舌尖》问题时的有一搭没一搭，“这可不是你们以为的政治原因，而是现在的电视台有个致命的东西——收视率。但是苦大仇深的片子一定不会有太多人
喜欢。”
“那好东西去哪儿了？”
“得个奖就没有然后了，”陈晓卿像是想起什么，大笑道，“哦对，然后才有了那些‘转业’了又想回来的人啊！”
也许，有货无市才是中国纪录片真正的症结
所在。
失落的疼痛感
时间似乎在每一个人身上轮回，纪实题材话题的开启让陈晓卿想起了自己。
陈晓卿导演生涯的头两部作品《远在北京的家》和《龙脊》都是纪事题材，据说当年很多人是哭着看完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获得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
那时候，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拍那些让人坐下来慢慢看、细细品的东西”。没想到，《龙脊》之后陈晓卿却陷入迷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纪录片行业兴起一场“肃清运动”，纪实题材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受到猛烈压制，而中国电视纪录片从此进入了“文献纪录片大联展”时代。
就像陈晓卿开始拍摄《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一样，此后国内大多数重要纪录片作品都是挂着主流电视媒体立项制作的名头，而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作品渐渐从主流屏幕上消失。
很多纪录片创作人员被迫转岗。
陈晓卿去了如今他已经三缄其口的《见证》栏目组。所有了解《见证》的人都知道，他把《见证》制作得极富纪实纪录片色彩，而《见证》的收视时间也从黄金时间一路退至深夜。
“体制内导演”陈晓卿特别关注那些所谓的“独立导演”，甚至颇有些羡慕。
“电视纪录片，包括我自己的同事拍出来的东西，我看到的更多是刷了绿漆、镶了金边的社会。”陈晓卿直言不讳，“而这样一批独立纪录片，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不可或缺。”
陈晓卿生怕坐在他面前的三位记者无法理解和转达他的意思，一拍大腿解释道：“这么说可能更明白！后人如果想了解2011年到2015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通过《舌尖》了解是有难度的。而另外一些人拍的东西可能更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
尽管《舌尖》赞誉如潮，即将播出的第二季也被所有人寄予厚望，陈晓卿却格外清醒：“《舌尖》是一个‘温和的筐’，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直白，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筐’里。”
“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陈晓卿非常焦急于主流媒体的粉饰和美化，“主流的声音总是让我们忘记疼痛，而不是记住疼痛。创作者就会努力美化，感觉不到主人公的辛苦，感觉不到他们对公平、对自由的那种渴望。”
停顿了一下，陈晓卿突然说：“哎呀，咱们先不说这些吧！他们台湾记者估计理解不了我们的水深
火热。”
每每聊起纪实题材的创作空间，陈晓卿就会不自觉地语态放松许多，但很快又像想起什么似的，主动把话题生扯回到《舌尖Ⅱ》的剧情上。
“聊得太多死得更快”，陈晓卿大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