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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位名叫曹希蕴的女道士，曾为乾明寺的尼姑绣娘作了一首诗，说她们：“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
崇尚书画的风气影响到汴绣，便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汴绣，也称“宋绣”，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历史上汴绣声名显赫，曾超过苏、蜀、粤、湘四大名绣，被作为宋朝的“国宝级”御用刺绣。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文绣院”，使汴绣成为我国历史上“起点最高的绣种”。
有人说，汴绣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这个对的时间说的就是宋朝，而这个对的地点说的便是开封。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史称“东京”或“汴京”）。历史选择开封作为宋朝这个伟大朝代的起点，也许只是出于偶然，然而这种偶然，却不负所望地开出了一枝最袅娜的花——汴绣。
“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主人公竟是尼姑
作为北宋的国都，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志得意满都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提到的那样：城内外人烟稠密，粮船云集；街道两旁悬挂着市招旗帜的店铺林立罗展，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据记载，除了当时驻扎在京城的十万余禁军和他们的家眷，以及为数众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走卒、民间艺人……大大刺激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所有你能想到的”生意共410多行。在这410行中，刺绣业如鱼得水，是当之无愧的“万花之魁”。
那不仅是一个王朝、一座城池的盛世，更是汴绣的盛世。上至帝王妃嫔、王侯将相的龙袍、官服，下至普通百姓的婚丧嫁娶之衣，每一天、每一样都离不开刺绣的点缀。
为了获得最好的刺绣，公元1104年，管丝织、刺绣的中少监张康白向朝廷启奏，建议设置专门的刺绣院，遴选绣工300人，并从江浙、四川一带广揽刺绣高手教授。由她们专门负责绣制龙袍、凤衣、龙凤日月旗、各级官员的朝服、乌纱帽、朝靴等衣饰用品和岁贡时作为赏赐给各国使节的礼物。
于是第二年，这所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便应运而生了。文绣院设置在皇宫之内，由少府监掌管。这里高手云集，日日都能看到绣娘们十指翻飞的动人景象。然而即便如此，单凭文绣院300绣娘的齐心合力也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刺绣的巨大需求。
所以早在文绣院成立之前，民间就已经有了另外两支刺绣力量：“百姓绣户”（朝廷雇佣的民间绣姑）和诸尼寺绣姑。
尼姑成为刺绣的重要力量，是汴绣中所独有的现象。当时，以相国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刺绣交易场，每月5次开放，一时盛况空前。而在相国寺的东门外有一条“绣巷”，住着来自华严尼寺、两浙尼寺等寺院中的尼姑绣娘，她们往往在夜里挑灯做活，白日则当垆售卖绣作、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冠子、绦线之类。
这些本应红尘了断，却偏偏日夜沉醉在刺绣的迷离之美中的绣娘，不知曾勾起了多少王孙公子的多情惆怅。
而最惆怅的，当然还是她们自己。
相传，当时有一位名叫曹希蕴的女道士，曾为乾明寺的尼姑绣娘作了一首诗，说她们：“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知道出了多少尼姑的哀怨彷徨……
汴绣的古名画情结
关于中国刺绣，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苏绣猫咪，湘绣狮虎，蜀绣游鱼，粤绣鸟禽，汴绣人物最传神。”的确，如果宋代是汴绣的灵魂，那么书画便是汴绣解不开的情结。
仿佛赌气似的，今天的开封人固执地追念着远古的时代。
他们模仿《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修建起一个偌大的清明上河园，又在汴绣里千万遍地重绣历朝历代的名画：从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崔白的《寒雀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朝的《永乐宫壁画》，再到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而这种千年不变的“山水人物、楼台花鸟”主题，使人恍惚觉得，也许时光从来不曾流逝过。
汴绣题材的这种名画传统，其实主要是源于宋徽宗。中国的帝王，历来不乏才子文人，比如宋徽宗便是其中一个。他不仅是一国之君，更是一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的推动下，开封成立了当时全国画坛的最高机构“翰林画院”。宋徽宗还亲自为画院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下令设立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开设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
崇尚书画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汴绣。不久，朝廷又特设了绣画专科，将绣画分为了山水、楼阁、人物、花鸟等几大类——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宋绣画”，使汴绣由实用进而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
新的题材，必然呼唤新的针法。经过数代绣娘的探索尝试，除了传统的针法外，汴绣还产生了诸如“滚针绣水纹、练针绣船锚、绳针绣锚绳、别针绣棚席、反吃绣屋瓦、发针绣人物、蒙针绣柳树”等多种针法。并最终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以致于千年后，人们早已不能区分究竟是古名画在汴绣中获得了重生，还是汴绣在古名画里得到了永生？
汴绣，一个遗留在宋朝的唯美背影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汴绣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与北宋和都城东京（今开封）牵连在一起的。所以当北宋灭亡，皇室南迁之后，汴绣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
公元1127年，东京陷落后，北宋灭亡。破城后的金人将城内的百工和名伎艺人、宗室、僧道、百官等抢掠一空。136万人的东京遭此浩劫，早已繁华不再，而元气大伤的汴绣也随之跌入了低谷。
城破了，皇帝走了，但借着昔日的荣光，汴绣并没有立即死去。在当时的开封街头，仍有一些货郎叫卖各样彩色绣花线，民间也仍保留着女子在七月七乞巧的习俗。只是汴绣从此只能不露声色，低调地“苟活于世”了。
后来的历史里，无论是在苏、蜀、粤、湘四大绣声名鹊起的明清朝，还是在战火频繁的抗日战争期间，或者在建国后成立“机绣合作互助组”，或者是如今散落城中的绣庄、绣厂……几经沉浮的汴绣，最终都没能逃过时代的变迁，渐渐模糊成了一个遗留在宋朝的美丽背影。
但它骨子里所透出的娴静古雅和庄重高贵，仍时时令人感慨：如果开封没有汴绣，我们的宋朝，我们的中原又该多么寂寞寥落？
因为，永远没有人能回答：在中国的历史里，曾有多少人，用了多少细腻的心和多少种我们不懂得的针法，多少次往返于光滑的缎面上，才绣出了所有中国人都懂得的色彩与形象？
崇尚书画的风气影响到汴绣，便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汴绣，也称“宋绣”，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历史上汴绣声名显赫，曾超过苏、蜀、粤、湘四大名绣，被作为宋朝的“国宝级”御用刺绣。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文绣院”，使汴绣成为我国历史上“起点最高的绣种”。
有人说，汴绣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这个对的时间说的就是宋朝，而这个对的地点说的便是开封。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史称“东京”或“汴京”）。历史选择开封作为宋朝这个伟大朝代的起点，也许只是出于偶然，然而这种偶然，却不负所望地开出了一枝最袅娜的花——汴绣。
“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主人公竟是尼姑
作为北宋的国都，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志得意满都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提到的那样：城内外人烟稠密，粮船云集；街道两旁悬挂着市招旗帜的店铺林立罗展，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据记载，除了当时驻扎在京城的十万余禁军和他们的家眷，以及为数众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走卒、民间艺人……大大刺激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所有你能想到的”生意共410多行。在这410行中，刺绣业如鱼得水，是当之无愧的“万花之魁”。
那不仅是一个王朝、一座城池的盛世，更是汴绣的盛世。上至帝王妃嫔、王侯将相的龙袍、官服，下至普通百姓的婚丧嫁娶之衣，每一天、每一样都离不开刺绣的点缀。
为了获得最好的刺绣，公元1104年，管丝织、刺绣的中少监张康白向朝廷启奏，建议设置专门的刺绣院，遴选绣工300人，并从江浙、四川一带广揽刺绣高手教授。由她们专门负责绣制龙袍、凤衣、龙凤日月旗、各级官员的朝服、乌纱帽、朝靴等衣饰用品和岁贡时作为赏赐给各国使节的礼物。
于是第二年，这所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便应运而生了。文绣院设置在皇宫之内，由少府监掌管。这里高手云集，日日都能看到绣娘们十指翻飞的动人景象。然而即便如此，单凭文绣院300绣娘的齐心合力也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刺绣的巨大需求。
所以早在文绣院成立之前，民间就已经有了另外两支刺绣力量：“百姓绣户”（朝廷雇佣的民间绣姑）和诸尼寺绣姑。
尼姑成为刺绣的重要力量，是汴绣中所独有的现象。当时，以相国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刺绣交易场，每月5次开放，一时盛况空前。而在相国寺的东门外有一条“绣巷”，住着来自华严尼寺、两浙尼寺等寺院中的尼姑绣娘，她们往往在夜里挑灯做活，白日则当垆售卖绣作、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冠子、绦线之类。
这些本应红尘了断，却偏偏日夜沉醉在刺绣的迷离之美中的绣娘，不知曾勾起了多少王孙公子的多情惆怅。
而最惆怅的，当然还是她们自己。
相传，当时有一位名叫曹希蕴的女道士，曾为乾明寺的尼姑绣娘作了一首诗，说她们：“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知道出了多少尼姑的哀怨彷徨……
汴绣的古名画情结
关于中国刺绣，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苏绣猫咪，湘绣狮虎，蜀绣游鱼，粤绣鸟禽，汴绣人物最传神。”的确，如果宋代是汴绣的灵魂，那么书画便是汴绣解不开的情结。
仿佛赌气似的，今天的开封人固执地追念着远古的时代。
他们模仿《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修建起一个偌大的清明上河园，又在汴绣里千万遍地重绣历朝历代的名画：从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崔白的《寒雀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朝的《永乐宫壁画》，再到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而这种千年不变的“山水人物、楼台花鸟”主题，使人恍惚觉得，也许时光从来不曾流逝过。
汴绣题材的这种名画传统，其实主要是源于宋徽宗。中国的帝王，历来不乏才子文人，比如宋徽宗便是其中一个。他不仅是一国之君，更是一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的推动下，开封成立了当时全国画坛的最高机构“翰林画院”。宋徽宗还亲自为画院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下令设立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开设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
崇尚书画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汴绣。不久，朝廷又特设了绣画专科，将绣画分为了山水、楼阁、人物、花鸟等几大类——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宋绣画”，使汴绣由实用进而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
新的题材，必然呼唤新的针法。经过数代绣娘的探索尝试，除了传统的针法外，汴绣还产生了诸如“滚针绣水纹、练针绣船锚、绳针绣锚绳、别针绣棚席、反吃绣屋瓦、发针绣人物、蒙针绣柳树”等多种针法。并最终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以致于千年后，人们早已不能区分究竟是古名画在汴绣中获得了重生，还是汴绣在古名画里得到了永生？
汴绣，一个遗留在宋朝的唯美背影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汴绣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与北宋和都城东京（今开封）牵连在一起的。所以当北宋灭亡，皇室南迁之后，汴绣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
公元1127年，东京陷落后，北宋灭亡。破城后的金人将城内的百工和名伎艺人、宗室、僧道、百官等抢掠一空。136万人的东京遭此浩劫，早已繁华不再，而元气大伤的汴绣也随之跌入了低谷。
城破了，皇帝走了，但借着昔日的荣光，汴绣并没有立即死去。在当时的开封街头，仍有一些货郎叫卖各样彩色绣花线，民间也仍保留着女子在七月七乞巧的习俗。只是汴绣从此只能不露声色，低调地“苟活于世”了。
后来的历史里，无论是在苏、蜀、粤、湘四大绣声名鹊起的明清朝，还是在战火频繁的抗日战争期间，或者在建国后成立“机绣合作互助组”，或者是如今散落城中的绣庄、绣厂……几经沉浮的汴绣，最终都没能逃过时代的变迁，渐渐模糊成了一个遗留在宋朝的美丽背影。
但它骨子里所透出的娴静古雅和庄重高贵，仍时时令人感慨：如果开封没有汴绣，我们的宋朝，我们的中原又该多么寂寞寥落？
因为，永远没有人能回答：在中国的历史里，曾有多少人，用了多少细腻的心和多少种我们不懂得的针法，多少次往返于光滑的缎面上，才绣出了所有中国人都懂得的色彩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