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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第三大河——珠江水系，是由西江、北江、东江组成的。许多人由此纳闷：为何没有南江?曾有书称：珠江三角洲水网谓之南江，其实非也。历史上确有南江之称谓，事实上也确有南江之存在，即现在被地图划称的罗定江。这条江位于广东西南部，发源于信宜县鸡笼山，流经信宜、罗定、云浮、郁南等县市，在郁南之南江口汇入西江。南江口之名至今仍在，也即是自古有南江之佐证。
著名地理学家曾昭旋教授在发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见《罗定史志》2002年第3期)的附函中说：在《广东百科全书》中，“缺‘南水’一条，这么重要的河川，竟没有一字记述，可叹也”。他在文中指出：“南江即罗定江，汉时在交州治所(今封开)西江德庆附近南岸流入得名。……古代以其水多滩急，称为泷水……最早不名南江，称端溪。因汉灭南越设端溪县于南江口北，南者端也，故当时即称端溪。”可见南江之名源远流长，因易名而忽视其存在及其在珠江水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当的。清代学者列南江为我省四江之一，即西、北、东、南江。清代学者范端昂《粤中见闻录》曰：“西江水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之水又次之，南江独短。”清初著名广东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中还说：“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屈大均这段话，指明了南江与北江都汇流于西江之事实，同时也实际认同了即使南北双江都汇于西江，但仍都可与西江并列为四江的说法，并不将其只作为西江的一条支流看待。
从上可见，南江之名早已有之，并自古被列为构成珠江水系之四条江川之一。现在我们提出要为南江正名，恢复它在珠江水系中与西、北、东江并列的地位，不是从水流量大小、水流长度、水域宽窄等自然地理的意义上而言，而是从文化学尤其是水域文化学的理论，从珠江文化体系的角度而言的。
一、从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总体形象上看
如果说，黄河的总体形象像条龙，长江的总体形象像只风，那么，珠江则有似多龙争珠、又像珍珠光芒四射的总体形象。珠江文化的特质是包容、开放，正是这个总体形象之体现。西江、北江、东江、南江分别自西、北、东、南方向流汇于珠江三角洲，即是多龙争珠(即以广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也是珍珠光芒四射的形象；如果缺了南江，岂不是缺了来自南方向之“龙”，而且珍珠光芒只有“三射”、而不是“四射”了么?显然，古人以四江并列是有方位学与完整性的考虑的，所谓“天方地圆”，即意味着只有具有东南西北方位才能称之为完整。以珠三角为中心而测方位，西江正来自西方，北江来自北方，东江来自东方，南江正来自南方，可见古人以方位分别为四江定名，既在于四江之来向，也在于方位之完整。如果不为南江正名，将有悖于其方位学传统并破坏了珠江水系的完整性表述，也使珠江文化及其总体形象的完整性受到不应缺失的肢解性破坏。所以，恢复南江之名及其在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整体中的地位，才能显示出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二、从珠江水系的文化成分和结构上看
人们都知道广东自古有多种文化成分，而且都知道每种主要成分大都系于某条江河水域，如：广府文化主要系于西江水域，客家文化主要系于东江水域，北江水域是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混合带，韩江流域主要是福佬(潮汕)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遗忘或有意无意忽视了在岭南尚有一种更古老的文化，即百越文化。这种文化是岭南最早的土著文化，由于自秦以后历代皇朝对土著百越族连连采取镇压和排斥政策，经两千多年来的摧残涤荡，在中原文化大量南下的主导与融合下，百越文化已经所剩无多了，但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且仍然在社会各个方面或层面体现出来。鉴于它有较多变形或变异的现象，姑且称其为后百越文化或百越后文化。据笔者粗见，这种文化在粤西南地区(即云浮、茂名、湛江、阳江等地区)较为普遍而明显，例如：罗定尚存的芋氏古姓，郁南连滩的禾楼古舞，特别是对冼夫人和对龙母的崇拜，都可说是百越文化的遗存或变异，在这一带地区是较普遍的。粤西南地区，也即是以南江为代表的水系和水域。这个水系和水域，无主干流沟通，河水流向不一，又多互不相通，但总体而言都位于南江以南，彼此水道又都相距不远，关系密切，实则是一体的经济带和文化带。若以南江作为粤西南地区水系和水域之代表(南江之名亦可有统称广东西南部江河之意)，将其文化带称为南江文化，并将其历史主要文化成分明确为后百越文化或百越后文化，那么，即可以恢复土著文化的本有面目和地位，并赋以新的生命，名至实归地填补了这个地区从未有文化定位和称谓的空白，并且可以将文化的渊源追溯得更深远而又名正言顺，匡正将百越视为“南蛮”的历史偏见和种族歧视观念，理直气壮地重振百越雄风；而且，以南江水系为后百越或百越后文化区域的说法，同以西江水系为广府文化、东江水系为客家文化、北江水系为广府与客家文化混合、韩江水系为潮汕(福佬)文化等区域文化并列，才更显出珠江文化的结构与成分是多元一体而又有极其深远而丰富的底蕴的。所以，南江及南江文化是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从南江在古代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
据曾昭旋教授考证：南江流域古已为骆越开发地区，并已有土邦建立，即先秦汉人未入侵前已由越人建立了土邦，进入奴隶制国家。《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即西江，这些土邦即分布在西江南岸、海南岛以北地区。这地区以越人为主，在先秦受中原楚之数度入侵，故受其文化影响特深。南江流域四周高山包绕，中为盆地，不同民系迁入，多种民族(越、瑶、壮、恨)杂居，多种语言杂会，土语(能古话)和白话共存，但可相互通话。可见在古代南江流域已自成一个有其地理和经济基础的文化区域，同时又是中原直入岭南而又连接南海的经济文化走廊，并且是具有江、山、海共体特色的交叉性、中转性文化带。
从交通而言，曾昭旋说南江在汉代是“向为汉人南下徐闻要道”。为什么特别指出徐闻呢?因为徐闻是西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即海外交通之路)的始发港，这是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在2000年发现和论证并得到举世公认的。我们同时还发现：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后在广信(今封开与广西梧州)设立交趾部首府时，即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经北部湾的合浦到越南、印度。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人们都知道，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开辟了从当时首都西安开始的陆路通往西亚、中东、欧美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汉武帝大军南下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是自桂林灵渠江沿桂江下至广信，一是由湖南潇贺古 道沿贺江至广信。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门译长从西安出发经这两条线路到广信后，是沿什么路线到徐闻的呢?曾教授这句话(“向为汉人下徐闻要道”)可说是揭开了这千古之谜，也就是说，这句话明确了南江是连接广信到徐闻的要道，也即是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通道。在罗定有出土的两件南朝墓葬文物，均是有阿拉伯图案的金手镯和陶器皿，是汉代外来物品，显然是丝绸之路的文物，是这条要道之物证。在南江口附近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标志之一的天后庙，也是一个佐证。丝绸之路既是中国与海外各国交通、经贸、友好往来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南江流域有自身的文化带，自古是中原文化进入地带，又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要道，显然，它起到实现中原文化与粤西南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转和交汇的作用，既在岭南文化的框架上，具有填补从未受到注目却又具有鼎足意义的岭西或广南文化空白，又在珠江文化的结构和特质上，具有重现它在中转和交汇作用中所显示的江、海、山共体的文化特色，并以此增添和丰富珠江文化江海一体文化特质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将世界各国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所有古迹都列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说法，南江有相关的历史和文物，是有条件争取列入的。所以，为南江及其文化正名的意义非同小可。
四、从“泛珠三角”战略和地域发展需要上看
广东省领导提出的“泛珠三角”合作区域(9+2)战略，照我的理解，主要是以地域相连、水系相通、文化相近为依托或基础，以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沟通、互补与整合。地域主要是南中国(含西南)，水系主要是珠江水系，文化主要是珠江文化。显然，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依托和基础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为南江和南江文化正名，正是为了扩大和充实“泛珠三角”的依托和基础。张德江、黄华华等省领导于2004年五一节同交通部长张春贤一起，泛舟考察包括南江口在内的水道，要以25亿的投资在8年内打通由西江连接“泛珠三角”西部地区的黄金水道；前些时候，交通部珠江航运管理局为“泛珠三角”合作制定了《珠江水系航运规划》(见2003年11月21日《羊城晚报》)，提出要“统一”打通珠江航道，并开辟赣粤、湘桂两条运河沟通珠江和长江。这些宏伟规划说明，珠江水系及其水上交通在“泛珠三角”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而重要。由此，南江及其代表的南部水系的沟通和整治，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南江与鉴江、黄华河、南流江、漠阳江等都相距不远．如能沟通整治，构成水网，交通畅达，将功德无量。
其实这也是“泛珠三角”战略思想在本地域的运用。因为以地域相连、水系相通、文化同体为依托和基础的合作，在局部地区、分支水系及其文化带中也是可以实行的，同样是可以进行跨境合作的。如果以此思想指导去进行南江流域及其代表南江水系的粤西南地区(包括云浮、茂名、湛江、阳江)合作，以至扩展为与广西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邻近地区的合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上现在已有不少地区开始了水系相通的跨境合作，如：肇庆市以西江连通贺江、潇水而与广西贺州、湖南永州合作，韶关市以北江连通浈江而与江西赣州合作等等。所以，我们建议为南江正名并进行南江水系为代表的南江文化带的跨境合作，就是将“泛珠三角”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实体化、地域化，使“泛珠三角”合作更扩展、更细化、更深化。
当今在云浮、罗定、郁南、新兴等地，正进行着几条沟通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罗定的铁路部门正组织从越南鸿基运煤至阳江港、北方煤至南江口港的海路、江路与铁路的联运。这些景象，既是南江水系交通历史的继续，又是改革开放中现代化、立体化、全方位的发展，也是南江水系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质的飞跃，同时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历史与现实之对接和对应，因为这是南江在古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所起对接通道作用和地位之再现，又是“泛珠三角”经济和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性和现代性在南江的体现。所以，为南江正名并确立、研究、整合、开发南江水系的经济与文化，对于罗定、云浮、新兴、郁南及粤西南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对接、架设经济与文化并进的黄金通道的意义。
著名地理学家曾昭旋教授在发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见《罗定史志》2002年第3期)的附函中说：在《广东百科全书》中，“缺‘南水’一条，这么重要的河川，竟没有一字记述，可叹也”。他在文中指出：“南江即罗定江，汉时在交州治所(今封开)西江德庆附近南岸流入得名。……古代以其水多滩急，称为泷水……最早不名南江，称端溪。因汉灭南越设端溪县于南江口北，南者端也，故当时即称端溪。”可见南江之名源远流长，因易名而忽视其存在及其在珠江水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当的。清代学者列南江为我省四江之一，即西、北、东、南江。清代学者范端昂《粤中见闻录》曰：“西江水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之水又次之，南江独短。”清初著名广东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中还说：“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屈大均这段话，指明了南江与北江都汇流于西江之事实，同时也实际认同了即使南北双江都汇于西江，但仍都可与西江并列为四江的说法，并不将其只作为西江的一条支流看待。
从上可见，南江之名早已有之，并自古被列为构成珠江水系之四条江川之一。现在我们提出要为南江正名，恢复它在珠江水系中与西、北、东江并列的地位，不是从水流量大小、水流长度、水域宽窄等自然地理的意义上而言，而是从文化学尤其是水域文化学的理论，从珠江文化体系的角度而言的。
一、从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总体形象上看
如果说，黄河的总体形象像条龙，长江的总体形象像只风，那么，珠江则有似多龙争珠、又像珍珠光芒四射的总体形象。珠江文化的特质是包容、开放，正是这个总体形象之体现。西江、北江、东江、南江分别自西、北、东、南方向流汇于珠江三角洲，即是多龙争珠(即以广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也是珍珠光芒四射的形象；如果缺了南江，岂不是缺了来自南方向之“龙”，而且珍珠光芒只有“三射”、而不是“四射”了么?显然，古人以四江并列是有方位学与完整性的考虑的，所谓“天方地圆”，即意味着只有具有东南西北方位才能称之为完整。以珠三角为中心而测方位，西江正来自西方，北江来自北方，东江来自东方，南江正来自南方，可见古人以方位分别为四江定名，既在于四江之来向，也在于方位之完整。如果不为南江正名，将有悖于其方位学传统并破坏了珠江水系的完整性表述，也使珠江文化及其总体形象的完整性受到不应缺失的肢解性破坏。所以，恢复南江之名及其在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整体中的地位，才能显示出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二、从珠江水系的文化成分和结构上看
人们都知道广东自古有多种文化成分，而且都知道每种主要成分大都系于某条江河水域，如：广府文化主要系于西江水域，客家文化主要系于东江水域，北江水域是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混合带，韩江流域主要是福佬(潮汕)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遗忘或有意无意忽视了在岭南尚有一种更古老的文化，即百越文化。这种文化是岭南最早的土著文化，由于自秦以后历代皇朝对土著百越族连连采取镇压和排斥政策，经两千多年来的摧残涤荡，在中原文化大量南下的主导与融合下，百越文化已经所剩无多了，但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且仍然在社会各个方面或层面体现出来。鉴于它有较多变形或变异的现象，姑且称其为后百越文化或百越后文化。据笔者粗见，这种文化在粤西南地区(即云浮、茂名、湛江、阳江等地区)较为普遍而明显，例如：罗定尚存的芋氏古姓，郁南连滩的禾楼古舞，特别是对冼夫人和对龙母的崇拜，都可说是百越文化的遗存或变异，在这一带地区是较普遍的。粤西南地区，也即是以南江为代表的水系和水域。这个水系和水域，无主干流沟通，河水流向不一，又多互不相通，但总体而言都位于南江以南，彼此水道又都相距不远，关系密切，实则是一体的经济带和文化带。若以南江作为粤西南地区水系和水域之代表(南江之名亦可有统称广东西南部江河之意)，将其文化带称为南江文化，并将其历史主要文化成分明确为后百越文化或百越后文化，那么，即可以恢复土著文化的本有面目和地位，并赋以新的生命，名至实归地填补了这个地区从未有文化定位和称谓的空白，并且可以将文化的渊源追溯得更深远而又名正言顺，匡正将百越视为“南蛮”的历史偏见和种族歧视观念，理直气壮地重振百越雄风；而且，以南江水系为后百越或百越后文化区域的说法，同以西江水系为广府文化、东江水系为客家文化、北江水系为广府与客家文化混合、韩江水系为潮汕(福佬)文化等区域文化并列，才更显出珠江文化的结构与成分是多元一体而又有极其深远而丰富的底蕴的。所以，南江及南江文化是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从南江在古代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
据曾昭旋教授考证：南江流域古已为骆越开发地区，并已有土邦建立，即先秦汉人未入侵前已由越人建立了土邦，进入奴隶制国家。《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即西江，这些土邦即分布在西江南岸、海南岛以北地区。这地区以越人为主，在先秦受中原楚之数度入侵，故受其文化影响特深。南江流域四周高山包绕，中为盆地，不同民系迁入，多种民族(越、瑶、壮、恨)杂居，多种语言杂会，土语(能古话)和白话共存，但可相互通话。可见在古代南江流域已自成一个有其地理和经济基础的文化区域，同时又是中原直入岭南而又连接南海的经济文化走廊，并且是具有江、山、海共体特色的交叉性、中转性文化带。
从交通而言，曾昭旋说南江在汉代是“向为汉人南下徐闻要道”。为什么特别指出徐闻呢?因为徐闻是西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即海外交通之路)的始发港，这是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在2000年发现和论证并得到举世公认的。我们同时还发现：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后在广信(今封开与广西梧州)设立交趾部首府时，即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经北部湾的合浦到越南、印度。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人们都知道，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开辟了从当时首都西安开始的陆路通往西亚、中东、欧美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汉武帝大军南下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是自桂林灵渠江沿桂江下至广信，一是由湖南潇贺古 道沿贺江至广信。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门译长从西安出发经这两条线路到广信后，是沿什么路线到徐闻的呢?曾教授这句话(“向为汉人下徐闻要道”)可说是揭开了这千古之谜，也就是说，这句话明确了南江是连接广信到徐闻的要道，也即是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通道。在罗定有出土的两件南朝墓葬文物，均是有阿拉伯图案的金手镯和陶器皿，是汉代外来物品，显然是丝绸之路的文物，是这条要道之物证。在南江口附近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标志之一的天后庙，也是一个佐证。丝绸之路既是中国与海外各国交通、经贸、友好往来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南江流域有自身的文化带，自古是中原文化进入地带，又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要道，显然，它起到实现中原文化与粤西南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转和交汇的作用，既在岭南文化的框架上，具有填补从未受到注目却又具有鼎足意义的岭西或广南文化空白，又在珠江文化的结构和特质上，具有重现它在中转和交汇作用中所显示的江、海、山共体的文化特色，并以此增添和丰富珠江文化江海一体文化特质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将世界各国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所有古迹都列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说法，南江有相关的历史和文物，是有条件争取列入的。所以，为南江及其文化正名的意义非同小可。
四、从“泛珠三角”战略和地域发展需要上看
广东省领导提出的“泛珠三角”合作区域(9+2)战略，照我的理解，主要是以地域相连、水系相通、文化相近为依托或基础，以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沟通、互补与整合。地域主要是南中国(含西南)，水系主要是珠江水系，文化主要是珠江文化。显然，珠江水系和珠江文化的依托和基础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为南江和南江文化正名，正是为了扩大和充实“泛珠三角”的依托和基础。张德江、黄华华等省领导于2004年五一节同交通部长张春贤一起，泛舟考察包括南江口在内的水道，要以25亿的投资在8年内打通由西江连接“泛珠三角”西部地区的黄金水道；前些时候，交通部珠江航运管理局为“泛珠三角”合作制定了《珠江水系航运规划》(见2003年11月21日《羊城晚报》)，提出要“统一”打通珠江航道，并开辟赣粤、湘桂两条运河沟通珠江和长江。这些宏伟规划说明，珠江水系及其水上交通在“泛珠三角”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而重要。由此，南江及其代表的南部水系的沟通和整治，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南江与鉴江、黄华河、南流江、漠阳江等都相距不远．如能沟通整治，构成水网，交通畅达，将功德无量。
其实这也是“泛珠三角”战略思想在本地域的运用。因为以地域相连、水系相通、文化同体为依托和基础的合作，在局部地区、分支水系及其文化带中也是可以实行的，同样是可以进行跨境合作的。如果以此思想指导去进行南江流域及其代表南江水系的粤西南地区(包括云浮、茂名、湛江、阳江)合作，以至扩展为与广西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邻近地区的合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上现在已有不少地区开始了水系相通的跨境合作，如：肇庆市以西江连通贺江、潇水而与广西贺州、湖南永州合作，韶关市以北江连通浈江而与江西赣州合作等等。所以，我们建议为南江正名并进行南江水系为代表的南江文化带的跨境合作，就是将“泛珠三角”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实体化、地域化，使“泛珠三角”合作更扩展、更细化、更深化。
当今在云浮、罗定、郁南、新兴等地，正进行着几条沟通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罗定的铁路部门正组织从越南鸿基运煤至阳江港、北方煤至南江口港的海路、江路与铁路的联运。这些景象，既是南江水系交通历史的继续，又是改革开放中现代化、立体化、全方位的发展，也是南江水系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质的飞跃，同时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历史与现实之对接和对应，因为这是南江在古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所起对接通道作用和地位之再现，又是“泛珠三角”经济和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性和现代性在南江的体现。所以，为南江正名并确立、研究、整合、开发南江水系的经济与文化，对于罗定、云浮、新兴、郁南及粤西南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对接、架设经济与文化并进的黄金通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