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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品把身体倚在窗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户上的铁栅栏,眼睛眺望着外面的小公园。公园里,一只流浪猫正在四处窜跃,独自嬉戏。“连只猫都不如。”王品叹口气,“它都有自由,我却没有。”
王品在这个屋子里面待了近乎10年,3600多个日日夜夜。“51岁进来,61岁了还被关在里面”。十年来,他每天的运动就是在房间和外面的走廊里面来回走动,“没有运动的地方,人好像老了很多,在这里面,没有精神病也要被关出精神病来。”王品的双眼充满了乞求。
三个月即可出院却被关十年
十年之前的一切,如今都已变得模糊。目前,唯一能找到的文字资料,就是宁波康宁医院当年入院病历的记载。而这,主要依据的是当时王品妻子刘亮的叙述。
2002年11月27日这一天,王品被宁波当地的110送进了医院。当时,王品的妻子告诉医生,其从80年代就开始喝酒,后来一直喝高度的白酒,“每天天亮起床后就喝,很少吃菜”,“一天喝到晚”。2002年6月左右,也就是从入院半年前开始,王品饮酒之后开始出现了反常,“酒后话多,脾气大,多次打人,斗殴”,“把家中的电视机、电风扇都砸坏了”……
康宁医院当年接诊的一位医生回忆道:“那天王品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意识不清,问诊不合作,说话含含糊糊,嘴里一直说我要喝酒。”
最后,医生给王品的诊断结果是:酒精性所致精神障碍。这是一种长期酗酒成瘾,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曾担任王品主治医生的薛军说:“一般情况,这类病人经过两三个月的住院治疗,完全可以出院回归社会。”
但是,王品成了一个特例,一个仅需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出院的病人,后来却被关了十年。
八年没接受治疗
从院长到医生再到护士,几乎所有与王品接触的人,都认为其与常人无异,如果离开医院,只要控制他喝酒,完全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为此,在王品的病情稳定以后,医院开始催促刘亮来办理出院手续。但是刘亮对医生说,钱不是问题,他的住院费,生活费都会支付,“哪怕他死在医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马上来收尸。”
曾经,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品有了一次出院的机会,但是,在家仅仅数日,他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
2007年12月,王品因消化道疾病导致大便出血不止,当时情况很危急,王品需要转院抢救。于是,医院联系了王妻。后来,王品在宁波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约一周时间。出院后,终于回到了家。这是王品进入康宁医院后第一次回到家中,也是近十年来唯一的一次。王品说,这次回到家后,每天喝两餐啤酒,每次半瓶左右,“那次真的没有发生打砸的事情,一切都很平静。”但是,在第六天晚上,王品正准备睡觉时,再一次被强行送进了医院。事后医院了解过,王品回家后的确喝酒,但肯定没有闯祸。
虽然王品再次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医生并没有给他进行任何治疗,“我见到他时,他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治疗。”薛军说。
值得一提的是,至少从2004年开始至今的8年时间,康宁医院没有对王品使用过任何精神类药物。
诉讼权也被剥夺
由于联系刘亮无果,医院也做过不少努力。最初,医院把希望寄托在王品所在的社区。
2010年时,医院曾经先后两次邀请王品所在的社区负责人,来医院看望王品,“大家与王品交流后,都感觉他是正常人,一致认为不能变相把人关在精神病医院里面”。医院当时负责联系社区的防治科科长徐某表示,“当时社区都愿意考虑接他出去。”但是最后,因为王品有监护人,社区也无能为力。
社区失败以后,医院开始考虑直接把病人送出医院。“我们可以给王品做一个医学鉴定,证明他有行为能力,医院也可以把他送出医院。”宁波康宁医院院长胡珍玉说。
为此,去年医院邀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郑瞻培教授及宁波市精神病院一位专家对王品进行过医学鉴定。专家们认为:经过治疗,患者目前意识清醒,言语有序,智能无障碍,无精神病性症状,有意志要求表达。
但是最后,医院依然没有把王品送出医院。胡珍玉说,考虑到王品有监护人,如果我们直接把他放出去后,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监护人肯定会找到医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2011年8月,在医院的帮助下,王品又准备起诉妻子,要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然而,王品写好的诉状还没有交到法院,就胎死腹中,“有人说我还在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人,没有起诉的资格。”王品说。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起诉时,要向法院提交身份证、户籍证、房产证等基本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在监护人手上。
王品的诉讼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如今,王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家《精神卫生法》上。去年,国务院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今年该法已被通过,该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王品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把报道剪了下来,折成方块,用两层塑料袋包起来。如今,谈起精神卫生法,是王品最喜欢的话题,“劳改犯都有出狱的日子,我病都好了,为什么不能出院呢?”
“快了,法律已经出台,离出去也就不远了。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多等几天,耐心点。”王品自我安慰地说道。(因涉及隐私,文中王品和刘亮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