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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西方成熟的摄影收藏体系相比，国内摄影收藏市场还显稚嫩，但如今不少国人已认同摄影作品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座“金矿”。但作为最有实力的中国摄影收藏家之一，朱勇眼中却是另一番不同的风景。
“这都是假象而已，市场上有分量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朱勇这样说。
企业家朱勇在2000年初成为第一批收藏中国现当代摄影作品的藏家。15年间，他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收藏有5000多幅摄影原作，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知名纪实摄影家的名作。在他看来，尽管如今摄影收藏市场有所成长，却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投入，而这主要是因为“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品”并不多见了。
被作品打动的藏家
2000年，在北京打拼多年的朱勇建立了自己的企业。除了忙工作，玩摄影便是平日里最大的兴趣爱好。作为一名发烧友，朱勇不仅平时自己拍照片，收集摄影画册也成为了学习摄影的必修课，逐渐的，摄影原作成为他收藏的重心。
“我2000年前就收藏了第一批照片，比如在日本某次展览会上购买了一幅日本风光照片，也有逛国外书店时购买的风光照片，都是国外摄影家的作品。”在他看来，能购买到一幅大师的原作挂在家里，“那种感觉特别棒”。随后，他开始在国内“淘”吕厚民、朱宪民等老一辈摄影家的早期作品。
然而，真正引导朱勇走上规模化摄影收藏，特别是现当代中国摄影作品收藏道路的，还要数2002年在平遥摄影节时的经历。当年，朱勇赞助了高波、舒阳、那日松策划的“中国新摄影大展”。这个展览至今影响犹在，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第一次有机会集中展示在国人面前，所展出影像颠覆了摄影记录的功能，并昭示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趋势。朱勇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摄影家展出的照片。不过，他谈到：“那时候还没有收藏的观念与标准，只是找摄影家在展出的作品上签个名就可以了，那时候都不叫藏，叫送。”
尽管当时的摄影收藏市场并不规范，只能算爱好者的市场。不过朱勇依然认为摄影收藏在国内肯定会“火”起来。这不仅是因他看涨摄影作品的升值空间，更多是被这些作品本身所打动。
朱勇的摄影收藏有一个主要方向：记录中国人生活状态的影像，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的记录与呈现。或者说，他每一次购买，都是因为引起他共鸣的内容，以及被摄影家的精神所打动。其中，吕楠是被他提及最多的摄影家。
“吕楠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朱勇说，“我通过那日松认识吕楠，他当时其貌不扬，给了我三本画册，我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甚至有想抱着它哭一场的感觉。”
这三本画册是吕楠历经15年完成的三部摄影巨作：《被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其中，《四季》这部作品记载藏区人民一年四季农耕生活，这些从3500个胶卷中精选出的109张震撼心灵的黑白照片，被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称赞为“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朱勇说：“这三本画册我放在床头看了一年。这里面所显示出作者对摄影的追求确确实实让人感到震撼，后来跟吕楠见了面，印证我对摄影的很多认识，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应该被收藏。”
朱勇常说，作为藏家，收藏也是学习的过程。“限于时间和精力，不能总是拍摄，那么，有意识地观看、欣赏，自己对影像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通过观看，我理解什么才是真正好的作品，通过收藏与借鉴学习，也印证着自己的一些观念和看法，这都是收藏带给我的营养。”
因此，在遇到喜欢的作品时，朱勇总会设法接触作者本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见没见到摄影家是不一样的，没见到，对照片的理解就不会有那么深。交流中能知道他拍摄时用什么相机、什么焦距、如何用光等，也能理解作品中表现的精神追求，回头再看作品就是另一种感受了。”
看重摄影作品的使命感
这么多年来，朱勇总是“只藏不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摄影人，在用行动推动着中国摄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朱勇也形成了自己对中国摄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促成他的收藏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和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富有使命感”的作品。
朱勇主要收藏的是1940年代后出生的摄影人的作品，却不包括当代观念艺术摄影，像朱宪民、翁乃强、侯登科、任曙林、张新民等摄影家记录现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最珍贵的一批影像资料与艺术创作都被他悉数收入囊中。
之所以这样选择，朱勇有自己的考虑。首先，这些摄影家大都还在世，收藏照片可以找到摄影家当面交流，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背后故事。其次，不同时代的摄影人对创作的追求也不同。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内的物资还很匮乏，能拿得起相机的基本都是各个宣传岗位的摄影师，他们除了有机会接触到生产生活的拍摄题材外，还富有记录时代的使命感。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也都活跃着不同的摄影派别，出现的摄影家也比较多。1980年后的20余年，中国摄影家群体大都以关心社会进程、反映时代变迁、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
而当下，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优秀作品已经不多。“当今很多摄影师对社会的认识与观感、社会阅历不一样，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很多摄影师看似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但是对社会认识却不如前。特别是摄影收藏在国内兴起之后，很多人的创作心态受到了影响。”
在谈到自己的收藏体系时，朱勇说：“我选择收藏的作品大概有横纵两条线索，要么长期只拍一个主题，比如拍自己的家乡30年，到最后在这30年的跨度里就能看出人的缺失、时光的流转、着装和建筑的变化等等；要么则是水平式拍摄，比如拍摄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成就，把全国的农村和城市都拍遍了，从中看出一个共性。要么很广，要么很深。”
收藏照片不仅需要兴趣，挖掘有价值的作品同样需要藏家有一定阅历与能力。或许摄影的魅力就在于，照片能够承载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影像本身所能展现的形态。而观看一幅照片也不仅是在阅读照片本身，同时也映射出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感悟。
“这都是假象而已，市场上有分量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朱勇这样说。
企业家朱勇在2000年初成为第一批收藏中国现当代摄影作品的藏家。15年间，他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收藏有5000多幅摄影原作，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知名纪实摄影家的名作。在他看来，尽管如今摄影收藏市场有所成长，却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投入，而这主要是因为“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品”并不多见了。
被作品打动的藏家
2000年，在北京打拼多年的朱勇建立了自己的企业。除了忙工作，玩摄影便是平日里最大的兴趣爱好。作为一名发烧友，朱勇不仅平时自己拍照片，收集摄影画册也成为了学习摄影的必修课，逐渐的，摄影原作成为他收藏的重心。
“我2000年前就收藏了第一批照片，比如在日本某次展览会上购买了一幅日本风光照片，也有逛国外书店时购买的风光照片，都是国外摄影家的作品。”在他看来，能购买到一幅大师的原作挂在家里，“那种感觉特别棒”。随后，他开始在国内“淘”吕厚民、朱宪民等老一辈摄影家的早期作品。
然而，真正引导朱勇走上规模化摄影收藏，特别是现当代中国摄影作品收藏道路的，还要数2002年在平遥摄影节时的经历。当年，朱勇赞助了高波、舒阳、那日松策划的“中国新摄影大展”。这个展览至今影响犹在，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第一次有机会集中展示在国人面前，所展出影像颠覆了摄影记录的功能，并昭示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趋势。朱勇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摄影家展出的照片。不过，他谈到：“那时候还没有收藏的观念与标准，只是找摄影家在展出的作品上签个名就可以了，那时候都不叫藏，叫送。”
尽管当时的摄影收藏市场并不规范，只能算爱好者的市场。不过朱勇依然认为摄影收藏在国内肯定会“火”起来。这不仅是因他看涨摄影作品的升值空间，更多是被这些作品本身所打动。
朱勇的摄影收藏有一个主要方向：记录中国人生活状态的影像，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的记录与呈现。或者说，他每一次购买，都是因为引起他共鸣的内容，以及被摄影家的精神所打动。其中，吕楠是被他提及最多的摄影家。
“吕楠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朱勇说，“我通过那日松认识吕楠，他当时其貌不扬，给了我三本画册，我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甚至有想抱着它哭一场的感觉。”
这三本画册是吕楠历经15年完成的三部摄影巨作：《被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其中，《四季》这部作品记载藏区人民一年四季农耕生活，这些从3500个胶卷中精选出的109张震撼心灵的黑白照片，被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称赞为“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朱勇说：“这三本画册我放在床头看了一年。这里面所显示出作者对摄影的追求确确实实让人感到震撼，后来跟吕楠见了面，印证我对摄影的很多认识，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应该被收藏。”
朱勇常说，作为藏家，收藏也是学习的过程。“限于时间和精力，不能总是拍摄，那么，有意识地观看、欣赏，自己对影像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通过观看，我理解什么才是真正好的作品，通过收藏与借鉴学习，也印证着自己的一些观念和看法，这都是收藏带给我的营养。”
因此，在遇到喜欢的作品时，朱勇总会设法接触作者本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见没见到摄影家是不一样的，没见到，对照片的理解就不会有那么深。交流中能知道他拍摄时用什么相机、什么焦距、如何用光等，也能理解作品中表现的精神追求，回头再看作品就是另一种感受了。”
看重摄影作品的使命感
这么多年来，朱勇总是“只藏不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摄影人，在用行动推动着中国摄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朱勇也形成了自己对中国摄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促成他的收藏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和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富有使命感”的作品。
朱勇主要收藏的是1940年代后出生的摄影人的作品，却不包括当代观念艺术摄影，像朱宪民、翁乃强、侯登科、任曙林、张新民等摄影家记录现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最珍贵的一批影像资料与艺术创作都被他悉数收入囊中。
之所以这样选择，朱勇有自己的考虑。首先，这些摄影家大都还在世，收藏照片可以找到摄影家当面交流，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背后故事。其次，不同时代的摄影人对创作的追求也不同。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内的物资还很匮乏，能拿得起相机的基本都是各个宣传岗位的摄影师，他们除了有机会接触到生产生活的拍摄题材外，还富有记录时代的使命感。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也都活跃着不同的摄影派别，出现的摄影家也比较多。1980年后的20余年，中国摄影家群体大都以关心社会进程、反映时代变迁、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
而当下，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优秀作品已经不多。“当今很多摄影师对社会的认识与观感、社会阅历不一样，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很多摄影师看似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但是对社会认识却不如前。特别是摄影收藏在国内兴起之后，很多人的创作心态受到了影响。”
在谈到自己的收藏体系时，朱勇说：“我选择收藏的作品大概有横纵两条线索，要么长期只拍一个主题，比如拍自己的家乡30年，到最后在这30年的跨度里就能看出人的缺失、时光的流转、着装和建筑的变化等等；要么则是水平式拍摄，比如拍摄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成就，把全国的农村和城市都拍遍了，从中看出一个共性。要么很广，要么很深。”
收藏照片不仅需要兴趣，挖掘有价值的作品同样需要藏家有一定阅历与能力。或许摄影的魅力就在于，照片能够承载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影像本身所能展现的形态。而观看一幅照片也不仅是在阅读照片本身，同时也映射出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