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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的两位神秘旅客，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航空业的巨头：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30年8月1日，由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合资经营。1947年5月，50岁的刘敬宜出任中航总经理。到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在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抗日战争后期，中航承担驼峰空运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图1)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于1943年3月，由中国和德国合办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改组而来，陈卓林任总经理。到1948年，央航拥有飞机42架，其中有6架美国最新式的CV-240型飞机。拥有的机群和完成的客货运量与中航并驾齐驱，成为亚洲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结束，中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得到解放。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解放军南下的势头不可抵挡，国民党政权开始向南方迁移。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也在国民党的逼迫下开始南迁。
国民党要把中航搬到台湾，央航搬到昆明，刘敬宜不肯，他把公司行政部分搬到台湾，而把中心部分搬到香港。央航暂时迁到广州，后来也搬到香港。刘敬宜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犹豫不定的刘敬宜为了中航的生存发展，选择了香港为基地，企图拓展以东南亚为主的国际航线。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在接收中航资产时，时任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的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人员那里发现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他在留下信笺的同时，还留下不少美元、黄金、银元。
与此同时，蒋天然还接到了另一个重要情报：上海解放前夕，这两个航空公司都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要留一部分资产在上海，并告诉留守人员，等共产党领导来了，把这些资产交给新政府。
蒋天然立即将情况上报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
“两航”实力雄厚，且“两航”两位总经理的态度倾向新政权，如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增加很大的力量。陈毅、粟裕当即以中共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当即回电同意，并确定中央由李克农负责，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具体办理。周恩来特别要求上海军管会推荐合适人选前往香港。上海军管会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推荐曾是刘敬宜学生的我党干部吕明以及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
吕明在美国学习飞行时刘敬宜是总领队，所以他称呼刘敬宜为老师。查夷平当时任央航副总经理，他资格老，人脉广，在“两航”上层有许多关系。
其实，在此之前，在中航的我地下党人员已经展开了策反工作。(图2)
策反单个飞行员的工作进展顺利，1949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李福遇在广州白云机场单机起义，没想到这次单机起义却影响了整个起义工作。
虽然纯属巧合，但是陈卓林极为恼火。他认为共产党不够朋友，当面说得好听，私底下却在挖他的墙角。吕明等人立即调整工作，首先做好陈卓林的工作，使陈卓林成为转变刘敬宜的重要因素。
此时，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国民党仅盘踞在两广和西南部分地区。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由于陆路交通中断，空中运输成为国民党支撑战局的生命线，急需“两航”为其运兵、运粮、运弹药。
周恩来对“两航”策反工作十分重视，并作出明确指示：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先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新中国需要强大的民航事业，争取人是最重要的。
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9月初，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的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吕明、查夷平、朱汉明、何风元、陆元斌、陈耀寰。吕明夜以继日，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他为起义工作顺利进行，争取两位总经理，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努力争取上层的同时，开展策动中层、基层人员的工作。
在中航做机务工作的地下党员胡理昌、魏应鹏、何祖锐、姚敏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时很多人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所以，地下党组织向他们介绍解放区情况，介绍解放后的上海形势。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还借助工会在香港的合法性，利用工会组织，展开大量工作。港九民航工会创办的《航职会刊》介绍了上海解放后“两航”留在上海员工的感受。
1945年，20岁的秦永棠赴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两年后进人中航成为一名飞行员。年轻时的秦永棠英俊潇洒，拥有让普通人羡慕的职业和收入，中航迁到香港后，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
在香港的“两航”员工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在那个动荡年代，他们的事业前途未卜。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传人香港，加速了起义工作的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局发展很快。“两航”员工感觉到去台湾没有出路。搞航空的人都知道，要有通航的航线才能维持航空飞行。两个航空公司搬到香港后，由于大陆解放后不能飞了，使业务量减少了大半。所以，他们觉得去台湾更没出路。
秦永棠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作出了人生的重要决定。
与秦永棠不同，3年前，林雨水作为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的中队长，曾驻守南京。在那里，他见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来是打日本人的，不打中国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周恩来夸奖他思想蛮进步。
1949年10月14日，与香港近在咫尺的广州解放，“两航”员工受到很大鼓舞。核心小组借助这个大好形势，多次召开会议，将起义分为政治动员、准备行动、复员工作、护产斗争四个阶段，起义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层和基层策反工作日渐成熟，
“两航”总经理的态度成为起义成败的关键。
这时，国民党似乎察觉到了我党在“两航”的活动，也加紧了对“两航”的控制。10月中旬，蒋介石为迫使央航迁往昆明，拨巨款作为搬迁费；为促使中航迁往台湾，蒋介石更是竭力拉拢刘敬宜。10月21日，蒋介石电令刘敬宜于26日到台湾，亲自催促中航迁台之事。
刘敬宜从台湾回来后。这时，经过吕明等人做工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仅同意起义，还主动找央航高、中层人员面谈，在部分高层人员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起义不动摇。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上门做刘敬宜的工作。刘敬宜对我党在中航的活动早有耳闻，却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当吕明等人问及他本人的选择时，他却始终 避而不谈，不肯表态。
因为刘静宜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时间长，和国民党空军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觉得到香港还有退路，而且他想把中航转到马尼拉去。
11月7日，中航中层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郑重签名，表达了举事的坚定决心。当日晚，何凤元、吴景岩带着这份42人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敬宜，再次进行说服工作，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
这是一次近乎摊牌的行动。何凤元等人直言不讳：如果总经理不肯，我们将被迫采取行动。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两航”起义已经进入倒计时。
陈耀寰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他知道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降低对国民党特务的防范。一旦被国民党发现，起义将是一条不归路。这一夜的等待是漫长的，彻夜不眠的人又何止陈耀寰一个，林雨水也做着临行前的准备。
林雨水准备了一把手枪，起义时，如果国民党特务不让他走，他就跟特务们拼了。
为了避开国民党空军的阻截，起义核心领导小组精心设置了两条航线：一条经长沙去武汉；另一条经南昌、济南飞过去。为防止敌人阻拦、袭击，两条航线分开飞行。由于高度不同、航线不同，对方不容易找得到。
1949年11月9日凌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机组成员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办完各项手续，他们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开始航前准备。
此时香港启德机场的停机坪上忙忙碌碌，可是机场的候机楼却异常安静，丝毫没有旅客要登机的迹象。
“两航”起义人员张乃嵘解释说，我们头天晚上对买了票的旅客说班机取消了，请他们不要去机场搭乘飞机。不参与起义的飞行员，通知他们明天的班机因故取消，不必到机场去了。
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设计、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但瞒过了中航的美籍人员，瞒过了机场当局，也瞒过了死死盯着“两航”动向的国民党特务。
两位戴着墨镜，帽沿压得很低的旅客，通过海关通道，登上了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CV-240型飞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桃园机场。(图3)
这两位神秘旅客便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陪同他们的有吕明、查夷平等人。清晨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那架庞大的“空中行宫”首先从停机坪滑向跑道起飞区。
在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得到了起飞许可。6时10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迎着朝阳，率先起飞。当飞机一脱离塔台的管控区，便立即调转机头，向北京方向飞去。
正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突然间，塔台传来呼叫，命令第4架刚刚升空的起义飞机立即返航。
机舱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空中机组和地面组织指挥起义人员的心立即悬了起来，难道起义行动被发现了?
第4架飞机的驾驶员很紧张。等到下来后，才知道是没把机舱门关好。
更加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年轻的机械员甘嘉霖身上。
北飞人员吴敬诚对他说今天要起义，他说我也去。就这样，原本对起义毫不知情的甘嘉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工作服就匆匆加入了北飞的航程。
6时30分左右，12架飞机相继升空，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后，立即调整航向，沿长沙、汉口、郑州方向，向北飞去。
飞行途中，12架飞机同时收到紧急通知说，国民党派来飞机拦截。由于运输机上没有武器，机组立即进入云层飞行。
飞过长沙约10分钟，机组人员终于听到盼望已久的亲切呼号：“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每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这是家里人特地安排为“两航”起义飞机导航的，机舱里一片欢呼。
飞越武汉不久，临近信阳时，再次出现意外，秦永棠机组发出警报：发现敌机。原来是机组低空飞行时，紧张的报务员误把飞鸟看作飞机，使大家虚惊一场。
当起义飞机飞过郑州后，大家深深地舒了口气：终于安全了。
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速度最快，机上乘坐的两位总经理以及吕明、查夷平等于中午12时1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11架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机组立即向香港两航起义指挥部发去电报。留在香港的陈耀寰、何祖锐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依旧激动不已。(图4)
当天，“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通电不仅明确了“两航”是国家财产，归附中央人民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还号召“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两航”起义，“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
1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起义成功发出贺电和贺信。
毛泽东的贺电指出：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周恩来在贺信中任命刘敬宜、陈卓林担任“两航”总经理职务。(图5)
在起义后的第六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全部北飞人员。当得知甘嘉霖只穿了一件单衣起义的消息后，周总理吩咐为每一位起义成员发放一套棉衣。
在宴会上，周恩来把林雨水叫到身边说：“我们在南京见过面的嘛。来来来，坐下来，跟我一道吃饭。你老婆呢?当他得知林雨水的小孩生病，发高烧不能来时。他说女同志不容易呀，你安慰安慰她，孩子的病要好好看。”
吕明却没能参加当日的宴会。“空中行宫”号一落地，周恩来总理就将他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治疗肾病，此后一直没能出院。1954年2月4日，吕明因久病不治辞世，年仅33岁。
“两航”起义后，还有71架飞机以及航空器材、飞机零件、厂房设备在香港。起义人员几乎把可以移动的资产，特别是与飞行有关的东西，都陆续运回了大陆。
“两航”起义的直接作用，是切断了国民党政权西南交通运输通道，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全国大陆解放的进程。
“两航”起义轰动香港，震撼国民党政权，引起了国际关注。“两航”员工率先起义，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起义。在政治、经济上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如今，曾经参与“两航”起义伟大篇章、又曾参加新中国民航“八一”开航、首航拉萨的“空中行宫”，庄重地肃立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停机坪上。(图6)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30年8月1日，由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合资经营。1947年5月，50岁的刘敬宜出任中航总经理。到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在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在抗日战争后期，中航承担驼峰空运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图1)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于1943年3月，由中国和德国合办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改组而来，陈卓林任总经理。到1948年，央航拥有飞机42架，其中有6架美国最新式的CV-240型飞机。拥有的机群和完成的客货运量与中航并驾齐驱，成为亚洲具有较强实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结束，中国北方许多大城市得到解放。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解放军南下的势头不可抵挡，国民党政权开始向南方迁移。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也在国民党的逼迫下开始南迁。
国民党要把中航搬到台湾，央航搬到昆明，刘敬宜不肯，他把公司行政部分搬到台湾，而把中心部分搬到香港。央航暂时迁到广州，后来也搬到香港。刘敬宜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犹豫不定的刘敬宜为了中航的生存发展，选择了香港为基地，企图拓展以东南亚为主的国际航线。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在接收中航资产时，时任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的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人员那里发现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他在留下信笺的同时，还留下不少美元、黄金、银元。
与此同时，蒋天然还接到了另一个重要情报：上海解放前夕，这两个航空公司都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要留一部分资产在上海，并告诉留守人员，等共产党领导来了，把这些资产交给新政府。
蒋天然立即将情况上报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
“两航”实力雄厚，且“两航”两位总经理的态度倾向新政权，如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增加很大的力量。陈毅、粟裕当即以中共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当即回电同意，并确定中央由李克农负责，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具体办理。周恩来特别要求上海军管会推荐合适人选前往香港。上海军管会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推荐曾是刘敬宜学生的我党干部吕明以及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
吕明在美国学习飞行时刘敬宜是总领队，所以他称呼刘敬宜为老师。查夷平当时任央航副总经理，他资格老，人脉广，在“两航”上层有许多关系。
其实，在此之前，在中航的我地下党人员已经展开了策反工作。(图2)
策反单个飞行员的工作进展顺利，1949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李福遇在广州白云机场单机起义，没想到这次单机起义却影响了整个起义工作。
虽然纯属巧合，但是陈卓林极为恼火。他认为共产党不够朋友，当面说得好听，私底下却在挖他的墙角。吕明等人立即调整工作，首先做好陈卓林的工作，使陈卓林成为转变刘敬宜的重要因素。
此时，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国民党仅盘踞在两广和西南部分地区。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由于陆路交通中断，空中运输成为国民党支撑战局的生命线，急需“两航”为其运兵、运粮、运弹药。
周恩来对“两航”策反工作十分重视，并作出明确指示：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先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新中国需要强大的民航事业，争取人是最重要的。
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9月初，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的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吕明、查夷平、朱汉明、何风元、陆元斌、陈耀寰。吕明夜以继日，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他为起义工作顺利进行，争取两位总经理，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努力争取上层的同时，开展策动中层、基层人员的工作。
在中航做机务工作的地下党员胡理昌、魏应鹏、何祖锐、姚敏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时很多人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所以，地下党组织向他们介绍解放区情况，介绍解放后的上海形势。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还借助工会在香港的合法性，利用工会组织，展开大量工作。港九民航工会创办的《航职会刊》介绍了上海解放后“两航”留在上海员工的感受。
1945年，20岁的秦永棠赴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两年后进人中航成为一名飞行员。年轻时的秦永棠英俊潇洒，拥有让普通人羡慕的职业和收入，中航迁到香港后，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
在香港的“两航”员工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在那个动荡年代，他们的事业前途未卜。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传人香港，加速了起义工作的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局发展很快。“两航”员工感觉到去台湾没有出路。搞航空的人都知道，要有通航的航线才能维持航空飞行。两个航空公司搬到香港后，由于大陆解放后不能飞了，使业务量减少了大半。所以，他们觉得去台湾更没出路。
秦永棠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作出了人生的重要决定。
与秦永棠不同，3年前，林雨水作为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的中队长，曾驻守南京。在那里，他见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来是打日本人的，不打中国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周恩来夸奖他思想蛮进步。
1949年10月14日，与香港近在咫尺的广州解放，“两航”员工受到很大鼓舞。核心小组借助这个大好形势，多次召开会议，将起义分为政治动员、准备行动、复员工作、护产斗争四个阶段，起义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层和基层策反工作日渐成熟，
“两航”总经理的态度成为起义成败的关键。
这时，国民党似乎察觉到了我党在“两航”的活动，也加紧了对“两航”的控制。10月中旬，蒋介石为迫使央航迁往昆明，拨巨款作为搬迁费；为促使中航迁往台湾，蒋介石更是竭力拉拢刘敬宜。10月21日，蒋介石电令刘敬宜于26日到台湾，亲自催促中航迁台之事。
刘敬宜从台湾回来后。这时，经过吕明等人做工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仅同意起义，还主动找央航高、中层人员面谈，在部分高层人员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起义不动摇。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上门做刘敬宜的工作。刘敬宜对我党在中航的活动早有耳闻，却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当吕明等人问及他本人的选择时，他却始终 避而不谈，不肯表态。
因为刘静宜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时间长，和国民党空军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觉得到香港还有退路，而且他想把中航转到马尼拉去。
11月7日，中航中层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郑重签名，表达了举事的坚定决心。当日晚，何凤元、吴景岩带着这份42人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敬宜，再次进行说服工作，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
这是一次近乎摊牌的行动。何凤元等人直言不讳：如果总经理不肯，我们将被迫采取行动。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两航”起义已经进入倒计时。
陈耀寰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他知道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降低对国民党特务的防范。一旦被国民党发现，起义将是一条不归路。这一夜的等待是漫长的，彻夜不眠的人又何止陈耀寰一个，林雨水也做着临行前的准备。
林雨水准备了一把手枪，起义时，如果国民党特务不让他走，他就跟特务们拼了。
为了避开国民党空军的阻截，起义核心领导小组精心设置了两条航线：一条经长沙去武汉；另一条经南昌、济南飞过去。为防止敌人阻拦、袭击，两条航线分开飞行。由于高度不同、航线不同，对方不容易找得到。
1949年11月9日凌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机组成员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办完各项手续，他们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开始航前准备。
此时香港启德机场的停机坪上忙忙碌碌，可是机场的候机楼却异常安静，丝毫没有旅客要登机的迹象。
“两航”起义人员张乃嵘解释说，我们头天晚上对买了票的旅客说班机取消了，请他们不要去机场搭乘飞机。不参与起义的飞行员，通知他们明天的班机因故取消，不必到机场去了。
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设计、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但瞒过了中航的美籍人员，瞒过了机场当局，也瞒过了死死盯着“两航”动向的国民党特务。
两位戴着墨镜，帽沿压得很低的旅客，通过海关通道，登上了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CV-240型飞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桃园机场。(图3)
这两位神秘旅客便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陪同他们的有吕明、查夷平等人。清晨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那架庞大的“空中行宫”首先从停机坪滑向跑道起飞区。
在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得到了起飞许可。6时10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迎着朝阳，率先起飞。当飞机一脱离塔台的管控区，便立即调转机头，向北京方向飞去。
正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突然间，塔台传来呼叫，命令第4架刚刚升空的起义飞机立即返航。
机舱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空中机组和地面组织指挥起义人员的心立即悬了起来，难道起义行动被发现了?
第4架飞机的驾驶员很紧张。等到下来后，才知道是没把机舱门关好。
更加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年轻的机械员甘嘉霖身上。
北飞人员吴敬诚对他说今天要起义，他说我也去。就这样，原本对起义毫不知情的甘嘉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工作服就匆匆加入了北飞的航程。
6时30分左右，12架飞机相继升空，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后，立即调整航向，沿长沙、汉口、郑州方向，向北飞去。
飞行途中，12架飞机同时收到紧急通知说，国民党派来飞机拦截。由于运输机上没有武器，机组立即进入云层飞行。
飞过长沙约10分钟，机组人员终于听到盼望已久的亲切呼号：“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每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这是家里人特地安排为“两航”起义飞机导航的，机舱里一片欢呼。
飞越武汉不久，临近信阳时，再次出现意外，秦永棠机组发出警报：发现敌机。原来是机组低空飞行时，紧张的报务员误把飞鸟看作飞机，使大家虚惊一场。
当起义飞机飞过郑州后，大家深深地舒了口气：终于安全了。
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速度最快，机上乘坐的两位总经理以及吕明、查夷平等于中午12时1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11架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机组立即向香港两航起义指挥部发去电报。留在香港的陈耀寰、何祖锐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依旧激动不已。(图4)
当天，“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通电不仅明确了“两航”是国家财产，归附中央人民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还号召“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两航”起义，“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
1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起义成功发出贺电和贺信。
毛泽东的贺电指出：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周恩来在贺信中任命刘敬宜、陈卓林担任“两航”总经理职务。(图5)
在起义后的第六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全部北飞人员。当得知甘嘉霖只穿了一件单衣起义的消息后，周总理吩咐为每一位起义成员发放一套棉衣。
在宴会上，周恩来把林雨水叫到身边说：“我们在南京见过面的嘛。来来来，坐下来，跟我一道吃饭。你老婆呢?当他得知林雨水的小孩生病，发高烧不能来时。他说女同志不容易呀，你安慰安慰她，孩子的病要好好看。”
吕明却没能参加当日的宴会。“空中行宫”号一落地，周恩来总理就将他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治疗肾病，此后一直没能出院。1954年2月4日，吕明因久病不治辞世，年仅33岁。
“两航”起义后，还有71架飞机以及航空器材、飞机零件、厂房设备在香港。起义人员几乎把可以移动的资产，特别是与飞行有关的东西，都陆续运回了大陆。
“两航”起义的直接作用，是切断了国民党政权西南交通运输通道，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全国大陆解放的进程。
“两航”起义轰动香港，震撼国民党政权，引起了国际关注。“两航”员工率先起义，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起义。在政治、经济上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
如今，曾经参与“两航”起义伟大篇章、又曾参加新中国民航“八一”开航、首航拉萨的“空中行宫”，庄重地肃立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停机坪上。(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