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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西方魔术节目的童鞋们会发现,那些魔术师们最喜欢的一项装扮是什么?帽子。高高的帽子一戴上来,喜感自然来。估计是洋人鼻子高,所以帽子也高。中国人讲究眼帘低垂鼻孔朝下,内心放荡表面矜持,真正的高帽子戴头上有点不方便,也不符合低调的祖训,于是喜欢给人戴形而上的高帽子,颇具文化底蕴。“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高戴乌纱帽的官人,和戴羊肚子白毛巾类帽子的屁民都喜欢玩送人高帽子的游戏,机巧,讨人喜欢,也皆大欢喜。大概,美妙的语言,敬仰的表情,彻底的语气,前倾的体态,都可以让人产生愉悦的快感。帽子高了,人就精气神足了,气宇也就轩昂了,婀娜多姿了。
前文已经说了,官和商在中国就像狼和狈,经常性地勾勾搭搭,然后产生一点结晶出来。勾搭就离不开勾兑,勾兑自然少不了拍马屁戴帽子。商给官的帽子基本都是固定样式,不外乎官威浩荡品格高尚类的。而官一般不给屁民高帽子,不匹配啊!官人一般给商人的,往往是绿帽子,还有压死人的大帽子。
绿帽子涉及人身,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戴绿帽子的人从身体到精神都疲软,起不来没办法,最多伤心,不至于伤命。而大帽子就麻烦了,伤心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命。
中国商业史上最牛逼的是什么人?胡雪岩最牛逼——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结果,一个皇太后一声令下,革职查抄,严追治罪,最后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明朝谁最牛逼?沈万三啊。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发怒:“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还是一个皇后站出来了,以法律的名义拯救了他——马皇后进谏说:“你老婆我听说法律这个东西,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的,但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老百姓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可怜的沈万三,去云南那个地方遛鸟去了。
在中国,最怕说历史,一说就是五千年。太长,难免有臭味。只举两个代表,是想让你看看,杀一个人留一个人,皆是以法律的名义。问题是,掰开史书,这类事情多的都让读者腻歪了。但腻歪之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商,往往因官而盛,商也因官衰而败。至于要命不要命,就看官爷以什么样的方式带给你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帽子能压死人是真的。
一个百年过去了,几个百年过去了,时间都二十一世纪了,帽子依旧能压死人。中国的传统是多么地强大和让人鼻涕泪水齐飞啊!
翻阅三十年来那些败走与落马的商人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政策变动、宏观调控来临,在某个上层官员批评之时,在某项运动实施之际,给商人们扣个帽子先抓起来,然后再去核实、定罪,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众人心知肚明,皆知而不语,明知缘由而难言,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手法是多么惊人的熟练与相似,若干年来屡试不爽,也是最适合杀鸡给猴看的游戏。既便捷、保险,也达到了决策者的初衷,美好而美好。
看看这三十年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与人物。
年广久,“傻子”每到宏观紧缩就会大难临头。1989年底,私营经济因故再成灰色名词时,有关部门对年广久立案侦查,罪状是他“贪污、挪用公款”。查了两年后,1991年5月,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结果,傻人有傻福,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第二年初,邓小平南巡第三次提及年广久,一个月后他就宣布无罪释放。
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327国债事件而被捕的,但是对他的指控罪名则是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沈太福,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2004 年,中央对一些民营资本日渐活跃的投资过热领域进行严厲整顿,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首当其冲。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当初认定的“违法占用土地、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贷、挪用贷款”等严重指控均无体现,而罪名成为“虚开发票,抵扣税款1.6亿元”。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直笔写道:“我认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都知道这次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收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这里,最大的代价是人们不但不因此更尊重法律和法制,反而强化了本来对法制一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在2004年4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
你细细梳理这些年那些倒下去的中国商人们,发现周教授的呐喊是多么地不值得一提,因为,凡是运动,都会出现鸡和猴子,只是谁不幸而已。
中国商人遇到了一个千年难遇的机会。商人终于和官一样成了一种职业向往。而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项高危事业。在没有蓝图的、试错式的改革进程中,多少人惨淡离场,多少人常青不败,多少人华丽转身,多少人香消玉勋。这个充满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的过程,中国商人头上的帽子几次变化,终于有人被帽子压倒了。30年来,前仆后继的几代中国商人,因为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资本运营、个性态度的影响而戴上不同的帽子,也走向了不同的宿命。
帽子影响命运,帽子决定方向。一顶帽子,就这样在中国,幻化出林林总总的人间悲喜来。有同行曾梳理分析说:在当前的中国法律制度环下,民营企业家一旦得罪某个要人或者有深厚官场背景的竞争对手,很容易被扣上现行刑法所规定的10个罪名之一,它们分别是:偷税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和行贿罪。
当罚与罪错位,法治在长官意志、行政决策之后,作为惩戒或者装饰出现时,遵守潜规则,蔑视、无视显规则便成众人共识。在此背景下,做大的中国商人们都需要找靠山,靠山不但能提供保护,而且能帮助攻城掠地。但可悲的是,靠山也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商人们在缺乏法律规则的狩猎场上,往往被黑打或者打黑而亡。
只是,打黑的经常会被当枪子儿使用。这才是这个时代共同的、最大的囧。
前文已经说了,官和商在中国就像狼和狈,经常性地勾勾搭搭,然后产生一点结晶出来。勾搭就离不开勾兑,勾兑自然少不了拍马屁戴帽子。商给官的帽子基本都是固定样式,不外乎官威浩荡品格高尚类的。而官一般不给屁民高帽子,不匹配啊!官人一般给商人的,往往是绿帽子,还有压死人的大帽子。
绿帽子涉及人身,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戴绿帽子的人从身体到精神都疲软,起不来没办法,最多伤心,不至于伤命。而大帽子就麻烦了,伤心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命。
中国商业史上最牛逼的是什么人?胡雪岩最牛逼——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结果,一个皇太后一声令下,革职查抄,严追治罪,最后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明朝谁最牛逼?沈万三啊。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发怒:“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还是一个皇后站出来了,以法律的名义拯救了他——马皇后进谏说:“你老婆我听说法律这个东西,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的,但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老百姓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可怜的沈万三,去云南那个地方遛鸟去了。
在中国,最怕说历史,一说就是五千年。太长,难免有臭味。只举两个代表,是想让你看看,杀一个人留一个人,皆是以法律的名义。问题是,掰开史书,这类事情多的都让读者腻歪了。但腻歪之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商,往往因官而盛,商也因官衰而败。至于要命不要命,就看官爷以什么样的方式带给你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帽子能压死人是真的。
一个百年过去了,几个百年过去了,时间都二十一世纪了,帽子依旧能压死人。中国的传统是多么地强大和让人鼻涕泪水齐飞啊!
翻阅三十年来那些败走与落马的商人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政策变动、宏观调控来临,在某个上层官员批评之时,在某项运动实施之际,给商人们扣个帽子先抓起来,然后再去核实、定罪,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众人心知肚明,皆知而不语,明知缘由而难言,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手法是多么惊人的熟练与相似,若干年来屡试不爽,也是最适合杀鸡给猴看的游戏。既便捷、保险,也达到了决策者的初衷,美好而美好。
看看这三十年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与人物。
年广久,“傻子”每到宏观紧缩就会大难临头。1989年底,私营经济因故再成灰色名词时,有关部门对年广久立案侦查,罪状是他“贪污、挪用公款”。查了两年后,1991年5月,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结果,傻人有傻福,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第二年初,邓小平南巡第三次提及年广久,一个月后他就宣布无罪释放。
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327国债事件而被捕的,但是对他的指控罪名则是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沈太福,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2004 年,中央对一些民营资本日渐活跃的投资过热领域进行严厲整顿,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首当其冲。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当初认定的“违法占用土地、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贷、挪用贷款”等严重指控均无体现,而罪名成为“虚开发票,抵扣税款1.6亿元”。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直笔写道:“我认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都知道这次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收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这里,最大的代价是人们不但不因此更尊重法律和法制,反而强化了本来对法制一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在2004年4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
你细细梳理这些年那些倒下去的中国商人们,发现周教授的呐喊是多么地不值得一提,因为,凡是运动,都会出现鸡和猴子,只是谁不幸而已。
中国商人遇到了一个千年难遇的机会。商人终于和官一样成了一种职业向往。而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项高危事业。在没有蓝图的、试错式的改革进程中,多少人惨淡离场,多少人常青不败,多少人华丽转身,多少人香消玉勋。这个充满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的过程,中国商人头上的帽子几次变化,终于有人被帽子压倒了。30年来,前仆后继的几代中国商人,因为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资本运营、个性态度的影响而戴上不同的帽子,也走向了不同的宿命。
帽子影响命运,帽子决定方向。一顶帽子,就这样在中国,幻化出林林总总的人间悲喜来。有同行曾梳理分析说:在当前的中国法律制度环下,民营企业家一旦得罪某个要人或者有深厚官场背景的竞争对手,很容易被扣上现行刑法所规定的10个罪名之一,它们分别是:偷税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和行贿罪。
当罚与罪错位,法治在长官意志、行政决策之后,作为惩戒或者装饰出现时,遵守潜规则,蔑视、无视显规则便成众人共识。在此背景下,做大的中国商人们都需要找靠山,靠山不但能提供保护,而且能帮助攻城掠地。但可悲的是,靠山也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商人们在缺乏法律规则的狩猎场上,往往被黑打或者打黑而亡。
只是,打黑的经常会被当枪子儿使用。这才是这个时代共同的、最大的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