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西方魔术节目的童鞋们会发现，那些魔术师们最喜欢的一项装扮是什么？帽子。高高的帽子一戴上来，喜感自然来。估计是洋人鼻子高，所以帽子也高。中国人讲究眼帘低垂鼻孔朝下，内心放荡表面矜持，真正的高帽子戴头上有点不方便，也不符合低调的祖训，于是喜欢给人戴形而上的高帽子，颇具文化底蕴。“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高戴乌纱帽的官人，和戴羊肚子白毛巾类帽子的屁民都喜欢玩送人高帽子的游戏，机巧，讨人喜欢，也皆大欢喜。大概，美妙的语言，敬仰的表情，彻底的语气，前倾的体态，都可以让人产生愉悦的快感。帽子高了，人就精气神足了，气宇也就轩昂了，婀娜多姿了。
　　前文已经说了，官和商在中国就像狼和狈，经常性地勾勾搭搭，然后产生一点结晶出来。勾搭就离不开勾兑，勾兑自然少不了拍马屁戴帽子。商给官的帽子基本都是固定样式，不外乎官威浩荡品格高尚类的。而官一般不给屁民高帽子，不匹配啊！官人一般给商人的，往往是绿帽子，还有压死人的大帽子。
　　绿帽子涉及人身，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戴绿帽子的人从身体到精神都疲软，起不来没办法，最多伤心，不至于伤命。而大帽子就麻烦了，伤心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命。
　　中国商业史上最牛逼的是什么人？胡雪岩最牛逼——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结果，一个皇太后一声令下，革职查抄，严追治罪，最后棺木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明朝谁最牛逼？沈万三啊。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发怒：“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还是一个皇后站出来了，以法律的名义拯救了他——马皇后进谏说：“你老婆我听说法律这个东西，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的，但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老百姓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可怜的沈万三，去云南那个地方遛鸟去了。
　　在中国，最怕说历史，一说就是五千年。太长，难免有臭味。只举两个代表，是想让你看看，杀一个人留一个人，皆是以法律的名义。问题是，掰开史书，这类事情多的都让读者腻歪了。但腻歪之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商，往往因官而盛，商也因官衰而败。至于要命不要命，就看官爷以什么样的方式带给你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帽子能压死人是真的。
　　一个百年过去了，几个百年过去了，时间都二十一世纪了，帽子依旧能压死人。中国的传统是多么地强大和让人鼻涕泪水齐飞啊！
　　翻阅三十年来那些败走与落马的商人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政策变动、宏观调控来临，在某个上层官员批评之时，在某项运动实施之际，给商人们扣个帽子先抓起来，然后再去核实、定罪，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众人心知肚明，皆知而不语，明知缘由而难言，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手法是多么惊人的熟练与相似，若干年来屡试不爽，也是最适合杀鸡给猴看的游戏。既便捷、保险，也达到了决策者的初衷，美好而美好。
　　看看这三十年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与人物。
　　年广久，“傻子”每到宏观紧缩就会大难临头。1989年底，私营经济因故再成灰色名词时，有关部门对年广久立案侦查，罪状是他“贪污、挪用公款”。查了两年后，1991年5月，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结果，傻人有傻福，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第二年初，邓小平南巡第三次提及年广久，一个月后他就宣布无罪释放。
　　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327国债事件而被捕的，但是对他的指控罪名则是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沈太福，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2004 年，中央对一些民营资本日渐活跃的投资过热领域进行严厲整顿，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首当其冲。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当初认定的“违法占用土地、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贷、挪用贷款”等严重指控均无体现，而罪名成为“虚开发票，抵扣税款1.6亿元”。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直笔写道：“我认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都知道这次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收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这里，最大的代价是人们不但不因此更尊重法律和法制，反而强化了本来对法制一般性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在2004年4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身家性命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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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细细梳理这些年那些倒下去的中国商人们，发现周教授的呐喊是多么地不值得一提，因为，凡是运动，都会出现鸡和猴子，只是谁不幸而已。
　　中国商人遇到了一个千年难遇的机会。商人终于和官一样成了一种职业向往。而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项高危事业。在没有蓝图的、试错式的改革进程中，多少人惨淡离场，多少人常青不败，多少人华丽转身，多少人香消玉勋。这个充满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的过程，中国商人头上的帽子几次变化，终于有人被帽子压倒了。30年来，前仆后继的几代中国商人，因为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资本运营、个性态度的影响而戴上不同的帽子，也走向了不同的宿命。
　　帽子影响命运，帽子决定方向。一顶帽子，就这样在中国，幻化出林林总总的人间悲喜来。有同行曾梳理分析说：在当前的中国法律制度环下，民营企业家一旦得罪某个要人或者有深厚官场背景的竞争对手，很容易被扣上现行刑法所规定的10个罪名之一，它们分别是：偷税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和行贿罪。
　　当罚与罪错位，法治在长官意志、行政决策之后，作为惩戒或者装饰出现时，遵守潜规则，蔑视、无视显规则便成众人共识。在此背景下，做大的中国商人们都需要找靠山，靠山不但能提供保护，而且能帮助攻城掠地。但可悲的是，靠山也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商人们在缺乏法律规则的狩猎场上，往往被黑打或者打黑而亡。
　　只是，打黑的经常会被当枪子儿使用。这才是这个时代共同的、最大的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