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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谢桃坊先生的《国学谈录》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文集约26万字，传统32开本，硬皮精装，古朴典雅，是一本外出都会放进背包的“学术小书”。《国学谈录》一书信息体量充实，脉络清晰，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作者同时又在形式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不仅谨遵学术小文的通行习惯，又努力将较为晦涩困难的学术问题用简明、流畅、通俗的行文方式表述，意在方便读者，阅读流畅，总之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谢桃坊先生年轻求学时曾读到德国经济学史家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其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理论的、历史的”。西方近代学术界确实存在“抽象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的”两个学派。在谢先生看来，这是重义理与重考据的两种主要学术路径和方法，而桑巴特却能完美地合二为一，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深入的探讨，才能发现诸现象中最普遍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谢先生影响很深，于是他也开始摸索用类似的方法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尝试以史学家的态度来考察学术问题，尤重资料的收集与文献的考证，使经验的事实逐步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并保持个人独立的判断。当他开始从事国学研究时，就采取了理论的、历史的方法考察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国学运动的理论与历史，通过对国粹派和新倾向派（主要包括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两大流派）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其共同特点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中的一些独特的、细小的学术问题，大都形成为考证性的学术结晶。与此同时，谢先生也认识到，这样的研究对于国学的定义下得或过于狭隘，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基本前提：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考察基础之上的，是不会被轻易否定的。
在谢桃坊先生看来，国学研究是相对专门的学术问题，基本上是较为烦琐的文史考证。对于没有时间、精力专门从事国学考证而又对国学有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将冷僻、古奥的文史考证作一些适当的成果转化工作，向社会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帮助人们认识中华优良的学术传统，应该是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国学谈录》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论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主要为国学是什么、国学运动的两种基本倾向，回顾对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批评;第二部分谈论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主要为考据学的兴起、国学研究与清代考据学、国学研究与科学方法;第三部分着重谈论几位国学大师的治学道路，如严复、廖平、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刘咸炘、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第四部分谈论国学与儒学，包括儒家之道的发现、宋明理学家为学的宗旨、南宋以来的治道与理学思想、儒家是否属于宗教、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的建构、国学与理学、读经问题的历史反思，等等。其每一部分均可独立成篇;整体来看，则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史研究体系。
在谢桃坊先生眼中，国学即传统的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国故学。他认为自上个世纪国学运动中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主流之后，即最能体现国学运动的本质特征;今天我们要认识国学的性质当以新倾向派的性质为依据。谢先生同时也严谨、客观地指出这种认识可能流于浅表、褊狭或片面;但他仍坚持认为新倾向派的学术特征——“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是最为接近国学的本质的，并指出国学研究具有综合的性质，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文献和历史的、狭小的学术问题，例如，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历史背景等内容的考证，关于《老子》的真伪、成书年代，关于“三皇”“五帝”，关于典籍真伪、版本源流、文本校勘、文字考释、名物训诂、人物生卒事迹、作品本事、历史地理变迁、金石碑文解释、文化交流线索、历史疑案、家族世系等。谢先生举刘咸炘所说“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而提出，研究相关问题必须熟悉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与积淀，具有一定文献学知识，经过一定的专业学术训练，才能采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便细小而繁琐的问题，也是需要有人去专门地、精微地考证的，以便学者专注于对一些基本事实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只有在这些求真、求知、求证的维度之上，方才谈得上去进一步的诠释、理解，解构或建构。总之，谢先生认为，国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最基本的事实，是很多学术研究的事实基础或必要前提。
中国学术自北宋开始兴起了考据学，又经过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更得以兴盛与发展。考据学由经学而向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算学、地理、图谱、金石等各学术领域广泛拓展，重点关注、聚焦于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问题上，体现出中国学者追求真理、追求学术高境、探寻真知的纯粹与执著之精神。这门学问崇尚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及条理精密等原则，主要运用辩证、训诂、校勘、参验、博证、探原等归纳实证方法。谢桃坊先生将这一门学术兴起、发展、鼎盛、复兴的历史经过及主要特征向读者介绍得非常简洁而清楚。他认为，考据学具有独特的学术性质，有特定对象，有理论原则，有细密方法，犹如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样。他归纳说：“清代乾嘉学派（如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钱大昕等），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以原始证据为尚，孤证不为定说，罗列事实进行比较，作深入而狭窄的研究，语言表述朴实简洁，使用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工具，对传统文献与历史材料进行注疏、训释、校证。”乾嘉学派这种“地道的国货”的治学方法又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家们所继承与弘扬，用以整理国故，并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等方法与路径。
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谢桃坊先生认为，新学术固然是应从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解决现实民生日用的方案，由此产生新的理论;但这仅仅只是新学术的来源之一而非其全部。学术和科学一样，都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研究之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结构中固然需要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必须发展纯学术的基础研究，才能使这个国家和民族获得文化生命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国学研究的对象和价值是很有限的，它不具备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在社会中的实用性，它仅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为各学科提供新的事实的证据”。谢先生说，纵观“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很多已经吸收了国学研究的成果以作为新学科基础理论的事实依据，例如，新史学不再以“三皇”“五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新红学不再走索隐派的老路，等等。总之，国学考证或澄清历史的重大疑案，或清除传统观念中的一些谬误，具有坚实的学术支撑或巨大的力量。国学运动中许多狹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谢桃坊先生也谦逊地谈到，国学研究采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是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这种方法自然会有自身局限，它对某些学科不一定适用。这里笔者也就不揣冒昧，表达一点稚拙管见或小小疑窦。谢先生在书里提及蒙思明先生的看法。蒙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民国时期国学运动中考据之风影响着一代学术时说过：“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了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谢先生吸纳了蒙先生对科学考证成为学术界支配势力和学术风尚的一些反思与批评，但他认为蒙先生并非是真正反对学术考据，只是反对对它过度崇尚。笔者疑惑的关键词也同样在这个“度”或曰分寸、或曰边界之上。其一，正如謝先生所言，学术的创见大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所以有些学术成果就是最初从怀疑开始的，这是人类寻求真知的一种天性使然，我们肯定应予以足够的尊重。谢先生提到，北宋庆历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质疑经典，从儒家经典的产生与流传过程的考察，怀疑其作者及其与儒家的关系，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并且以史料学的研究方法考辨上古神话传说，追问中国历史的真实起点。当然，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纯学术研究的接受与包容。顾颉刚先生也说过清代学者辩伪是不受传统束缚的，说他们是敢于追问真知，不惜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这是让人敬佩与认同的。然而另一方面，《大学》很早就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理，这种“实学”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或曰尺度，一定程度的知“止”。或许，某些研究成果不仅局限于学者个人的寻求真知或是一家之言，而是具有更多的社会整体的价值尺度，因此，在真与伪、在真与善、在真与道、在实与虚之间，也同时需要综合系统考证探索真实维度之上的价值与意义。孔子谈到夏殷二代古礼时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那儒家何以还是要以“神道设教”或“托古设教”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圣人能够“神悟”，可以不凭借文献能知道千载以上的事，是先知先觉;因为对于难以考据的信息或事情还可以“心通”。要言之，考据家们疑古归疑古，但一定要对“三皇”“五帝”的存在进行彻底否定是笔者难以接受的。从太史公起，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维系力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如果只是一味解构，解构之后社会又去如何建构呢？达尔文说过，自然界没有飞跃。在中国文字发明以前，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三皇五帝开启文明时代等神话，传说尽管文献不足征，仅用逻辑证明也不能轻易否定远古的先民或祖先。人类社会需要福柯，但如果福柯般的解构主义者过多，于社会整体而言未必都是福音。学术乃天下公器。其二，在科学研究中，公理是不用再去证明而被广为承认的。对于社会而言，在学者个人谋智、谋知、谋真的维度之上，还有社会的“谋道”“谋善”。国学运动中有很多都是西学归来者，或服膺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他们也曾说国故学就如同审案子，如果证据不足就只好延缓判决的日子。当年国学家们在积极介绍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价值和方法的同时，也应该同时解释西方对过度专业主义、过度理性主义的距离疏离与合理规避的一些做法，例如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等。中国儒家提倡“亲亲相隐”，也不提倡无止境地、无边界地追寻证据，简单地判断是非或真伪。曾被过度推崇的“赛先生”更多还是手段或工具，不是目的，它无法承载人类的终极关怀。总之，西方与东方之间，在“真”的维度之外，人们也尊重“善”、崇尚善，或曰理想和信念，遵循天、地、人之间的“道”的价值。其三，在这个“度”之中，我们仍然应该尊重“求真”的学术空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海纳百川而又崇尚文质彬彬、又能探寻“文以成人”“化性起伪”之道的伟大民族，所以她能生生与共、生生不息，能在艰难曲折的历史洪流中不断发展前行。人类社会大概也是如此。巫术、科学、宗教或是神话，都有各自的存在空间与合理尺度。被称为人类社会“轴心时代”的中方、西方的先哲智慧都在教我们既不要逃避真知，同时也更要积极追求理想，努力学会自我持存。我们感到幸甚，如今还有这样一个安于孤寂而初心不改的群体，他们在不懈追求真理，不断寻求真知，孜孜矻矻，勤勉不已，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求真、求实之维。其四，上个世纪兴起的国学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而被呼为“国故学”简称为“国学”的，如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自序》之“出版说明”所说：“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颇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逝者如斯，世殊时异，以笔者一管之陋见，“国学”一词在如今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下，用新考证学、文史研究、文史考证、国故学称之或许更为贴切合适。谢先生在书中也说过，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谢桃坊先生年轻求学时曾读到德国经济学史家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其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理论的、历史的”。西方近代学术界确实存在“抽象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历史的”两个学派。在谢先生看来，这是重义理与重考据的两种主要学术路径和方法，而桑巴特却能完美地合二为一，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深入的探讨，才能发现诸现象中最普遍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谢先生影响很深，于是他也开始摸索用类似的方法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尝试以史学家的态度来考察学术问题，尤重资料的收集与文献的考证，使经验的事实逐步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并保持个人独立的判断。当他开始从事国学研究时，就采取了理论的、历史的方法考察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国学运动的理论与历史，通过对国粹派和新倾向派（主要包括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两大流派）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其共同特点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中的一些独特的、细小的学术问题，大都形成为考证性的学术结晶。与此同时，谢先生也认识到，这样的研究对于国学的定义下得或过于狭隘，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基本前提：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考察基础之上的，是不会被轻易否定的。
在谢桃坊先生看来，国学研究是相对专门的学术问题，基本上是较为烦琐的文史考证。对于没有时间、精力专门从事国学考证而又对国学有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将冷僻、古奥的文史考证作一些适当的成果转化工作，向社会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帮助人们认识中华优良的学术传统，应该是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国学谈录》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论国学运动主流的意义，主要为国学是什么、国学运动的两种基本倾向，回顾对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批评;第二部分谈论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主要为考据学的兴起、国学研究与清代考据学、国学研究与科学方法;第三部分着重谈论几位国学大师的治学道路，如严复、廖平、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刘咸炘、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第四部分谈论国学与儒学，包括儒家之道的发现、宋明理学家为学的宗旨、南宋以来的治道与理学思想、儒家是否属于宗教、黄宗羲与理学史体系的建构、国学与理学、读经问题的历史反思，等等。其每一部分均可独立成篇;整体来看，则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史研究体系。
在谢桃坊先生眼中，国学即传统的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国故学。他认为自上个世纪国学运动中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主流之后，即最能体现国学运动的本质特征;今天我们要认识国学的性质当以新倾向派的性质为依据。谢先生同时也严谨、客观地指出这种认识可能流于浅表、褊狭或片面;但他仍坚持认为新倾向派的学术特征——“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是最为接近国学的本质的，并指出国学研究具有综合的性质，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文献和历史的、狭小的学术问题，例如，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历史背景等内容的考证，关于《老子》的真伪、成书年代，关于“三皇”“五帝”，关于典籍真伪、版本源流、文本校勘、文字考释、名物训诂、人物生卒事迹、作品本事、历史地理变迁、金石碑文解释、文化交流线索、历史疑案、家族世系等。谢先生举刘咸炘所说“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而提出，研究相关问题必须熟悉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与积淀，具有一定文献学知识，经过一定的专业学术训练，才能采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便细小而繁琐的问题，也是需要有人去专门地、精微地考证的，以便学者专注于对一些基本事实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只有在这些求真、求知、求证的维度之上，方才谈得上去进一步的诠释、理解，解构或建构。总之，谢先生认为，国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最基本的事实，是很多学术研究的事实基础或必要前提。
中国学术自北宋开始兴起了考据学，又经过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更得以兴盛与发展。考据学由经学而向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算学、地理、图谱、金石等各学术领域广泛拓展，重点关注、聚焦于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问题上，体现出中国学者追求真理、追求学术高境、探寻真知的纯粹与执著之精神。这门学问崇尚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及条理精密等原则，主要运用辩证、训诂、校勘、参验、博证、探原等归纳实证方法。谢桃坊先生将这一门学术兴起、发展、鼎盛、复兴的历史经过及主要特征向读者介绍得非常简洁而清楚。他认为，考据学具有独特的学术性质，有特定对象，有理论原则，有细密方法，犹如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样。他归纳说：“清代乾嘉学派（如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钱大昕等），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以原始证据为尚，孤证不为定说，罗列事实进行比较，作深入而狭窄的研究，语言表述朴实简洁，使用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工具，对传统文献与历史材料进行注疏、训释、校证。”乾嘉学派这种“地道的国货”的治学方法又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家们所继承与弘扬，用以整理国故，并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等方法与路径。
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谢桃坊先生认为，新学术固然是应从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解决现实民生日用的方案，由此产生新的理论;但这仅仅只是新学术的来源之一而非其全部。学术和科学一样，都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研究之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结构中固然需要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必须发展纯学术的基础研究，才能使这个国家和民族获得文化生命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国学研究的对象和价值是很有限的，它不具备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在社会中的实用性，它仅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为各学科提供新的事实的证据”。谢先生说，纵观“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很多已经吸收了国学研究的成果以作为新学科基础理论的事实依据，例如，新史学不再以“三皇”“五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新红学不再走索隐派的老路，等等。总之，国学考证或澄清历史的重大疑案，或清除传统观念中的一些谬误，具有坚实的学术支撑或巨大的力量。国学运动中许多狹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谢桃坊先生也谦逊地谈到，国学研究采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是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这种方法自然会有自身局限，它对某些学科不一定适用。这里笔者也就不揣冒昧，表达一点稚拙管见或小小疑窦。谢先生在书里提及蒙思明先生的看法。蒙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民国时期国学运动中考据之风影响着一代学术时说过：“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了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谢先生吸纳了蒙先生对科学考证成为学术界支配势力和学术风尚的一些反思与批评，但他认为蒙先生并非是真正反对学术考据，只是反对对它过度崇尚。笔者疑惑的关键词也同样在这个“度”或曰分寸、或曰边界之上。其一，正如謝先生所言，学术的创见大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所以有些学术成果就是最初从怀疑开始的，这是人类寻求真知的一种天性使然，我们肯定应予以足够的尊重。谢先生提到，北宋庆历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质疑经典，从儒家经典的产生与流传过程的考察，怀疑其作者及其与儒家的关系，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并且以史料学的研究方法考辨上古神话传说，追问中国历史的真实起点。当然，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纯学术研究的接受与包容。顾颉刚先生也说过清代学者辩伪是不受传统束缚的，说他们是敢于追问真知，不惜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这是让人敬佩与认同的。然而另一方面，《大学》很早就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理，这种“实学”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或曰尺度，一定程度的知“止”。或许，某些研究成果不仅局限于学者个人的寻求真知或是一家之言，而是具有更多的社会整体的价值尺度，因此，在真与伪、在真与善、在真与道、在实与虚之间，也同时需要综合系统考证探索真实维度之上的价值与意义。孔子谈到夏殷二代古礼时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那儒家何以还是要以“神道设教”或“托古设教”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圣人能够“神悟”，可以不凭借文献能知道千载以上的事，是先知先觉;因为对于难以考据的信息或事情还可以“心通”。要言之，考据家们疑古归疑古，但一定要对“三皇”“五帝”的存在进行彻底否定是笔者难以接受的。从太史公起，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维系力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如果只是一味解构，解构之后社会又去如何建构呢？达尔文说过，自然界没有飞跃。在中国文字发明以前，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三皇五帝开启文明时代等神话，传说尽管文献不足征，仅用逻辑证明也不能轻易否定远古的先民或祖先。人类社会需要福柯，但如果福柯般的解构主义者过多，于社会整体而言未必都是福音。学术乃天下公器。其二，在科学研究中，公理是不用再去证明而被广为承认的。对于社会而言，在学者个人谋智、谋知、谋真的维度之上，还有社会的“谋道”“谋善”。国学运动中有很多都是西学归来者，或服膺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他们也曾说国故学就如同审案子，如果证据不足就只好延缓判决的日子。当年国学家们在积极介绍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价值和方法的同时，也应该同时解释西方对过度专业主义、过度理性主义的距离疏离与合理规避的一些做法，例如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等。中国儒家提倡“亲亲相隐”，也不提倡无止境地、无边界地追寻证据，简单地判断是非或真伪。曾被过度推崇的“赛先生”更多还是手段或工具，不是目的，它无法承载人类的终极关怀。总之，西方与东方之间，在“真”的维度之外，人们也尊重“善”、崇尚善，或曰理想和信念，遵循天、地、人之间的“道”的价值。其三，在这个“度”之中，我们仍然应该尊重“求真”的学术空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海纳百川而又崇尚文质彬彬、又能探寻“文以成人”“化性起伪”之道的伟大民族，所以她能生生与共、生生不息，能在艰难曲折的历史洪流中不断发展前行。人类社会大概也是如此。巫术、科学、宗教或是神话，都有各自的存在空间与合理尺度。被称为人类社会“轴心时代”的中方、西方的先哲智慧都在教我们既不要逃避真知，同时也更要积极追求理想，努力学会自我持存。我们感到幸甚，如今还有这样一个安于孤寂而初心不改的群体，他们在不懈追求真理，不断寻求真知，孜孜矻矻，勤勉不已，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求真、求实之维。其四，上个世纪兴起的国学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而被呼为“国故学”简称为“国学”的，如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自序》之“出版说明”所说：“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颇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逝者如斯，世殊时异，以笔者一管之陋见，“国学”一词在如今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下，用新考证学、文史研究、文史考证、国故学称之或许更为贴切合适。谢先生在书中也说过，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