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表了两首七律诗《送瘟神》，“华佗无奈小虫何”是其中的一句，这一句讲的是当年流行血吸虫病的厉害，似乎起华佗于地下，也对它无奈。我从小念这些诗，每到这一句就会卡壳，因为华佗是家喻户晓的神医，神医怎么还能有治不了的病？后来，我还知道称华佗为神医、为我们传统医学的老祖宗，已经有起码一千多年的历史，神医的光环加在他头上，并不始于今日。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是在唐代学医的人必须要读的《经方小品》中，有这么一段说明传统医学起源的话：“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脏腑，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这里面，神农、黄帝都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扁鹊起初是传说中轩辕时代的良医，不过，司马迁《史记》写到过一个名叫秦越人的春秋时代医生，行医时也会用“扁鹊”这个名字，大概是要借力于扁鹊的神性吧。在山东曲阜收藏的东汉画像砖上，也还可以看到一个扁鹊施针图，那上面的扁鹊就是人首鸟身、半神半人的模样。这样算下来，只有华佗，是见诸史籍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华佗是东汉时代的人，最早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的，有人说是与他弟子相熟的一个人，这人写过一篇《华佗别传》，这篇别传，迄今仍有一部分保留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以及《后汉书》李贤等人的注里。而在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陈寿（233-297）撰写《三国志》，把他正式地写进《魏书》的《方技传》里，于是，便有了现存第一篇完整的华佗传记。在《魏书.方技传》中，陈寿一共写有五个人的传，一个是华佗，另外四个人分别是知声乐的杜夔、懂相术的朱建平、会占梦的周宣和善卜筮的管辂。这五位，按照现代的学科划分，勉勉强强可归入科技类，陈寿说他们都掌握有“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比陈寿更早的一位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
　　书.艺文志》里，解释“方技”为“生生之具”，即与人的生命相关。由此也可知，把华佗当医学家、科学家，不光是现代人，也是他同时代人的看法。
　　华佗，一名旉（fu），字元化。祖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与曹操同乡，游学、行医的范围，则在离家乡不远的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他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医术就颇自负，因此，拒绝过沛相陈珪的举孝廉，也拒绝过太尉黄琬的招辟，一心一意只靠自己的医术吃饭。这些经历，在陈寿的《华佗传》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华佗传》还写到华佗“兼通数经”，这个“经”，当然指的是儒家经典。但问题也就来了。我的问题是，读完整个传记，就是不见一个字提到华佗的医术所从何来？要说是因为像《三国志》这样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书，从来就没有交代一个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来源的惯例，好像也不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就既写有长桑君传禁方给扁鹊，也写有仓公随阳庆学医学了三年，而在《华佗传》本身，也写有华佗的两名弟子吴普、樊阿如何如何“从佗学”，由此可见，并不是陈寿有意要略过师承关系这一节。那么，华佗的老师是谁呢？这位神医又何以能够凭空出世？在稍后的医学史谱系中，倒是有华佗继承扁鹊（秦越人）的说法，比如唐代的王勃为《黄帝八十一难经》作序，就提到该经是由歧伯传黄帝，黄帝传伊尹，而后到秦越人，再“历九师以授华佗”的。在这个系谱里面，华佗是扁鹊的几百年后的隔代传人，但这还是没能解决他的直接导师是谁的问题。陈寿在这个问题上的语焉不详、留下疑点，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助成后人无限遐想的，还有陈寿写到只要让病人喝下麻沸散，华佗便能够实施手术的情节，这一情节，让熟悉现代外科手术规程的人尤其有匪夷所思之感。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外科医镜》这部书里，有一篇谌耀斋写的序，序里面就谈到华佗的医术可能“得自西方”。他有什么依据呢？依据是，华佗生活在汉献帝时代，碰巧的是，欧洲的解剖学鼻祖、希腊人加林（Galen，又译作盖伦）就在汉献帝三年去世，而加林到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学馆即埃及的亚历山大去学习解剖，还是在汉献帝之前的顺帝时期。换句话说，在华佗行医的年代，加林已从亚历山大学到了解剖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尽管没有确切资料说明华佗做手术的本领是从哪儿学到的，但加林和华佗曾经处于同一时空，这一点，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巧合，
　　华佗“若非西学灌输，焉能具此绝技”？一九三○年，陈寅恪发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又补充说：陈寿写华佗为曹操所杀，这一结局，应该是取材于“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仅而得免”的印度故事。到了一九三五年，夏以煌再发表一篇《华佗医术传自外国考》，进一步确认华佗的医术是自西而来，经过了从埃及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再到华佗之手的路线。他说，华佗的“佗”可写为佛陀的“陀”，“旉”与佛陀的“佛”谐声，华佗的两个弟子吴普和樊阿，名字又与释迦牟尼的两个徒弟普贤菩萨和阿难菩萨谐声，而华佗编创的五禽戏来自达摩的少林拳术，华佗使用的麻沸散也就是印度大麻，所有这一切，点点滴滴，都表示“华佗医术之受印度人熏陶”，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持有华佗医术是从西方传来的观点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大多是不赞成把传统的中国医学看成“国粹”，因此谈到这位传统医学的老祖宗，他们更乐于把他塑造成一个完全不排斥西方医学的开通、开明的形象。若从纯粹的学术立场去看，他们的说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想象大于事实，所以今天讲医学史的人，基本上都不接受这一论点。台湾有一位年轻的医学史研究者李建民就针对陈寅恪提出不同意见，说：第一，曹操本嗜杀之人；第二，在敦煌的唐写本《搜神记》里，写有黄帝时代“善好良医，能廻丧车，起死人”的俞附的故事，俞附之后有扁鹊，扁鹊之后，便是“汉末，开肠，洗五藏，劈脑出虫，乃为魏武帝所杀”的华佗，这说明俞附已能断肠破腹，而华佗的医术当然源于华夏，根本没必要去“比附印度神医故事”。

二

　　司马迁说扁鹊吃了长桑君给他的神药，便有穿墙视人的神功，看到人五脏的症结，可是华佗好像不曾得到神人的指点，他又怎么能证明自己医术超群？陈寿在《华佗传》里，因此一开头就交待了两点：第一，是华佗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范晔根据陈寿的《华佗传》，后来在《后汉书》里也写有一篇《华佗传》，在这里还特别加上一句：“时人以为仙。”长寿而不留岁月的痕迹，貌如神仙，显然是为医的一块“硬招牌”；第二，是华佗给人治病，能“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功夫全面，手法利索，也有效果。
　　本草和针灸是传统医学的两块基石，按照陈寿的描述，华佗都占全了。陈寿讲华佗用药很灵，配方有准头，病人服他的汤剂，往往药到病除。这一条，从他的弟子吴普著有《本草》一书，也可以想象得到。陈寿说华佗的针灸技术也很好，穴位拿捏得一丝不差，取穴少，不留针，灸不过七八壮（一灼为一壮），针不过一二处。他还形容华佗扎针前都会与病人作沟通，告诉病人：“当引某许，若至，语人。”写得相当传神。据说这是有益于行气的一种方法，到今天都还在用。华佗的时代，针灸已十分流行，我们在河北满城的汉墓里，可以看到西汉时的金银针，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川绵阳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当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代，中国也确实有了第一部专门讲针灸的书，就是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这书还一直传到朝鲜、日本。在后世所传有关针灸的书里，又有一些是托名华佗的，如《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华佗枕中刺灸经》等。
　　假如碰上针药所不能及的“结积在内”的病，需要动刀子“刳割”，陈寿说，华佗便会让病人“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陈寿写这一段，步骤清楚，如在目前，然而就像前面已经讲到的，它恰恰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因为按照现代人的经验，做一个较大型的外科手术，首先不可缺少的就是麻药，而华佗制作的麻沸散，它的成分是什么，并不清楚。后人因此而有种种猜测，有说是押不芦草，有说是曼陀罗或通仙散，清人所编《华佗神医秘传》还说是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菖蒲的合成，现在人也有推测为乌头、附子、椒之类，众说纷纭，却终难认定。范晔的《华佗传》又提到麻沸散要“以酒服”，那么到底是酒使人麻痹无知觉而发生止痛的作用，还是麻沸散本身有麻醉的功效，也不明不白。另外，术后的缝合也是一大问题，华佗用的是什么材料？是桑皮细线，拿热的鸡血涂在上面吗？还有术后消毒，“膏摩”的膏指什么？是不是虎骨膏？仔细一追究，在这些大关节上，还都有难解之谜。
　　一般人都知道华佗曾为关公刮骨疗毒，这是《三国演义》讲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三国志·关羽传》里，原来写的是：“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事情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此时距离华佗之死，已有十多年，为关公刮骨的医生，自然不可能是华佗，最多是华佗的弟子。又有人说华佗为司马师做过眼睛手术，这也是一个传说，从《晋书·景帝纪》“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的记载而来，加进了很多想象，因为司马师出生时，华佗实际上已不在世，因此它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除了外科手术这一条，现代人有所质疑，在有关华佗高超医术的记录和传闻中，其他的都如陈寿所写，的确令人赞佩。所以说神医的名望，在陈寿看来，并非神授，而是靠着华佗自身的健康，靠他所掌握的本草、针灸、手术这一整套诊疗手段及其疗效，是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

　　陈寿讲华佗的医术高明，并不停留在泛泛而论或者是抽象概括上，最重要的是他记录有很多医案，这些医案，在《华佗传》里面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那里面一一记载着华佗接待过的病人，他们的姓名、职业、病因、病性、诊断、治疗和愈后等等，就像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曾经写下好多扁鹊、仓公的医案一样。
　　看陈寿写下的这些医案，不得不说华佗是一位全科医生，内外妇儿、方剂诊疗、针灸手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这些医案作了初步的整理，简单归纳为：
　　1.产科二例：
　　（1）甘陵相夫人怀孕到六个月，忽然肚疼，华佗为她把脉，发现胎死腹中。他说根据胎儿在腹中的位置，还可以知道是男是女，男左女右。有人摸到“在左”。夫人吃药打胎，生下死婴，果然是男。
　　（2）李将军的妻子病重，经华佗诊断，原来是胎死腹中。李将军不信，说妻子难产不假，可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华佗告诉他：夫人怀的是双胞胎，大儿出生时，夫人大出血，大家忙着救人，没注意到还有小儿没出来，不曾助产，致使胎死腹中。华佗给开了药、扎了针，夫人便产下一个死男婴，手足完备。
　　2.儿科一例：
　　陈叔山有一个两岁的小儿生病，每次痢疾都会哭闹，人也瘦弱不堪。去问华佗，华佗说：母亲怀他时，他靠着母亲体内的阳气长大，母亲哺乳时，他又受了母亲的寒气，所以老是不好。华佗给开了治痢疾的女菀丸，十天后便治好了小孩的病。
　　3.内外科，分两类：
　　A.经诊断而判定死期的，共六例：
　　（1）县吏尹世患病，说是四肢乏力，口干，小便不畅，怕听到人的声音。华佗叫他回家吃热食，出汗呢，表示没事，不出汗，三天后会死。县吏照办而不出汗，华佗说：这说明你脏气已绝，将要涕泣而死。果如其言。
　　（2）严昕与一众人来看华佗，华佗问严昕哪里不舒服，严昕自己还没感觉。华佗就警告他：你脸上挂着急病的相，千万不要多饮酒。这群人返回途中，严昕突然头晕目眩跌下车来，结果车刚到家，人就死了。 　　（3）督邮顿子献大病初愈，请华佗把脉，华佗嘱咐他：体虚不堪多劳，行房事必死，死而吐舌数寸。督邮的妻子赶了一百多里地来探望，晚上两人忍不住在一起，这位丈夫便在三天后发了病。
　　（4）军吏梅平生病回家，路上遇见华佗，华佗对他说：你要是早遇到我就好了，现在你的病已无法医治，不如速速归家，还来得及与亲人见面，离死期只有五天。结果被华佗言中。
　　（5）华佗去为督邮徐毅看病，徐毅说：昨天让医曹吏扎针，扎完后便咳个不停，人疲倦不堪，却睡不着。华佗告诉他：是扎错了穴位，恐怕你会一天比一天饭量减少，五天后就是死期。结果也应验了。
　　（6）有一士大夫身体不佳，经华佗诊断，已是病重，需要剖腹，可是华佗又认为他的寿命大概只有十年，十年内病不至于死，所以不如忍一忍，等待自然死亡，也好免受一刀。但这士大夫不愿忍耐，硬还是让华佗为他做了手术。病是暂时治好了，不过十年后，仍是一死。
　　B.经过诊断、治疗而最终痊愈的，共四例：
　　（1）府吏儿（倪）寻、李延住在一起，得同样的病，都是头痛发热的伤寒，一样难受，华佗却说儿寻需要通导，李延需要发汗，因为一个“内实”，一个“外实”，所以治疗方案不同。两人拿了不同的药回去，第二天便都痊愈。
　　（2）华佗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咽喉堵塞，咽不下东西，就叫他到路边卖面食的店家，去买三升醋泡蒜茸喝下去，这人喝完后，吐出一条蛇形的寄生虫（蛔虫），拿着去找华佗。华佗的小儿子看见他挂在车旁的东西，认得是父亲的病人。病人跟随着到了华佗的家，一看，墙上所挂同样的小蛇，已有大概十来条。
　　（3）彭城夫人夜间在厕所被一种叫做虿的毒蝎子蜇了手，痛得大呼小叫。华佗让她把手浸泡在温热的汤药里，到天亮就好了。
　　（4）广陵太守陈登脸红胸闷，吃不下饭，华佗给他把脉，发现他生鲜食物吃得太多，寄生虫在体内引起腑脏溃疡，于是便给他开了二升药，让喝下去，结果吐出三升多寄生虫，还有好多鱼脍，病也因此好了。但是华佗又预言，三年后此病还将发作。果不其然，陈登再发病时，正好华佗不在，就死了。
　　4.精神科一例：
　　有一个郡守病了，华佗认为只要把他激怒，使他大发雷霆，病自然会好，便收了钱而不加治疗，还留下一封骂人的信，不辞而别。郡守气急败坏，派人去追杀华佗，郡守的儿子当然了解内情，按下不让去追，郡守暴怒之下，吐黑血数升，病也痊愈。

　　以上十四个医案，从最后的结果看，其中内外科六例（3-A）是属于无法治愈，而另外的内外科四例（3-B）、精神科一例（4）、妇产儿科三例（1、2），属于治疗而有成效，不过广陵太守陈登最终还是死亡（3-（4）），因此经华佗诊治的病人，他们的生死之比，是七比七，刚好一半对一半。
　　除了这十四个医案，陈寿还写到华佗的另外两个病人，一个是曹操，一个是军吏李成。曹操与华佗之间的恩怨是非，留待下面去讲，反正是华佗没能根治曹操的病。李成的咳嗽病，本来也没什么，华佗让他服药、休息，预计一年恢复，到十八年后再发病，再服药，也能无大碍。谁知李成遵医嘱，顺顺当当过了五、六年，把药也都借给了别人，然而十八年后旧病复发时，华佗已不在世，他也就无药可医而死。
　　加上这两例，陈寿记录的医案便有十六例，其中经华佗治疗而痊愈的，实际是七例，但让华佗束手无策或无法根治的，却有九例。这么简简单单地一统计，就知道即便是在陈寿的叙述当中，华佗的治愈率，也只是勉勉强强达五成。
　　那么，这样的医疗记录说明了什么？说明华佗的医术不精，果然像毛泽东的七律诗所写“华佗无奈小虫何”？可是看陈寿的讲述，似乎又没有这层意思。这件事，我自己琢磨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在看待医生的权威性上面，古人的态度也许和我们有所不同。
　　医生在古代，曾经与巫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路》篇引孔子的话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里就是巫、医不分的。巫主要是算卦、祝祷，也替人看病，同医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反过来，医身上兼有巫的特质，也就不奇怪了。商代甲骨文里有现存最早的医案，其中一个写着：“戊贞。王占曰：兹鬼魅。五旬又一日庚申丧命。乙巳卜，贞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据说这份卜辞的大意是：商王在斤病魔缠身的戊时，为他占卜，得到预言说五十一天后丧命。乙巳时再卜，说即使丙日不死，也逃不过庚日，果然到了二十七天后的庚申日，斤就死了。这一段占卜的文字，已经反映出早期的医案最关心的就是对于病人死期的推算，而不是有什么施救的措施。
　　再来看《左传》的记载。这部春秋时代的史书，写到过公元前六百年两位秦国著名的医生缓与和。缓被邀去给周成公看病，实际头一天晚上，成公已梦到自己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也就是心脏和膈中间的位置，第二天，他听了缓的诊断，说病确是在膏肓之间，并且“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灸、针、药都用不上，已经不治，便赞叹缓是位好医生。和去给晋侯看病，指出晋侯“近女室，疾如蛊”，病得也没办法治了，他也被晋侯称赞为好医生。《左传》写缓、和两位医生，都只是看到病人的症状和病因，认为没办法治疗，就被授予“良医”的称号，表现出在古人或者说是在左丘明这样的史家心中，所谓“良医”，指的就是能够作出正确诊断的医生。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当扁鹊（秦越人）为赵简子和虢太子作出准确的诊断后，“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也就是有救命的大本事，不料扁鹊却回答：不是我能够起死回生，是他们本来有生命力，我不过使这生命力得到恢复而已。司马迁还写道：仓公（淳于意）也曾表示，自己是在跟着阳庆读了一些医方后，才掌握了“诊病决死生”的本领。汉文帝有一次问他：“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他回答说：我是先切脉，再决定如何治疗的，要知道“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倘若不了解病人的死生大限在哪儿，当然免不了经常失手。 　　诊病决死生，这就是司马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古人对于医生的权威性的定义吧。好的医生，不一定是要起死回生，他能够看到生死门限，并在这一基础上提供预防及救助的办法，让人安然尽享自己生命的饱满和力量，这大概也就是陈寿的意见，是他对神医华佗的一个评价。

四

　　华佗的有名，要说起来，与曹操是他的病人不无关系。
　　曹操患有头风病，发起病来，心乱目眩，便要华佗来给他扎针。所谓“头风病”，有人认为就是今天说的习惯性头痛，也有人认为是高血压，总之是个慢性病，需要长期的治疗和护理。曹操的遗令中也都有与此相关的安排：“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意思是当他死后下葬，要先给他在脑袋上捂个头巾。因为是顽疾，华佗便被召来做了御医。
　　曹操看重华佗，是由于他自己也懂一点医药和养生，知道华佗的分量。根据李建民的分析，曹操曾说：“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就是他为了治疗自己的头痛失眠而服用当归，因为当时人都觉得当归有止痛的作用，今天我们还知道它可以防治动脉硬化与中风。曹操还有一篇《内诫令》，说：“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把头埋进水里，也是他对付头痛的一个办法。曹操又编有一部《魏武四时食制》，大概讲的是如何食疗。据说曹操也问过皇甫隆：“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表现出他对于长寿和健康的极度渴望。在陈寿写作《三国志》的时代，很多人都知道曹操是“好养性法，亦解方药”的，也知道他敢于冒着风险吃野葛、饮鸩酒，以毒攻毒，还知道他把当时最有名的方士如左慈、华佗、甘始、郗俭等人，都召集到自己的身边。
　　华佗被圈在曹操身边，时间一长，极其郁闷，便声称家中有事，告假返乡。回到家里，又以妻子生病为由延期不返，任凭曹操下令再三催促、地方官遣送，全都置之不理。曹操气得要命，叫人去核查：如果他妻子确实有病，便赐小豆四十斛，宽限假期，可是如果涉嫌欺诈，就要不客气抓人。于是华佗被带到许昌，严刑逼供，不由得不招认。许昌的大名士荀彧劝曹操息怒，他说华佗医术精妙，可以救人性命。曹操正在火头上，断然拒绝：“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竟将华佗拷打致死。
　　陈寿讲华佗的心理，说他的人生，本来是以做士人为目标的，可是不知不觉走上行医的道路，因而他的内心是时常愧悔的，所以，一旦寻机离开曹操，就再也不想回去，不愿再过受制于人的生活。而曹操的心理呢，却一边是极度需要华佗的医护，一边又对他缺少起码的尊重，故而能脱口说出“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这样轻蔑的话来，并且怀疑华佗本来就是个无赖小人，专门利用自己的病来行要挟，在处死华佗之后，他依然愤愤不平地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一直要到后来，他钟爱的儿子曹冲患病，才不免有一丝悔悟：“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华佗与曹操的冲突，在陈寿笔下，因为有人物心理和对话的描写，显得格外生动，是《华佗传》全篇的亮点。为什么说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呢？这就要回到陈寿对方技的看法上来。陈寿对方技谈不上鄙视，不过视之为小道，却也很明显。在《吴书·吴范刘谆赵达传》的最后，他对吴范、刘谆、赵达三位术士有一个评语，说他们“各于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于大者远者，是以有识之士，舍彼而取此也”，说白了，就是认为方技术数还不算“君子”或“有识之士”追求的“大者远者”。所以，他在《华佗传》的一开始，写华佗熟悉儒家经典，有过举孝廉和招辟的经历，留下这些伏笔，都是为了证明华佗虽以行医为业，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士人，有一颗士人般远大的心。同时，这种士人的情怀，也使华佗在行医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自由的信念、独立的人格。
　　司马迁写到扁鹊之死，说是由于“秦太医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鹊”，便派了人去刺杀扁鹊。他还写到仓公曾经被判刑，递解长安，最后是小女儿缇萦“入身为官婢”，才救了父亲。太史公因此感慨道：“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意思是扁鹊、仓公都技艺超群，而按照老子“美好的都是不祥的”理论，技艺超群便是祸端。如果依照司马迁的判断，那么华佗的死，一定也是由于他怀揣绝技，而令曹操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陈寿说，司马迁过去替扁鹊、仓公写传记，是为了“广异闻而表奇事也”，他仿照着也写了一篇《华佗传》，因此对于华佗的死，很难说他不曾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
　　可以拿来作对照的，是范晔的《华佗传》。范晔写到曹操杀华佗这一段，不仅删掉了很多精彩的对话，只剩下一些平铺直叙，又还插进如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之类的评语，似乎华佗生性难以合作，进一步推论的话，连他的被杀，也好像要算是咎由自取。这样的叙述，与陈寿的《华佗传》相比，不知少了多少对于传主的同情与敬意。
　　《三国志》成书之始，便得到过“文艳不若（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的评价，所谓“质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史家的质朴和正直呢？华佗与曹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依照我们普通人的常识，应该是医生掌握着病人的生死。然而，如果医生而有士人的情结，病人却是专制的君主，那么，谁又会变成谁的命运的最终主宰呢？我想，不要说“华佗无奈小虫何”，华佗当然也无奈曹操何，因为他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是被攥在曹操手心里的。

哲学的追问——哲学概念清淤录之一

汪堂家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本书既是一部概念史，又是一部心灵史，也是一部解构史，更是一部发微史。作者以索隐探微的方式将概念的清淤与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第一部分追溯了“文化”、“进步”、“启蒙”、“后现代”、“记号”、“符号”、“死亡”等概念的历史，梳理了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意义，阐述了本书作者的独特见解。第二部分则分析了“文本”、“间距化”、“隐喻”、“解释”等概念在诠释学中的地位，探讨了哲学与修辞学、诠释学的相关性，指出了利科、爱尔兰根学派、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等人在此领域的贡献。第三部分通过对杜威的“教育”、“科学”、“道德自我”、“道德情境”、“道德判断”和“身体”概念的讨论，发掘了杜威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