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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集中主要力量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是党对于当时的国情与世情进行综合分析后所做出的合理选择，也是党对于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新中国的使命担当。国家为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调整，保证了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地增长。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短期内迅速地建立起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今后的工业化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一五”时期;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4 — 0058 — 04
实现国家工业化以赶上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拥有独立完整主权的新中国，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经受长期战争破坏、小农个体经济占主要成分、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情况，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曾考虑国家工业化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应先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重心，逐渐为工业积累足够的原料、粮食、资金与市场，同时也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一步取得成效之后，然后再集中力量与资金去建设重工业，并由重工业的发展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1〕这样，以“两步走”的方法来逐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似乎是合理的选择。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逐渐形成共识，并在“一五”时期选择了与之相反的工业化道路。
国家主权问题是近代中国最为主要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长期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大陆已经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为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幸福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但是面对新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帝国主义有可能的侵略，国家主权的维护仍然是建国之初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世情与国情
从国际大环境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格局基本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局面。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边，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主动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2〕。同时，这也为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帮助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战后台湾问题的未解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意味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面临着随时可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侵犯的危险。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国家主权的维护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国家主权的维护要求新中国必须建立起自身强大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这就迫切需要以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作為支撑。从当时国内工业的基础情况来看，我国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值中占比很低，而重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更低。“以总产量相比较，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3〕如果按照预先设想的“两步走”工业化道路，国家工业化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起步，经过长时间的资本积累再发展重工业，则所需时间过长，难以解决眼下即将可能面临的国家主权威胁。而一旦新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侵犯，那么国内的一切经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国内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也需要以重工业作为必备的基础条件。因为轻工业的发展首先就面临着原料的来源、机器设备的更新与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农业的规模经营也需要现代机器的发展。这意味着在国内重工业没有发展的前提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单纯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意义不大。而想要依靠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来实现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可能，况且新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压制。因此，在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内工业化建设起步的双重紧迫情况，都迫切要求新中国通过集中主要力量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起自身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二）苏联的榜样作用与友好援助
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新中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情，对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在学习中逐渐前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呈现出诸多弊病的科学批判，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率领群众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苏联共产党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在沙俄时代的军事工业基础上，短期内快速建成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从革命到建设，苏联共产党的成功经验都给予当时落后国家以很大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这是俄国革命带给中国的榜样作用。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苏联已经有了三十余年的建设经验，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肩负着“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5〕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建国之初，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就曾去苏联进行过实地的参观与考察，并就请求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磋商。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友好互助同盟关系，苏联政府方面也做出了援助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决定，并表示在资金、技术与人员等方面会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苏联的友好援助对于我国即将开启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使得新中国有可能利用苏联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帮助自身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也是新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机遇。〔6〕通过与苏联方面的反复协商，中国争取到了苏联在“一五”时间援助141项（后又在实施期间追加15项构成156项）重工业建设项目的结果。因此，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的合理选择。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并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中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力与土地等资本给予支撑，优先发展重工业更是如此。这对于一个刚经历完长期战争与革命不久的农业国家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便成为首要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异常艰难的问题。
（一）重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一方面有从苏联获得的低息贷款、派遣专家、技术设备等援助，但要建成与我国实际需要相匹配的重工业体系，主要的仍是要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建设。因此，国家在建设之初，便遇到了建设重工业所需的资金来源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普遍都经历过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少数贵族、商人在15-18世纪通过市场、买卖、暴力与投机的方式依靠剥夺本国农民的土地完成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而随着资本的越加积累，国内无产阶级数量就越多，产业后备军就越多，相对过剩人口也就越多，贫民也就越多，由此造成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国内社会危机的大量积聚。另一方面，为进一步积累资本与转移国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求海外殖民地市场，以掠夺、奴役、战争的方式从被殖民地获得大量财富转化为国内资本的来源。这两种资本积累方式都是充满血腥的，都给本国劳动人民与被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我国选择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资本积累方式都不能采用。而为保障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新中国又必须在艰难的情况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向其倾斜。这意味着国内需要积累大量的资金以此来保障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这对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是来源于农业的积累。为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农民身份转化为吃商品粮的工人身份，同时国家还需要从农业的发展中积累出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与原料。这种建立在当时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增一减”，很快就使得国家遇到了极为严重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涉及到国家与农村农民、城市工人与私营商人的关系，如果粮食问题处理不好，便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就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在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很难从农民手中买到足够的粮食供给城市人口与换取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怎样妥善处理粮食问题以保障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国民大多数的国家，处理粮食问题首先就面临着执政党怎样处理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依靠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军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建国之后全国也实行了大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系一直是十分融洽的。而此时要解决突出的粮食问题，国家就必须从农民手中获得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市场稳定与市场需求，这对于农民利益的直接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能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工业化建设的停止又会进一步影响“三改”的进程，这对于中国共產党开启的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长期经过战争的国家进行建设更是难上加难。”〔7〕在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优先进行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的两难问题也就更加凸显。面对国家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经过党内领导人的慎重考虑与各种方案之间的比较，决定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的方法，即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粮食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是为解决新中国初期在工业化的建设中所遇到的矛盾突出的粮食问题，也是“两种炸药”〔8〕中不得已的选择。随着粮食方面统购统销的施行，国家为同时保障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又进一步地在油料、棉花棉布等生产生活物资上进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意味着国家将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通过牺牲农业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自然对于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损害。当时的党外人士对此现象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少收购些粮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针对这种意见，毛泽东论述了他对于“施仁政”的看法，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9〕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不得不采取以“小仁政”服从“大仁政”的方式通过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突破口，以此来长远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三）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关系的适当调整
二战之后，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是后发国家想要在短期内赶上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选择，也是苏联模式在此前所展示出巨大优越性的体现。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通过实施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仅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而且战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苏联模式作为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在战时和备战期间可以快速有效地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优先发展巩固国家主权安全的重工业体系，从而使得国家在战争中具备胜出的能力。然而，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国家没有了主权方面的威胁，各国也都处于更加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人民群众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这就逐渐暴露出苏联模式的不适应性，其优越性的一面也就逐渐失去。这使得东欧各国最初为赶上时代而采取的发展战略，逐渐在时代的变化之中脱离时代。尤其是，东欧国家的民众在与西欧国家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之中，这种差别也就更为明显，并由此导致了本国民众对本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动摇。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对于前任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就受到了怀疑，曾经被认为是落后国家赶上时代发展学习榜样的苏联模式的合法性被其自身所逐渐瓦解。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在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工业而忽视民众生活的改善，在现实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面对苏联东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强调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注意吸取苏联东欧方面的教训，既要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同时又要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国家建设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同时，“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0〕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国内情况来看，经过“一五”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与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国家主权的威胁也基本消除，争取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是可能的，可以适当调整经济建设中投资比例的问题。而且由于工农业实际存在的剪刀差和高积累率，使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加，反而会影响工业化建设的进程。
因此，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必须改变此前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做法，逐渐加重轻工业与农业的投资比例，以做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补发展。加重轻工业与农业的投资比例就是更好更多地发展重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是必要的，“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11〕之后，党的八大提出了“以苏为鉴”，结合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
从“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到调整，党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计划要留有余地、工农剪刀差要尽量缩小一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轻工业与农业的同步发展，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地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畸形化发展，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在此期间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肩负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2〕的百年民族使命，另一方面又要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需要。双重任务的开展在初始阶段是最为艰难的，也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
实践证明，“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个战后千疮百孔的农业国家在短期内建设成当时拥有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为我国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赶上时代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通过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建成了当时门类较为齐全的重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工业技术人才，积累了现代工业建设经验，为我国农业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使得我国今后的工业化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拥有更多地独立自主权;其二，维护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前所未有的重工业部门的创建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为巩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构筑了屏障，为我国更加平等地参与对外交往提供了条件，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受制于人的被动状态;其三，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经过优先發展重工业短期内创造出一个拥有崭新面貌的新中国，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量与艰苦奋斗精神，提高了国人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其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经过实践的检验，并赢得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党顺利地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从而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筑牢了政治根基。
〔1〕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2〕〔3〕〔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4，200，7.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467.
〔6〕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5）：13-24.
〔8〕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8.
〔9〕毛泽东传（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36-1237.
〔10〕〔11〕〔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25，117.
〔责任编辑：孙玉婷〕
关键词：“一五”时期;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4 — 0058 — 04
实现国家工业化以赶上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拥有独立完整主权的新中国，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经受长期战争破坏、小农个体经济占主要成分、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情况，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曾考虑国家工业化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应先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重心，逐渐为工业积累足够的原料、粮食、资金与市场，同时也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第一步取得成效之后，然后再集中力量与资金去建设重工业，并由重工业的发展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1〕这样，以“两步走”的方法来逐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似乎是合理的选择。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逐渐形成共识，并在“一五”时期选择了与之相反的工业化道路。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
国家主权问题是近代中国最为主要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长期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大陆已经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为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幸福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但是面对新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帝国主义有可能的侵略，国家主权的维护仍然是建国之初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世情与国情
从国际大环境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格局基本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局面。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边，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主动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2〕。同时，这也为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帮助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战后台湾问题的未解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意味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面临着随时可能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侵犯的危险。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国家主权的维护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国家主权的维护要求新中国必须建立起自身强大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这就迫切需要以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作為支撑。从当时国内工业的基础情况来看，我国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值中占比很低，而重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更低。“以总产量相比较，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3〕如果按照预先设想的“两步走”工业化道路，国家工业化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起步，经过长时间的资本积累再发展重工业，则所需时间过长，难以解决眼下即将可能面临的国家主权威胁。而一旦新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侵犯，那么国内的一切经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国内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也需要以重工业作为必备的基础条件。因为轻工业的发展首先就面临着原料的来源、机器设备的更新与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农业的规模经营也需要现代机器的发展。这意味着在国内重工业没有发展的前提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单纯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意义不大。而想要依靠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来实现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可能，况且新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压制。因此，在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内工业化建设起步的双重紧迫情况，都迫切要求新中国通过集中主要力量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起自身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二）苏联的榜样作用与友好援助
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新中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情，对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也是在学习中逐渐前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呈现出诸多弊病的科学批判，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率领群众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苏联共产党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在沙俄时代的军事工业基础上，短期内快速建成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从革命到建设，苏联共产党的成功经验都给予当时落后国家以很大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这是俄国革命带给中国的榜样作用。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苏联已经有了三十余年的建设经验，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肩负着“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5〕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建国之初，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就曾去苏联进行过实地的参观与考察，并就请求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进行磋商。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友好互助同盟关系，苏联政府方面也做出了援助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决定，并表示在资金、技术与人员等方面会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苏联的友好援助对于我国即将开启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就使得新中国有可能利用苏联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帮助自身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也是新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机遇。〔6〕通过与苏联方面的反复协商，中国争取到了苏联在“一五”时间援助141项（后又在实施期间追加15项构成156项）重工业建设项目的结果。因此，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的合理选择。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施与调整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并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中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力与土地等资本给予支撑，优先发展重工业更是如此。这对于一个刚经历完长期战争与革命不久的农业国家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便成为首要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异常艰难的问题。
（一）重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一方面有从苏联获得的低息贷款、派遣专家、技术设备等援助，但要建成与我国实际需要相匹配的重工业体系，主要的仍是要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建设。因此，国家在建设之初，便遇到了建设重工业所需的资金来源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普遍都经历过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少数贵族、商人在15-18世纪通过市场、买卖、暴力与投机的方式依靠剥夺本国农民的土地完成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而随着资本的越加积累，国内无产阶级数量就越多，产业后备军就越多，相对过剩人口也就越多，贫民也就越多，由此造成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相伴而生，国内社会危机的大量积聚。另一方面，为进一步积累资本与转移国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求海外殖民地市场，以掠夺、奴役、战争的方式从被殖民地获得大量财富转化为国内资本的来源。这两种资本积累方式都是充满血腥的，都给本国劳动人民与被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我国选择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资本积累方式都不能采用。而为保障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新中国又必须在艰难的情况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向其倾斜。这意味着国内需要积累大量的资金以此来保障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这对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是来源于农业的积累。为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农民身份转化为吃商品粮的工人身份，同时国家还需要从农业的发展中积累出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与原料。这种建立在当时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增一减”，很快就使得国家遇到了极为严重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涉及到国家与农村农民、城市工人与私营商人的关系，如果粮食问题处理不好，便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就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在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很难从农民手中买到足够的粮食供给城市人口与换取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怎样妥善处理粮食问题以保障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国民大多数的国家，处理粮食问题首先就面临着执政党怎样处理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依靠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军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建国之后全国也实行了大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系一直是十分融洽的。而此时要解决突出的粮食问题，国家就必须从农民手中获得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市场稳定与市场需求，这对于农民利益的直接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能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工业化建设的停止又会进一步影响“三改”的进程，这对于中国共產党开启的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长期经过战争的国家进行建设更是难上加难。”〔7〕在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优先进行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的两难问题也就更加凸显。面对国家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经过党内领导人的慎重考虑与各种方案之间的比较，决定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的方法，即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粮食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是为解决新中国初期在工业化的建设中所遇到的矛盾突出的粮食问题，也是“两种炸药”〔8〕中不得已的选择。随着粮食方面统购统销的施行，国家为同时保障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又进一步地在油料、棉花棉布等生产生活物资上进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的采取意味着国家将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通过牺牲农业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自然对于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损害。当时的党外人士对此现象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少收购些粮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针对这种意见，毛泽东论述了他对于“施仁政”的看法，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9〕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不得不采取以“小仁政”服从“大仁政”的方式通过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突破口，以此来长远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三）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关系的适当调整
二战之后，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是后发国家想要在短期内赶上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选择，也是苏联模式在此前所展示出巨大优越性的体现。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通过实施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仅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而且战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苏联模式作为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在战时和备战期间可以快速有效地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优先发展巩固国家主权安全的重工业体系，从而使得国家在战争中具备胜出的能力。然而，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国家没有了主权方面的威胁，各国也都处于更加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人民群众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这就逐渐暴露出苏联模式的不适应性，其优越性的一面也就逐渐失去。这使得东欧各国最初为赶上时代而采取的发展战略，逐渐在时代的变化之中脱离时代。尤其是，东欧国家的民众在与西欧国家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之中，这种差别也就更为明显，并由此导致了本国民众对本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动摇。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对于前任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就受到了怀疑，曾经被认为是落后国家赶上时代发展学习榜样的苏联模式的合法性被其自身所逐渐瓦解。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在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工业而忽视民众生活的改善，在现实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面对苏联东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强调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注意吸取苏联东欧方面的教训，既要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同时又要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国家建设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同时，“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0〕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国内情况来看，经过“一五”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与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国家主权的威胁也基本消除，争取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是可能的，可以适当调整经济建设中投资比例的问题。而且由于工农业实际存在的剪刀差和高积累率，使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加，反而会影响工业化建设的进程。
因此，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必须改变此前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做法，逐渐加重轻工业与农业的投资比例，以做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补发展。加重轻工业与农业的投资比例就是更好更多地发展重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是必要的，“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11〕之后，党的八大提出了“以苏为鉴”，结合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
从“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到调整，党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计划要留有余地、工农剪刀差要尽量缩小一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轻工业与农业的同步发展，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地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畸形化发展，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在此期间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肩负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2〕的百年民族使命，另一方面又要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需要。双重任务的开展在初始阶段是最为艰难的，也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
实践证明，“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个战后千疮百孔的农业国家在短期内建设成当时拥有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为我国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赶上时代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通过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建成了当时门类较为齐全的重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工业技术人才，积累了现代工业建设经验，为我国农业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使得我国今后的工业化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拥有更多地独立自主权;其二，维护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前所未有的重工业部门的创建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为巩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构筑了屏障，为我国更加平等地参与对外交往提供了条件，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受制于人的被动状态;其三，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经过优先發展重工业短期内创造出一个拥有崭新面貌的新中国，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量与艰苦奋斗精神，提高了国人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其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经过实践的检验，并赢得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党顺利地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从而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筑牢了政治根基。
〔参 考 文 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2〕〔3〕〔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4，200，7.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467.
〔6〕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05）：13-24.
〔8〕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8.
〔9〕毛泽东传（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36-1237.
〔10〕〔11〕〔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25，117.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