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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一方面仍在崛起，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很复杂，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是哪些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别人影响，先理清自己的思路。
首先，要改变和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语言决定思维，如果语言很陈旧，思维绝不可能先进，思维落后，意味着创新落后，创新落后还想成为超前国家，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革新语言体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未来引领方向的一整套新话语系统。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表达方法，要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服膺感”，就是心服，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第二，怎么看待民主和自由？它们是需要充分的土壤条件的。这个土壤条件是什么？是充分商业化的契约社会的建立。当全民都没有契约精神的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民主，结果也会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烂民主”，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完成了整个社会的充分商业化改造，也就不可能形成滋生民主的土壤：充分的契约精神。什么叫充分商业化？并不是让所有人充分的去为富不仁，人人都去争钱抢钱。充分的商业化，就是人人都具备了充分的契约精神，也就是一切按照合同办事的原则。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一个大合同，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人民给政府什么权力，政府对人民保障什么权利。不要以为民主就只是民众约束政府，民主和自由还意味着民众要向政府必要地让渡你的权利，你才能换得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批评或者表扬西方，都没有说到点上。很多观点都是情绪化，或者说自己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当某一项政策触犯自己利益的时候，立刻就变成反对者，某一项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又立刻变成了赞同者，自己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立场，只拿利益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站位。
未来关键的10年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我认为国内方面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有度”反腐，就是反腐应该是“下老鼠夹子”而不是“下老鼠药”。下老鼠药，可以毒死老鼠，但鸡鸭鱼鹅也得毒死，下老鼠夹子是打着哪只是哪只，但前提是在打的时候必须同时积极地建立制度，让制度成为腐败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挑战——一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二是解决东西差异问题，而东西差异和分配公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关联的。消除差异，不能通过杀富济贫。中国人本来是很善于积累财富的，但是积累的财富，很快就会被造反毁掉。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新朝代来临，励精图治，然后繁荣到来，接着就又是腐败，腐败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财富再流失，一切重新归零，又开始一个新朝代，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发展，财富却是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去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比如遗产税，让富人多交税；比如慈善，用减税的方式鼓励富人行善，所有这些制度，让富人的财富合理合法地流向了弱势群体，远比造反要好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关联——要逐渐掐断利益集团的脐带，不能让利益集团再源源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中为自己输血。要掐断脐带，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诉原罪的方式去掐断，因为追诉原罪就是使财富的积累重新归零。相当于又造了一回反。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做更有利国家的发展，使多数人获益，需要深度思考，仔细研究。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是资源瓶颈的问题。中国其实是个“地大物薄”的国家——这个“薄”不是“博大”的“博”，是“厚薄”的“薄”，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稀薄。而中国今天如此巨量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需要巨量资源的补充，这些资源只能到海外去拿。
能不能有效地拿到？今天看来很难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曾想在苏丹拿油，一开始干得不错，等西方眼红了，给你捣乱，三两下子就给你折腾完了——第一次是达尔富尔事件，第二次是南北苏丹分裂，第三次南苏丹内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铁矿石和矿产资源方面，看看我们在并购力拓时是怎么铩羽而归的就知道，这些都不是企业行为，这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联手压制和封堵。
怎样才能拿到足够的资源，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一个是要加强软实力，改善形象，另外还要约束自己，决不要干杀鸡取卵的事情，要努力和当地的资源国家共赢。另外，还要有足够的抵抗力，能够抗衡想封杀你的国家造成的压力。
怎么抗衡所谓的“封杀”？先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障，如何保障，就是凡有中国企业足迹的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有能力保障的地方，所谓“剑到履到”，而不是“履到剑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跟全世界作对，而是要让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忌惮。在这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榜样。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获得，特别是创建新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会很漫长，100年都可能见不了多大成效。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军力长足进步，已经把我们逼得没有退路，做为大国，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不管也得管，有些责任你不负也得负。既然如此，我们就别藏着掖着了，不如痛下决心在增强自己硬实力的同时，下大力气自上而下地改善自己的形象和软实力，20年应该能见效。
要知道，世人其实都很势利，你有钱它就要挣你的钱。现在当全世界都盯着中国人的钱口袋时，你要小心了，一定要确保每分钱都花在对的地方，千万别打水漂。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那打水漂，都在交学费。在苏丹和澳大利亚交一两次学费就够了，就应该学会很多东西，别到每个地方都去交一遍学费。至于能不能获得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充足资源，就需要处理好与相关资源匮乏国家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要清醒认识到，在资源方面，我们更多的将不是与发达国家，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处在竞争状态，这是被我们都处在制造业国家这一现实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得很残酷，必须现在就要预先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转回国内。有人问，你觉得雾霾和环境污染会是一个重大挑战吗？我认为，污染毫无疑问是非常影响国民信心的，尤其首都人民的信心。所以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看了一下，洛杉矶的雾霾，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才解决完，花了40年时间。中国当然会比这快，因为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多少钱，中国政府则又有比较强的执行力。这就是说治霾中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这需要先解决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到今天我们都还没弄清楚，中国的雾霾，特别是北京的雾霾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
二战前夕的德国，重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它那时为什么可以做到没有雾霾，英国却未能避免？是因为德国人吸取了“雾伦敦”的教训，把所有的烟囱都建得高达300米，污染物都被大气环流吹走了。这个办法也许不可取，但思路可取。
所以说这里面，应该思考的东西非常多。我们目前还只是口头上说要还给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但是还没有充分地论证和思考，怎么还？更重要的是，环保意识是未来文明的重要环节，没有一个洁净的空间，新的文明何处安放？
首先，要改变和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语言决定思维，如果语言很陈旧，思维绝不可能先进，思维落后，意味着创新落后，创新落后还想成为超前国家，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革新语言体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未来引领方向的一整套新话语系统。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表达方法，要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服膺感”，就是心服，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第二，怎么看待民主和自由？它们是需要充分的土壤条件的。这个土壤条件是什么？是充分商业化的契约社会的建立。当全民都没有契约精神的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民主，结果也会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烂民主”，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完成了整个社会的充分商业化改造，也就不可能形成滋生民主的土壤：充分的契约精神。什么叫充分商业化？并不是让所有人充分的去为富不仁，人人都去争钱抢钱。充分的商业化，就是人人都具备了充分的契约精神，也就是一切按照合同办事的原则。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一个大合同，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人民给政府什么权力，政府对人民保障什么权利。不要以为民主就只是民众约束政府，民主和自由还意味着民众要向政府必要地让渡你的权利，你才能换得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批评或者表扬西方，都没有说到点上。很多观点都是情绪化，或者说自己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当某一项政策触犯自己利益的时候，立刻就变成反对者，某一项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又立刻变成了赞同者，自己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立场，只拿利益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站位。
未来关键的10年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我认为国内方面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有度”反腐，就是反腐应该是“下老鼠夹子”而不是“下老鼠药”。下老鼠药，可以毒死老鼠，但鸡鸭鱼鹅也得毒死，下老鼠夹子是打着哪只是哪只，但前提是在打的时候必须同时积极地建立制度，让制度成为腐败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挑战——一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二是解决东西差异问题，而东西差异和分配公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关联的。消除差异，不能通过杀富济贫。中国人本来是很善于积累财富的，但是积累的财富，很快就会被造反毁掉。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新朝代来临，励精图治，然后繁荣到来，接着就又是腐败，腐败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财富再流失，一切重新归零，又开始一个新朝代，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发展，财富却是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去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比如遗产税，让富人多交税；比如慈善，用减税的方式鼓励富人行善，所有这些制度，让富人的财富合理合法地流向了弱势群体，远比造反要好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关联——要逐渐掐断利益集团的脐带，不能让利益集团再源源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中为自己输血。要掐断脐带，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诉原罪的方式去掐断，因为追诉原罪就是使财富的积累重新归零。相当于又造了一回反。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做更有利国家的发展，使多数人获益，需要深度思考，仔细研究。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是资源瓶颈的问题。中国其实是个“地大物薄”的国家——这个“薄”不是“博大”的“博”，是“厚薄”的“薄”，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稀薄。而中国今天如此巨量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需要巨量资源的补充，这些资源只能到海外去拿。
能不能有效地拿到？今天看来很难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曾想在苏丹拿油，一开始干得不错，等西方眼红了，给你捣乱，三两下子就给你折腾完了——第一次是达尔富尔事件，第二次是南北苏丹分裂，第三次南苏丹内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铁矿石和矿产资源方面，看看我们在并购力拓时是怎么铩羽而归的就知道，这些都不是企业行为，这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联手压制和封堵。
怎样才能拿到足够的资源，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一个是要加强软实力，改善形象，另外还要约束自己，决不要干杀鸡取卵的事情，要努力和当地的资源国家共赢。另外，还要有足够的抵抗力，能够抗衡想封杀你的国家造成的压力。
怎么抗衡所谓的“封杀”？先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障，如何保障，就是凡有中国企业足迹的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有能力保障的地方，所谓“剑到履到”，而不是“履到剑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跟全世界作对，而是要让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忌惮。在这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榜样。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获得，特别是创建新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会很漫长，100年都可能见不了多大成效。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军力长足进步，已经把我们逼得没有退路，做为大国，这世界上有些事情，你不管也得管，有些责任你不负也得负。既然如此，我们就别藏着掖着了，不如痛下决心在增强自己硬实力的同时，下大力气自上而下地改善自己的形象和软实力，20年应该能见效。
要知道，世人其实都很势利，你有钱它就要挣你的钱。现在当全世界都盯着中国人的钱口袋时，你要小心了，一定要确保每分钱都花在对的地方，千万别打水漂。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那打水漂，都在交学费。在苏丹和澳大利亚交一两次学费就够了，就应该学会很多东西，别到每个地方都去交一遍学费。至于能不能获得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充足资源，就需要处理好与相关资源匮乏国家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要清醒认识到，在资源方面，我们更多的将不是与发达国家，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处在竞争状态，这是被我们都处在制造业国家这一现实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得很残酷，必须现在就要预先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转回国内。有人问，你觉得雾霾和环境污染会是一个重大挑战吗？我认为，污染毫无疑问是非常影响国民信心的，尤其首都人民的信心。所以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看了一下，洛杉矶的雾霾，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才解决完，花了40年时间。中国当然会比这快，因为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多少钱，中国政府则又有比较强的执行力。这就是说治霾中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这需要先解决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到今天我们都还没弄清楚，中国的雾霾，特别是北京的雾霾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
二战前夕的德国，重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它那时为什么可以做到没有雾霾，英国却未能避免？是因为德国人吸取了“雾伦敦”的教训，把所有的烟囱都建得高达300米，污染物都被大气环流吹走了。这个办法也许不可取，但思路可取。
所以说这里面，应该思考的东西非常多。我们目前还只是口头上说要还给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但是还没有充分地论证和思考，怎么还？更重要的是，环保意识是未来文明的重要环节，没有一个洁净的空间，新的文明何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