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2009年10月26日因病在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89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时,买到了一册《胡适的自传》,灰皮本,内部发行。不吃不睡,一口气读完,简直是如痴如醉。让我着迷的,不是胡适本人的叙述,而是文后那些長篇大论的注解,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狂放之气夺纸而出。狂则狂矣,却句句有来历,看得让人拍案叫绝,又心悦诚服。谁敢为胡适大人做点评?翻遍全书,终于找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唐德刚。
　　
　　唐先生以八十九高龄,走了。走得很隆重、风光,海峡两岸媒体做足了文章,悼念这位在华人读者圈中享有盛誉的公众史学家。他的大名,与一连串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联系在一起:《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梅兰芳传稿》《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我记得十年前那本《晚清七十年》似乎还被查禁过。承蒙抬举,从此之后他的书愈加畅销,红遍读书界。
　　
　　一个人红极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世走红。《百家讲坛》的那些说书人,大多也是史学出身,论幽默、挑逗、讲故事的本领,岂是唐公可攀比。但那些说书人的结局大同小异:各领风骚三五月,雁过神州不留名。唐德刚未曾上过央视,书商们也从未刻意炒作过,为何他与黄仁宇一样,会成为长盛不衰、为几代读者所追捧的公众史学家?史学家可以说书,但说书人未必是史学家。说书人只须要有好口才、好记性,再加一点野史中来的噱头,史学家首先需要的则是功力。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抗战年代,在中央大学受过众多史学大家的熏陶,1948年放洋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在哥大图书馆工作,后去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如此完整之履历,让喜欢放言高论的唐德刚有充足的底气,纵横捭阖,皆有所本;不仅读书多,而且会读书。他十几岁便通读《资治通鉴》,深谙中国政治中的帝王之术与人情世故;到了晚年,写出来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自然入木三分,有历史的穿透力。
　　
　　在高度“学院化”的今天,只要吃史学这碗饭,且有些年头的,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史学家。中国的史学以求真自命,乾嘉考据向为学院正宗。然而,如今的史学教育,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智慧的史学,是死的知识、死人的历史。要让死去的历史活过来,让已死的人事变成活生生的记忆,惟一的办法是打一针智性的强心剂。史实是不传代的过去,而智慧是永恒的代际沟通。唐德刚之所以那么受青睐,乃在于他的身上没有学院派的方巾气,那种工匠式的知识卖弄。
　　
　　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史学家。他好发议论,好为人师,好作惊人之语,虽偶有过头,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学倘若离开了智慧女神,岂非一张苍白的验尸报告?
　　
　　唐德刚的文字,汪洋恣肆,纵横千里,放得开,又收得拢,形散而神不散。难怪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史学是唐德刚的专业,文学是他的爱好,与他可以匹敌的,大概只有李敖。李敖蹲过大狱,威权所逼,多有戾气,属于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而唐德刚生活在民主社会,是一个心底单纯的老顽童,一个风流尽性的老派名士。1989年初春,他作为特邀顾问随同星云法师访问大陆,我在上海陪同王元化先生参与接待,顷见之下,果然人如其文,口无遮拦,有一股上下无碍、笑傲江湖的通达之气。
　　
　　在唐公的众多著作之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与风格的,莫过于《胡适杂忆》。当年他作为助手,协助胡适做口述历史。如今口述史已蔚然成风,不少人以为这是一个工匠的活儿,只须原原本本将录音整理下来即可。但唐德刚之口述史,岂止记录,还要考订,还要还原历史场景。这还不够,他还喜欢与传主对话、争辩、讨论。一场口述采访下来,唐德刚原本想为之写一个短序,不料洋洋洒洒,奔腾万里,篇幅竟然超过了正文本身,只能另行成书,遂有了《胡适杂忆》。
　　
　　唐公是胡适最后一位私淑弟子,胡适是他心目中最为敬仰的老师。按照中国的传统,弟子本应“为尊者讳”,一生对老师毕恭毕敬,行颂歌之礼。偏偏这位唐德刚,洋面包大约吃多了一点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他的笔下,胡适老师不仅如大熊猫一般可爱、可憨,而且也像常人那样迂腐、懦弱。一旦名人请下了神坛,还原肉身,反而在世俗中更显英雄本色。在各种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回忆之中,除了余英时先生的那本《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就属唐公的这本《胡适杂忆》最耐读。亦庄亦谐,一唱三叹,他写出了大时代中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知识分子。
　　
　　唐德刚,这位中国的“口述史之父”,按照古老的“三不朽”说法,他可以安息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