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材料，毛泽东主席在材料上作了两次相关批示，所以讲故事、写故事在上海市郊蔚然成风。当时农村文娱活动少，农民就喜欢听本地故事员讲故事，他们“眼睛向下，情趣向上”，相互间还举行故事赛。
　　1963年11月，我接到青浦县团委的通知：要我认真学习讲好《红灯记》，并寄上《红灯记》故事的单行本。于是，我在本地各村演讲《红灯记》，群众很欢迎。我觉得《红灯记》是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故事，比较难讲，但通过实地演讲了十多场，效果还可以。一个星期后，又接到团委通知，要我去青浦文化馆。第二天上午八时，我准时来到文化馆，县团委书记陈锦华和文化馆领导全在办公室，陈锦华书记见到我开口就说：“你来了，马上出发，去上海群众艺术馆报到，参加《红灯记》讲故事比赛，具体事情任嘉禾同志会告诉你，他正等着你呢！”说起任嘉禾，我定心了许多，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了。
　　我接受任务后，马上乘车到了上海，在上海群众艺术馆里，文化局局长孟波和艺术馆领导任嘉禾接待了我，他们首先了解我的家庭情况，接着了解我们青浦、商榻的故事活动情况，孟波局长把我自己编写的农村新故事《好舵手》反复看了几遍。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可以了，就不要动了。”说着，他拿出一支笔来，把故事的题目改为《好当家》。他把《好舵手》改成《好当家》的道理讲给我听，我听了心服口服，好像上了一堂政治课。任嘉禾给我讲了下午故事比赛的安排后，就吃中午饭。下午一时，各县的参赛代表都在一间大会议室集中，文化局、群艺馆的领导以及记者和其他文艺界人士二十多人，相当于我们参赛故事员的人数，我坐在左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心里有些紧张，这个场面并不大，但对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能不能讲好这场故事，心里没有底，把握也不大，一旦讲不好，叫我回去怎么交待呢？
　　主持会议的馆长宣布：《红灯记》讲故事比赛开始。崇明县的代表第一个上台，他背得很熟，讲得也卖力，二十分钟就讲完；接下来是奉贤的故事员，讲得也很流利，配上他的动作，很接近生活，也是二十分钟，故事讲完了。我正在思考，就听见台上在问：接下去哪个县上来？约有半分钟没有动静。就在这时，我发现任嘉禾同志的一双眼睛盯着我，我心里一动，立刻站起来走上了讲台。故事一开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很快展开情节，故事发展到高潮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故事员，自然而然变成了李玉和——李玉和机智勇敢、一心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在言情上体现出来。故事一结束，我从热烈的掌声中走下了讲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但我的思路还在故事上，好像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这时就听到台上在问：下面哪个县上来？连问三遍，仍然没有动静。大约过了五分钟，孟波说：“既然无人上台，我看今天就算了吧。”于是，主持人宣布《红灯记》故事比赛结束。散会后，四点刚过，回青浦来得及，可是馆长偏要我等一等。十分钟过去了，我正在着急，孟波走了过来，很严肃地说：“凌林生同志，要你到北京参加会议。”什么？去北京？我想我是听错了，忙问：“局长，你说啥？”孟波局长镇定地说：“北京要召开全国性的曲艺座谈会，中宣部知道我们上海的故事活动开展很好，要我们挑一名故事员参加，今天选中了你，今晚出发，明天要在北京报到，如果会议上要你讲故事，我想你还是讲《好当家》，你放心地去，具体事情由任嘉禾同志给你安排。”孟局长走后，任嘉禾对我说：“火车票已买好，是今晚10点30分，这是特快列车，我已与唐耿亮联系好，他在北京地下站的出口处接你，你自己也留个心，因为你们是老朋友了。关于你家的事，我们会通知你的大队。”说完，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二十斤全国粮票和二十元人民币。
　　说起唐耿亮，他是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也是我们青浦第一期故事员学习班的老师，他很关心我，对我的帮助极大，我也尊重他，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谈，成了老朋友。到北京由他来接我，那是万无一失的了。饭后，领导就在上海群众艺术馆里安排我休息，要我睡三个小时，到时候来叫我。可是我根本没有睡，也不想睡，在小房间里坐不定，立不定，天南地北地想了许多许多，上北京讲故事，讲故事讲到北京，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1953年12月15日，天还未亮，特快列车已到了北京地下站，一下车厢，刚走到出口处就看到唐耿亮，二人一见面，他就领我来到停车场，把我推进黑色面包车，很快就在一个大院子里面停了车，下车后唐老师陪我吃了东西，就到宿舍里休息。唐老师告诉我，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所。在这里住了一天，第二天就换地方，住进了前门饭店。晚上，唐老师领了所有上海来的同志走进我房间，向我作了介绍，他们分别来自先锋评弹团、长征评弹团、松江曲艺团，还有一个是《文汇报》的记者，连我在内一共六个人。一见面大家很亲热，他们要我谈青浦的故事活动情况，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很高兴，记者的笔写个不停。六个上海人在一起交谈，我是多么高兴呀，浑身热乎乎的，从这天起，我们相处很好。在住进前门饭店后的第二天开始，一个星期专门是参观，参观天安门、前门、故宫、十三陵、长城、军事博物馆等地方。
　　参观结束后休息一天，接着是文艺表演，各省市都由一名代表登台表演，上海就是我。会场布置很简单，上面有一幅会标：全国曲艺座谈会。台上没有人，中宣部、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等领导以及记者、工作人员都坐在下面。演出一开始，先由四川的评话登台，随后是湖南的大鼓书，还有广东、广西的，河南、河北的，江苏、浙江的，山东、山西的，轮番上演，节目各式各样，各有各的特色，花鼓、大鼓书、山东快书、数来宝，大多我听不懂，跟着大家一起鼓掌。第三天轮到上海，台上宣布：下面由上海来的故事员凌林生同志演讲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好当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很激动，也很有信心和把握，一上台什么顾虑都没有了。故事一开头，先讲故事发生的地点，很快拖出淀山湖的自然风光和它的范围：“淀山湖东西十八里，南北三十六里，总共有九九八十一个港口，湖水清得看得见湖底，看得见鱼蟹在游动。无风三尺浪，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浪浪通天堂。”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故事讲到后段，说到党支部组织和带领大队党员干部，把十万斤公粮和余粮用几十条船，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浩浩荡荡地上交国家，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头的船上回答记者问：“我们大队的全体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广大贫下中农，要把自己口里省下来的一只鸡一个蛋上交国家，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我们今天上交的是爱国粮，我们要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站在街沿口，望到全世界！”我的故事讲完了，掌声热烈，许多人站了起来。我从讲台上下来，伸过来的手，我都来不及接，大家都说：讲得好！讲得好！
　　回到宿舍，上海的同志全到我房间里来，都说，我们太高兴了，开头我们为你担心，万万没想到，你能讲得这样成功，收到这么大的效果，你为我们上海争得了荣誉，太好了！唐老师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凌林生讲故事你们放心好了。”
　　曲艺节目结束后，开了四天会，都是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第一个报告人是周扬，大名鼎鼎的中宣部副部长，他作报告不看稿子，双手伸在袖管里，一讲就是四个小时；总结报告是林默涵副部长，还有中国文联和曲协的几位领导都讲了话。他们讲的中心议题都是毛泽东主席所讲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大的活动结束后，可整个会议还没有全部结束，我们就在北京过年，元月一二三号放假，也是自由活动。上海来的同志要我一同上街，第一天我跟着去了，后来两天不但不能上街，反而忙得团团转：领导接见、记者采访，还有照相留念等等。周扬和林默涵是分别接见我的，二位领导在详细了解了上海的故事活动情况后问：“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回答说：“我是种田的，讲故事是业余的。”周扬又问：“你讲故事收钱吗？”我回答他讲故事不收钱，我讲了几百场故事从没收过钱。林默涵拉住我的手，摸摸我的手心看我手上的老茧，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二位领导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这次会议，故事员就你一个，而且是上海来的，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发扬下去，把故事推向全国。”
　　1964年1月6日，全国曲艺座谈会圆满结束，总共21天，各地代表纷纷上路了，我们上海的同志在同一个时间登上火车。火车在汽笛声中徐徐出站，我端坐在车厢里，眼望着雄伟、壮丽、辉煌的北京城，默念着：北京，我们心目中的首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