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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的活动如果不再停留于娱乐、交际和信息互通的普通层面，而是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中，把网络与现实的力量合二为一，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零陵区公安局各位老大，我是云南网民‘边民’(躲猫猫调查团副主任)。本人愿意裸奔10公里然后360度自由落体跪求你们跨省来缉捕我。我目前有意‘未经批准’采访各位老大，完全符合你局的缉捕标准。你们随意抓捕公民，践踏权利，玷污法律，激化矛盾，你们维的什么稳?谁的稳?”
6月1日，零陵区邮政分局保安队长朱军持枪冲进零陵区法院，开枪致使6名法官3死3伤的恶性案件发生后，当地居民唐满云自称朱军是其女儿的干爸，向多家采访媒体披露了大量惊人消息并被公开报道；6月7日，唐满云被零陵区公安局警察带走，理由是未经批准私自与媒体接触；被拘禁48小时后的6月9日下午16时，唐满云终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正式刑事拘留。
曾经现身参与过云南省昆明市“躲猫猫案”、“小学生卖淫案”以及“福建三网民案”等多起事件的“边民”，又再次主动站出来介入现实事件，并且表示“维权其实也是维稳，无论成败或收获如何，我都会将类似的网民行动一直坚持下去”。 “维权是维护合法权益，是在认可和尊重现行法律前提下的，在法律框架内诉求得到公正解决，而所谓网络舆论事件多半跟维权相关。政府应该感谢网民而不应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靠打压网民声音，越维越不稳。”他说，“维稳成本的高速上升若不得到遏制，‘维稳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当本只想在网上发发声就能解决问题的网民不断介入到现实中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危险的信号在增强，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中国网民不断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活动，并且正在取得一些成功，这种变化有望推动社会的转型，使其更多地体现出普通民众的意愿。
网民行动日益普遍
2010年4月16日上午，福建省的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3名网民由于涉嫌“诽谤罪”，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第三次被开庭审理。
这却是一次福建省、甚至全中国都没有遭遇过的“网民事件”。近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及民众聚集到法院门口现场“围观”，不断高喊“三网友无罪”的口号，并且有网友通过互联网对现场情况进行了直播。而当地政府也派出數百名警察、保安，在法院门前设置了数道警戒线。
克制的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一直对峙到中午，直到3名网民分别被判两年、一年有期徒刑的结果传出来，网民们方才渐渐散去，但随后他们在网络上对此案件的关注却一直在继续。
“这次在福州的声援活动，各地网友都提前准备了文化衫、宣传标语、宣传画，并积极向路人及围观者展示了案件情况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当时一直在现场参与活动的边民说，“从思考到行动是一个坎，为了3个素不相识的人，网友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那里，理性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表达权，这是中国普通民众以网民身份走向街头的一次实质行动。后来，许多网友把这次维权行动定性为中国维权道路上的一个标志。”
仅在2009年，数起分别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和云南省昆明市的“网民参与现实活动事件”已经让这样的力量和经验得到积累。其中，籍贯福建省的网民“超级低俗屠夫”(简称屠户)率先赶赴巴东，找到当事人邓玉娇，送去了众多网民的关怀与问候，也凭借身后强大的网络民意帮助揭开了事件的真相；而在昆明，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牵头组织了“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行动也令全国震动，引发了全国监所管理工作的整顿——边民当时为“调查团副主任”。
随后，屠户数次来到昆明市，大胆介入由昆明警方办案中引发的一起“小学生卖淫案”，与律师配合作了许多调查工作，而边民作为本地网民，同样在此案件中行动不少。
屠户表示自己行动的念头和动力来自艾未未等老网民的影响及鼓励：“在数起行动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遗憾，也深刻地领教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体会到普通民众在其中的无奈与脆弱，一些司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的工作方法都需要检讨。”
目前，屠户、边民这样的网民已经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和符号性，他们所参与现实活动的一系列事件，是近年来中国民众进行维权斗争的一部分。这些事件让人们注意到，中国普通民众正在经历一场刚刚起步的重要转变，转变为一个更加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权益的社会群体。
这种转变也让一些地方政府面临了工作局面更加复杂的处境。以往，他们已经习惯于某种命令、高压方式的管理，并以此为标准解决一切可能遭遇的新老问题。
有着中央政府背景的“人民网”在这些工作上也颇有建树，其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说：“网民首先是公民，网上的众声喧哗其实是现实生活中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近年来由网络爆料引发和网络舆论发酵、推动的突发公共事件越来越多。”
他表示，总人数接近4亿的中国的网民正在呈现出政治化、前台化、泛道德化和激进化的“四化”特征。
“首先，网民的时政关切度急剧提升，在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社会不公情况下，如何评价社会状况，再次成为一个牵扯公众感情的话题；其次，当有关部门推行上网实名制的时候，却已经有人在微博客、QQ群、博客上实名发帖了。他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特别是政府施政的缺失面，具名提出尖锐的批评。有时，他们还采取集体“旅游”(邓玉娇案)、集体“散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寄明信片(福州郭宝峰案)、现场“围观”(福州三网民案)、诵读亡者名单(汶川地震两周年前夕)等方式，鲜明地表达价值立场，走上前台干预事态发展。祝华新说。
“泛道德化，指对于纷繁复杂的转型期社会现象，一些网民采取黑白分明的单一维度解读，善恶的评判经常压倒事件本身的是非曲折。这其中包括对社会不公的愤恨，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对弱势群体一边倒的同情。这里面有合理因素，人心可感，人气可用；但同时也存在容易感情用事，对某些社会群体形成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他表示，“网上有所谓“黑五类”的说法，包括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老师，在网上总被视为强势欺压作恶的一方，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了。这种网络成见可能会加剧社会紧张，特别是官民对立。”
最后一个特征是激进化。祝华新认为：网民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持较为激烈的批评立场。他们往往从某些抽象的价值理念出发，对中国社会现状一概简单否定，不能理解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全部复杂性和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对时政的议论虽然犀利，有时一针见血，但经常缺少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是否让网民回归网络
“网民的最大理想，自然是能在网上解决的事情就懒得在网下瞎折腾了。成本的高低，一目了然。”边民说，“如果公权力真的重视网民的网上声音，给予及时回应或线下公正地处置事情，其实网民更乐意永远呆在网上只表达意见就行。反之，网民就必然选择以线下行为的方式再度唤起公权力的注意。”
他认为，网民最应该做“网络公民”，这不仅指发表言论时激动的舌头不要倒向造谣污蔑人格人身攻击，也指向网络娱乐和电子商务的公平诚信契约精神。
祝华新说：“网民是公民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公民只能在网络上活动，所以对网民在网下有所作为，不必大惊失色，视为洪水猛兽。”
“网民频频走下互联网，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和权益保障问题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关。”他认为，“像拆迁暴力，城管与商贩的摩擦，司法公正，这一类问题的恶化和矛盾的对立程度越来越严重。过去舆论关注就可能促成问题的解决，但今天体制的痛点越来越高，领导干部的敏感性越来越低，对于像暴力拆迁导致业主自焚案这样击破执政伦理的事件，阿民骂得再厉害，地方政府就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祝华新强调，在有些事件中，网民希望通过某种行为艺术，或者结合传统的利益表达和维权渠道，为迫使基层政府正视和解决问题增加点社会压力。
不过这样的情况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首先是，网民的网下行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不能冲击和破坏受法律保障的社会秩序。在网上虚拟空间里，网民激情四溅，左右开弓，甚至八方为敌，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诽谤和国家安全等问题，自由度是很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不能恣意妄为。
发生在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是网民用网上发帖和街头“集体散步”表达利益诉求、政府积极回应、调整决策的成功案例。在“集体散步”中，政府和业主都比较克制，现场群众多，包括警察在内，对老人礼让，不踩踏草坪。
祝华新说：“记得列宁曾经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革命，竟然不敢踩踏资产阶级政府的草坪，言下之意是把革命当作儿戏。从今天政治改良和社会进化的角度看，不肯踩踏草坪的‘集体散步’，恰恰属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范畴，是民族之福。”
当然也有例外，类似的“集体散步”事件在其他一些城市或地区发生后，却有许多网民被调查、抓捕和判刑。不过，“频繁肇事”的边民却得到另外一种“待遇”：云南省一家有着政府背景的新办综合性网站，目前已经邀请他出任新闻主编。
祝华新说，“边民的转型，在我们这代传媒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但我觉得边民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型，角色还在调整中。作为朋友，我希望他还是更多地在网上而不是网下对社会做贡献。”
其次是，越来越多的网下行动说明停留在新闻纸上、电波里和互联网上的舆论监督越来越苍白无力，这可能给社会以一种暗示：网上或传统媒体上的大声疾呼已经不管用了，只有跑到网下闹事才能解决问题，甚至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样不但会阻碍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祝华新认为，对于网民走下互联网的问题，需要注意他们在网下关注的是全国性议题还是在地议题，是制度性议题还是具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个案，“如果所有网民都关心全国性议题、制度性议题，可能这个社会有点不正常”。依托于互联网的舆论监督社会成本最低；如果这种网络监督与体制内的改良相结合，将是社会效益最大；但如果溢出互联网，逞一时之快，行为失当，特别是与流民结合，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改良的代价。
如何让网民重新回到网络中，仅做网络该有的举动，对当权者而言已经是一种现实的考验。鼓励网民关注“在地议题”
中国庞大的网民队伍一直呈增加的趋势。随着现实里各种矛盾的聚集，以及现实中无法排解，越来越多的现实人开始走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但最后他们的发现往往是这样的：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信息都被放到网络中了，而且更没有得到解决的机会，这样的失望情绪最后变得越来越普遍，“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和“欺实马”等网络名词的大肆流行，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网民不仅仅停留在网络上活动，而是走人现实中来参与社会活动，反映的正是社会在进步，政府的观念却很保守，使民众的诉求却得不到正常的满足。”边民说，“正因为在网络上的各种提问、呼吁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和处理，我们才不得不走出来。本来网民顾名思义就是只应该在网络上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被逼无奈需要像现实人一样行动了，网络虽然成为我们活动方便的工具，也同样沒有能够让我们摆脱现实中遭遇的不平与羞辱。”
屠户则认为：“网络永远不如现实中有真相，也就是说最后的真相只有在现实中才可以找到，希望更多有条件的网友都走出来，而不仅仅把行动停留在电脑前或键盘上。”
边民表示，很多事情如果政府在网络出现反应的时候就积极应对、处理，肯定不会有后面的行动发展，“但是很遗憾，政府要么不愿意做，要么做得很少。政府在纸面上以法律法规限制网民行为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是‘潜要求’，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在体制内传播并被执行，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排除网民当中的确会有一些不恰当的举动，但是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就会采取一些现实中的传统方式：封帖、删除，不让人说话，甚至对网民进行抓捕。”他说，“有时候不仅仅是网民希望走到现实中来活动，政府也乐意避开网络的束缚进行传统方式的活动，而不完全是网民自己的选择。”
“上海政府机构借助搜房网把握基层民意的做法，值得研究。搜房网在上海6000多个小区设有网络论坛，每天近40万业主登陆，论坛实行‘双版主制’，除了网站专业版主，还特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干部充当客座版主，及时了解小区业主的呼声，在网上及时作出回应，同时在网下实实在在解决业主关心的小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祝华新说，“这个做法，真正做到了网上民声和网下政府工作的良性互动、水乳交融。鼓励发展本地BBS，鼓励广大普通网民关注‘在地议题’的方式可以思考。”
鼓励、允许、宽容网民在本地BBS对地方政府的抱怨和批评，可以在媒体曝光率和舆论压力较低的情况下，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迅速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放大和激化，把局部问题变成全局性问题，把地区性问题变成全国性问题甚至国际性问题。
“希望互联网促进政府和民众的对话沟通，而不是扩大官民隔阂和对立，撕裂族群。”祝华新说。
“零陵区公安局各位老大，我是云南网民‘边民’(躲猫猫调查团副主任)。本人愿意裸奔10公里然后360度自由落体跪求你们跨省来缉捕我。我目前有意‘未经批准’采访各位老大，完全符合你局的缉捕标准。你们随意抓捕公民，践踏权利，玷污法律，激化矛盾，你们维的什么稳?谁的稳?”
6月1日，零陵区邮政分局保安队长朱军持枪冲进零陵区法院，开枪致使6名法官3死3伤的恶性案件发生后，当地居民唐满云自称朱军是其女儿的干爸，向多家采访媒体披露了大量惊人消息并被公开报道；6月7日，唐满云被零陵区公安局警察带走，理由是未经批准私自与媒体接触；被拘禁48小时后的6月9日下午16时，唐满云终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正式刑事拘留。
曾经现身参与过云南省昆明市“躲猫猫案”、“小学生卖淫案”以及“福建三网民案”等多起事件的“边民”，又再次主动站出来介入现实事件，并且表示“维权其实也是维稳，无论成败或收获如何，我都会将类似的网民行动一直坚持下去”。 “维权是维护合法权益，是在认可和尊重现行法律前提下的，在法律框架内诉求得到公正解决，而所谓网络舆论事件多半跟维权相关。政府应该感谢网民而不应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靠打压网民声音，越维越不稳。”他说，“维稳成本的高速上升若不得到遏制，‘维稳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当本只想在网上发发声就能解决问题的网民不断介入到现实中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危险的信号在增强，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中国网民不断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活动，并且正在取得一些成功，这种变化有望推动社会的转型，使其更多地体现出普通民众的意愿。
网民行动日益普遍
2010年4月16日上午，福建省的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3名网民由于涉嫌“诽谤罪”，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第三次被开庭审理。
这却是一次福建省、甚至全中国都没有遭遇过的“网民事件”。近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及民众聚集到法院门口现场“围观”，不断高喊“三网友无罪”的口号，并且有网友通过互联网对现场情况进行了直播。而当地政府也派出數百名警察、保安，在法院门前设置了数道警戒线。
克制的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一直对峙到中午，直到3名网民分别被判两年、一年有期徒刑的结果传出来，网民们方才渐渐散去，但随后他们在网络上对此案件的关注却一直在继续。
“这次在福州的声援活动，各地网友都提前准备了文化衫、宣传标语、宣传画，并积极向路人及围观者展示了案件情况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当时一直在现场参与活动的边民说，“从思考到行动是一个坎，为了3个素不相识的人，网友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那里，理性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表达权，这是中国普通民众以网民身份走向街头的一次实质行动。后来，许多网友把这次维权行动定性为中国维权道路上的一个标志。”
仅在2009年，数起分别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和云南省昆明市的“网民参与现实活动事件”已经让这样的力量和经验得到积累。其中，籍贯福建省的网民“超级低俗屠夫”(简称屠户)率先赶赴巴东，找到当事人邓玉娇，送去了众多网民的关怀与问候，也凭借身后强大的网络民意帮助揭开了事件的真相；而在昆明，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牵头组织了“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的行动也令全国震动，引发了全国监所管理工作的整顿——边民当时为“调查团副主任”。
随后，屠户数次来到昆明市，大胆介入由昆明警方办案中引发的一起“小学生卖淫案”，与律师配合作了许多调查工作，而边民作为本地网民，同样在此案件中行动不少。
屠户表示自己行动的念头和动力来自艾未未等老网民的影响及鼓励：“在数起行动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遗憾，也深刻地领教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体会到普通民众在其中的无奈与脆弱，一些司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的工作方法都需要检讨。”
目前，屠户、边民这样的网民已经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和符号性，他们所参与现实活动的一系列事件，是近年来中国民众进行维权斗争的一部分。这些事件让人们注意到，中国普通民众正在经历一场刚刚起步的重要转变，转变为一个更加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权益的社会群体。
这种转变也让一些地方政府面临了工作局面更加复杂的处境。以往，他们已经习惯于某种命令、高压方式的管理，并以此为标准解决一切可能遭遇的新老问题。
有着中央政府背景的“人民网”在这些工作上也颇有建树，其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说：“网民首先是公民，网上的众声喧哗其实是现实生活中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近年来由网络爆料引发和网络舆论发酵、推动的突发公共事件越来越多。”
他表示，总人数接近4亿的中国的网民正在呈现出政治化、前台化、泛道德化和激进化的“四化”特征。
“首先，网民的时政关切度急剧提升，在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社会不公情况下，如何评价社会状况，再次成为一个牵扯公众感情的话题；其次，当有关部门推行上网实名制的时候，却已经有人在微博客、QQ群、博客上实名发帖了。他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特别是政府施政的缺失面，具名提出尖锐的批评。有时，他们还采取集体“旅游”(邓玉娇案)、集体“散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寄明信片(福州郭宝峰案)、现场“围观”(福州三网民案)、诵读亡者名单(汶川地震两周年前夕)等方式，鲜明地表达价值立场，走上前台干预事态发展。祝华新说。
“泛道德化，指对于纷繁复杂的转型期社会现象，一些网民采取黑白分明的单一维度解读，善恶的评判经常压倒事件本身的是非曲折。这其中包括对社会不公的愤恨，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对弱势群体一边倒的同情。这里面有合理因素，人心可感，人气可用；但同时也存在容易感情用事，对某些社会群体形成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他表示，“网上有所谓“黑五类”的说法，包括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老师，在网上总被视为强势欺压作恶的一方，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了。这种网络成见可能会加剧社会紧张，特别是官民对立。”
最后一个特征是激进化。祝华新认为：网民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持较为激烈的批评立场。他们往往从某些抽象的价值理念出发，对中国社会现状一概简单否定，不能理解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全部复杂性和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对时政的议论虽然犀利，有时一针见血，但经常缺少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是否让网民回归网络
“网民的最大理想，自然是能在网上解决的事情就懒得在网下瞎折腾了。成本的高低，一目了然。”边民说，“如果公权力真的重视网民的网上声音，给予及时回应或线下公正地处置事情，其实网民更乐意永远呆在网上只表达意见就行。反之，网民就必然选择以线下行为的方式再度唤起公权力的注意。”
他认为，网民最应该做“网络公民”，这不仅指发表言论时激动的舌头不要倒向造谣污蔑人格人身攻击，也指向网络娱乐和电子商务的公平诚信契约精神。
祝华新说：“网民是公民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公民只能在网络上活动，所以对网民在网下有所作为，不必大惊失色，视为洪水猛兽。”
“网民频频走下互联网，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和权益保障问题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关。”他认为，“像拆迁暴力，城管与商贩的摩擦，司法公正，这一类问题的恶化和矛盾的对立程度越来越严重。过去舆论关注就可能促成问题的解决，但今天体制的痛点越来越高，领导干部的敏感性越来越低，对于像暴力拆迁导致业主自焚案这样击破执政伦理的事件，阿民骂得再厉害，地方政府就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祝华新强调，在有些事件中，网民希望通过某种行为艺术，或者结合传统的利益表达和维权渠道，为迫使基层政府正视和解决问题增加点社会压力。
不过这样的情况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首先是，网民的网下行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不能冲击和破坏受法律保障的社会秩序。在网上虚拟空间里，网民激情四溅，左右开弓，甚至八方为敌，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诽谤和国家安全等问题，自由度是很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不能恣意妄为。
发生在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是网民用网上发帖和街头“集体散步”表达利益诉求、政府积极回应、调整决策的成功案例。在“集体散步”中，政府和业主都比较克制，现场群众多，包括警察在内，对老人礼让，不踩踏草坪。
祝华新说：“记得列宁曾经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革命，竟然不敢踩踏资产阶级政府的草坪，言下之意是把革命当作儿戏。从今天政治改良和社会进化的角度看，不肯踩踏草坪的‘集体散步’，恰恰属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范畴，是民族之福。”
当然也有例外，类似的“集体散步”事件在其他一些城市或地区发生后，却有许多网民被调查、抓捕和判刑。不过，“频繁肇事”的边民却得到另外一种“待遇”：云南省一家有着政府背景的新办综合性网站，目前已经邀请他出任新闻主编。
祝华新说，“边民的转型，在我们这代传媒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但我觉得边民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型，角色还在调整中。作为朋友，我希望他还是更多地在网上而不是网下对社会做贡献。”
其次是，越来越多的网下行动说明停留在新闻纸上、电波里和互联网上的舆论监督越来越苍白无力，这可能给社会以一种暗示：网上或传统媒体上的大声疾呼已经不管用了，只有跑到网下闹事才能解决问题，甚至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样不但会阻碍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祝华新认为，对于网民走下互联网的问题，需要注意他们在网下关注的是全国性议题还是在地议题，是制度性议题还是具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个案，“如果所有网民都关心全国性议题、制度性议题，可能这个社会有点不正常”。依托于互联网的舆论监督社会成本最低；如果这种网络监督与体制内的改良相结合，将是社会效益最大；但如果溢出互联网，逞一时之快，行为失当，特别是与流民结合，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改良的代价。
如何让网民重新回到网络中，仅做网络该有的举动，对当权者而言已经是一种现实的考验。鼓励网民关注“在地议题”
中国庞大的网民队伍一直呈增加的趋势。随着现实里各种矛盾的聚集，以及现实中无法排解，越来越多的现实人开始走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但最后他们的发现往往是这样的：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信息都被放到网络中了，而且更没有得到解决的机会，这样的失望情绪最后变得越来越普遍，“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和“欺实马”等网络名词的大肆流行，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网民不仅仅停留在网络上活动，而是走人现实中来参与社会活动，反映的正是社会在进步，政府的观念却很保守，使民众的诉求却得不到正常的满足。”边民说，“正因为在网络上的各种提问、呼吁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和处理，我们才不得不走出来。本来网民顾名思义就是只应该在网络上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被逼无奈需要像现实人一样行动了，网络虽然成为我们活动方便的工具，也同样沒有能够让我们摆脱现实中遭遇的不平与羞辱。”
屠户则认为：“网络永远不如现实中有真相，也就是说最后的真相只有在现实中才可以找到，希望更多有条件的网友都走出来，而不仅仅把行动停留在电脑前或键盘上。”
边民表示，很多事情如果政府在网络出现反应的时候就积极应对、处理，肯定不会有后面的行动发展，“但是很遗憾，政府要么不愿意做，要么做得很少。政府在纸面上以法律法规限制网民行为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是‘潜要求’，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在体制内传播并被执行，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排除网民当中的确会有一些不恰当的举动，但是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就会采取一些现实中的传统方式：封帖、删除，不让人说话，甚至对网民进行抓捕。”他说，“有时候不仅仅是网民希望走到现实中来活动，政府也乐意避开网络的束缚进行传统方式的活动，而不完全是网民自己的选择。”
“上海政府机构借助搜房网把握基层民意的做法，值得研究。搜房网在上海6000多个小区设有网络论坛，每天近40万业主登陆，论坛实行‘双版主制’，除了网站专业版主，还特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干部充当客座版主，及时了解小区业主的呼声，在网上及时作出回应，同时在网下实实在在解决业主关心的小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祝华新说，“这个做法，真正做到了网上民声和网下政府工作的良性互动、水乳交融。鼓励发展本地BBS，鼓励广大普通网民关注‘在地议题’的方式可以思考。”
鼓励、允许、宽容网民在本地BBS对地方政府的抱怨和批评，可以在媒体曝光率和舆论压力较低的情况下，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迅速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放大和激化，把局部问题变成全局性问题，把地区性问题变成全国性问题甚至国际性问题。
“希望互联网促进政府和民众的对话沟通，而不是扩大官民隔阂和对立，撕裂族群。”祝华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