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风波到中东变局，从湄公河船员遇难到苏丹人质事件，国际问题越来越受到普通中国人的关注。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虽然不能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决策，但却是中国外交转型的推动力量。民众对国际问题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所讨论的“三个主义”或者几种范式的界限，民众国际观的多元化是中国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表征，也是中国内政困境的镜像。
　　
　　国际观多元化折射中国社会复杂性
　　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争论中，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种中国民众国际观的思想谱系：
　　第一种，革命浪漫主义。这种观点将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中国的敌人，动辄以阴谋论来分析中国外交面对的困境。这种观点与长期以来“革命”的思维训练息息相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文革”时期泛滥成灾，流毒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的浪漫化粉饰越来越严重，对民众认识国际问题蒙上了一层“血色浪漫”。浪漫主义，忽视或者淡漠规则，而是以个人的意愿或者臆想来猜度世界运行的规律，最典型的是将当代世界的诸种危机归结为少数精英或者某些神秘组织的操控。陈志武教授将阴谋论比作精神鸦片，可谓一语中的。在一个革命被神化的社会中，需要对革命浪漫主义祛魅，但是智识上的怠惰却构成了无形的障碍。
　　第二种，孤立主义。其核心特征在于外交要服务于内政，外交只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工具。去年中国校车事故频发，而中国向马其顿捐助校车一事引发国内舆情反弹；欧债危机重重，中国不能拿本国人的血汗钱去援助欧洲的“笨猪”国家。从这种观点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只有把自己发展起来，老百姓安居乐业之后，才有可能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中国的孤立主义不是源于本国远离外部喧嚣的自信与安全感，而是源于资源有限而弊病丛生的现实的焦虑。这种焦虑或者不满一方面来自中国与世界横向比较产生的反差，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发现，欧美国家的物价更低、福利更多、社会更宽松与平和，相形之下，中国需要把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用于国内社会建设，有些人更是将一些援助活动比作“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之举；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历史上“防御型外交”的传统，长城便是这种外交文化的反映，文化传统的惯性使中国容易陷入被动的“救火式”外交。
　　第三种，实用主义。其精髓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的外交就是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者也如是说。但是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说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有形的资本、资源，也包括国家形象、威望这样无形的资源；而后者所理解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物质层面。实用主义外交失去了道德规范与伦理的约束，最终的结果是“失道寡助”，在国际舞台上没有朋友。中国国内社会道德失范、信仰缺失，实用主义外交便是这种国内境况在外交上的投射。
　　第四种，自由主义。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使得中国民众中的自由主义观点凸现出来。在这些人看来，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巴沙尔都不值得中国同情，中国应该在安理会投赞成票制裁这些独裁者。这种观点以为，推翻独裁者便可以改变政治秩序，但事实并非如此。网络上谴责巴沙尔而褒扬哈维尔的观点比比皆是，从深层来讲，这些观点与其是对国际事件的评点，莫不如说是对国内现状不满的宣泄。
　　第五种，国际主义。这更多地源于中国历史的经验与记忆。笔者在整理一次问卷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问及“如果可以穿越時空，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时，多数人都选择了汉唐盛世，而那个文化自由、贸易发达的宋朝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青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汉唐时代的煌煌帝国才是未来中国可以追求或者模仿的典范，而宋朝割地赔款则是一种屈辱。有位学者称，中国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必须做大国，否则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
　　
　　大国、大国民与大外交
　　法国大革命打破了秘密外交的传统，公共舆论在媒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下中国也是如此。虽然民众无法参与外交决策，但是外交决策机构却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声音。只有大国民才能支撑起一个真正的大国，只有一个大国才有真正的大外交，当然这三者并非单线的决定关系，而是形成一个循环的三角。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并非单色调的，而是具有流变性和偶然性，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态度与表达。终其一点，国际观更多地源于国内的经验，培养理性、客观的国际观还要从国内入手。
　　首先，拥有幸福感的国民才能宽容、理性地看待国际问题。一个充斥“官二代”、“富二代”的社会是难以形成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崇洋媚外，要么以阴谋论抗拒所有的反对者；失势者带有难以抹去的受害者情结，要么自怨自艾，要么仇视财富或者权力。如果国内社会是一种维稳的逻辑，那么外交必然是一种救火式的。大外交的视野和战略需要夯实有力的国内基础，和谐外交的信心应该源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中国社会的和谐不再是口号的时候，大外交的民意基础就会慢慢汇聚。
　　其次，理性、客观、人道的媒体是大国民心态的“培养基”。新闻审查、商业利润制造了大量的信息泡沫，模糊了事实的原貌。没有建立起媒体自律的社会，必然充满着夸张、猎奇，以及无谓的炒作。娱乐是一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但是如果政治、外交也被娱乐化，那会造成一种可悲的“犬儒主义”盛行。中国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入戏”，世界需要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娱乐化、炒作带来的不仅是无效信息的泛滥，更是国民心态的泡沫。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媒体也需要与国际接轨，以新闻的专业主义去触摸世界政治的脉动，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去感动世界，进而引导中国民众与世界的“共振”。
　　再次，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为国民提供一个良好的预期。国家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不进行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其中的道理也适用于国民的心态。经济高歌猛进容易形成暴发户的心态，但是政治经济改革一旦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则会滋生恐惧、悲观的情绪。上个世纪大危机时期，罗斯福在就职演讲中说了一句鼓舞民心的话：唯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当国内矛盾丛生的时候，需要以一种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来稳定民心，用改革的行动塑造国民稳定、良性的预期。唯其如此，才能培育大国民心态和视野。
　　复次，摒除历史教育中的“受害者”情结，锻造国民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勇气，培养大历史的胸怀。诚然，近代中国是充满着种种不幸，但是也应该看到，100多年的近代史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国家重构的过程，也是中国学习与模仿世界规则，融入世界的过程。当历史教科书把跨国公司仅仅视为殖民扩张的帮凶，当下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就会面临一种历史经验空白的困境。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选择性遗忘，便是对未来的亵渎。
　　最后，大外交不仅需要民意的支撑，也需要制度的设计。美国国务院被称为世界的外交部，而美国国务卿的权势仅次于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专职外交与国防事务，俄罗斯也是如此。羸弱的制度是难以支撑起大国大外交的，更无法培育大国民的心态与风范。在未来，设立国家级外交与安全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集中统一的外交决策机构与多元外交渠道并不矛盾，前者负责研判、制定国家大战略，后者是灵活有效的实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