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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离合词在语法特点上与短语类似，在人脑中离合词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否也类似于短语，值得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区分高频、低频离合词，从语素粘着性角度，通过视觉词汇/短语判断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实验，比较了原式离合词与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实验发现：1.反应时：离合词为高频时受语素粘着性影响，低频时则不然；2.ERP：离合词为高频时仅P2a（130～170ms）受语素粘着性影响，且短语的N400（300～350ms）较FF型离合词更偏负向；离合词为低频时ERP不受语素粘着性影响，但FB型离合词的P600（520～610ms）较短语更偏正向。结果表明：1.在人脑中离合词为低频时，在心理表征及通达方式上趋近于短语，但仍有不同之处；2.离合词为高频时，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对离合词、短语的认知加工方式，离合词与短语在结构（语素粘着性）加工、语义加工阶段皆有差异。
关键词：离合词 粘着性 短语 事件相关电位 P2a
一、引言
汉语中有一类称为“离子化”（ionization）的语言现象，即双音节动宾式语素组合（VO-expression）内语素间可作有限扩展，且这两个语素挨得相当近，这种有限的扩展叫“离子化”（赵元任，1979）。这些有限的扩展方式包括动词带后缀或补语（如“磕头‘磕着头祷告’；作揖‘作作揖’‘作完了揖就走了’”），宾语带修饰语（如“注意‘注（一）点儿意’；费神‘费了您（的）许多神’”），动宾颠倒（如“睡觉‘你的觉睡足了’”）等。这类双音节动宾式语素组合的特殊用法，陈望道于1940年在《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中提及，后来这些动宾式语素组合被形象地称为“离合词”。
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是广受关注的。根据两语素间能否插入成分，王力（1985）将此类双音节动宾式组合（如“打仗、睡觉、害病”）归入“仂语”（即短语）；吕叔湘（1979）则认为“从词汇的角度看，‘睡觉’‘打仗’等等都可以算作一个词，可是从语法的角度看，不得不认为这些组合是短语”。在吕先生看来，这体现了词汇原则和语法原则之间的矛盾，但他还是倾向于认为“打仗、睡觉”虽然“词汇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而语法上宁可认为是一个短语”，“这种例子最好还是归入短语”（吕叔湘，1979）。除上述“短语说”外，还有“词说”“离为短语合为词说”“中间状态说”等（王海峰、姚敏，2010）。但不管赞同上述哪一家观点，都得面临比较离合词与短语的问题。
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这类可作有限扩展的双音节动宾式离合词是否也与短语类似呢？张珊珊、江火（2010）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实验，没能证明离合词不同于短语，得出了趋近肯定的结论，认为离合词与短语的加工机制更为接近。该研究首次从认知加工神经基础的角度来探讨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从实验考察的内容来看，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其一，频率早已被证明是影响语言认知加工的重要因素（Caramazza et al.，1988；Baayen et al.，1997），该实验没有区分频率因素。其二，据施茂枝（1999）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1996修订版）收录离合词3111条，其中动宾式离合词即有2960条，占离合词总数的95.14%。一般来说，学界讨论的典型离合词也主要限于动宾式，如赵元任（1979）、吕叔湘（1979）、朱德熙（1982）等。在该实验中，离合词的实验刺激中不仅有动宾式（如“查岗”），还包括主谓式（如“心软”）、动补式（如“提高”）。其中，动补式组合被称为“短语词”（吕叔湘，1979），往往只能插入“得、不”成分，在扩展方式上远不如通常认为的“离合词”（动宾式）丰富。也就是说，在语料取样上该实验没能很好地反映汉语离合词原貌。
跟语料取样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离合词的鉴定标准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不少研究是依据语素的粘着性（boundness）来鉴别的。在区分动宾式离合词与动宾式短语问题上，朱德熙（1982）指出含有粘着语素的是离合词。赵淑华、张宝林（1996）在讨论动宾式离合词的鉴定标准时，也提出“凡含有粘着语素的（动宾式组合）都是离合词”。
关于粘着性问题，有研究已指出自由语素只是有时候自由，而粘着语素则永远是粘着的，“（构词）成分之为F（自由）或B（粘着），要看它进入复合词时候的情况”（赵元任，1979）。针对汉语特点，吕叔湘（1979）提出汉语中自由语素可分“单用”和“单说”两种情形。“单用”在自由运用的程度上较“单说”低，或者说，从“单用”到“单说”反映出了语素粘着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若汉语自由语素有“单用”和“单说”之分，由自由语素组成的短语，其语素均为能“单说”的，即F单说；而由自由语素组成的离合词，其语素则相应地有能“单用”、能“单说”之分，即F单用、F单说两种情况。从语素粘着性来看，汉语双音节离合词除FF型外，还有BB型、BF型、FB型三类，而双音节短语常为FF型（且为F单说F单说），离合词与短语在结构（语素粘着性）上是明显不同的。从人脑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这一语素粘着性上的结构差异是否会导致离合词与短语之间的差异呢？
下文将从语素粘着性这一视角，区分高频离合词、低频离合词，通过视觉词汇/短语判断（lexical/phrasal decision）的ERP实验，比较汉语双音节动宾式（VO式）离合词、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并据此探讨离合词在以汉语为母语者的人脑中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及通达（access）问题。
二、ERP实验
在杨庆蕙（1995）所收离合词的基础上，同时参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中相关条目，我们筛选出209个动宾式（VO式）离合词。依据语素粘着性，将这些离合词划分为高频的BB型（如“罢工、道歉”）19个，BF型（如“发愣”）6个，FB型（如“开幕、录音”）35个，FF型（如“抽烟、签字”）35个；低频的BB型（如“贬值、助威”）19个，BF型（如“蓄水”）3个，FB型（如“追肥、拆台”）51个，FF型（如“还手、讨债”）41个。
由于筛选出的可用于实验研究的BB型、BF型离合词个数太少，也为了更便于在粘着性上与短语比较，V位的语素均为F单说。本研究将选取典型的FB型/FF型双音节VO式离合词、双音节VO式短语为实验刺激，控制频率（高频/低频）、O位语素粘着性（B/F单用/F单说）①两方面因素，通过比较双音节VO式离合词、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来考察频率、语素粘着性因素对人脑中汉语离合词认知加工方式的影响。
（一）被试
本实验选择不同专业的16名健康大学生作被试，男8名，女8名，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为21岁。经爱丁堡量表测量（Oldfield，1971），均为右利手，家族中无神经或精神疾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在实验前阅读知情同意书并签字，实验后被给予一定报酬。
（二）实验刺激材料
刺激语料包括双音节VO式离合词、双音节VO式短语、双音节复合假词、双音节假短语以及一些填充语料。VO式离合词选自杨庆蕙（1995），并同时参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中相关条目。双音节VO式短语选自国家语委网上免费语料库（http：//www.clr.org.cn/retrieval/linkl.htm）和王砚农、焦庞颙（1984），如“喂鸡、买书”。双音节复合假词是指由拆开双音复合词后得到的一批语素随机组合而无所指（signifié）的语素组合，如“邻德、敌活、茶本、开雨”。双音节假短语指的是由拆开双音节词组后得到一批单音节词随机组合而无意义的双音节词组，如“避布、很锅”。
除频率外，我们还控制了语素的粘着性。在本实验中，刺激共计600个。其中VO式双音节高频离合词70个（FB型、FF型各35个）、低频离合词70个（FB型、FF型各35个），动宾式双音节短语35个，作为填充刺激的非VO式双音节复合词100个，非VO式双音节短语25个，以及与真词、短语数量匹配的双音节复合假词240个，双音节假短语60个。真词/短语、假词/短语内部，真、假词/短语之间的笔划数经统计分析，均无显著差异。
（三）实验程序
刺激词或词组为60号宋体，字体为银白色，屏幕为黑色。刺激逐个逐屏呈现，每个刺激呈现时间为200ms，刺激间隔（SOA）在2～2.5s之间随机。实验刺激程序分4个序列，序列内不同类型的刺激假随机排列，实验时序列呈现次序亦随机。每序列大约耗时4分钟，序列间受试者可休息2分钟。
被试处于暗光的屏蔽室，眼睛距电脑屏幕中心约1.2m，实验过程中要注视电脑屏幕的中心。刺激系统STIM2（Neurosoft，Inc.Sterling，USA）控制刺激在屏幕上的呈现。实验开始前让被试阅读简明的书面实验指导语，使其了解本实验的作业任务及要求。实验中，被试根据语感对屏幕上呈现的刺激作真、假词或短语的判断，并作按键反应。16位被试在实验中的摁键反应作了左、右手平衡。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均被要求在保证反应正确的前提下尽可能迅速地完成按键操作，并避免无关的眼球运动和肢体运动。实验前有大约2分钟的刺激程序供被试练习、熟悉实验任务，不进入正式实验。待被试充分练习并熟悉实验任务后，开始正式实验程序。
（四）脑电记录及处理
用NeuroScan 64导电极帽（10/20系统），通过SCAN（Neurosoft，Inc.Sterling，USA）同步记录脑电。左侧乳突电极记录值作参考，前额接地，使皮肤与电极之间的阻抗低于5KΩ。水平眼动监视电极位于双眼外眦外2cm，垂直眼动由左眼眶上下处记录。脑电信号由放大器放大，滤波带通为0.05～100Hz，采样频率为500Hz，离线分析处理ERP数据。
处理脑电时，通过NeuroScan的数据分析软件，参考电极记录值由左侧乳突记录值转换为双侧乳突记录的均值。然后，每个电极记录点上不同刺激类型的事件相关电位被分别叠加，叠加的时间区段为1100ms，自刺激呈现前100ms至刺激呈现后1000ms，取刺激呈现前100ms作基线。
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时，头皮上的记录电极被分成7个区：左前区（AF3，F1，F3，FC1，FC3）、左中区（T7，C1，C3，C5）、左后区（CP1，CP3，P1，P3，PO3）、中线区（FZ，FCZ，CZ，CPZ，PZ）、右前区（AF4，F2，F4，FC2，FC4）、右中区（T8，C2，C4，C6）、右后区（CP2，CP4，P2，P4，PO4）。详见附录1。实验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方差分析，p值采用Greenhouse Geisser校正，波幅大于±80μV的脑电被视为伪迹自动排除，实验中反应错误或污染严重的脑电被剔除，不予统计分析。脑电地形图由NeuroScan 64导ERP数据得出。
三、实验结果
16名被试中，4名因脑电不稳或错误率过高（error rate≥40%）而未用于统计，故只有12名被试的实验数据被纳入统计分析。
（一）行为数据
1.反应时
经单因素（结构-语素粘着性）方差分析，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6，17.601）=19.29，p＜0.001]，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反应时依次增大；但在低频条件下却未发现显著的结构效应[F（1.469，16.163）=2.948，p＞0.05]。
2.正确率
经单因素（结构-语素粘着性）方差分析，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695，18.644）=12.161，p＜0.01]，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正确率依次降低；在低频条件下也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473，16.2）=9.891，p＜0.01]，即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正确率依次降低（见表2）。
（二）脑电数据
本实验取刺激呈现后130～170ms、170～21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头皮前部P2（anterior P2，简称P2a）成分；取250～300ms、300～35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N400成分；取430～520ms、520～61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P600成分。区分高/低频条件，采用结构（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头皮分区（左前/左中/左后/中线/右前/右中/右后）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高频、低频两种条件，主要考察语素粘着性因素在离合词、短语视觉认知加工中的作用。
1.P2a成分
在高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上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F（1.388，15.273）=4.554，p＜0.05]，即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P2a波幅依次增大，还发现了显著的结构×头皮分区的交互效应[F（3.347，36.821）=4.166，p＜0.05]，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均在头皮左前区记录到最大波幅的P2a，且以短语的P2a波幅最大；但在P2a（170～210ms）上却未发现显著的结构效应[F（1.498，16.476）=0.331，p＞0.05]。
在低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或P2a（170～210ms）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766，19.43）=0.333，p＞0.05，130-170ms；F（1.933，10.307）=0.366，p＞0.05，170～210ms]。
2.P2a成分的头皮分布
本研究分别选130～170ms、170～210ms两个时间窗做顶面观灰度脑电地形图，来观察不同实验条件下P2a的平均波幅在头皮上的分布情况。实验发现头皮前区的电极记录到了双音节VO式离合词、短语最大波幅的P2a。
3.N400成分
无论是高频条件还是低频条件，在250～300ms、300～350ms两个时间窗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F（1.779，19.574）=2.452，p＞0.05，250～300ms，F（1.575，17.327）=2.009，p＞0.05，300～350ms；低频：F（1.744，19.185）=1.963，p＞0.05，250～300ms，F（1.942，21.364）=1.315，p＞0.05，300～350ms]。
但在高频条件下，在300～350ms时间窗发现了FF型离合词与短语在N400波幅上有显著差异（p＜0.05，FF型离合词：2.986±0.679μV，短语：1.839±0.852μV；FB型离合词：2.475±0.674μV），表现为短语的N400更偏负向。
4.P600成分
无论是高频条件还是低频条件，在430～520ms、520～610ms两个时间窗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F（1.749，19.243）=1.192，p＞0.05，430～520ms，F（1.743，19.173）=1.646，p＞0.05，520～610ms；低频：F（1.962，21.585）=0.712，p＞0.05，430～520ms，F（1.778，19.561）=2.717，p＞0.05，520～610ms]（见图1、图2）。
但在低频条件下，在520～610ms时间窗发现了FB型离合词与短语在P600波幅上有显著差异（p＜0.05，FB型离合词：5.993±1.114μV，短语：4.099±1.002μV；FF型离合词：5.397±1.155μV），表现为FB型离合词的P600波幅更大。
四、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中，离合词、短语刺激均为双音节VO式，在音节长度、构词/语方式上均相同，V位语素均为F单说。实验不仅区分了离合词的频率，还控制了O位语素粘着性，其粘着程度沿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方向依次降低，即 B＞F单用＞F单说。若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在O位上语素粘着性的差异引起三类刺激的ERP不同，即发现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则可认为O位语素粘着性差异导致了离合词、短语在人脑认知加工过程上的差异。据此，我们可以探讨汉语离合词在人脑中的心理表征及通达问题。
（一）在人脑的认知加工中低频离合词类似于短语，高频离合词则不然
汉语离合词可作有限扩展，有研究将扩展后的形式称为变式，将未扩展的形式称为原式（赵淑华、张宝林，1996）。朱德熙（1982）将未扩展的原式（如“理发”）看成词，把扩展后的变式（如“理了个发、理不理发”）看成词组。从形式来看，扩展后的变式看成短语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未作扩展的原式是否也可划入短语，则不好断定。谢耀基（2001）在分析词与短语问题时指出：“变式属于短语，不难分析；原式却可离常合，亦松亦紧，是短语还是词，十分扰人。”
上述内容表明，站在离合词的原式角度来探讨离合词作为语言单位的性质问题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张珊珊、江火（2010）即从原式角度来考察离合词在人脑认知加工过程上与短语的关系，认为汉语离合词趋近于短语。但从实验设计来看，频率因素在该研究中没有被考察。在词汇通达（lexical access）研究中，频率往往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一般认为，在非单纯词的词汇通达中，高频词往往选取不同于低频词的路径，前者倾向于以整词方式通达词义，而后者则倾向于以语素义组合（即计算）方式通达词义，此即词汇通达的双路径模型（Caramazza et al.，1988；Baayen et al.，1997）②。在汉语研究中，频率也已被证明是影响词汇通达的重要因素（王春茂、彭聃龄，1999；顾介鑫，2008）。也就是说，要探讨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就不得不考虑频率。
本研究也是站在离合词原式角度的，并且分别拿双音节VO式高频离合词、低频离合词与同为双音节VO式的短语比较，来考察频率是否影响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词汇/短语判断实验的行为数据来看，在正确率上，不论频率高低，均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离合词被判为真的正确率均高于短语的（见表2）；在反应时上，仅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离合词的远小于短语的，低频离合词的与短语的则无显著差异（见表2）。
本研究的实验任务是双音节词汇/短语判断。一般认为，词汇/短语判断实验的反应时、正确率往往反映人脑通达词汇/短语过程的复杂程度，反应时越短、正确率越高说明通达过程相对简单，反之则说明通达过程相对复杂。
在高频条件下，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反应时依次增大，正确率依次降低（见表2）。这表明人脑在高频离合词的通达过程相比短语要简单得多。在本实验中，短语是由两个单说的单音节词（即F单说）组成的（如“喂鸡、买书”），其语义可由词义组合得出，在语义通达上类似于双路径模型所说的经语素义组合（计算）通达语义这一间接路径（Baayen et al.，1997）。据此可以推测，高频离合词可能选取较为简单的整词方式来通达语义，不同于短语通达语义的方式。在低频条件下，虽然在反应时上没有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但在正确率上仍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见表2）。从反应时来看，低频离合词与短语的通达方式类似；但从正确率来看，两者在通达过程上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从行为数据来看，在心理表征及通达方式上，双音节VO式高频离合词不同于短语，低频离合词则类似于短语。这一推论可以在下文的ERP数据分析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对离合词的认知加工过程
在词汇启动（lexical priming）研究中，相比含粘着词根的派生词（如“survive”），含自由词根的派生词（如“conform”）有更大的启动效应（Pastizzo，Feldman，2004）。即在这两类派生词前分别呈现同词根派生词（如“revive”“deform”）时，含自由词根的派生词更快被识别。换言之，词根语素粘着性是影响词汇识别的。至于词根语素粘着性如何影响词汇识别过程，可从一些相关的ERP研究中找到答案。
在西班牙语派生词视觉启动词汇判断研究中，前缀相关词对（reacción-REFORMA [reaction-reform]）较音节相关词对（regalo-REFORMA [gift-reform]）诱发了一个明显的左前额分布的P2（150～250ms），该研究认为这一P2a成分可能反映了词汇前缀信息的快速识别（Domínguez et al，2006）。
本实验在高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上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即高频的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P2a波幅依次增高；还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头皮分区的交互效应，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均在头皮左前区记录到最大波幅的P2a，且以短语的P2a波幅最大（见图3）。本实验中P2也是左前额分布（见图3），在头皮分布上与Domínguez et al.（2006）的P2相似。该结果表明，本实验中的P2a反映了人脑对双音节VO式组合的结构（语素粘着性）的加工过程。换言之，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中离合词、短语的结构加工。但在低频条件下，在P2a（130～210ms）上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这表明，在结构（语素粘着性）加工阶段，低频离合词与短语类似。
在词汇判断的ERP研究中，N400一般被认为是反映了人脑在刺激与其语义表征之间作关联搜索（link search）的难度，N400越偏负向，刺激和它的语义表征之间的关联就越难以搜索，即语义越难通达（Bentin et al.，1999）。本实验是词汇/短语判断的研究，在N400上虽未发现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但在高频条件下在N400（300～350ms）波幅上却发现FF型离合词与短语有显著差异，表现为短语的N400更偏负向（见图1）。这说明短语在语义通达上较高频FF型离合词难，同时也暗示高频FF型离合词在语义通达上可能采取整词方式，不同于短语的词义组合（计算）方式。
在句子水平的ERP研究中，P600被认为是反映了涉及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语法加工过程（Osterhout & Holcomb，1992；Kim & Osterhout，2005）或语义加工过程（Munte et al.，1997）。在词汇判断的ERP研究中，顾介鑫、杨亦鸣（2010）则发现P600波幅越大时，被加工的复合构词法越能产；P600波幅越小时，被加工的复合构词法越不能产。据此，该文认为P600反映了人脑对汉语复合构词法能产性的认知加工过程，体现了人脑对汉语复合构词法的再分析。本实验为词汇/短语判断研究，虽然没有在P600上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却在低频条件下在P600（520～610ms）上发现FB型离合词与短语有显著差异，即FB型离合词的P600波幅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低频FB型离合词在结构（语素粘着性）的再分析上还是不同于短语的。
总体来看，本研究采用词汇/短语判断任务，从语素粘着性这一角度分别比较了高频、低频离合词与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实验发现，在高频条件下，反应时、正确率，以及P2a（130～170ms）波幅上均有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且短语的N400（300～350ms）较FF型离合词更偏负向；在低频条件下，仅正确率上有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FB型离合词的P600（520～610ms）波幅显著大于短语的。这些结果表明，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离合词为低频时与短语类似，但尚存不同之处；离合词为高频时，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对离合词、短语的认知加工方式，离合词与短语在人脑中的结构（语素粘着性）加工、语义加工阶段皆有差异。
五、余论
离合词既有“合”（原式）的用法，也有“离”（变式）的用法，且后者常在口语中出现。张珊珊、江火（2010）及本研究都是站在原式角度，拿“合”态离合词与短语作比，通过ERP实验分析了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原式是常态，变式是特例（赵淑华、张宝林，1996），且离合词原式与短语的区分更为棘手（谢耀基，2001），从原式角度来考察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方式确是很有必要的。
毋庸置疑，离合词之所以特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日常的有声言语交流中有“离”的用法。因此，从语音听觉通路，拿“离”态离合词与“离”态短语作比，无疑将成为离合词研究中下一个值得着力探讨的方向。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语复合词认知的神经基础研究”[09YJC74006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项目“汉语复合词认知的神经基础研究”[09YYB00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复合词生成与理解的ERP研究”[06SJB740002]资助，一并谨致谢忱！）
附录1：头皮记录电极的分区（L-左，R-右）
注 释：
①这里的B、F单用、F单说分别用于指代VO式离合词、短语中O位语素
的粘着性，以反映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在粘着性上的差异。
②除频率因素外，语义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也被认
为是决定词汇通达方式的重要因素。所谓语义透明度，即是指由语素义组合可推知词义的程度，可推导程度高者为语义透明度词，反之则为语义不透明词（或称语义模糊词）。一般而言，语义透明词常以语素义组合（即计算）方式来通达词义，而语义模糊词则往往以整词方式通达词义（Baayen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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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介鑫 于亮 马鹏举 江苏徐州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语言科学学院 221116）
关键词：离合词 粘着性 短语 事件相关电位 P2a
一、引言
汉语中有一类称为“离子化”（ionization）的语言现象，即双音节动宾式语素组合（VO-expression）内语素间可作有限扩展，且这两个语素挨得相当近，这种有限的扩展叫“离子化”（赵元任，1979）。这些有限的扩展方式包括动词带后缀或补语（如“磕头‘磕着头祷告’；作揖‘作作揖’‘作完了揖就走了’”），宾语带修饰语（如“注意‘注（一）点儿意’；费神‘费了您（的）许多神’”），动宾颠倒（如“睡觉‘你的觉睡足了’”）等。这类双音节动宾式语素组合的特殊用法，陈望道于1940年在《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中提及，后来这些动宾式语素组合被形象地称为“离合词”。
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是广受关注的。根据两语素间能否插入成分，王力（1985）将此类双音节动宾式组合（如“打仗、睡觉、害病”）归入“仂语”（即短语）；吕叔湘（1979）则认为“从词汇的角度看，‘睡觉’‘打仗’等等都可以算作一个词，可是从语法的角度看，不得不认为这些组合是短语”。在吕先生看来，这体现了词汇原则和语法原则之间的矛盾，但他还是倾向于认为“打仗、睡觉”虽然“词汇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而语法上宁可认为是一个短语”，“这种例子最好还是归入短语”（吕叔湘，1979）。除上述“短语说”外，还有“词说”“离为短语合为词说”“中间状态说”等（王海峰、姚敏，2010）。但不管赞同上述哪一家观点，都得面临比较离合词与短语的问题。
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这类可作有限扩展的双音节动宾式离合词是否也与短语类似呢？张珊珊、江火（2010）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实验，没能证明离合词不同于短语，得出了趋近肯定的结论，认为离合词与短语的加工机制更为接近。该研究首次从认知加工神经基础的角度来探讨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从实验考察的内容来看，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其一，频率早已被证明是影响语言认知加工的重要因素（Caramazza et al.，1988；Baayen et al.，1997），该实验没有区分频率因素。其二，据施茂枝（1999）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1996修订版）收录离合词3111条，其中动宾式离合词即有2960条，占离合词总数的95.14%。一般来说，学界讨论的典型离合词也主要限于动宾式，如赵元任（1979）、吕叔湘（1979）、朱德熙（1982）等。在该实验中，离合词的实验刺激中不仅有动宾式（如“查岗”），还包括主谓式（如“心软”）、动补式（如“提高”）。其中，动补式组合被称为“短语词”（吕叔湘，1979），往往只能插入“得、不”成分，在扩展方式上远不如通常认为的“离合词”（动宾式）丰富。也就是说，在语料取样上该实验没能很好地反映汉语离合词原貌。
跟语料取样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离合词的鉴定标准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不少研究是依据语素的粘着性（boundness）来鉴别的。在区分动宾式离合词与动宾式短语问题上，朱德熙（1982）指出含有粘着语素的是离合词。赵淑华、张宝林（1996）在讨论动宾式离合词的鉴定标准时，也提出“凡含有粘着语素的（动宾式组合）都是离合词”。
关于粘着性问题，有研究已指出自由语素只是有时候自由，而粘着语素则永远是粘着的，“（构词）成分之为F（自由）或B（粘着），要看它进入复合词时候的情况”（赵元任，1979）。针对汉语特点，吕叔湘（1979）提出汉语中自由语素可分“单用”和“单说”两种情形。“单用”在自由运用的程度上较“单说”低，或者说，从“单用”到“单说”反映出了语素粘着程度由高到低的变化。若汉语自由语素有“单用”和“单说”之分，由自由语素组成的短语，其语素均为能“单说”的，即F单说；而由自由语素组成的离合词，其语素则相应地有能“单用”、能“单说”之分，即F单用、F单说两种情况。从语素粘着性来看，汉语双音节离合词除FF型外，还有BB型、BF型、FB型三类，而双音节短语常为FF型（且为F单说F单说），离合词与短语在结构（语素粘着性）上是明显不同的。从人脑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这一语素粘着性上的结构差异是否会导致离合词与短语之间的差异呢？
下文将从语素粘着性这一视角，区分高频离合词、低频离合词，通过视觉词汇/短语判断（lexical/phrasal decision）的ERP实验，比较汉语双音节动宾式（VO式）离合词、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并据此探讨离合词在以汉语为母语者的人脑中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及通达（access）问题。
二、ERP实验
在杨庆蕙（1995）所收离合词的基础上，同时参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中相关条目，我们筛选出209个动宾式（VO式）离合词。依据语素粘着性，将这些离合词划分为高频的BB型（如“罢工、道歉”）19个，BF型（如“发愣”）6个，FB型（如“开幕、录音”）35个，FF型（如“抽烟、签字”）35个；低频的BB型（如“贬值、助威”）19个，BF型（如“蓄水”）3个，FB型（如“追肥、拆台”）51个，FF型（如“还手、讨债”）41个。
由于筛选出的可用于实验研究的BB型、BF型离合词个数太少，也为了更便于在粘着性上与短语比较，V位的语素均为F单说。本研究将选取典型的FB型/FF型双音节VO式离合词、双音节VO式短语为实验刺激，控制频率（高频/低频）、O位语素粘着性（B/F单用/F单说）①两方面因素，通过比较双音节VO式离合词、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来考察频率、语素粘着性因素对人脑中汉语离合词认知加工方式的影响。
（一）被试
本实验选择不同专业的16名健康大学生作被试，男8名，女8名，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为21岁。经爱丁堡量表测量（Oldfield，1971），均为右利手，家族中无神经或精神疾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在实验前阅读知情同意书并签字，实验后被给予一定报酬。
（二）实验刺激材料
刺激语料包括双音节VO式离合词、双音节VO式短语、双音节复合假词、双音节假短语以及一些填充语料。VO式离合词选自杨庆蕙（1995），并同时参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中相关条目。双音节VO式短语选自国家语委网上免费语料库（http：//www.clr.org.cn/retrieval/linkl.htm）和王砚农、焦庞颙（1984），如“喂鸡、买书”。双音节复合假词是指由拆开双音复合词后得到的一批语素随机组合而无所指（signifié）的语素组合，如“邻德、敌活、茶本、开雨”。双音节假短语指的是由拆开双音节词组后得到一批单音节词随机组合而无意义的双音节词组，如“避布、很锅”。
除频率外，我们还控制了语素的粘着性。在本实验中，刺激共计600个。其中VO式双音节高频离合词70个（FB型、FF型各35个）、低频离合词70个（FB型、FF型各35个），动宾式双音节短语35个，作为填充刺激的非VO式双音节复合词100个，非VO式双音节短语25个，以及与真词、短语数量匹配的双音节复合假词240个，双音节假短语60个。真词/短语、假词/短语内部，真、假词/短语之间的笔划数经统计分析，均无显著差异。
（三）实验程序
刺激词或词组为60号宋体，字体为银白色，屏幕为黑色。刺激逐个逐屏呈现，每个刺激呈现时间为200ms，刺激间隔（SOA）在2～2.5s之间随机。实验刺激程序分4个序列，序列内不同类型的刺激假随机排列，实验时序列呈现次序亦随机。每序列大约耗时4分钟，序列间受试者可休息2分钟。
被试处于暗光的屏蔽室，眼睛距电脑屏幕中心约1.2m，实验过程中要注视电脑屏幕的中心。刺激系统STIM2（Neurosoft，Inc.Sterling，USA）控制刺激在屏幕上的呈现。实验开始前让被试阅读简明的书面实验指导语，使其了解本实验的作业任务及要求。实验中，被试根据语感对屏幕上呈现的刺激作真、假词或短语的判断，并作按键反应。16位被试在实验中的摁键反应作了左、右手平衡。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均被要求在保证反应正确的前提下尽可能迅速地完成按键操作，并避免无关的眼球运动和肢体运动。实验前有大约2分钟的刺激程序供被试练习、熟悉实验任务，不进入正式实验。待被试充分练习并熟悉实验任务后，开始正式实验程序。
（四）脑电记录及处理
用NeuroScan 64导电极帽（10/20系统），通过SCAN（Neurosoft，Inc.Sterling，USA）同步记录脑电。左侧乳突电极记录值作参考，前额接地，使皮肤与电极之间的阻抗低于5KΩ。水平眼动监视电极位于双眼外眦外2cm，垂直眼动由左眼眶上下处记录。脑电信号由放大器放大，滤波带通为0.05～100Hz，采样频率为500Hz，离线分析处理ERP数据。
处理脑电时，通过NeuroScan的数据分析软件，参考电极记录值由左侧乳突记录值转换为双侧乳突记录的均值。然后，每个电极记录点上不同刺激类型的事件相关电位被分别叠加，叠加的时间区段为1100ms，自刺激呈现前100ms至刺激呈现后1000ms，取刺激呈现前100ms作基线。
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时，头皮上的记录电极被分成7个区：左前区（AF3，F1，F3，FC1，FC3）、左中区（T7，C1，C3，C5）、左后区（CP1，CP3，P1，P3，PO3）、中线区（FZ，FCZ，CZ，CPZ，PZ）、右前区（AF4，F2，F4，FC2，FC4）、右中区（T8，C2，C4，C6）、右后区（CP2，CP4，P2，P4，PO4）。详见附录1。实验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方差分析，p值采用Greenhouse Geisser校正，波幅大于±80μV的脑电被视为伪迹自动排除，实验中反应错误或污染严重的脑电被剔除，不予统计分析。脑电地形图由NeuroScan 64导ERP数据得出。
三、实验结果
16名被试中，4名因脑电不稳或错误率过高（error rate≥40%）而未用于统计，故只有12名被试的实验数据被纳入统计分析。
（一）行为数据
1.反应时
经单因素（结构-语素粘着性）方差分析，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6，17.601）=19.29，p＜0.001]，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反应时依次增大；但在低频条件下却未发现显著的结构效应[F（1.469，16.163）=2.948，p＞0.05]。
2.正确率
经单因素（结构-语素粘着性）方差分析，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695，18.644）=12.161，p＜0.01]，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正确率依次降低；在低频条件下也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473，16.2）=9.891，p＜0.01]，即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正确率依次降低（见表2）。
（二）脑电数据
本实验取刺激呈现后130～170ms、170～21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头皮前部P2（anterior P2，简称P2a）成分；取250～300ms、300～35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N400成分；取430～520ms、520～610ms两个时间窗的平均波幅来观察P600成分。区分高/低频条件，采用结构（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头皮分区（左前/左中/左后/中线/右前/右中/右后）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高频、低频两种条件，主要考察语素粘着性因素在离合词、短语视觉认知加工中的作用。
1.P2a成分
在高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上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F（1.388，15.273）=4.554，p＜0.05]，即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P2a波幅依次增大，还发现了显著的结构×头皮分区的交互效应[F（3.347，36.821）=4.166，p＜0.05]，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均在头皮左前区记录到最大波幅的P2a，且以短语的P2a波幅最大；但在P2a（170～210ms）上却未发现显著的结构效应[F（1.498，16.476）=0.331，p＞0.05]。
在低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或P2a（170～210ms）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主效应[F（1.766，19.43）=0.333，p＞0.05，130-170ms；F（1.933，10.307）=0.366，p＞0.05，170～210ms]。
2.P2a成分的头皮分布
本研究分别选130～170ms、170～210ms两个时间窗做顶面观灰度脑电地形图，来观察不同实验条件下P2a的平均波幅在头皮上的分布情况。实验发现头皮前区的电极记录到了双音节VO式离合词、短语最大波幅的P2a。
3.N400成分
无论是高频条件还是低频条件，在250～300ms、300～350ms两个时间窗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F（1.779，19.574）=2.452，p＞0.05，250～300ms，F（1.575，17.327）=2.009，p＞0.05，300～350ms；低频：F（1.744，19.185）=1.963，p＞0.05，250～300ms，F（1.942，21.364）=1.315，p＞0.05，300～350ms]。
但在高频条件下，在300～350ms时间窗发现了FF型离合词与短语在N400波幅上有显著差异（p＜0.05，FF型离合词：2.986±0.679μV，短语：1.839±0.852μV；FB型离合词：2.475±0.674μV），表现为短语的N400更偏负向。
4.P600成分
无论是高频条件还是低频条件，在430～520ms、520～610ms两个时间窗均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F（1.749，19.243）=1.192，p＞0.05，430～520ms，F（1.743，19.173）=1.646，p＞0.05，520～610ms；低频：F（1.962，21.585）=0.712，p＞0.05，430～520ms，F（1.778，19.561）=2.717，p＞0.05，520～610ms]（见图1、图2）。
但在低频条件下，在520～610ms时间窗发现了FB型离合词与短语在P600波幅上有显著差异（p＜0.05，FB型离合词：5.993±1.114μV，短语：4.099±1.002μV；FF型离合词：5.397±1.155μV），表现为FB型离合词的P600波幅更大。
四、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中，离合词、短语刺激均为双音节VO式，在音节长度、构词/语方式上均相同，V位语素均为F单说。实验不仅区分了离合词的频率，还控制了O位语素粘着性，其粘着程度沿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方向依次降低，即 B＞F单用＞F单说。若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在O位上语素粘着性的差异引起三类刺激的ERP不同，即发现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则可认为O位语素粘着性差异导致了离合词、短语在人脑认知加工过程上的差异。据此，我们可以探讨汉语离合词在人脑中的心理表征及通达问题。
（一）在人脑的认知加工中低频离合词类似于短语，高频离合词则不然
汉语离合词可作有限扩展，有研究将扩展后的形式称为变式，将未扩展的形式称为原式（赵淑华、张宝林，1996）。朱德熙（1982）将未扩展的原式（如“理发”）看成词，把扩展后的变式（如“理了个发、理不理发”）看成词组。从形式来看，扩展后的变式看成短语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未作扩展的原式是否也可划入短语，则不好断定。谢耀基（2001）在分析词与短语问题时指出：“变式属于短语，不难分析；原式却可离常合，亦松亦紧，是短语还是词，十分扰人。”
上述内容表明，站在离合词的原式角度来探讨离合词作为语言单位的性质问题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张珊珊、江火（2010）即从原式角度来考察离合词在人脑认知加工过程上与短语的关系，认为汉语离合词趋近于短语。但从实验设计来看，频率因素在该研究中没有被考察。在词汇通达（lexical access）研究中，频率往往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一般认为，在非单纯词的词汇通达中，高频词往往选取不同于低频词的路径，前者倾向于以整词方式通达词义，而后者则倾向于以语素义组合（即计算）方式通达词义，此即词汇通达的双路径模型（Caramazza et al.，1988；Baayen et al.，1997）②。在汉语研究中，频率也已被证明是影响词汇通达的重要因素（王春茂、彭聃龄，1999；顾介鑫，2008）。也就是说，要探讨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就不得不考虑频率。
本研究也是站在离合词原式角度的，并且分别拿双音节VO式高频离合词、低频离合词与同为双音节VO式的短语比较，来考察频率是否影响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词汇/短语判断实验的行为数据来看，在正确率上，不论频率高低，均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离合词被判为真的正确率均高于短语的（见表2）；在反应时上，仅在高频条件下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高频离合词的远小于短语的，低频离合词的与短语的则无显著差异（见表2）。
本研究的实验任务是双音节词汇/短语判断。一般认为，词汇/短语判断实验的反应时、正确率往往反映人脑通达词汇/短语过程的复杂程度，反应时越短、正确率越高说明通达过程相对简单，反之则说明通达过程相对复杂。
在高频条件下，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的反应时依次增大，正确率依次降低（见表2）。这表明人脑在高频离合词的通达过程相比短语要简单得多。在本实验中，短语是由两个单说的单音节词（即F单说）组成的（如“喂鸡、买书”），其语义可由词义组合得出，在语义通达上类似于双路径模型所说的经语素义组合（计算）通达语义这一间接路径（Baayen et al.，1997）。据此可以推测，高频离合词可能选取较为简单的整词方式来通达语义，不同于短语通达语义的方式。在低频条件下，虽然在反应时上没有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但在正确率上仍发现了极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见表2）。从反应时来看，低频离合词与短语的通达方式类似；但从正确率来看，两者在通达过程上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从行为数据来看，在心理表征及通达方式上，双音节VO式高频离合词不同于短语，低频离合词则类似于短语。这一推论可以在下文的ERP数据分析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对离合词的认知加工过程
在词汇启动（lexical priming）研究中，相比含粘着词根的派生词（如“survive”），含自由词根的派生词（如“conform”）有更大的启动效应（Pastizzo，Feldman，2004）。即在这两类派生词前分别呈现同词根派生词（如“revive”“deform”）时，含自由词根的派生词更快被识别。换言之，词根语素粘着性是影响词汇识别的。至于词根语素粘着性如何影响词汇识别过程，可从一些相关的ERP研究中找到答案。
在西班牙语派生词视觉启动词汇判断研究中，前缀相关词对（reacción-REFORMA [reaction-reform]）较音节相关词对（regalo-REFORMA [gift-reform]）诱发了一个明显的左前额分布的P2（150～250ms），该研究认为这一P2a成分可能反映了词汇前缀信息的快速识别（Domínguez et al，2006）。
本实验在高频条件下，在P2a（130～170ms）上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即高频的FF型离合词、FB型离合词、短语的P2a波幅依次增高；还发现了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头皮分区的交互效应，即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均在头皮左前区记录到最大波幅的P2a，且以短语的P2a波幅最大（见图3）。本实验中P2也是左前额分布（见图3），在头皮分布上与Domínguez et al.（2006）的P2相似。该结果表明，本实验中的P2a反映了人脑对双音节VO式组合的结构（语素粘着性）的加工过程。换言之，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中离合词、短语的结构加工。但在低频条件下，在P2a（130～210ms）上未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这表明，在结构（语素粘着性）加工阶段，低频离合词与短语类似。
在词汇判断的ERP研究中，N400一般被认为是反映了人脑在刺激与其语义表征之间作关联搜索（link search）的难度，N400越偏负向，刺激和它的语义表征之间的关联就越难以搜索，即语义越难通达（Bentin et al.，1999）。本实验是词汇/短语判断的研究，在N400上虽未发现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但在高频条件下在N400（300～350ms）波幅上却发现FF型离合词与短语有显著差异，表现为短语的N400更偏负向（见图1）。这说明短语在语义通达上较高频FF型离合词难，同时也暗示高频FF型离合词在语义通达上可能采取整词方式，不同于短语的词义组合（计算）方式。
在句子水平的ERP研究中，P600被认为是反映了涉及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语法加工过程（Osterhout & Holcomb，1992；Kim & Osterhout，2005）或语义加工过程（Munte et al.，1997）。在词汇判断的ERP研究中，顾介鑫、杨亦鸣（2010）则发现P600波幅越大时，被加工的复合构词法越能产；P600波幅越小时，被加工的复合构词法越不能产。据此，该文认为P600反映了人脑对汉语复合构词法能产性的认知加工过程，体现了人脑对汉语复合构词法的再分析。本实验为词汇/短语判断研究，虽然没有在P600上发现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却在低频条件下在P600（520～610ms）上发现FB型离合词与短语有显著差异，即FB型离合词的P600波幅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低频FB型离合词在结构（语素粘着性）的再分析上还是不同于短语的。
总体来看，本研究采用词汇/短语判断任务，从语素粘着性这一角度分别比较了高频、低频离合词与短语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实验发现，在高频条件下，反应时、正确率，以及P2a（130～170ms）波幅上均有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且短语的N400（300～350ms）较FF型离合词更偏负向；在低频条件下，仅正确率上有显著的结构（语素粘着性）主效应，FB型离合词的P600（520～610ms）波幅显著大于短语的。这些结果表明，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离合词为低频时与短语类似，但尚存不同之处；离合词为高频时，语素粘着性影响人脑对离合词、短语的认知加工方式，离合词与短语在人脑中的结构（语素粘着性）加工、语义加工阶段皆有差异。
五、余论
离合词既有“合”（原式）的用法，也有“离”（变式）的用法，且后者常在口语中出现。张珊珊、江火（2010）及本研究都是站在原式角度，拿“合”态离合词与短语作比，通过ERP实验分析了离合词的语言单位性质问题。原式是常态，变式是特例（赵淑华、张宝林，1996），且离合词原式与短语的区分更为棘手（谢耀基，2001），从原式角度来考察离合词在人脑中的认知加工方式确是很有必要的。
毋庸置疑，离合词之所以特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日常的有声言语交流中有“离”的用法。因此，从语音听觉通路，拿“离”态离合词与“离”态短语作比，无疑将成为离合词研究中下一个值得着力探讨的方向。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语复合词认知的神经基础研究”[09YJC74006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项目“汉语复合词认知的神经基础研究”[09YYB00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复合词生成与理解的ERP研究”[06SJB740002]资助，一并谨致谢忱！）
附录1：头皮记录电极的分区（L-左，R-右）
注 释：
①这里的B、F单用、F单说分别用于指代VO式离合词、短语中O位语素
的粘着性，以反映FB型离合词、FF型离合词、短语在粘着性上的差异。
②除频率因素外，语义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也被认
为是决定词汇通达方式的重要因素。所谓语义透明度，即是指由语素义组合可推知词义的程度，可推导程度高者为语义透明度词，反之则为语义不透明词（或称语义模糊词）。一般而言，语义透明词常以语素义组合（即计算）方式来通达词义，而语义模糊词则往往以整词方式通达词义（Baayen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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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介鑫 于亮 马鹏举 江苏徐州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语言科学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