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为什么以“京”称之呢？“京”最初是一个地名，后来才用来指称国都、首都。这一点为现代语言学家杨伯峻所发现。他在所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中说：“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京”，初有二意：其一，从字义看，“京”为高地;其二，作为地名，“京”为豳地的一个地方。综合二意，“京”为豳地的一个高地。周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也称“镐京”。此后，“京”逐渐由一个地名演变为对都城的一般称呼。
　　世界如此未知
　　 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知物质的质量在宇宙中只占4%，其余96%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我们叫它暗物质和暗能量。
　　 那么盲人摸象般地认识世界是科学吗？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象的后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我认为人类的认知极限就在于，我们是一堆原子，我们处在宏观世界，但我们希望隔着两个世界去看超微观世界。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
　　古代“图书馆”
　　是个啥样
　　 2019年是国家图书馆建成110周年。中國古代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但是藏书机构却早已有之。据记载，周代的藏书机构叫“藏室”。西汉的“藏书楼”有石渠阁和天禄阁。学者刘向曾对天禄阁的藏书进行校正整理。其子刘歆在父亲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了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魏晋时代，社会动乱，但图书搜集、整理仍有推进。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造《四部目录》，确立了经、史、子、集四分法体系。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图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藏书机构不断扩大。北宋初年，最大的藏书机构是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宋太祖时藏书4万多卷。明清时期，紫禁城里的皇史宬、文渊阁等处都收藏古籍。《四库全书》编成后，清廷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收藏《四库全书》的馆阁，它们和紫禁城的文渊阁合称“七阁”（文渊、文津、文源、文溯、文宗、文汇、文澜）。这一时期，私人藏书也达到高峰。明代宁波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是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机构，建于嘉靖末年，原有藏书7万多卷。清代珍藏《四库全书》的几座馆阁，都是以天一阁为模板修建的。
　　丰子恺说“丰”
　　 在一次宴会上，有位钱庄商人到丰子恺面前问：“贵姓？”丰子恺回答：“敝姓丰。咸丰皇帝的‘丰’。”商人听后不解。丰于是又补充说：“五谷丰登的‘丰’！”商人仍茫然。
　　 丰先生见此情况，只好取笔写在纸上。商人一看恍然大悟：“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丰’！”
　　 丰先生自我调侃说：“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确实比咸丰皇帝时髦，也比五谷丰登通用。以后别人再来问我姓时，我便这样回答。”
　　聂守信改名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音乐感觉相当敏锐，同事们说，从他耳朵进去的，没有不能从他嘴里唱出来的。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了。
　　 有一天，联华影片公司开同学会，聂守信表演了一个三十六行无所不包的节目，逗得大家大笑。会后，联华总经理送了他两件礼物，落款把他称作“聂耳博士”。
　　 从此以后，聂守信才知道“耳朵”这个名字是叫定了。他说：“他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是像个炮弹吗？”从此，他的名字改成了“聂耳”。
　　李四光添“光”
　　 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名李仲葵。他在14岁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获准公费留学日本，可是他在填写登记表时误将年龄“十四”填入了姓名栏内。由于表格不好换，他急中生智，将“十”字加上几笔改成了“李”字，“四”字却无法再改。但是叫“李四”这名字不好听又没有意义。怎么办？
　　 他一抬头，看到中堂大匾上有“光被四表”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是形容盛德善行远播四方的，于是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上一个“光”字，后来便叫李四光。
　　从“知行”改“行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原名陶文俊，他年轻时信奉王阳明“知是行之始”的哲学思想，于是改名陶知行。后来，他通过教育实践认识到自己年轻时信奉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错误，转而笃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于是把名字改为“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