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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激励机制是否完善成为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最为持久的因素。本文以广西贵港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为背景，根据农村人口特有的 “熟人逻辑”，提出应将意识形态的激励与经济激励并驾齐驱，同时结合选择性激励，充分调动 “负责人”和参与农民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加快广西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机制 ；贵港市
中图分类号：F321.42
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渐展开，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例如，经营规模小、农民分化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因素，其中，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激励机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相关制度的设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本文以广西贵港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得出激励不足是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理论
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理论，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奥斯特洛姆（1997）强调信任是激励农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三大要素之一（制度供给、信任和监督），互信、信誉、互惠、合作水平和净收益是解决合作困境的关键要素。青木昌彦（1988）认为，农业的市场不确定性非常大，农产品交易双方都面临交易风险，因而充分的信息分享基础上的信任激励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廖祖君（2008）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并对激励机制的发展和演变路径进行了归纳；罗倩文（2009）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熟人社会”的特点，强调隐性机制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应用，将声誉、信任、道德和情感等社会资本因素嵌入激励农户的合作行为中；孙亚范（2010）认为大多数社员在利益分配方面更重视贡献的回报而不是资本回报，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大多数社员不能通过参与组织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从而降低了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韩瑜（2010）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合作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分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证明了这种经营方式的可行性。顺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广西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绩效上均有较大的成就。
从数量上来看，从2002年开始，自治区安排财政支农资金近3000万元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到2006年底，广西贵港地区共有127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全区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3370多个，社员69万多人，带动非成员农户100多万户，销售收入50多万元以上的经营性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家，1259家登记注册。2008年以来，贵港新增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600余家，相比2006年在数量上获得了大幅度上升。截至2010年6月底，贵港市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有659个，按时间划分，2007年有9家，2008年78家，2009年成立475家，2010年97家，可见发展数量最多的是在2009年；从行政区域来看，平南县拥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目前数量最多，为181家，港北区最少，为99家。
从绩效上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明显拉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增长，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化利用，降低交易成本。广西地区多山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使有限的土地得到集中利用，提高了农业的规模收益，并有效降低了部分交易费用。
第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快相关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广对加快新时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贵港区为例，2010年调研数据显示，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多的合作是“农产品销售”和“共享市场信息”这两项，可见，目前农民对于通过成立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得更多农业生产、销售信息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知，这就为从基层减少农业的盲目生产做出了较大贡献。可以设想，未来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逐渐完善必将带来农业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提升。
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从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农村现有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将才”脱颖而出。以贵港南区木格镇科农农机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的建立就是典型的带头人发起，通过效仿“公司+农户”的合作形式建立合作、联合，大大提高了参与者家庭的收入水平。
整体来看，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加快了全区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并有效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加快了广西传统农业的改造进程。但同时，由于广西地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内部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资金、人力资源的匮乏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因而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程度在全国仍处于落后水平，仅处于初始发展阶段。
三、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广西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发展不快，是诸多因素制约的结果，其中，激励机制的缺乏或不足是造成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由于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尚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这就决定了其内部机制的构建也尚处于探索阶段，最终导致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内部治理乱，规范性差，生产经营随意性大，成员与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赖、相互约束的内聚力机制。
（一）内部运作机制匮乏，导致激励机制缺乏构建平台
健全、完善的内部运作机制是保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关键。广西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机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第一，产权界定不明确，不仅导致合作经济组织本身的法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也使得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产权模糊，利益冲突重重。第二，内部民主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大多数合作经济组织均是由村干部发起或是能人牵头的，使得重大决策权基本集中在这些人手上，参与者只是例行公事，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相对经验优势，导致议事制度、监督机制以及会计核算制度等缺乏有效的民主治理。在2010年贵港的346份有效问卷中，经济能人牵头的占58.6%，村干部牵头的占17.1%，企业牵头的占16.5%，可见能人牵头或村干部发起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占很大的比例。第三，自身机制不健全，服务功能偏弱，不仅导致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享有农业深加工的利润，而且降低了广泛吸收社会流动资金的能力。这些内部机制的不健全或者缺乏，都直接制约着组织内部激励机制的有效开展。第四，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社员得不到充分激励。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社员既是所有者，又是生产者，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身份的同一性却并没有使会员得到实惠。问题就在于这种松散的合作机制只是实现了简单的买卖互助，并没有形成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利益贡献、风险共当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很难使成员感受到组织内在的利益潜力，不能充分激发成员为组织努力奋斗的愿景。其中特别是缺乏对组织中带头人的有效激励。贵港农民合作组织的资料显示，大多数负责人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并没有直接的收入，大都是为合作组织提供无偿劳动，部分负责人还要每年为合作组织提供不等的费用，极少负责人可以从帮助参与合作组织的会员销售农产品而获得提成收入。由于这些负责人主要包括经营能手（专业大户）、村干部、少数农产品经纪人以及民营企业家等，他们在影响本合作组织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上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他们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所付出的成本长期得不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就会使得他们做出的努力不能达到有效激励。同时，通常合作组织这类公共事业常常会伴随“搭便车”的外部性，这些因素会导致负责人最终离开合作组织的结果，或者是对负责人产生负面激励即导致合作组织内部的集权。
（二）外部作用机制的过度或缺乏，直接影响着激励的效果
组织权变理论强调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与总环境的关系均依赖具体的环境。在合作经济组织的创立中，政府起着引导和推动作用，这就决定了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政府行为的“路径依赖”。客观地说，行政介入降低了合作组织的一系列运行成本和外部交易费用，有利于激励的开展，但如果行政干预过多，比如“多头管理”等的出现就会造成行政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冲突，使得农民参与组织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导致激励的实施作用大大折扣，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激励。
三、构建合理激励机制的实施路径
2011年，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强调大力推进建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呢？本文认为构建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关键。
（一）建立高效、民主的内部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为激励机制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平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一个比较长的渐进过程，这与当地的市场发育程度、思想观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加快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依靠自身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关键，外因只是加速变化、发展的条件。因此，广西地区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部机制的运作来推动。首先，要明晰产权，提高社员对合作经济组织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所谓“恒产有恒心”，只有充分界定入社会员的产权，才能充分调动其为组织努力的信心，才能有效避免产权模糊带来的利益冲突及财产纠纷。其次，关键是建立公正、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社员的分红有法可依。在组织中设立组织章程，社员以资金或实物入股，按股分红（并依情况规定单个社员的最高股金比例）；保证每个社员均有平等的表决权、知情权，实行一人一票制；组织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每年应按比例提取相应的公益金、风险金以及补偿金用来弥补日常开支和往年亏损；同时，建立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会计和审计制度，保证组织的财会运作体系高效、透明。
（二）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加速政府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职能转换，加大教育投资和经济刺激激励的比重
1.政府应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在对贵港的调研中显示，大多数合作经济组织都希望政府能够适当放权，让组织做一些自己的决定，减少因集权约束带来的“缺位”与“越位”。同时，政府部门应减少多头管理，避免决策行为的失衡。
2.以经济激励为主，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广西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的缺乏所导致的后劲不足。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新生事物，尚处在发展伊始，需要大量资金的引入为作为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作为公共事业投资的主要力量，就要发挥主力作用。要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适当给予合作经济组织以税收补贴；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为经济组织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彩票”等形式来为合作经济组织融资）。
3.教育投资是保证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激励。当前广西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能人，他们仅在种养方面有过一定的经验、或对市场有过一定的了解，只是在素质和经营能力方面略胜一筹的普通农民，他们的总体文化水平都偏低，且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理念教育，更不懂具体的企业运作理念。2010年广西贵港调研资料显示，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受教育水平大都在高中以下，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紧迫性。
此外，对广西省（1990—2009年）用于农业增长中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西省教育投资与农业增长直接存在着教育投资到农业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分布滞后模型进一步表明，教育投资在影响农业增长中存在着7期的滞后效应。从长期看，教育投资每增加1%，在8年内共使广西地区的农业增长0.9522%。可见，教育投资对农业方面的激励是显著而长期的，同时由于这一激励是作用于人这一要素的，人需要接受、掌握才能将其所学与实践结合进一步为实践服务，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了解了教育投资的这一特性，为我们正确开展合作经济组织的激励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广西农民合作组织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人力资本的供应是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能否长期发展的动力。倘若一开始就能认识到教育投资作为激励机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能较早认识到只有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特别是对“负责人”进行教育投资，才能最终保证“软投资”和“硬投资”的同步，才会有效避免人力资本的断层和缺乏。现实证明，对农民，特别是对那些有带动作用的“能人”进行教育投资，不仅能为合作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而且能保证合作经济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意识形态的激励在农业社会有显著作用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曾指出，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因此必须考虑一种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们这么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在形成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的同时，也造就了农户墨守成规、安土守业的思想。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让农村处在半封闭状态，特别是对广西这样的西部落后省份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基本局限于亲人邻居。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构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亲远疏近为圆圈的“差序格局”社会。这说明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激励在广西这样的省份是行得通的。
意识形态的激励是作为合作经济组织运作中经济激励的补充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是可以灵活运用的。例如，对于合作经济组织中做出贡献最多的“负责人”除给予正常的经济物质激励外，还需适当给予其一定的声望、信任等，让其觉得贡献能得到认同，有所得。同时，对于一般的参与人员也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激励，增加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归属感、信任感，激发其为组织自愿奋斗的动机，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可以进一步达到为组织减少交易成本的目标。
（四）合理选用激励方式，以选择性激励为主
激励之所以有效，是基于其带来的行为的目的性。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其参与人员的特殊性，需要针对不同人员进行有选择的激励，不同地区也需要根据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必要的选择性激励——不管是显性的经济激励也好，还是隐性的意识形态激励也罢，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选择性激励，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实际进行选择性激励的过程中，对作用对象既是区别对待的，又是不区别对待的。一方面，合作组织中，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交往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以及不同程度的组织成本等，如果能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组织、组织中不同分工的参与人员进行选择性的激励，那么这些成本就可以大大减少，合作组织的效率也能够得到快速提高。另一方面，选择性激励又是同等实施的，它的使用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组织行动的人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
四、结论
综上所述，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内部机制的设计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最优开展激励工作是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激励机制的一般理论入手，阐述了激励存在的必要性，并以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背景提出相关激励的建议。在进一步完善内部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应继续加强政府的大力支持，对负责人和一般参与人员进行双向激励，不仅要使用显性的经济激励，更要注重隐性的意识形态激励，让所有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人员在充分了解组织的性能基础上，为组织共同奋斗。在激励的过程中，还要正确运用选择性激励，既要在奖、惩方面同等对待，保证激励的公正，又要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确保对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的最大化激励，避免“搭便车”的屡屡发生。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廖祖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机制及其演变途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0，（3） .
[3]罗倩文.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合作行为及激励机制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4]孙亚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机制及其激励效应评析[J].学会，2010，（1） .
[5]韩瑜.制度变迁与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动力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4） .
[6]杨凤敏.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13户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问卷调查[J].广东农业科学，2009，（11） .
[7]覃学强，覃扬彬，彭民璋.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J].改革与战略，2007，（9）.
[8]相关数据来自2010年对广西贵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研.
（编辑：张小玲）
关键词：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机制 ；贵港市
中图分类号：F321.42
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渐展开，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例如，经营规模小、农民分化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因素，其中，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激励机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相关制度的设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本文以广西贵港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得出激励不足是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理论
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理论，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奥斯特洛姆（1997）强调信任是激励农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三大要素之一（制度供给、信任和监督），互信、信誉、互惠、合作水平和净收益是解决合作困境的关键要素。青木昌彦（1988）认为，农业的市场不确定性非常大，农产品交易双方都面临交易风险，因而充分的信息分享基础上的信任激励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廖祖君（2008）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并对激励机制的发展和演变路径进行了归纳；罗倩文（2009）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熟人社会”的特点，强调隐性机制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应用，将声誉、信任、道德和情感等社会资本因素嵌入激励农户的合作行为中；孙亚范（2010）认为大多数社员在利益分配方面更重视贡献的回报而不是资本回报，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大多数社员不能通过参与组织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从而降低了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韩瑜（2010）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合作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分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证明了这种经营方式的可行性。顺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广西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绩效上均有较大的成就。
从数量上来看，从2002年开始，自治区安排财政支农资金近3000万元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到2006年底，广西贵港地区共有127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全区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3370多个，社员69万多人，带动非成员农户100多万户，销售收入50多万元以上的经营性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家，1259家登记注册。2008年以来，贵港新增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600余家，相比2006年在数量上获得了大幅度上升。截至2010年6月底，贵港市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有659个，按时间划分，2007年有9家，2008年78家，2009年成立475家，2010年97家，可见发展数量最多的是在2009年；从行政区域来看，平南县拥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目前数量最多，为181家，港北区最少，为99家。
从绩效上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明显拉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增长，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化利用，降低交易成本。广西地区多山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使有限的土地得到集中利用，提高了农业的规模收益，并有效降低了部分交易费用。
第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快相关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广对加快新时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贵港区为例，2010年调研数据显示，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多的合作是“农产品销售”和“共享市场信息”这两项，可见，目前农民对于通过成立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得更多农业生产、销售信息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知，这就为从基层减少农业的盲目生产做出了较大贡献。可以设想，未来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逐渐完善必将带来农业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提升。
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从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农村现有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将才”脱颖而出。以贵港南区木格镇科农农机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的建立就是典型的带头人发起，通过效仿“公司+农户”的合作形式建立合作、联合，大大提高了参与者家庭的收入水平。
整体来看，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加快了全区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并有效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加快了广西传统农业的改造进程。但同时，由于广西地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内部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资金、人力资源的匮乏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因而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程度在全国仍处于落后水平，仅处于初始发展阶段。
三、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广西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发展不快，是诸多因素制约的结果，其中，激励机制的缺乏或不足是造成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由于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尚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这就决定了其内部机制的构建也尚处于探索阶段，最终导致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内部治理乱，规范性差，生产经营随意性大，成员与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赖、相互约束的内聚力机制。
（一）内部运作机制匮乏，导致激励机制缺乏构建平台
健全、完善的内部运作机制是保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关键。广西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机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第一，产权界定不明确，不仅导致合作经济组织本身的法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也使得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产权模糊，利益冲突重重。第二，内部民主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大多数合作经济组织均是由村干部发起或是能人牵头的，使得重大决策权基本集中在这些人手上，参与者只是例行公事，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相对经验优势，导致议事制度、监督机制以及会计核算制度等缺乏有效的民主治理。在2010年贵港的346份有效问卷中，经济能人牵头的占58.6%，村干部牵头的占17.1%，企业牵头的占16.5%，可见能人牵头或村干部发起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占很大的比例。第三，自身机制不健全，服务功能偏弱，不仅导致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享有农业深加工的利润，而且降低了广泛吸收社会流动资金的能力。这些内部机制的不健全或者缺乏，都直接制约着组织内部激励机制的有效开展。第四，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社员得不到充分激励。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社员既是所有者，又是生产者，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身份的同一性却并没有使会员得到实惠。问题就在于这种松散的合作机制只是实现了简单的买卖互助，并没有形成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利益贡献、风险共当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很难使成员感受到组织内在的利益潜力，不能充分激发成员为组织努力奋斗的愿景。其中特别是缺乏对组织中带头人的有效激励。贵港农民合作组织的资料显示，大多数负责人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并没有直接的收入，大都是为合作组织提供无偿劳动，部分负责人还要每年为合作组织提供不等的费用，极少负责人可以从帮助参与合作组织的会员销售农产品而获得提成收入。由于这些负责人主要包括经营能手（专业大户）、村干部、少数农产品经纪人以及民营企业家等，他们在影响本合作组织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上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他们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所付出的成本长期得不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就会使得他们做出的努力不能达到有效激励。同时，通常合作组织这类公共事业常常会伴随“搭便车”的外部性，这些因素会导致负责人最终离开合作组织的结果，或者是对负责人产生负面激励即导致合作组织内部的集权。
（二）外部作用机制的过度或缺乏，直接影响着激励的效果
组织权变理论强调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与总环境的关系均依赖具体的环境。在合作经济组织的创立中，政府起着引导和推动作用，这就决定了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政府行为的“路径依赖”。客观地说，行政介入降低了合作组织的一系列运行成本和外部交易费用，有利于激励的开展，但如果行政干预过多，比如“多头管理”等的出现就会造成行政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冲突，使得农民参与组织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导致激励的实施作用大大折扣，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激励。
三、构建合理激励机制的实施路径
2011年，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强调大力推进建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么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呢？本文认为构建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关键。
（一）建立高效、民主的内部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为激励机制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平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一个比较长的渐进过程，这与当地的市场发育程度、思想观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加快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依靠自身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关键，外因只是加速变化、发展的条件。因此，广西地区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部机制的运作来推动。首先，要明晰产权，提高社员对合作经济组织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所谓“恒产有恒心”，只有充分界定入社会员的产权，才能充分调动其为组织努力的信心，才能有效避免产权模糊带来的利益冲突及财产纠纷。其次，关键是建立公正、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社员的分红有法可依。在组织中设立组织章程，社员以资金或实物入股，按股分红（并依情况规定单个社员的最高股金比例）；保证每个社员均有平等的表决权、知情权，实行一人一票制；组织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每年应按比例提取相应的公益金、风险金以及补偿金用来弥补日常开支和往年亏损；同时，建立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会计和审计制度，保证组织的财会运作体系高效、透明。
（二）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加速政府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职能转换，加大教育投资和经济刺激激励的比重
1.政府应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在对贵港的调研中显示，大多数合作经济组织都希望政府能够适当放权，让组织做一些自己的决定，减少因集权约束带来的“缺位”与“越位”。同时，政府部门应减少多头管理，避免决策行为的失衡。
2.以经济激励为主，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广西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的缺乏所导致的后劲不足。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新生事物，尚处在发展伊始，需要大量资金的引入为作为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作为公共事业投资的主要力量，就要发挥主力作用。要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适当给予合作经济组织以税收补贴；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为经济组织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彩票”等形式来为合作经济组织融资）。
3.教育投资是保证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激励。当前广西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能人，他们仅在种养方面有过一定的经验、或对市场有过一定的了解，只是在素质和经营能力方面略胜一筹的普通农民，他们的总体文化水平都偏低，且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理念教育，更不懂具体的企业运作理念。2010年广西贵港调研资料显示，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受教育水平大都在高中以下，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紧迫性。
此外，对广西省（1990—2009年）用于农业增长中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西省教育投资与农业增长直接存在着教育投资到农业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分布滞后模型进一步表明，教育投资在影响农业增长中存在着7期的滞后效应。从长期看，教育投资每增加1%，在8年内共使广西地区的农业增长0.9522%。可见，教育投资对农业方面的激励是显著而长期的，同时由于这一激励是作用于人这一要素的，人需要接受、掌握才能将其所学与实践结合进一步为实践服务，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了解了教育投资的这一特性，为我们正确开展合作经济组织的激励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广西农民合作组织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人力资本的供应是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能否长期发展的动力。倘若一开始就能认识到教育投资作为激励机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能较早认识到只有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特别是对“负责人”进行教育投资，才能最终保证“软投资”和“硬投资”的同步，才会有效避免人力资本的断层和缺乏。现实证明，对农民，特别是对那些有带动作用的“能人”进行教育投资，不仅能为合作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而且能保证合作经济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意识形态的激励在农业社会有显著作用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曾指出，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因此必须考虑一种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们这么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在形成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的同时，也造就了农户墨守成规、安土守业的思想。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让农村处在半封闭状态，特别是对广西这样的西部落后省份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基本局限于亲人邻居。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构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亲远疏近为圆圈的“差序格局”社会。这说明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激励在广西这样的省份是行得通的。
意识形态的激励是作为合作经济组织运作中经济激励的补充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是可以灵活运用的。例如，对于合作经济组织中做出贡献最多的“负责人”除给予正常的经济物质激励外，还需适当给予其一定的声望、信任等，让其觉得贡献能得到认同，有所得。同时，对于一般的参与人员也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激励，增加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归属感、信任感，激发其为组织自愿奋斗的动机，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可以进一步达到为组织减少交易成本的目标。
（四）合理选用激励方式，以选择性激励为主
激励之所以有效，是基于其带来的行为的目的性。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其参与人员的特殊性，需要针对不同人员进行有选择的激励，不同地区也需要根据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必要的选择性激励——不管是显性的经济激励也好，还是隐性的意识形态激励也罢，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选择性激励，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实际进行选择性激励的过程中，对作用对象既是区别对待的，又是不区别对待的。一方面，合作组织中，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交往成本、讨价还价成本以及不同程度的组织成本等，如果能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组织、组织中不同分工的参与人员进行选择性的激励，那么这些成本就可以大大减少，合作组织的效率也能够得到快速提高。另一方面，选择性激励又是同等实施的，它的使用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组织行动的人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
四、结论
综上所述，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内部机制的设计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最优开展激励工作是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激励机制的一般理论入手，阐述了激励存在的必要性，并以广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背景提出相关激励的建议。在进一步完善内部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应继续加强政府的大力支持，对负责人和一般参与人员进行双向激励，不仅要使用显性的经济激励，更要注重隐性的意识形态激励，让所有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人员在充分了解组织的性能基础上，为组织共同奋斗。在激励的过程中，还要正确运用选择性激励，既要在奖、惩方面同等对待，保证激励的公正，又要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确保对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的最大化激励，避免“搭便车”的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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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相关数据来自2010年对广西贵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研.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