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国内地质行业的现状，处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期，“事转企”并未完成，名字里仍有个局，听着像政府机关，实则是事业单位，又在按照企业模式经营。
　　长期以来，地质行业因为较强的专业性，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十八大以后，这个地表下的行业，却成为反腐风暴的重灾区。
　　2016年底，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侯慎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守光双双被撤职。盘点近年来落马的省地质部门正厅级一把手，更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江西省地矿局原局长彭泽洲、山西省地矿局原局长安俊生……
　　据统计，近年来已有江西、安徽、云南等12个省区的地质系统一把手落马，在贵州、内蒙古等地，另有多名地矿局副局長、总工程师等厅级领导班子成员接受调查。从落马官员的人数与比例来看，甚至超过了此前外界关注颇多的交通厅长。
　　一名业内专家认为，地质行业存在体制性、垄断性、专业性、不确定性四大特征。而这些特征，有可能会成为反腐败的难点。
　　政企不分的尷尬
　　梳理这些落马地质官员的头衔，会发现各不相同，有人是地矿局长，有人是煤田地质局长，有人是有色地质局长，甚至还有人是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董事长。对于不熟悉地质行业的人来说，往往弄不清这些头衔的区别。
　　此外，地矿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许多人也不明就里。在中国，能称为局的单位，通常是政府机关，但地矿局却是例外，各类文件清楚表示，地矿局是事业单位。然而这些事业单位旗下，又会有许多公司，甚至是上市企业。地矿局的官方网站上，往往也会介绍自身的资产数额，甚至海外投资情况。到了年底，还有媒体按照各省区地矿局的经济规模进行排位。这一切，又像按照企业在经营。
　　一名资深地质行业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用一句话介绍这个行业，就是“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
　　这名人士说，中国地质行业经历过长期的演变。简单来说，地质行业可分为几大系统，比如各省的地矿局，原来隶属于地质矿产部，有色地质勘查局原隶属于冶金部，煤田地质局原隶属于煤炭部，大家的主要职责都是找矿，但侧重点各不相同。上世纪90年代，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地质矿产部、冶金部、煤炭部先后被撤并，地质行业随后也进行了属地化改革，各省的地矿局、有色地质勘查局、煤田地质局都归口到所在地区的国土部门管理，大多成为省政府直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这波始于属地化的改革，截至目前仍处于进行时。各省地质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又陆续展开很多探索实践。例如陕西，在2009年时，就迈出“事转企”的关键一步，由陕西省地矿局改制成立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2016年，辽宁省的大动作更是震惊地质行业。当年，辽宁省地矿局、有色地质局、核工业地质局、东北煤田地质局等六家地质行业事业单位，合并成立辽宁省地质勘探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彻底实行“事转企”，涉改单位人员无论是参公还是事业编全部转为企业员工。
　　据介绍，“戴事业帽子”是为了给予一些政策扶持，最终还是要“走企业路子”。因此，各地的地质部门既是正厅级事业单位，又在大张旗鼓从事经营活动。比如山东地矿局通过借壳上市，打造了全国地矿系统第一家上市公司——山东地矿。
　　各省区的地质部门，更是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为跨区域的大型矿业集团。为数众多的地质部门还走出国门，去海外收购矿山。河南地矿局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一座金矿的探矿权，广西地矿局北上朝鲜、南下东盟，找矿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
　　“这就是地质行业的体制性特征：政企不分。‘事转企’并未完成，名字里仍有个局，听着像政府机关，实则是事业单位，又在按照企业模式经营。”一名行业专家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政企不分的弊端难免会出现。将对政府机关或大型国企的监督模式套在地矿局身上，似乎都不够完善。
　　监督之难
　　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乃至大型国有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风险点，在地质部门几乎通通存在。
　　比如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便在地质部门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矿局的处长、主任，或是下属单位一把手，为了更进一步，向地矿局负责人行贿。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原办公室主任陈某，为了在职务晋升中得到关照，就曾向时任局长李学文行贿。
　　同时，“走企业路子”的地质部门，绝非一般企业。地质行业如今依然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不敢涉足，即便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民企，要想进军矿产业，也少不了与地质部门合作，或承包矿山，或从地矿局手中获得矿权。而在这个过程中，便形成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山西省地矿局原局长安俊生在局下属国有企业山西金洋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实行承包经营时，违反法律法规签订合同，对承包方的承包费进行调整，承包期间累计为承包人罗某核减承包费人民币1037万余元，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云南省地矿局原局长李晓明在一家外地企业参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铅锌矿投资开发过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并一次性收取对方现金100万元。
　　2013年至2014年，国家审计署对云南、山西、内蒙古、重庆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48宗矿业权出让交易及资金征管情况进行审计。
　　2015年2月6日审计结果出炉。结果显示，自2004年以来，被审计的2448宗矿业权中，累计有806宗矿业权在出让和交易中存在违法违规事项，占比接近所审计矿业权数目的三分之一。
　　一名业内人士说，近年来地质部门从事了大量诸如矿权转让、矿山承包等经营活动。甲企业旗下的矿山，卖给乙企业，或是承包给丙企业，都是正常商业行为。但是，如果监管不严，就会出现低价卖矿，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更关键的是，地质行业的专业性极强，甚至会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一座矿山的储量究竟如何，开采难度有多大，假如把矿山转让出去，是低价卖矿还是甩掉了包袱？这些问题不仅外人一头雾水，甚至非专业的监督机构也无法核实。 　　曾有一座南方的有色金属矿，当地地矿局勘探了三年，一直收获不大。最后，以很低的价格把矿山连同技术图纸卖给一家民营矿业公司，并对外宣称是甩掉了包袱，盘活了资产。接手的公司从相反方向挖掘进去，很快就大有斩获。这家民营矿业企业的董事长，短短数年就成为当地首富。
　　事后，矿厂职工曾联名举报，有关部门也组织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矿山开采的技术性强，甚至受许多偶然因素影响。国有地矿局一无所获，民营企业短时间内取得进展，并不能因此就和腐败画上等号。
　　又过了多年，当初卖矿的负责人与买矿的企业家因为涉及其它问题均锒铛入狱，两人的罪名，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行贿。
　　还有一名正厅级的地矿局长，退休后成为一家民营矿业集团的董事长。这家民营企业接连出手，从该省地矿局手中购买了多处矿山的采矿权。当初他任局长时，这些矿不温不火，执掌民营企业后，却把这些矿经营得风生水起。
　　除了在矿业权转让中伸手，许多人还盯上了设备采购、土地转让等“肥肉”。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原局长翦保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帮助特定人士中标。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原副局长丁宝军，利用下属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机会，从一家民营企业手中高价拿地。事后，丁宝军收受企业主贿赂数万元。
　　矿产资源腐败中的一环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地质部门负责人的腐败现象值得警惕，但同时也要看到，地质行业腐败只是整个矿产资源腐败中的一环。
　　云南省地矿局原局长李晓明不仅是个受贿者，也是一名行贿者。而他行贿的对象，是先后任文山州副州长与云南省国土厅副厅长的林耘埜。论资历，李晓明2004年就是正厅，林耘埜当时只是副廳级官员。然而为了在采矿权转让、采矿权主体变更等事项上得到文山州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支持，李晓明先后4次在文山州某饭店，以及林耘埜的办公室等地送给对方现金共计52万元人民币和价值1.715万元人民币的黄金1块。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之前地质部门由地质矿产部管理的时候，是纵向垂直管理。属地化改革后，改由国土资源部进行业务管理，行政管理则交由地方政府。这在给地质部门松绑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国土资源部虽然出了很多政策，但到地方政府实施时，各地又有自己的小政策，从而使利益集团钻了空子，他们会在大规则下再设定一些附加的规则条件，制造权力寻租空间。比如矿权转让，涉及到当地一系列的行政管理部門，地质部门甚至还得去想方设法“攀关系”。
　　地质部门负责人向国土资源部门的关键人物行贿的案例，近年来已出现不少。北京市地质勘察技术院院长刘某，为使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地热处处长陈某等4人在勘察、工程项目中违规提供帮助，从而为本单位及下属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4人贿赂款共计200余万元。
　　刘某行贿的手法较为特别，他使用变相为4名官员的家属开工资的方式，每月将数千元的“贿款”以工资的形式打到官员家属的卡上，时间长、金额少，很难被觉察。经过几年时间，形成200余万元的工资“贿款”。
　　“如今国内的地质部门，还处在过渡转型阶段。”一名业内专家表示，要遏制住地质腐败蔓延的趋势，还得加快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