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漫游者”这一概念在本雅明手中得到梳理与拓展，并在20世纪二十三年代的上海诞生了新一批“漫游者”，他们在海派作家的笔中得到了呈现。本文将简要分析穆时英《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的都市漫游者形象，并对文中男主角和穆时英漫游性的中止做出讨论。
关键词：穆时英 漫游者 上海
穆时英毋庸置疑是中国20世纪撰写都市小说作家中极为出色的一个，也是极富矛盾色彩的一个。他的作品如他命名的《南北极》作品集呈现极端的对立，他的经历也从对左翼的叛离走向了汪伪政府。《骆驼·尼采主义者和女人》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其意涵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并未被篇幅限制，并且作者与男主人公选择的相似使本篇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一、沙色骆驼牌与文本漫游性的中止
“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这便是男主人公沙色骆驼牌香烟不离手的原因。“骆驼”这一意象出自尼采《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之三变，所谓“三变”，即指“骆驼”“狮子”“小孩”三种精神的转变，意在譬喻灵魂从承受重压发展到冲破束缚、毁灭一切并建立新价值的三种阶段。男主人公深为“骆驼”这一精神状态打动，为负重的灵魂行于漠野所震撼，乃至于将吐着烟圈，玩味着淡淡郁味的女主人公称作“异教徒”。尽管穆时英未将尼采有关精神三变的思想完整呈现，其所谓的“异教”也只是异于人生苦行之教，但“骆驼”的精神状态恰与基督教徒相吻合。源自柏拉图的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精神史，理念或曰上帝被視为不变的绝对性存在，以至于哲学从未成为神学的婢女，感性从未高于理性，肉体从未击败精神。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对人生命本真力量的压制和循规蹈矩、卑躬屈膝者令尼采反感并高呼“上帝死了”，但骆驼力量的持久和意志的坚忍仍是男主人公漫游在街头找寻意义并体验人生的线索。
尽管文本中并未出现明确的地理位置，但通过男主人公漫游时的视角，一个能提供回力球场、舞场、赌场大轮盘、生满郁金香的郊外、酒排、花铺和那不勒斯咖啡的地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只能是多元的上海。在文本的前半段，男主人公是经典的“都市漫游者”形象。他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看起来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的压力，拥有在都市街头漫步的条件。在他行走时，移动的视角将整体性的现代上海分割，构成了一个个独立和断裂的上海碎片，同时，历史与时间的连续性意义也被漫游这一活动拆解。男主人公信仰的受苦的人生哲学让他与都市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思考的空间。对于他经过的都市景观，他只是“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思虑人生哲学。法租界街树、白鸽和晚祷钟诗意雅致氛围的描写，映衬着男主人公漫游时的心境，这说明他不像《PIERROT》中的潘鹤龄，其人是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被抛下后才开始思考人生的失意之人。这一形象与新感觉派惯于描写的急于追逐并投入都市生活的人物形象显然不同。
在冥思苦想中对意义的找寻使男主人公与《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季洁形象遥相呼应。季洁在喧闹的夜总会中抽离自己，拗火柴计算时间，在“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是什么！”的追问中走向虚无主义；而此男主人公日日嚼着烟草思索意义，却听过女主人公“三百七十二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的高谈阔论后，全然忘记人生该有磨炼意志的痛苦，原始的热情让他在酒后的街车上扑了过去——“也许尼采是阳痿患者吧！”前者的虚无，来自对现代都市高速刺激和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不适；后者对漫游的中止，则出自对现代性都市物质丰富性的崇拜与敬仰。
二、都市漫游者与殖民上海
“都市漫游者”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作品中解读并界定出的一类经典人物形象。应现代都市而生，他们在19世纪巴黎改造过后变得宽阔的林荫大道上以及装饰着玻璃、大理石，摆放着奢侈品的拱廊游荡，“墙壁就是他垫笔记本的书桌；书报亭是他的图书馆；咖啡馆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视的阳台”a。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在都市的公共区域中生活得如鱼得水，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都市的结晶和象征。他们是潜入都市的人群却又不深入人群的生活，以此为手段，对人群做出匆匆一瞥的观察和判断。因其对现代性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李欧梵否认了上海的“摩登作家”能够对都市做出有距离的反思，“上海是在20世纪初才发展成一个国际大都会，其物质景观令作家着迷，和巴黎漫游者一样，还来不及培养一种批判的距离感”b。史书美同李欧梵持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新感觉派的主人公……接受了多元感观刺激下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都市生活方式，也竭力模仿着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的活动，他们不带有防御机制（即齐美尔的“厌倦态度”和本雅明的“保护性防御”），最终耗尽心力地迷失在都市生活之中。” c
的确，作为当时的“东方巴黎”，也是中国首个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上海承载了世界主义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期待，以至于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上海：文本意义上的上海和实存上海。前者在作家对上海的兴奋中大量堆积了各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元素。代表现代“声光化电”元素的汽车、霓虹灯，代表西方生活的百货大楼、歌舞厅、公寓，源于西方的名词如蒙太奇镜头般在海派作家的笔下一闪而过。然而，前者的类型化叙述掩盖了后者的丰富与多元性。区别于诞生了“漫游者”的巴黎，上海不是在保有主权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现代性都市，而是在西方开埠后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并形成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市三治的混杂局面。上海仍有城隍出巡、太平公醮等传统民间活动，同乡组织也持续发挥着它的凝聚力，这些都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一是上海的现代化处于非自发的被动接受状态，二是上海发展之速使得大部分居民仍保持乡村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这些因素令作家天然就具有一种“批判的距离感”：既有对城市物质景观着迷的一面，也有其拒斥和批判的一面。
穆时英与其他海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同本雅明最初提出的“都市漫游者”概念有所出入，但这恰恰使殖民上海的都市漫游者有所区别。本雅明也将巴黎的漫游者拓宽到了柏林与伦敦的漫游者，这意味着“漫游”这一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张英进针对李欧梵和史书美的争议指出西方理论界内“都市漫游者”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最初的界定，“漫游者”可以引申为更广义的“漫游性”来重新对其进行解读，并归纳出三种层面上的“漫游性”，即表现在作品中人物的“文本漫游性”、作家本人的“创作漫游性”和学者的“批评漫游性”。d这拓展了“都市漫游者”的概念，给予分析和批判更大的空间。 三、混合调制酒与创作漫游性的中止
男主人公漫游的中止，在看到咖啡馆里“那墨绿色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时就已经埋下伏笔了。视角抬高便看到那嘉宝型的眉、天鹅绒的黑眼珠子、红腻的嘴唇，这些意象无一不是基于好莱坞电影里经典美人的想象性描写，如他自己在《魅力的解剖学》中所说，“隐秘地、禁欲地”引诱着男主人公。晚饭时呈上的一杯杯或具有精细调制方法，或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洋酒，在鲍德里亚所说的“符码消费”层面上象征并夸耀着财富和对精致生活的知识。如果说对季洁的描写还尚存对都市异化人性的批判，在此文中，物质终于压倒了精神，肉体也一并击败了灵魂。都市漫游者最终停下脚步，將身体置入了都市的象征——这是沙色骆驼牌对混合调制酒的全面投降。
穆时英与此文中的男主人公颇具相似性。他也曾过着类似“都市漫游者”悠闲的生活，儿时有相对优渥的家境，年青时有刘呐鸥支持，还娶了舞女为妻。穆时英看得到都市存在着的弊端，他既描写乡野流氓对都市充满草莽气的蔑视，也写底层市民被异化劳动压迫的苦难，也写种种都市人精神异化和空虚，以及欲望膨胀后的罪恶。然而，“上海都会的殖民性造成西方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使市民意识始终不能上升到现代阶段，而畸形地衍化为享乐意识”e。穆时英迷恋都市的享乐生活，对物质的追求和挥霍还是使穆时英走向了与男主人公同样的道路。即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意义和良心的存在，尽力描写社会苦难的那一面，但因商品时刻散发出簇新的魅力，最终还是将意义搁置在一旁，在创作上愈发要去描写都市刺激的那一面。刺激过后便重新拾起意义去描述世纪末精神上的空虚，而这空虚又将招致新一轮的刺激。生活上，穆时英也因对物质和名利的热忱走向了汪伪政府，最终将生命断送在二十八岁。
a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1页。
b 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c 史书美：《现代性的诱惑》，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页。
d 张英进：《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95—108页。
e 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参考文献：
[1]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 李欧梵.上海摩登[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3] 史书美.现代性的诱惑[M].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作 者： 石书玮，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穆时英 漫游者 上海
穆时英毋庸置疑是中国20世纪撰写都市小说作家中极为出色的一个，也是极富矛盾色彩的一个。他的作品如他命名的《南北极》作品集呈现极端的对立，他的经历也从对左翼的叛离走向了汪伪政府。《骆驼·尼采主义者和女人》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其意涵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并未被篇幅限制，并且作者与男主人公选择的相似使本篇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一、沙色骆驼牌与文本漫游性的中止
“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这便是男主人公沙色骆驼牌香烟不离手的原因。“骆驼”这一意象出自尼采《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之三变，所谓“三变”，即指“骆驼”“狮子”“小孩”三种精神的转变，意在譬喻灵魂从承受重压发展到冲破束缚、毁灭一切并建立新价值的三种阶段。男主人公深为“骆驼”这一精神状态打动，为负重的灵魂行于漠野所震撼，乃至于将吐着烟圈，玩味着淡淡郁味的女主人公称作“异教徒”。尽管穆时英未将尼采有关精神三变的思想完整呈现，其所谓的“异教”也只是异于人生苦行之教，但“骆驼”的精神状态恰与基督教徒相吻合。源自柏拉图的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精神史，理念或曰上帝被視为不变的绝对性存在，以至于哲学从未成为神学的婢女，感性从未高于理性，肉体从未击败精神。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对人生命本真力量的压制和循规蹈矩、卑躬屈膝者令尼采反感并高呼“上帝死了”，但骆驼力量的持久和意志的坚忍仍是男主人公漫游在街头找寻意义并体验人生的线索。
尽管文本中并未出现明确的地理位置，但通过男主人公漫游时的视角，一个能提供回力球场、舞场、赌场大轮盘、生满郁金香的郊外、酒排、花铺和那不勒斯咖啡的地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只能是多元的上海。在文本的前半段，男主人公是经典的“都市漫游者”形象。他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看起来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的压力，拥有在都市街头漫步的条件。在他行走时，移动的视角将整体性的现代上海分割，构成了一个个独立和断裂的上海碎片，同时，历史与时间的连续性意义也被漫游这一活动拆解。男主人公信仰的受苦的人生哲学让他与都市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思考的空间。对于他经过的都市景观，他只是“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思虑人生哲学。法租界街树、白鸽和晚祷钟诗意雅致氛围的描写，映衬着男主人公漫游时的心境，这说明他不像《PIERROT》中的潘鹤龄，其人是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被抛下后才开始思考人生的失意之人。这一形象与新感觉派惯于描写的急于追逐并投入都市生活的人物形象显然不同。
在冥思苦想中对意义的找寻使男主人公与《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季洁形象遥相呼应。季洁在喧闹的夜总会中抽离自己，拗火柴计算时间，在“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是什么！”的追问中走向虚无主义；而此男主人公日日嚼着烟草思索意义，却听过女主人公“三百七十二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的高谈阔论后，全然忘记人生该有磨炼意志的痛苦，原始的热情让他在酒后的街车上扑了过去——“也许尼采是阳痿患者吧！”前者的虚无，来自对现代都市高速刺激和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不适；后者对漫游的中止，则出自对现代性都市物质丰富性的崇拜与敬仰。
二、都市漫游者与殖民上海
“都市漫游者”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作品中解读并界定出的一类经典人物形象。应现代都市而生，他们在19世纪巴黎改造过后变得宽阔的林荫大道上以及装饰着玻璃、大理石，摆放着奢侈品的拱廊游荡，“墙壁就是他垫笔记本的书桌；书报亭是他的图书馆；咖啡馆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视的阳台”a。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在都市的公共区域中生活得如鱼得水，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都市的结晶和象征。他们是潜入都市的人群却又不深入人群的生活，以此为手段，对人群做出匆匆一瞥的观察和判断。因其对现代性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李欧梵否认了上海的“摩登作家”能够对都市做出有距离的反思，“上海是在20世纪初才发展成一个国际大都会，其物质景观令作家着迷，和巴黎漫游者一样，还来不及培养一种批判的距离感”b。史书美同李欧梵持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新感觉派的主人公……接受了多元感观刺激下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都市生活方式，也竭力模仿着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的活动，他们不带有防御机制（即齐美尔的“厌倦态度”和本雅明的“保护性防御”），最终耗尽心力地迷失在都市生活之中。” c
的确，作为当时的“东方巴黎”，也是中国首个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上海承载了世界主义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期待，以至于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上海：文本意义上的上海和实存上海。前者在作家对上海的兴奋中大量堆积了各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元素。代表现代“声光化电”元素的汽车、霓虹灯，代表西方生活的百货大楼、歌舞厅、公寓，源于西方的名词如蒙太奇镜头般在海派作家的笔下一闪而过。然而，前者的类型化叙述掩盖了后者的丰富与多元性。区别于诞生了“漫游者”的巴黎，上海不是在保有主权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现代性都市，而是在西方开埠后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并形成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市三治的混杂局面。上海仍有城隍出巡、太平公醮等传统民间活动，同乡组织也持续发挥着它的凝聚力，这些都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一是上海的现代化处于非自发的被动接受状态，二是上海发展之速使得大部分居民仍保持乡村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这些因素令作家天然就具有一种“批判的距离感”：既有对城市物质景观着迷的一面，也有其拒斥和批判的一面。
穆时英与其他海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同本雅明最初提出的“都市漫游者”概念有所出入，但这恰恰使殖民上海的都市漫游者有所区别。本雅明也将巴黎的漫游者拓宽到了柏林与伦敦的漫游者，这意味着“漫游”这一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张英进针对李欧梵和史书美的争议指出西方理论界内“都市漫游者”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最初的界定，“漫游者”可以引申为更广义的“漫游性”来重新对其进行解读，并归纳出三种层面上的“漫游性”，即表现在作品中人物的“文本漫游性”、作家本人的“创作漫游性”和学者的“批评漫游性”。d这拓展了“都市漫游者”的概念，给予分析和批判更大的空间。 三、混合调制酒与创作漫游性的中止
男主人公漫游的中止，在看到咖啡馆里“那墨绿色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时就已经埋下伏笔了。视角抬高便看到那嘉宝型的眉、天鹅绒的黑眼珠子、红腻的嘴唇，这些意象无一不是基于好莱坞电影里经典美人的想象性描写，如他自己在《魅力的解剖学》中所说，“隐秘地、禁欲地”引诱着男主人公。晚饭时呈上的一杯杯或具有精细调制方法，或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洋酒，在鲍德里亚所说的“符码消费”层面上象征并夸耀着财富和对精致生活的知识。如果说对季洁的描写还尚存对都市异化人性的批判，在此文中，物质终于压倒了精神，肉体也一并击败了灵魂。都市漫游者最终停下脚步，將身体置入了都市的象征——这是沙色骆驼牌对混合调制酒的全面投降。
穆时英与此文中的男主人公颇具相似性。他也曾过着类似“都市漫游者”悠闲的生活，儿时有相对优渥的家境，年青时有刘呐鸥支持，还娶了舞女为妻。穆时英看得到都市存在着的弊端，他既描写乡野流氓对都市充满草莽气的蔑视，也写底层市民被异化劳动压迫的苦难，也写种种都市人精神异化和空虚，以及欲望膨胀后的罪恶。然而，“上海都会的殖民性造成西方生活方式的示范作用，使市民意识始终不能上升到现代阶段，而畸形地衍化为享乐意识”e。穆时英迷恋都市的享乐生活，对物质的追求和挥霍还是使穆时英走向了与男主人公同样的道路。即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意义和良心的存在，尽力描写社会苦难的那一面，但因商品时刻散发出簇新的魅力，最终还是将意义搁置在一旁，在创作上愈发要去描写都市刺激的那一面。刺激过后便重新拾起意义去描述世纪末精神上的空虚，而这空虚又将招致新一轮的刺激。生活上，穆时英也因对物质和名利的热忱走向了汪伪政府，最终将生命断送在二十八岁。
a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1页。
b 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c 史书美：《现代性的诱惑》，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页。
d 张英进：《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95—108页。
e 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参考文献：
[1]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 李欧梵.上海摩登[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3] 史书美.现代性的诱惑[M].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作 者： 石书玮，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