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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新年之前，“善哉2012——周云蓬北京专场演唱会”在北京的红点艺术工厂举行。在刚刚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的《神探亨特张》中，周云蓬有上佳表现。这个有“中国的荷马”之称的民谣歌手，在过去的一年里，仍以强大的冲击力，发出来自中国民间的深沉之音。
一把椅子，一把吉他，一个人，周云蓬的演唱会就可以开始了。从许多年前开始，他背着吉他到处流浪，如今亦没有停止，只是要体面一些。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是想证明什么，只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和命运是朋友……”传言，周云蓬的演唱会要站着听。这只是一个传言，但却可信。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椅子，而是因为，他的音乐，好多时候让普通人如遇知己，更多的时候，音乐里的锐利让人如坐针毡。
游吟的“中国荷马”
读书时期的周云蓬用教吉他换来别人读书给他听的机会，也因此接触了许多文学作品。他9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了，眼中最后的影像是一只大象。多年后，周云蓬在和朋友聊天时说，“我一直梦想着写作，当一个大作家。” 19岁，周云蓬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他喜爱艺术，喜爱音乐，喜爱电影，喜爱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开始自己写诗。第一首诗写的是关于沙漠里的骆驼，周云蓬笑说：“我那时候也没去过沙漠，就是想象的，我当时阅读泰戈尔和朦胧诗，范围眼界也有限，所以写东西也都是比较抽象。”
1989年，周云蓬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诗作，一下收到二百封读者来信。这些信对周云蓬来说着实是莫大的鼓励：“那时有种荣誉感，上学每天必须到收发室去问‘有信吗？’”大学毕业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像狗一样活着。”1995年，他说服父母，告别“狗活”，背着吉他去北京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活，在圆明园卖唱，或去别的城市闯荡。在底层生活里摸爬滚打的周云蓬开始从文学的飘渺里出逃，用再也看不见的双眼正视真正的、生活的世界。
周云蓬自称“候鸟歌手”，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他很喜欢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疲倦了就什么时候停止吧，随时叫停也可以随时开始，毕竟除了死亡，是没有绝对永久的停止的。”
新民谣的直白申诉
中国的民谣歌手在唱出这个年代所经历的一些苦难的时候，往往因为这种苦难太深而转向内心的逃避，比如许巍、李健在温情中隐藏的绝望。在这方面崔健无疑是最伟大的，他没有逃避，而选择“迎着风向前”，把这种苦难通过内心强大的熔炉得以升华，化为“一无所有”和“重头再来”这样无所畏惧的呐喊，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民谣歌手。
但是周云蓬把自己与小河、万晓利、野孩子、赵牧阳等人的音乐称为“新民谣”。在他看来，新民谣与高晓松等人的校园民谣的最大区别，是新民谣带有强烈的草根性与社会现实感，因为“我们更多是在城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环境中挣扎的人。”而对传统的校园民谣，周云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变的三拍子，好像校园民谣就是青春气息这点东西。其实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园。”然而唱“新民谣”这样的歌并不容易，先伤己后伤人的招数，不是谁都承受得住。那些直白而尖锐的歌词，遑论歌唱，只光写下，已是艰苦。
周云蓬最初在音乐中追求语言的美感，2004年，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迷的呼吸》优美却不流蜜，极具人文气质，在《沉默如迷的呼吸》这首歌里，低沉的吟唱和一个个念出来的名字里，一切似乎沉默如谜，却仿佛早已窥破命运的秘密。但风格并没有持续太久，周云蓬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创作风格，3年后的专辑里，他挖掘了口语的力量，发出无奈而坚决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声音，以如此直白的短句申明自己的态度，这句话带来的冲击力是可怕的，他只是唱歌他的歌，你却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个在面前晃动着的现实。
那是一片蓝葡萄，
挂在戈壁的天尽头，
云外有片大草原，
有个孩子在放牛.
道路死在我身后，
离开河床水更自由，
为了不断的向前走，
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楼（《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
看似毫无美感的歌词，直白得近乎骂街的方式，周云蓬却以骨子里的生活诗意，合着手中的吉他唱了出来，的确，“歌词都是年轻人对世界的迷茫，对未来的恐惧，对准哲学的思考”。周云蓬写的这些，亦正中同是年轻人的下怀。
“音乐公民”
城市民谣歌手是近年来的一个现象，歌手们不仅在乡野，更多是在城市的钢铁森林里穿行。他们的情感从人类的最底层发声，他们也许背景、境遇不同，但是他们的音乐可以引起大多数的共鸣。左小祖咒、周云蓬等民谣歌手，这些年渐渐以音乐、微博等方式，在关注现实、勇于发声的同时，也被关注起来，人们开始称他们为“音乐公民”。
《中国孩子》专辑是周云蓬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式发言。他减少了隐喻和修辞，因为“事件本身已经足够”。而嘲讽、无奈则以更明白的方式弥漫在背景清朗的音乐当中。《买房子》唱的是“我要一直地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黄金粥》唱的是“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这其中最耀眼的还是《中国孩子》。
《中国孩子》写完之后，周云蓬就拿去北京的“无名高地”酒吧演唱。那天客人只有七八个，他还特意在最后唱这首歌，怕吓到别人。周云蓬的好友，同是音乐人的小河第一次听时，觉得“这歌有点狠”：“我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狠。其实音乐就是一个工具。能够告诉别人你还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太缺少对现实参与的精神。人还是喜欢表面安静一点，谁也别找谁的碴。所以这首歌绝对可以成为经典，能一直激励后面的人去做。”
后来的经历印证了小河的预言。每次在周云蓬唱歌的现场，空隙时间下面总会有人叫他唱《中国孩子》。这张自费发行、游历过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专辑仿佛成为他的一种标签。
2009年春天，周云蓬发起一个给贫困盲童提供捐助的“假如给你三天黑暗”计划，联合国内20多位民谣歌手如小娟、万晓利、李志等推出了义卖专辑《红色推土机》。这拨在我们印象中离现实生活那么近又那么远的音乐人，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周云蓬并无豪言壮语，在这个慈善早已变得暧昧的年代，他更愿意把这个计划定义为一次分享：“我无法承诺为某个盲童带来一生的幸福，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香港民谣音乐人林一峰这样看待他心目中两岸三地的民谣生态：“在香港，民谣就像把酒谈心的中产阶级玩意儿，而在台湾，民谣多是热血青年的心声，在内地则应该是普通人内心的平凡表达”。过去的这些年里，周云蓬用自己平实而力量深厚的音乐，为许多人发出了欲说而不能的声音。从曾经的“地下”到如今的冒出地表，周云蓬形容这“就是一只萝卜长出土来的过程”，“我就算不搞音乐，也不能老在地下待着啊，得出来看看。其实每个地层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生物链，用放大镜看一下都挺生动的。”
一把椅子，一把吉他，一个人，周云蓬的演唱会就可以开始了。从许多年前开始，他背着吉他到处流浪，如今亦没有停止，只是要体面一些。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是想证明什么，只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和命运是朋友……”传言，周云蓬的演唱会要站着听。这只是一个传言，但却可信。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椅子，而是因为，他的音乐，好多时候让普通人如遇知己，更多的时候，音乐里的锐利让人如坐针毡。
游吟的“中国荷马”
读书时期的周云蓬用教吉他换来别人读书给他听的机会，也因此接触了许多文学作品。他9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了，眼中最后的影像是一只大象。多年后，周云蓬在和朋友聊天时说，“我一直梦想着写作，当一个大作家。” 19岁，周云蓬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他喜爱艺术，喜爱音乐，喜爱电影，喜爱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开始自己写诗。第一首诗写的是关于沙漠里的骆驼，周云蓬笑说：“我那时候也没去过沙漠，就是想象的，我当时阅读泰戈尔和朦胧诗，范围眼界也有限，所以写东西也都是比较抽象。”
1989年，周云蓬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诗作，一下收到二百封读者来信。这些信对周云蓬来说着实是莫大的鼓励：“那时有种荣誉感，上学每天必须到收发室去问‘有信吗？’”大学毕业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像狗一样活着。”1995年，他说服父母，告别“狗活”，背着吉他去北京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活，在圆明园卖唱，或去别的城市闯荡。在底层生活里摸爬滚打的周云蓬开始从文学的飘渺里出逃，用再也看不见的双眼正视真正的、生活的世界。
周云蓬自称“候鸟歌手”，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他很喜欢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疲倦了就什么时候停止吧，随时叫停也可以随时开始，毕竟除了死亡，是没有绝对永久的停止的。”
新民谣的直白申诉
中国的民谣歌手在唱出这个年代所经历的一些苦难的时候，往往因为这种苦难太深而转向内心的逃避，比如许巍、李健在温情中隐藏的绝望。在这方面崔健无疑是最伟大的，他没有逃避，而选择“迎着风向前”，把这种苦难通过内心强大的熔炉得以升华，化为“一无所有”和“重头再来”这样无所畏惧的呐喊，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民谣歌手。
但是周云蓬把自己与小河、万晓利、野孩子、赵牧阳等人的音乐称为“新民谣”。在他看来，新民谣与高晓松等人的校园民谣的最大区别，是新民谣带有强烈的草根性与社会现实感，因为“我们更多是在城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环境中挣扎的人。”而对传统的校园民谣，周云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变的三拍子，好像校园民谣就是青春气息这点东西。其实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园。”然而唱“新民谣”这样的歌并不容易，先伤己后伤人的招数，不是谁都承受得住。那些直白而尖锐的歌词，遑论歌唱，只光写下，已是艰苦。
周云蓬最初在音乐中追求语言的美感，2004年，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迷的呼吸》优美却不流蜜，极具人文气质，在《沉默如迷的呼吸》这首歌里，低沉的吟唱和一个个念出来的名字里，一切似乎沉默如谜，却仿佛早已窥破命运的秘密。但风格并没有持续太久，周云蓬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创作风格，3年后的专辑里，他挖掘了口语的力量，发出无奈而坚决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声音，以如此直白的短句申明自己的态度，这句话带来的冲击力是可怕的，他只是唱歌他的歌，你却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个在面前晃动着的现实。
那是一片蓝葡萄，
挂在戈壁的天尽头，
云外有片大草原，
有个孩子在放牛.
道路死在我身后，
离开河床水更自由，
为了不断的向前走，
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楼（《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
看似毫无美感的歌词，直白得近乎骂街的方式，周云蓬却以骨子里的生活诗意，合着手中的吉他唱了出来，的确，“歌词都是年轻人对世界的迷茫，对未来的恐惧，对准哲学的思考”。周云蓬写的这些，亦正中同是年轻人的下怀。
“音乐公民”
城市民谣歌手是近年来的一个现象，歌手们不仅在乡野，更多是在城市的钢铁森林里穿行。他们的情感从人类的最底层发声，他们也许背景、境遇不同，但是他们的音乐可以引起大多数的共鸣。左小祖咒、周云蓬等民谣歌手，这些年渐渐以音乐、微博等方式，在关注现实、勇于发声的同时，也被关注起来，人们开始称他们为“音乐公民”。
《中国孩子》专辑是周云蓬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式发言。他减少了隐喻和修辞，因为“事件本身已经足够”。而嘲讽、无奈则以更明白的方式弥漫在背景清朗的音乐当中。《买房子》唱的是“我要一直地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黄金粥》唱的是“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这其中最耀眼的还是《中国孩子》。
《中国孩子》写完之后，周云蓬就拿去北京的“无名高地”酒吧演唱。那天客人只有七八个，他还特意在最后唱这首歌，怕吓到别人。周云蓬的好友，同是音乐人的小河第一次听时，觉得“这歌有点狠”：“我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狠。其实音乐就是一个工具。能够告诉别人你还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太缺少对现实参与的精神。人还是喜欢表面安静一点，谁也别找谁的碴。所以这首歌绝对可以成为经典，能一直激励后面的人去做。”
后来的经历印证了小河的预言。每次在周云蓬唱歌的现场，空隙时间下面总会有人叫他唱《中国孩子》。这张自费发行、游历过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专辑仿佛成为他的一种标签。
2009年春天，周云蓬发起一个给贫困盲童提供捐助的“假如给你三天黑暗”计划，联合国内20多位民谣歌手如小娟、万晓利、李志等推出了义卖专辑《红色推土机》。这拨在我们印象中离现实生活那么近又那么远的音乐人，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周云蓬并无豪言壮语，在这个慈善早已变得暧昧的年代，他更愿意把这个计划定义为一次分享：“我无法承诺为某个盲童带来一生的幸福，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香港民谣音乐人林一峰这样看待他心目中两岸三地的民谣生态：“在香港，民谣就像把酒谈心的中产阶级玩意儿，而在台湾，民谣多是热血青年的心声，在内地则应该是普通人内心的平凡表达”。过去的这些年里，周云蓬用自己平实而力量深厚的音乐，为许多人发出了欲说而不能的声音。从曾经的“地下”到如今的冒出地表，周云蓬形容这“就是一只萝卜长出土来的过程”，“我就算不搞音乐，也不能老在地下待着啊，得出来看看。其实每个地层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生物链，用放大镜看一下都挺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