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首次当选美国总统，而且几乎是全球拥戴。但余生也早，我1967年到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求学和工作十几年，但一个黑人也不认识。老师和同学里没有黑人，即使住处看门的也是拉丁裔。读研究院那几年，只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一个黑人同行。由于太罕见，至今还记得他姓Brown。
　　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住处与现在候任总统奥巴马的家步行可及。奥巴马在芝大教法律。芝大是学院派，重学术而轻实用。由于学术要客观中立，故一向与政经权力保持距离。奥巴马可能是第一个当总统的芝大师生，我与有荣焉。不过，他的家在南五十一街以北，而我住在五十一街以南的校园。当时的五十一街是黑白的楚河汉界，黑人走北边的行人道，白人走南边的。由于黑人的标签是犯罪率高，不是黑人而跨过五十一街往北走者，自负安危。我自然没有这种胆色。
　　黑人的这个形象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但没想到，最近这20年，黑人的地位获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奥巴马之前，有两个黑人当上国务卿。国务卿是内阁之首，在宪制里的排名仅次于正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
　　我到美国第一年，在长春藤大学布朗就读。校内所见的黑人不是洗地就是洗碗。但不少保留着早期的南方遗风，见到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外国学生，也都停下手中的活，微笑问好：“Morning，How are you today?”
　　就在那一年，我首次领教了华人闻风变色的黑人区。我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婚礼，本应坐1号车，却上了2号。出站时同样是125街，但发觉街上只有黑人，楼房破旧、满地垃圾。附近的人见来了个西装笔挺的东方人，都盯着我看。我怕掉头走回车站太碍眼，只好硬着头皮问路。原来，沿着125街往西走十来分钟才是哥大。但婚礼时间已到，附近又没有的士，幸亏是白天，我于是一边急行军，一边留意四周，准备一觉得有人逼近就发足狂奔。最后总算平安抵达。回过头来看，黑人区也许没有一般说的那样恐怖。
　　但1968年后，宁静的局面被打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激发全美的黑人暴动。与此同时，白人青年的反越战运动席卷美国，倾向无政府主义，有点像“文革”。黑人也转趋激进，在“Black is beautiful”、“black power”等重建民族自尊的口号下，不排除用暴力与白人展开斗争，老一辈黑人的温文显得过时。我由布朗转校芝大后，再也没有机会与黑人在平和中接近。
　　芝大在美国大学里的排名从1930年代巅峰期的头五名跌到现在大概第十名，据说就是因为黑人。校园除了东边是湖，其余三面都是黑人区。师生不但不敢走出校园，即使在校园里，入夜后也要格外留神。最坏的时期，几天内有两个白人女生在校园里被强奸。校方即使每晚出动保镖护花，仍然有女生闹退学。
　　芝大的台、港師生也不能幸免。有同窗晚上在家门口洗车时被抢。同学之间更盛传，与我在同一栋大楼做研究的副教授李远哲离开芝大，是因为他太太在校园的超市付钱时，有人持枪行劫。李教授后来在母校加大柏克莱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为什么离开芝大，始终是一个谜。但同学都相信，治安令芝大少拿了一个诺贝尔。
　　但我也因此学会了防身之道。每晚深夜从系里走回家时，用竞步的速度走路中心有照明的车道，以防有人藏身行人道的阴暗处。
　　我与黑人接触最恐怖的一段时间，是1980年代初，住在纽约离地铁D车Church大道站附近的Prospect街。当时中国刚开放，人们争相赴美，纽约的华人激增。我所在的大厦大约每三户就有一户是华人。由于华人发薪消费惯用现金，有人看准我们“有钱”怕事，加上有些是黑市居留，不敢报警，于是每天早上守在大厦门口，一见华人出来就要钱。我因为做报馆，不是正常时间上班，才得以幸免。但有一天晚上从地铁站步行回家，也被人挑衅。幸亏有同车的香港人陪我走，黑仔才不敢上前，远远地向我们摔啤酒瓶泄愤。我于是立即由纽约搬到河对岸的新泽西州。
　　翻出这段旧账，并非想贬低黑人。刚好相反，要说的是黑人居于微时的行为与出人头地时的表现，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当时他们并非没有才干，而是没有机会。变得仇视社会。
　　奥巴马这次竞选的表现，美国过去这40年来无人能及。他当选当晚的演说。可能是人类最杰出的演说之一。我不知道他与美国人最爱的约翰·肯尼迪怎么比。肯尼迪被刺杀时，我还未开始留意政治。翻翻他的就职演说录影，也许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