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3月17日晚上，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一个百岁老人平静地在家中驾鹤西归。第2天，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曾揭发出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了这位老人去世的消息，而近年来能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报纸登出的黑白照片旁边赫然写着：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1904—2005）。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美国中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一个典型的WASP（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东部名牌大学普林斯顿接受教育，主修外交史，西方价值观念根深蒂固。1927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第一批经过公开考试选拔的职业外交官从而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1929年到1931年在柏林大学攻读过俄罗斯思想和语言。此后在他近3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长期在苏联和欧洲国家从事外交工作，凯南先后在美国驻瑞士、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英国、苏联以及纳粹德国的使馆中担任外交官。其中在德国担任外交官期间，凯南还被拘禁过5个月。两家报纸最后对他作了这样的简短评价：“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构筑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外人”。
在美苏对抗这盘棋局中，乔治·凯南看的相当透彻
一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8000字电报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柏林守军宣布投降。时隔6天，世人瞩目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在柏林举行。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0时开始生效。5月9日上午，苏联传播界向全国宣布了这一伟大喜讯。当晚，莫斯科烟花盛放，人们纵情高歌，翩翩起舞……然而，就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激情犹酣之时，在与马涅日广场毗邻的美国驻苏大使馆里，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参赞乔治·凯南躲在窗帘的后面观看热烈的场面，突然，他发出了一段惊人的论调：“人们在欢呼跳跃……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而战争才刚刚开始。”此时，凯南已经意识到未来两大军事联盟集团之间可能进行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广大范围内的激烈的全面对抗，他们可能将尽量地避免直接冲突，或者将矛盾放在别的地方来寻求解决——是谓“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当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横扫欧洲时，苏联、美国尚能够面对共同的敌人，暂释前嫌，联手抗击德国。美国务院声明：“任何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不管来自何处，都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和安全。”一贯敌视苏联的丘吉尔也说过：“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为魔鬼说好话的。”言下之意显而易见。但伴随着同盟国军队胜利进军的脚步声，美国与苏联不和谐的杂音越来越大。1945年初，正当苏联红军向西推进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叫喊：“苏联已经是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主张建立阻止苏军前进的防线。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合作由此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原本被共同利益掩盖着的矛盾和冲突如隐藏在水下的冰山一样重新浮出水面。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不会有的。苏联人民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当时一个美国报纸评价说这是“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为好战的声明。”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作为当时的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通过在苏联工作期间的观察思考，认为与美国意识形态迥然的苏联必然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新的威胁。1946年2月22日，由于他与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意见相左，所以他趁大使回国之际，不顾自己身患流感和牙疼，口述了一封5542个英语单词(约合8000汉字)的电报发回了美国务院，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一次提出了对付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遏制（containment，台湾、香港地区习惯称之为“围堵”，听起来似乎更直截了当）。
乔治·凯南主张通过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向苏联施加压力，阻止苏联扩大其影响。他说：“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恶、敌视并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定这个世界内部孕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乱破坏，最后将被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力量击败，从而被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代替。这个理论给予了苏联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的合法合理性，把苏联人与外部隔绝起来。所有这些就是苏联领导人的本能和本性要求。”“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陈旧的，其心理基础也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接触时是经不起比较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老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接触，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道了俄国社会的真相，就会担心会产生某种后果。他们学到的谋求安全的惟一方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他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那个国家达成协议或做出妥协。”
“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软弱得多的力量。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实际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反之，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就不会从中得到好处。”凯南把美国同苏联的斗争，看成是一场竞赛，“看谁最快、最成功地解决各自的问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能否赢苏联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战胜自己。”“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制定对前苏联的政策，凯南的建议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同。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的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报。
这里有个小花絮，据说，当时苏联驻美国的大使诺维科夫，在苏联政府莫洛托夫外交部长的要求下也写了这么一个报告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报告当中，他其实也对美苏关系不抱希望，认为美国正在对苏联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其实双方都是有这样的冷战政策出台的。
二战后苏军的强大实力让西方感到十分的不安
一篇署名“x”的文章
1947年，已经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化名“X”在《外交》杂志上详细阐述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题目为《苏联行动的根源》。他预言苏联将在若干年后土崩瓦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必须是长期、耐心和坚定的”，这样才能“有效对抗苏联的扩张”。凯南分析，“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和历史使命，人们一旦加以信仰，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取消。但是，西方可以把它遏制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领土之内”，凯南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前苏联采取“恐吓战略”，对莫斯科的各种行动和要求应该进行冷静分析。“苏联对西方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的点上，灵活、警觉地使用抵抗力量而被遏制”；“在俄国人露出侵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迹象之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抵抗力量（counterforce）”。凯南声称，美国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进行遏制，将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变得较为“温和与明智”，从而导致俄国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 凯南的这些建议最后均被美国政府采纳，并被长期奉行，直到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
但是，当时凯南的这篇文章没有解释“抵抗力量”的具体含义，由此造成许多人包括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望文生义，认为凯南所说的“遏制”就是以军事手段和军事对抗来抵制苏联的威胁。也许是凯南后来看到了华尔特·李普曼针对“遏制”的时评文章指出这种不分地点与手段的遏制根本不切实际（这些文章以《冷战》为题出版），他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试图澄清自己所说的意思是“遏制苏联，就是以政治手段遏制政治威胁，不是以军事手段遏制军事威胁”，他的“Ｘ”文章被李普曼“误读”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李普曼的《冷战》促使凯南修正他早期思想。事实上，他在1947年没有否定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含有军事性质，也从不忽视军事手段（如军事威慑、有限战争等等）在遏制苏联中的作用。但是，纵观凯南在战后各个时期的言论，他是把政治和经济视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并说明“遏制”并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成功或有必要推行的政策。
另外，凯南的遏制战略还着眼于促使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按西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西方可以影响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进程，尽管西方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他所主张的促使苏联和平变革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榜样、谈判与缓和。其时，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上发表了一次的演说，这个标志美国外交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开始勃兴的演说声称，“美国必须奉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少数武装者的政府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凯南对此持保留态度，1948年以后，凯南更坚决主张美国同苏联进行谈判和改善关系，认为这比孤立和对抗更有助于苏联的“软化”，因此，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者”而不被主流外交圈接纳。
由于冷战不断升温，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一个检查点，美苏两国的坦克相距只有百米而“怒目而视”，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
1988年11月，世界两大超级势力的三位领导人会面，新的格局即将形成。当时，57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45个月，77岁的里根入主白宫94个月，而乔治·布什在2个月后接替了里根，出任美国总统。
马歇尔计划的“工程设计师”
40年代末，凯南成为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重要助手，深受军人政治家乔治·马歇尔的器重，在其任国务卿期间（1947—1949年），他一手制定了美国在二战后耗费巨资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为马歇尔手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的办公室就在其办公室隔壁，他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直接进入马歇尔的办公室，并享有直接向他递交报告的特权。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经济战略。由于受到凯南的影响，马歇尔计划当时是刻意淡化甚至规避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凯南说，我不反对任何主义，只是反对贫穷与饥饿。他还希望马歇尔计划把苏东国家包括在内。但是，苏联对这个杜鲁门主义提出才几个月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充满了怀疑，虽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带了代表团去参加了会议，但是后来却退出了，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而且，由于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特别想参加这个计划，苏联非常担心这些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一个多月之后，苏联就马上跟东欧国家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西方一般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再后来就成立了经互会，最终导致了一个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形成。
马歇尔计划的作用是巨大的，从1948年到1951年底，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英国一位学者曾经感叹：乔治·凯南的名字更多是与其保留意见且很少参与的杜鲁门主义相关，而不是与“马歇尔计划”联系，而他在“马歇尔计划”中，绝对算得上是核心人物。但是，由于乔治·凯南自负的性格，他一直不见容于华盛顿的政治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却一直拒绝游说国会支持。他说他是一位外交官，不是一个推销员。当年的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评价他是一个“了解苏联却不了解美国”的人。
1949年，乔治·凯南担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顾问，为他出谋划策。1952年3月，凯南被再次派往前苏联，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不过，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5个月，由于他把在大使馆的生活比做纳粹集中营，而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只好悻悻回国。回国后，由于他与艾奇逊存在分歧，乔治·凯南离开美国国务院前往母校普林斯顿的一所高级研究院。1953年，约翰·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乔治·凯南被排挤出美国外交界。当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仑·杜勒斯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1961年，凯南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由于他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在遏制苏联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和利用苏联同其盟友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可以，而且应当鼓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闹独立，其方法包括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且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这些都成为他在南斯拉夫的重要工作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外交圈和政界似乎并不看好乔治·凯南的这一方略，他于1963年卸任。随后，他回到了母校普林斯顿，并终其一生都在这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工作。
布什的强硬作风给美国大兵们带了种种不幸
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让乔治·凯南失望，图为正在开赴海湾的美军官兵
被误读的凯南
乔治·凯南之所以1963年在不担任公职后能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对国际关系的深刻论断。作为一个已成为“局外人”的知识分子，没有了国务院和外交使馆的厅堂对他灵魂挤兑压缩，凯南向世人表现出了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力。许多人把凯南视为20世纪“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最出色的代表。
凯南分析苏联统治者不会直接与西方正面冲突，他们在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时则知难而退。基于此，凯南判断，苏联不会直接向发达的西方世界扩张，而是要向不属于西方世界的国家和战前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即介于西方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进行扩张。“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1948年6月18日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马上印证了凯南的观点。美英法西占区鉴于通货膨胀造成的金融紊乱和经济调敝，宣布6月21日实行货币改革。6月19日，苏联宣布“大柏林在苏占区之内，经济上为苏占区一部分”，同时对西方进入柏林的水陆交通实行管制。22日苏联决定在柏林发行新货币，作为整个大柏林的货币，美英法拒绝接受。23日，西方占领当局下令在柏林西占区也实施货币改革。24日，苏联切断西占区和柏林的一切水陆交通。美国表示决不后撤，立即组织对西柏林大规模空运。在历时11个月的封锁中，美国共动用飞机飞行19.5万架次，运送140万吨物资，维持了西柏林的正常生活。这次柏林危机是二战后美苏冷战的第一个高潮，是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第一次检验，果不出乔治·凯南所料，苏联在遇到西方强有力的抵抗时退却了。
事实上，乔治·凯南的判断完全正确，二战后苏联从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例如，苏联怕触怒美国，因此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劝解放军不要过江，之后又命其使馆独自跟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在朝鲜问题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安理会动议并通过派联合国部队赴朝鲜“抵御北朝鲜的侵略”的决议，而在安理会享有否决权的苏联，事先就将其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召回国休假，以避免在安理会与美国摊牌。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北朝鲜部队追击到鸭绿江边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在这情况下中国才派兵入朝。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第二、三次柏林危机和中东战争中，每次面对美国的直接对抗时，苏联都先行退让，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乔治·凯南关于苏联“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的战略判断。
在普林斯顿，“处江湖之远”的凯南，由于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而获得独立的思考精神。50年代凯南便已脱离了冷战共识；60年代他主张美苏实行缓和，限制双方军备竞赛；70年代，他又跳出了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观察世界事务的框框，开始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了被研究者称为合作的国际主义的世界观，1975年，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他提议美国发动“政治战争”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80年代，他更是频繁地抨击里根政府强硬的军事政策；90年代，冷战结束后，凯南认为美国应更加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更多利用多边行动而非单边行动来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北约东扩之际，93岁高龄的凯南指出利用俄国暂时困难窘迫之时扩大美国的联盟必将埋下冲突的种子，激发起俄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招致俄国的报复。但是，他的这些主张与思想大多与华盛顿当局者意见相左。
他强调美国人从建国之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天命观并不正确。美国只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它并不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尚的情怀，也无法独自应付众多的世界难题。如果说美国能够有什么独特力量的话，那就是养成一种隐忍恬静、恭谦慈悲的美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美国不应去充当别人的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好坏兼具的榜样。在纪念“X”文章发表40周年时，凯南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此外，凯南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坚强，使他可以掌握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武器。”
乔治·凯南文风优雅，一生著作颇丰，一共出版了约20部书，其中两部获得了普利策奖。略显可悲和讽刺的是，由于他的思想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大多被华盛顿有意或者无意的选择性误读，也许多年以后，人们提到凯南想起来的还是“遏制”、“冷战”等词语，而他人生后期一直倡导的“缓和”、“对话”、“合作”只能默默地存在于他的著作里了。
近百岁高龄的乔治·凯南依然睿智
马歇尔与“马歇尔计划”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年），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战略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镇。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17年赴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任驻法美第1集团军作战处处长、第8军参谋长。1919—19 24年任J.J潘兴将军的副官。1924—1927年任驻中国天津第15步兵团代理团长。1927—1932年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1936年8月晋升准将，任第3步兵师第5旅旅长。1938年夏任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兼陆军副参谋长。1939年9月1日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晋升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要成员、美国总统主要军事顾问，是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计划者和组织实施者。任内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坚决维护“先欧后亚”战略，力主在法国尽早开辟第二战场。曾随总统F.D罗斯福参加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等重要国际会议。1944年12月晋升五星上将，1945年11月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同年12月又应杜鲁门总统之请作为总统特使赴华调解国共关系，参与国共谈判。
马歇尔于1947年1月出任国务聊，拥护推行“冷战”政策的杜鲁门主义，提出并实施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参与发起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初去职。此后，马歇尔曾出任美国红十字会会长，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参与制定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政策。195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著有《马歇尔报告书》等。
“马歇尔计划”是“欧洲复兴计划”的通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的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1947年6月5日，国务卿G．C．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他说：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质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额外援助，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1947年7—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丹、挪、瑞典、葡、希、土、爱尔兰、冰岛16国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德国西部占领区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宣布接受)，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了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计划原定期限5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代之以《共同安全计划》。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余为贷款。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于1746年，起初名为“新泽西学院”，校址在伊莉莎白，1756年才迁到普林斯顿。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小镇，位于费城和纽约之间（离纽约55英里，离费城45英里），环境幽雅，生活富裕。
在普大256年的建校史上，出过不少光辉灿烂的人物，有着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著名的相对论大师爱因斯坦、数学大师冯诺依曼·阿廷等在这里从事过研究；历届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20多位是这所学校的教授；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姜伯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声、李政道、杨振宁都曾担任过普大的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还为美国培养了两位总统；1000多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先后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众议员、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州长和州政府的高级官员。由此，普林斯顿大学赢得了“美国政治家摇篮”的誉称。
在美苏对抗这盘棋局中，乔治·凯南看的相当透彻
一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8000字电报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柏林守军宣布投降。时隔6天，世人瞩目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在柏林举行。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0时开始生效。5月9日上午，苏联传播界向全国宣布了这一伟大喜讯。当晚，莫斯科烟花盛放，人们纵情高歌，翩翩起舞……然而，就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激情犹酣之时，在与马涅日广场毗邻的美国驻苏大使馆里，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参赞乔治·凯南躲在窗帘的后面观看热烈的场面，突然，他发出了一段惊人的论调：“人们在欢呼跳跃……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而战争才刚刚开始。”此时，凯南已经意识到未来两大军事联盟集团之间可能进行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广大范围内的激烈的全面对抗，他们可能将尽量地避免直接冲突，或者将矛盾放在别的地方来寻求解决——是谓“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当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横扫欧洲时，苏联、美国尚能够面对共同的敌人，暂释前嫌，联手抗击德国。美国务院声明：“任何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不管来自何处，都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和安全。”一贯敌视苏联的丘吉尔也说过：“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为魔鬼说好话的。”言下之意显而易见。但伴随着同盟国军队胜利进军的脚步声，美国与苏联不和谐的杂音越来越大。1945年初，正当苏联红军向西推进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叫喊：“苏联已经是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主张建立阻止苏军前进的防线。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合作由此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原本被共同利益掩盖着的矛盾和冲突如隐藏在水下的冰山一样重新浮出水面。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不会有的。苏联人民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当时一个美国报纸评价说这是“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为好战的声明。”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说，“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作为当时的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通过在苏联工作期间的观察思考，认为与美国意识形态迥然的苏联必然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新的威胁。1946年2月22日，由于他与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意见相左，所以他趁大使回国之际，不顾自己身患流感和牙疼，口述了一封5542个英语单词(约合8000汉字)的电报发回了美国务院，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一次提出了对付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遏制（containment，台湾、香港地区习惯称之为“围堵”，听起来似乎更直截了当）。
乔治·凯南主张通过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向苏联施加压力，阻止苏联扩大其影响。他说：“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恶、敌视并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定这个世界内部孕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乱破坏，最后将被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力量击败，从而被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代替。这个理论给予了苏联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的合法合理性，把苏联人与外部隔绝起来。所有这些就是苏联领导人的本能和本性要求。”“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陈旧的，其心理基础也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接触时是经不起比较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老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接触，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道了俄国社会的真相，就会担心会产生某种后果。他们学到的谋求安全的惟一方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他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那个国家达成协议或做出妥协。”
“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软弱得多的力量。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实际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反之，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就不会从中得到好处。”凯南把美国同苏联的斗争，看成是一场竞赛，“看谁最快、最成功地解决各自的问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能否赢苏联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战胜自己。”“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制定对前苏联的政策，凯南的建议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同。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的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电报。
这里有个小花絮，据说，当时苏联驻美国的大使诺维科夫，在苏联政府莫洛托夫外交部长的要求下也写了这么一个报告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报告当中，他其实也对美苏关系不抱希望，认为美国正在对苏联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其实双方都是有这样的冷战政策出台的。
二战后苏军的强大实力让西方感到十分的不安
一篇署名“x”的文章
1947年，已经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化名“X”在《外交》杂志上详细阐述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题目为《苏联行动的根源》。他预言苏联将在若干年后土崩瓦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必须是长期、耐心和坚定的”，这样才能“有效对抗苏联的扩张”。凯南分析，“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和历史使命，人们一旦加以信仰，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取消。但是，西方可以把它遏制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领土之内”，凯南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前苏联采取“恐吓战略”，对莫斯科的各种行动和要求应该进行冷静分析。“苏联对西方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的点上，灵活、警觉地使用抵抗力量而被遏制”；“在俄国人露出侵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迹象之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抵抗力量（counterforce）”。凯南声称，美国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进行遏制，将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变得较为“温和与明智”，从而导致俄国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 凯南的这些建议最后均被美国政府采纳，并被长期奉行，直到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
但是，当时凯南的这篇文章没有解释“抵抗力量”的具体含义，由此造成许多人包括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望文生义，认为凯南所说的“遏制”就是以军事手段和军事对抗来抵制苏联的威胁。也许是凯南后来看到了华尔特·李普曼针对“遏制”的时评文章指出这种不分地点与手段的遏制根本不切实际（这些文章以《冷战》为题出版），他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试图澄清自己所说的意思是“遏制苏联，就是以政治手段遏制政治威胁，不是以军事手段遏制军事威胁”，他的“Ｘ”文章被李普曼“误读”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李普曼的《冷战》促使凯南修正他早期思想。事实上，他在1947年没有否定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含有军事性质，也从不忽视军事手段（如军事威慑、有限战争等等）在遏制苏联中的作用。但是，纵观凯南在战后各个时期的言论，他是把政治和经济视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并说明“遏制”并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成功或有必要推行的政策。
另外，凯南的遏制战略还着眼于促使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按西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西方可以影响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进程，尽管西方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他所主张的促使苏联和平变革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榜样、谈判与缓和。其时，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上发表了一次的演说，这个标志美国外交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开始勃兴的演说声称，“美国必须奉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少数武装者的政府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凯南对此持保留态度，1948年以后，凯南更坚决主张美国同苏联进行谈判和改善关系，认为这比孤立和对抗更有助于苏联的“软化”，因此，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者”而不被主流外交圈接纳。
由于冷战不断升温，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一个检查点，美苏两国的坦克相距只有百米而“怒目而视”，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
1988年11月，世界两大超级势力的三位领导人会面，新的格局即将形成。当时，57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45个月，77岁的里根入主白宫94个月，而乔治·布什在2个月后接替了里根，出任美国总统。
马歇尔计划的“工程设计师”
40年代末，凯南成为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重要助手，深受军人政治家乔治·马歇尔的器重，在其任国务卿期间（1947—1949年），他一手制定了美国在二战后耗费巨资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为马歇尔手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的办公室就在其办公室隔壁，他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直接进入马歇尔的办公室，并享有直接向他递交报告的特权。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经济战略。由于受到凯南的影响，马歇尔计划当时是刻意淡化甚至规避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凯南说，我不反对任何主义，只是反对贫穷与饥饿。他还希望马歇尔计划把苏东国家包括在内。但是，苏联对这个杜鲁门主义提出才几个月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充满了怀疑，虽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带了代表团去参加了会议，但是后来却退出了，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而且，由于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特别想参加这个计划，苏联非常担心这些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一个多月之后，苏联就马上跟东欧国家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西方一般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再后来就成立了经互会，最终导致了一个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形成。
马歇尔计划的作用是巨大的，从1948年到1951年底，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英国一位学者曾经感叹：乔治·凯南的名字更多是与其保留意见且很少参与的杜鲁门主义相关，而不是与“马歇尔计划”联系，而他在“马歇尔计划”中，绝对算得上是核心人物。但是，由于乔治·凯南自负的性格，他一直不见容于华盛顿的政治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却一直拒绝游说国会支持。他说他是一位外交官，不是一个推销员。当年的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评价他是一个“了解苏联却不了解美国”的人。
1949年，乔治·凯南担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顾问，为他出谋划策。1952年3月，凯南被再次派往前苏联，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不过，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5个月，由于他把在大使馆的生活比做纳粹集中营，而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只好悻悻回国。回国后，由于他与艾奇逊存在分歧，乔治·凯南离开美国国务院前往母校普林斯顿的一所高级研究院。1953年，约翰·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乔治·凯南被排挤出美国外交界。当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仑·杜勒斯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1961年，凯南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由于他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在遏制苏联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和利用苏联同其盟友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可以，而且应当鼓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闹独立，其方法包括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且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这些都成为他在南斯拉夫的重要工作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外交圈和政界似乎并不看好乔治·凯南的这一方略，他于1963年卸任。随后，他回到了母校普林斯顿，并终其一生都在这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工作。
布什的强硬作风给美国大兵们带了种种不幸
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让乔治·凯南失望，图为正在开赴海湾的美军官兵
被误读的凯南
乔治·凯南之所以1963年在不担任公职后能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对国际关系的深刻论断。作为一个已成为“局外人”的知识分子，没有了国务院和外交使馆的厅堂对他灵魂挤兑压缩，凯南向世人表现出了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力。许多人把凯南视为20世纪“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最出色的代表。
凯南分析苏联统治者不会直接与西方正面冲突，他们在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时则知难而退。基于此，凯南判断，苏联不会直接向发达的西方世界扩张，而是要向不属于西方世界的国家和战前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即介于西方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进行扩张。“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1948年6月18日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马上印证了凯南的观点。美英法西占区鉴于通货膨胀造成的金融紊乱和经济调敝，宣布6月21日实行货币改革。6月19日，苏联宣布“大柏林在苏占区之内，经济上为苏占区一部分”，同时对西方进入柏林的水陆交通实行管制。22日苏联决定在柏林发行新货币，作为整个大柏林的货币，美英法拒绝接受。23日，西方占领当局下令在柏林西占区也实施货币改革。24日，苏联切断西占区和柏林的一切水陆交通。美国表示决不后撤，立即组织对西柏林大规模空运。在历时11个月的封锁中，美国共动用飞机飞行19.5万架次，运送140万吨物资，维持了西柏林的正常生活。这次柏林危机是二战后美苏冷战的第一个高潮，是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第一次检验，果不出乔治·凯南所料，苏联在遇到西方强有力的抵抗时退却了。
事实上，乔治·凯南的判断完全正确，二战后苏联从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例如，苏联怕触怒美国，因此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劝解放军不要过江，之后又命其使馆独自跟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在朝鲜问题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安理会动议并通过派联合国部队赴朝鲜“抵御北朝鲜的侵略”的决议，而在安理会享有否决权的苏联，事先就将其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召回国休假，以避免在安理会与美国摊牌。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北朝鲜部队追击到鸭绿江边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在这情况下中国才派兵入朝。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第二、三次柏林危机和中东战争中，每次面对美国的直接对抗时，苏联都先行退让，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乔治·凯南关于苏联“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的战略判断。
在普林斯顿，“处江湖之远”的凯南，由于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而获得独立的思考精神。50年代凯南便已脱离了冷战共识；60年代他主张美苏实行缓和，限制双方军备竞赛；70年代，他又跳出了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观察世界事务的框框，开始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了被研究者称为合作的国际主义的世界观，1975年，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他提议美国发动“政治战争”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80年代，他更是频繁地抨击里根政府强硬的军事政策；90年代，冷战结束后，凯南认为美国应更加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更多利用多边行动而非单边行动来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北约东扩之际，93岁高龄的凯南指出利用俄国暂时困难窘迫之时扩大美国的联盟必将埋下冲突的种子，激发起俄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招致俄国的报复。但是，他的这些主张与思想大多与华盛顿当局者意见相左。
他强调美国人从建国之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天命观并不正确。美国只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它并不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尚的情怀，也无法独自应付众多的世界难题。如果说美国能够有什么独特力量的话，那就是养成一种隐忍恬静、恭谦慈悲的美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美国不应去充当别人的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好坏兼具的榜样。在纪念“X”文章发表40周年时，凯南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此外，凯南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坚强，使他可以掌握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武器。”
乔治·凯南文风优雅，一生著作颇丰，一共出版了约20部书，其中两部获得了普利策奖。略显可悲和讽刺的是，由于他的思想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大多被华盛顿有意或者无意的选择性误读，也许多年以后，人们提到凯南想起来的还是“遏制”、“冷战”等词语，而他人生后期一直倡导的“缓和”、“对话”、“合作”只能默默地存在于他的著作里了。
近百岁高龄的乔治·凯南依然睿智
马歇尔与“马歇尔计划”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年），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战略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镇。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17年赴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任驻法美第1集团军作战处处长、第8军参谋长。1919—19 24年任J.J潘兴将军的副官。1924—1927年任驻中国天津第15步兵团代理团长。1927—1932年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1936年8月晋升准将，任第3步兵师第5旅旅长。1938年夏任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兼陆军副参谋长。1939年9月1日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晋升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要成员、美国总统主要军事顾问，是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计划者和组织实施者。任内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坚决维护“先欧后亚”战略，力主在法国尽早开辟第二战场。曾随总统F.D罗斯福参加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等重要国际会议。1944年12月晋升五星上将，1945年11月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同年12月又应杜鲁门总统之请作为总统特使赴华调解国共关系，参与国共谈判。
马歇尔于1947年1月出任国务聊，拥护推行“冷战”政策的杜鲁门主义，提出并实施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参与发起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初去职。此后，马歇尔曾出任美国红十字会会长，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参与制定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政策。195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著有《马歇尔报告书》等。
“马歇尔计划”是“欧洲复兴计划”的通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的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1947年6月5日，国务卿G．C．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他说：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质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额外援助，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1947年7—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丹、挪、瑞典、葡、希、土、爱尔兰、冰岛16国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德国西部占领区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宣布接受)，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了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计划原定期限5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代之以《共同安全计划》。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余为贷款。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于1746年，起初名为“新泽西学院”，校址在伊莉莎白，1756年才迁到普林斯顿。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小镇，位于费城和纽约之间（离纽约55英里，离费城45英里），环境幽雅，生活富裕。
在普大256年的建校史上，出过不少光辉灿烂的人物，有着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著名的相对论大师爱因斯坦、数学大师冯诺依曼·阿廷等在这里从事过研究；历届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20多位是这所学校的教授；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姜伯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声、李政道、杨振宁都曾担任过普大的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还为美国培养了两位总统；1000多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先后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众议员、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州长和州政府的高级官员。由此，普林斯顿大学赢得了“美国政治家摇篮”的誉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