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沅醴、巍巍武陵，坐落在湘西长山大河间的常德，直到晋代还是陶渊明先生的世外桃源；明代以后，这里渐渐成为“左包洞庭之阳，右抗五溪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齿，即滇黔之喉嗌也欤”的富庶之地，盛产粮、棉、油、烟、酒、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这里值得书写的故事不算很多；但一段“虎贲部队保常德，官兵视死皆等闲，八千勇士血流尽，一寸土地一寸血”的往事，使这个湘西山城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了辉煌而又悲壮的一页。1943年底，不甘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正是从这座湘西名城开始了的最后疯狂；也正是在这里，数万中国军人，以他们的勇气、智慧和生命，铸就了抗日战争中一座永志难忘的丰碑……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曾在这场战役中奋战，活着或已经故去、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国军人，他们的姓名也许已经泯灭在了逝去的硝烟中，但他们的功勋将永存！
　　


　　


　　艰难修筑中的滇缅公路是日军的心腹大患
　　


　　日军水路并进迅速集结
　　
　　帝国的“决断”
　　
　　日本军队中国大陆最后的疯狂，是从1943年底开始的。对于轴心国来说，1943年是噩梦开始的一年：曾让大英帝国惊竦不已的德国非洲军，在阿尔尼姆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北非的战俘营；而9月落下帷幕的库尔斯克之战，则又成为“德国坦克兵这只天鹅一曲哀婉的绝唱”（苏联元帅科涅夫语）。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同盟国，在这一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立了彻底粉碎轴心国的反攻战略（本来美国建议召开的是一次中、美、英、苏四大国“峰会”，但由于斯大林坚决反对中国参加，因此中、美、英三国和美、英、苏三国分别召开了针对日本的开罗会议和针对德国的德黑兰会议）。尽管轴心国阵营的土崩瓦解已经开始，但点燃战火的法西斯德国与日本，为了逃避正义的惩罚，却依然在拿那些因战争而亢奋、因亢奋而战争的国民当赌注，准备进行绝望的困兽之斗。
　　面对同盟国的反攻，日本帝国在1943年的顽抗，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中途岛大败和瓜达尔卡纳尔的失利，使帝国海军已经比较现实地把维持太平洋上“国防圈”的完整当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自信“武运长久”的日本陆军，此时却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战争目标和与总体战略——帝国陆军对中国战场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而在太平洋战区则开始无奈却不停向大海上输送一去不复返的 “炮灰”。1943年中以来，盟军的潜艇和日本运输船队的缺额，使得物资紧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潜力，但是建立物资供应捷径的“大陆交通战”，却还要等1944年初才开始启动。
　　在1939年的武汉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的行动由于其国力和战略的缺陷被限制为中等规模进攻作战，看上去这种攻势既可以削弱国军实力，又可以牵制盟军在滇南的反击，但这些表面上颇为积极的战役行动，始终缺乏一个连贯的战略作为指导——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岛国在大陆战略上的天然缺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侵华日军不肯放弃任何既有的成果，因此“皇军”精华在从东北到中太平洋的各战区一线排开，在中国大陆除了守成之外和发动一些中小型攻势，始终不能发起一个能改变大陆战局的决定性会战。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太平洋上只能坐以待毙，但侵华日军在战术和战役上相对于中国军队都还保持一定的优势，因此，已经落入困兽之局的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区此时还有一定的资本可以供帝国军人为了荣誉去“浪费”——日军那些中小规模攻势，与其说具有重要意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帝国军人“依然存在”并且骁勇善战而进行的挥霍。
　　以中国战区的华中战场为例， 1943年上半年日军在第六战区便已进行了两次中等规模会战，分别是2月的“江北歼灭战”与5月的鄂西会战。前者不过是消灭了石首、华容一带的军阀王劲哉，后者则偷鸡不着蚀把米，最后被吴奇伟的江防军打得灰头土脸。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侵华日军都对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攻略都十分认同：在俊六手下的三个主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华东的第13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华中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对中国派遣军的战略规划均嗤之以鼻。资历较老的岗村宁次，露骨地说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是一个低能、缺乏远见的指挥机构，只能应付日常事务与解决一些战术性问题，对长期中日两军相持的僵局，拿不出办法，致使日军大部队长期在华劳而无功。岗村宁次认为俊六与其司令部“能力平平”，所以自己连意见都懒得提 (不过，岗村宁次倡导的日军对中国大后方贵州、四川、广西各省进行战略进攻、“击退由黄埔生掌握，国家观念极强的国民党军”方案，在1943年底以后也不怎么现实)。
　　然而，1943年上半年的鄂西会战无功而返，并没有打消中国派遣军对类似中等规模会战的兴致。6月，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俊六大将又建议在下半年向四川发动局部进攻作战，但日军大本营以太平洋战局日趋不利、而中国华北地区“治安”情况也非常严峻为理由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8月初，帝国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决定，在年底之前从中国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太平洋战场，因此要求中国派遣军1943年下半年的作战重点放在加强占领地区的稳定上；8月下旬，由于情报显示中国陆军11、20集团军在昆明已集结24个师、25万人，估计在滇缅战区将有反攻行动，因此日军大本营又改变计划，要求中国派遣军组织攻势，牵制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战役企图——其理由是通过在第六、九战区的进攻，可以阻止这里的中国军队向云南方向抽调（事实上，由于装备、训练标准的差距，内地国军即使抽调到云南，却也很少能马上投入缅甸战场的作战）。有意思的是，杉山元在战后回忆中，又将常德会战的最初发起人者说成是中国派遣军，并且声称常德与缅甸“远隔千里，如何策应？”事实上，无论谁是常德进攻作战的第一个提议者，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仍保有的进攻能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反复争议中没有多大意义的浪费了。
　　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在8月下旬的指示，于8月28日制定了《昭和18年（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主导思想是在华北努力确保占领区，在华中以第11军和第13军主力分别发起常德与广德作战。9月7日， 俊六接到了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的亲笔信，其要点是：在不妨碍大本营全面兵力运用之范围内（希望自己发起的作战行动不会影响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但却会影响对手的下一步行动，似乎有点过于一厢情愿），为了极力加强对敌压迫，牵制云南方面远征军的反攻，必须进行常德作战；常德作战在实现歼灭敌主力，牵制敌兵力的同时，不能影响大本营抽调第11军第3、13等甲种师团赴太平洋战场的预定计划——杉山元的“决断”，无疑确定了日军在常德作战中最核心的战役目标，当然，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战役双方成败得失的基础。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决定由其惟一的战略机动部队第11军来完成常德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随后给11军下达的任务是：11军主力连同加强部队（共35个步兵大队），应由董市、石首向前推进，攻占常德；继而部队应追索常德方面集结的反攻之敌，并予以歼灭；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中国在缅甸的反攻形势，适时返回，恢复原态势。整个战役，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策划、指挥。
　　1942年从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任上调入第11军的横山勇中将（接替因座机被击落而毙命的冢田攻），因为5月的鄂西进攻作战不利，在受领任务后对这次的常德作战，表现格外谨慎。此时他麾下的5个师团中，有2个前身为“常设师团”的第3、13师团，装备和战力均较强，但前一阶段鄂西作战不利，使这些部队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接到常德作战的指令后，横山勇即以兵力不足为理由，要求抽调第13军主力116师团加强第11军——这个要求遭到了第13军的强烈抵制，而出面协调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则被横山勇以没有魄力为由多次指责（这个小插曲对这次战役的结果，多少产生了些影响）。
　　10月9日，横山勇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横山勇总结之前历次作战的教训，决定改变日军一贯的钳状合围打法（这种打法往往会在开战之初就被国军于识破战役企图和战略目标）。在常德进攻作战中，他决定采用广正面之多点突破的战术：第11军所属四个师团于左翼滨湖区齐头并进，意图打散滨湖区之第一线兵团(日军战史中特别提出要痛击国军第44军，以报在鄂西会战受其夹击之恨)，第116师团为派遣军突进队，由右翼的洞庭湖区突破，而后与一起左转的北面部队会师常德，包围国军的第一线兵团，并与进援常德之第二线兵团正面决战，达成消耗国军实力之目的。横山勇的常德作战计划，应该说确实接受了鄂西进攻战失利的教训，因此按俊六密令“协助”横山勇制定作战计划的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在看到该计划后，给予的评价是：“近乎完美”。
　　按照该计划，从10月上旬开始，皖南、赣北、武汉、信阳等地的日军开始向江陵、沙市、石首集结，至10月31日，日军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佐久间为第68师团、澄田涞四郎第39师团、岩永汪第116师团和佐佐木、户田、古贺、宫肋、柄田五个军直属支队（来自独立第17旅团，第34、32和58师团等部）均已到达进攻出发地区，第40师团也完成了协助进攻的准备工作。根据进攻地域水网众多的特点，日军还在监利、沙市之间的江湖河汊中完成了30余艘军舰、300艘汽艇、1000余艘民船的集结，并在武汉集中了第3飞行师团的约50-100架飞机为进攻作战提供空中掩护和支援。为了实施这次战役，横山勇计划动用的总兵力约14.5万人（含汪伪第5、11、12、13和128师），其中参加前线作战的日军兵力大致在9万人以内。
　　常德会战，就这样伴随着日军支离破碎的战略和模糊不清的战役目标诞生了。在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大本营似乎才最终认识到其大陆战略的症结所在，又在这次战役之后紧接着开始了“大陆交通战”。因此，这次即将在湘西重镇常德爆发的大战，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日本陆军在战争期间最后一次战略进攻的序幕。
　　常德古称武陵，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下游和澧水中游，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部为沅、澧水下游及洞庭湖平原区，东临洞庭湖，为长沙屏障，西接武陵山、雪峰山，扼川东门户，素有“荆楚要地，湘楚唇齿，吴蜀咽喉，滇黔户牍”之称。在1943年的中国战场，常德是四川与华中连接之要道，贯连华中五省两大战区的咽喉走廊，拱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而且该地区的粮、棉、油等物资以及人口资源，也是支撑抗战的重要物质基础，无论政治、军事，还是地理、经济都在中国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吸引中国军队的角度看，日军在常德策划进攻是一个聪明的计划：国民政府对常德地区一向非常重视，第六战区在《拱卫陪都计划》中明确指出：保卫陪都必须确保常德、恩施、巴东等要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军委会）也在《拱卫陪都作战计划》中明确规定，当日军进攻常德时，除第六战区外，第九战区至少将投入3个军，第三、四战区至少各抽出1个军策应，并规定常德作战将由军委会直接指挥。
　　负责常德一带防务的国军第六战区，此时下辖第10、26、29、33集团军和江防军，总兵力共计12个军35个师。第六战区的防区正面从监利至石牌，再折向汉水的V字形，整个防线宽达270公里，分为二大部分：一是以石牌要塞为核心的自长江入川门户，这里设有长江上游总司令部，配署国军嫡系的土木系最精锐的部队，是整个第六战区的主力；二就是以常德为主战场的湘西洞庭湖滨地区，处第六战区江防主阵地的右翼。由于鄂西会战之后未能收复石首、华容等要地，致使日军不但占领着态势良好的西进桥头阵地，而且使长江南岸第29和第10集团军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只能沿松磁河以东南北流向的九都大河、太平运河等河流建立防线。第六战区名义上的司令长官为陈诚，但此时则由在抗日战场上久负盛名的陆军二级上将孙连仲担任代理司令长官，负责战区作战行动的指挥。在日军精心策划常德进攻作战的同时，第六战区的具体部署是：第29集团军位于滨湖区，与第10集团军并肩展开构成宽大正面的第一线兵团；江防军镇守长江正面，可视情况增援滨湖区正面；第26集团军位于鄂西江北。除了一线部队外，第33集团军由战区控制为第二线兵团主力；第100军位于浏阳为战区总预备队。战区内战斗力最强的第74军，此时虽然部署在常德、桃源，但系军委会直属部队，只是暂归第六战区督训。
　　常德会战爆发前，第六战区队虽因第20集团军调往云南而显得有些空虚，而且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但这些部队均有与日寇血战多年的经历，战斗意志远非那些在豫、陕各地多年未经大战的“国军精锐”所能比。一线的第29集团军为川军王缵绪派系，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惨重，近乎覆没，后经补充整训部署于洞庭湖畔，历经1939年冬季攻势后的历次战役，俨然已经成为此地的“老土地”；在常德战役前，该集团军原辖第67军被调走，代之以湘军旧部第73军。部署在二线的第33集团军原在第五战区的在历次作战中损失较大，尤其在1940年枣宜会战中元气大伤，因其西北军的杂牌血统，虽然是历次大战的英雄部队（张自忠将军就曾是该集团军司令），在补充上不如嫡系，因此战斗力逐渐衰落。第26集团军原是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此时正在后方整补，所部第32军虽是晋军，但骁勇善战，历经津浦路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都被当作一等主力来使用；第26集团军第75军则是浙军旧部第6师扩编而成，武汉会战之后，逐渐中央化，成为土木系的主要部队之一。第六战区在常德地区主要防御部队第10集团军，所辖第66军与第79军都是土木系部队中的精锐；暂归战区督训的第74军，更是国军精锐中的精锐，抗战以来几乎打遍所有硬仗：从淞沪会战开始，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第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几乎是无役不从，战功彪炳。该军在1940年换装后改称攻击军，直属军事委员会，并作为各大战场的机动预备队，是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中一张王牌。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敬畏，并以“三五部队”呼之（74军所辖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
　　1943年9月以来，鉴于当面日军调动频繁，国民政府判断日军有进攻企图，开始修订作战计划，调整部署，落实作战准备；10月下旬，军委会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日军将有向长江、洞庭湖三角地带进攻，以消耗牵制我兵力的企图。根据这一判断，军委会于10月28日电令第六、第九、第五战区调整部署。第六战区遵照这一电令，结合战区修订的作战计划，决心以一部兵力占领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主力向澧水、沅水两岸集结，待机发动全面反击。第六战区重新部署如下：
　　第29集团军44军担负烂泥沟、南县、甘家厂（不含）以及津、澧一线守备；第10集团军79军主力与66军一部，担负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不含）一线守备；江防军之30军担负茶店子、石牌守备；第26集团军75军担负三游洞、毡帽山、阎王口一线守备；第33集团军77军主力与59军一部，担负大木岭、栗溪、转斗湾一线守备。以上部队为第一线兵团。其余各部主力分别集结于石门、暖水街、聂家河、三斗坪、窑湾溪、兴山、报信坡、刘侯集、安家集地区，为第二线兵团。至10月底，各部队都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准备迎击日军的进攻。
　　


　　国民党将领在常德前线指挥战斗
　　


　　战役前期国军对日军发起反攻
　　


　　由于国军官兵的拼死抗击，日军的攻势一度得到遏制
　　


　　迅速突进的日军对中国百姓烧杀抢掠
　　


　　日军的进攻使国军遭受巨大损失，图中为英勇牺牲的国军士兵
　　
　　风云初起
　　
　　11月1日，日军第3、13、39、68和第116共5个师团兵分四路，按照横山勇的计划，从长江南岸的宛市、弥陀寺、藕池口、石首、华容一线开始全线攻击：左翼第39和第13师团直取第10集团军主力阵地；中路第68师团径攻慈利、第3师团以切断第10集团军和29集团军联系为目标，在第29集团军阵前渡江；第116师团则在摆出与68师团钳形攻击第73军的态势后，出奇兵态势水运渡过洞庭湖、在第29集团军右翼澧县一带登陆包抄44军（并且为突袭常德暗渡陈仓）；为了牵制第九战区的国军，日军另以第40师团发动了牵制性攻势，整个战役规模远远超出国军的预期。按照横山勇的如意算盘，日军将在多点突破后一举重创国军一线第10、29集团军，然后以第68和第116师团钻隙突进；只要这两个师团能在战役初期的混战之际攻下常德，就可使国军第六战区主力部队进退失据，在日军的前后夹击下土崩瓦解。
　　当日，国军一线部队第79军98师、暂6师、第66军185师、第44军150师、162师在日军的攻势中首当其冲，各部即凭借阵地奋起迎战；2日，第79军194师与日军第13师团接战。第10集团军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如先前预测，为暖水街、王家畈一带，乃电令66军和79军主力开往暖水街、王家畈布置防御主阵地；按照集团军的命令，两军分别以一部迟滞日军，主力于4日退入主阵地，准备依托既设阵地阻滞日军攻势，等待援军。11月3日，沿江全线爆发激战，73军于澧县，44军于东港，79军于街河市都发现日军主力，日军投入兵力规模之大，大出预料。战至3日，一线阵地已有多处被日军突破，缺口最大的是在左翼，日军116师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河，44军据河堤抵抗，但终不支而退。配属68师团的户田支队攻占南县，因正面的第九战区99军92师不战而退，使该敌又得以进占三仙湖，进抵洞庭湖北岸。日军68师团迂回进攻安乡，39师团西进渔阳关，第3、13师团渡过太平运河、雾气河，迫使国军退守狮子口、公安、甘家口、松磁河一线。
　　见日军发起全面攻势，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指示所部：“一、第10、第29集团军之一线部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予敌以严重打击，对安乡要尽可能保有，至万不得已时，可留一小部于敌后尾击、侧击，主力退守汇口、孟家溪、街河市、斯家厂、洋溪一线继续抵抗。二、第29军集团军应指定1个师坚守津、澧，1个师坚守石门，主力在石门西北地区集结。三、江防军应固守江防及沿江要塞，第26、第33集团军应即准备策应江防军之作战。”——孙连仲之所以如此部署，主要是担心日军仍是效仿鄂西会战，先在湘西地区大举进犯，造成主攻假象，最后主攻矛头还是指向陪都门户石牌；客观上说，在没有判明日军战役企图前，首先力保长江门户，也是老成持重之着。因此，孙连仲没有贸然调动江防军东进应援，而对战况激烈的沿江一线战场，仅是要求尽量固守各乡镇据点，并凭借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按照战区司令部的判断，此时战区预备队第26、33集团军也没有调往湘西，重点还是放在策应江防军守石牌关上。当然，第六战区对日军攻击常德的企图也预做了安排，并请求军委会将直辖之第74军转归战区指挥，以该军57师守备常德，主力在太浮山西南集结，作为战区机动力量；军委会则以难得的效率批准第六战区的请求，并电令第五、第九战区各出动2个师分别向钟祥、岳阳方向日军攻击，以策应第六战区作战。
　　11月4日，国军一线各部均按照战区命令向主阵地转移，后卫部队亦能沉着应战，整个转移比较有序，并未因日军的数量优势而乱了阵脚。江防军抽调第86军13师向津洋口集结，待命策应第10集团军，江防军主力第18军也在江防阵地中向前推进，待命驰援。日军方面，由于割裂国军第10、29集团军的企图迟迟未能实现，并且国军主力正在向后收缩，急于寻歼国军有生力量的横山勇见此情况，遂将开战以来一直在第3师团后面跟进的佐佐木支队也投入了战斗，这支日军生力军攻击相当犀利，当天中午就攻陷公安。
　　11月5日孙连仲初步判明日军主攻方向为常德，电令各部调整部署，江防军第13师和第18军均奉命南下应援，第26、33集团军则开始准备机动策应湘西。6日，日军相继攻占茶园寺、王家桥、新河市、东岳庙、甘家厂等地，尤其是第13师团前锋突入暖水街东侧。在日军优势兵力和火力的压制下，国军第10集团军退守聂家河、王家畈、两河口、暖水街、闸口、王家厂一线主阵地，第29集团军退守永镇河、红庙、龙山一线主阵地，滨湖地区基本为敌所占，不过正面国军主力尚较完整，且已转入主阵地，总体而言，战况并不算太差。
　　11月7日，国军一线兵团两个集团军已在王家畈、暖水街、红庙一线形成完整防线，以74军为主的二线兵团也正在机动途中。日军渡江之后，以第3、13、39、68师团主力展开全面进攻：第39师团已于当日攻占萧家店、刘家场，并以231联队第3大队攻占枝城、宜都，解除师团侧背威胁；第3师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突破第10集团军主阵地右翼九王庙，迫使守军退至龙凤垭；第13、第116师团则仍分别纠缠于与暖水街、红庙守军激战中。第10集团军为策应正面苦战的79军，以66军向突至刘家场一带的日军发起反击，但未奏效。79军暂6师经数日激战，退入主阵地核心暖水街，而79军98师、194师均在奋力抗击当面之敌，199师则向暖水街侧翼出击，以减轻正面压力，至此79军已形成以暖水街为核心的防御态势。当天16时第六战区电示第10集团军：“查暖水街、马踏溪、干溪滩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重大，该军若能坚守三日，当予着重奖赏！”蒋介石也手令第10集团军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突进之敌。
　　应该说，如果有足够的兵力，那么暖水街破敌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当面日军兵力雄厚，包括第13、39师团全部和68师团一部，可不是一个区区第10集团军3万余人就能应付过来的，更何况此时该集团军5个师已经分散各处。在第六战区国军空以电令要求第10集团军固守暖水街三日、却没有派出援军的同时，横山勇为了实现计划中的纵深突破，开始将向暖水街一带收缩主力，力图在该地突破国军防御。国军对此的反映是将战区预备队第26、33集团军就近投入荆州当阳一线，攻击当面日军以求围魏救赵之效，但这非但不能动摇横山勇正面突破的决心，反而成了远水不解近渴的败招，给了日军在第10集团军正面维持数量优势的机会，第10集团军陷于苦战。
　　8日，日军主力进抵暖水街，第11军以宫协支队接替第13师团防务，使之腾出手来全力猛攻暖水街，第10集团军全线激战，主阵地战况尤为惨烈。第10集团军司令王敬久深知所部仅两个军，兵力、机动力皆不如日军，而且江防军不能轻出，右翼第29集团军正在与日军激战中根本无法来援，战区后援部队尚在途中，只能靠自己力量。为此，他对在暖水街一带大胆采用了机动防御战术，一方面坚守暖水街、王家畈核心阵地，另一方面集团军主力收缩防御地带，以灵活的内线反击粉碎日军攻势。在此战略指导下，98师、194师且战且退，先后放弃干溪滩、闸口、王家厂等地，而暂6师则全力死守暖水街。
　　9日，日军大举进犯暖水街，“如波逐浪，拥进不己”。暂６师在师长赵季平指挥下顽强坚守，即使是一些被日军割裂的部队也不后撤，死战不退，日军攻势屡遭挫败。在正面猛攻接连不克后，日军只得转而迂回暖水街侧翼，但已收缩防御的79军194师与66军199师密切协同，顺利逐退了日军迂回部队。不过，第10集团军主力的后撤，也致使坚守暖水街的暂6师陷于孤立，为保存实力，第10集团军于9日夜命令该师向子良坪突围。暂6师冲破日军阻截突至子良坪后，又遭到由暖水街以南突进的日军第13师团猛攻，因在坚守及突围战斗中伤亡惨重，无法顶住日军的攻击只得再退至扁担湾。至此，虽然暖水街失守，但第10集团军主力尚存，防线依然完整，尤其是收缩防御地带后，第10集团军掌握79军98师、199师为预备队，凭借内线作战之利，防御态势仍保持稳定；而拿下暖水街日军主力，还是无法突破第10集团军的防御地域，只能无奈地在暖水街地区徘徊。为了能在暖水街一带突入第六战区纵深，11日，前线日军又改变战术，以联队为单位分兵进击，企图多点施压，冲破第10集团军防御，第10集团军各部则在坚守前沿的同时，以预备队的灵活出击及时歼灭了零星突入纵深的敌人，日军大部队依然在这一带踯躅不前。国军战史记载，当日“敌我阵线交错，互无进展。”当夜，日军攻入第10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太平街，集团军直属独立工兵第30营与敌短兵，掩护司令部撤离，足见当时战况之犬牙交错。
　　由于孙连仲一直对石牌要塞记挂在心，对江防军的使用十分持重，第13师及第18军的驰援一直是稳步前行，还不时回盼，严防日军杀个回马枪，不过到11日，这支援军也终于接近第10集团军防御地带。12日，日军仍猬集于第10集团军当面，进展如蜗牛爬行。无可奈何的横山勇见王家厂、暖水街一线僵持日久，而在日军右翼实力强劲的国军江防军正稳步来援，如再不想办法打破僵局，他的“完美计划”就会在第10集团军与江防军的两面夹攻下成镜花水月，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将主力调往新安、石门一线，将突破重点改为第29集团军正面，暖水街方面只留39师团一部进行牵制性作战，掩护主力侧后。对于日军的这一举动，实力尚在的第10集团军如果能迅速组织反攻，日军的战场态势仍然不会乐观到哪里去，但此时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仍没有确定日军的战役目标，因此在石牌侧翼威胁已然缓解情况下，电令第10集团军以渔洋关为核心阵地，以13师固守渔洋关，185师为预备队，194师后撤休整，暂6师及98师仍于原阵地迟滞敌军。因此，在前一段防御作战中颇有折损的第10集团军，也乐得自扫门前雪，而未能将主力随日军进攻之转向，进援石门方向。
　　在新安、石门方向的国军守军为第29集团军73军，该军在半年前的鄂西会战中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此时尚未恢复。在11月上旬日军向第10集团军猛攻时，第73军汪之斌军长索性不顾防线，率三个师冲入日军后方，意图干扰日军的进攻节奏，并摧毁日军一个弹药库。孙连仲和第六战区此时注意力正集中在暖水街方向，因此也顺势电谕以29集团军以第73军迎战当面之敌、第44军向日军第3师团侧翼挺进，策应第10集团军。11月12日，整个第29集团军已与日军第3师团陷入混战，根本没有完成战役防御的准备。
　　13日深夜，73军阵地首先遭到日军突袭，由于该军驻石门一线的部队在几天战斗中已经非常疲乏，因此在日军加强兵力后再难抵敌，第六战区只得电令第29集团军放弃滨湖区，撤守石门至澧县间之澧水防线，第29集团军退至澧水，以44军驻守澧县及各渡口，73军主力据守石门，77师守新安。看到日军主力压向自己，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有意曲解孙连仲先前相机撤退的命令，率领其嫡系44军撤过澧水，而让非其嫡系的73军留守石门。此刻，与守军不太顽强的意志相比，日军对石门是志在必得，因为如果再打不下石门，那日军的常德作战行动甚至到不了常德城下就要流产，所以横山勇在石门当面，一下子展开了第3、13师团整整两个师团的主力。而石门只有一个战斗力残破的73军，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个湘西防务的中枢重镇，居然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所谓的“国防工事”，竟然只是一条20公里的散兵壕！此时44军已退过澧水的行动，更使石门陷于孤立的绝境，73军只好赶紧抢筑工事，背对澧水布防，以暂5师坚守石门，以77师与15师部署城外做外围防御。
　　73军在石门尚立足未稳，日军第13、第3师团就紧随而至，在飞机掩护下猛攻石门。15师、77师虽奋力抵抗，终究难阻狂澜，77师师部遭到日军冲击，77师特务连连长赵绪伦率全连杀入敌阵与敌白刃拼杀，全连牺牲。在日军攻击下77师被迫南撤，日军进占新安，并从新安渡过澧水继续南进，在石门以北与暂5师接战，经过激战，暂5师伤亡惨重，日军一部于14日夜间突入石门，第六战区的战局顿时急转直下。
　　深感局势严峻的孙连仲，急于14日重新调整部署：“第44军坚守津、澧，以1个团兵力守备临澧，万不得已时在青化驿与临澧间逐次抵抗，确保踏水桥、大龙站、斋杨桥、王花桥一线；第73军以一部坚守石门，主力转移至澧水南岸，逐次抵抗，确保太浮山、观国山一线；第74军归第29集团军指挥，以第57师坚守常德，主力置于慈利、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地区，机动侧敌出击；第10集团军全线出击，威胁敌之右侧背；江防军向宜昌西岸之敌相机攻击。”这一调整部署下达之时，日军已开始对石门发动总攻，除正面强攻外，并以一部经原44军防线越过澧水，抄袭73军后路，加之石门右翼被突破，战况非常危急。接到战报的重庆军委会，反应却较前线指挥官更为忙乱，不但不思调集援军，军令部次长刘裴反而越过第六战区，电告第29集团军准许73军突围。73军军长汪之斌深知以73军的力量石门绝守不住，在接到准许后撤的电令后，即召集所属各师师长，下令放弃石门，但此时该军部队正与日军全线激战，根本无法脱离接触。为了挽救整个73军，暂５师师长彭士量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接下掩护全军撤退的重任。
　　14日夜间，73军除留暂5师死据石门、掩护全军渡河外，主力渡澧水南撤，但是此时日军右翼已抵石门以南，左翼则已迫近三合山，因此73军在涉水突围时遭到日军截击，军与各师的联络全部中断，77师渡河后遭日军包围，损失惨重。15师也是一片混乱，大部伤亡或溃散，至16日夜只有少数人分散夺路突围，汪之斌率军部退往慈利西南的象耳桥，收容部队，随后第六战区即以作战失利为由将汪之斌撤职，73军军长一职由第29集团军副司令彭位仁兼任。而掩护军主力后撤的暂5师，在军主力撤退后，也于15日黄昏撤出石门，但日军已在澧水对岸严阵以待。暂5师在渡河时就遭到攻击，部队陷入混乱，师长彭士量亲自指挥部队奋力突围，在南岩门口被敌机扫射击中，壮烈殉国，同时殉国的还有师参谋长郑勋。失去指挥的暂5师更是群龙无首，在撤退中伤亡殆尽几乎全师覆没——彭士量师长在接受掩护任务时，就已知凶多吉少，预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命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余恨。”战后国民政府于长沙为彭师长举行盛大公祭，并追赠陆军中将。
　　石门之战73军奉军委会直接电令撤退，除了不仅失陷重镇，并给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外，关键问题是使得横山勇得作战计划起死回生，因此战后蒋介石斥刘裴擅令放弃石门为整个会战之最大失误。至此，国军勉力支持了半个月的第一线防线终被突破。石门一失，日军便可以由此直驱常德。眼见战局糜烂，难以收拾，军委会立即越过第六战区，直接命令第29集团军封锁澧水各渡口，73军就地抵抗，并令第10集团军以主力向石门、新安推进，以图挽回。但为时已晚，时正在开罗参加中美英首脑会议的蒋介石闻讯异常震怒，在日记中痛斥军委会指挥无度：“此次常德会战，一误于刘次长擅令石门汪之斌军撤退，以致演变成战局不可挽救之痼疾，继以余赴开罗，战事扩展，而方略部署与指挥，纷乱无序，竟将第九战区所有兵力，调集于常德一隅，而将后方重地各预备队抽调一空，卒有今日未有之危局。庙算不精，指挥不当，徒遭无谓之牺牲，忧惶莫名！”
　　当石门之战正酣时，第六战区还在以二线兵团主力第26集团军围攻宜昌、第33集团军围攻当阳，策应第10、第29集团军的正面防御，第10集团军更是主动出击，力求能早日克复暖水街，79军已经击退当面日军39师团的牵制部队，收复太平街、河口等地。石门一失，日军南进之路立成坦途通隅，常德顿为危城。第六战区只得手忙脚乱地填补这一缺口，除严饬第29集团军坚守澧水防线外，急调正开往慈利的第100军，兼程赶赴桃源布防，并以74军军长王耀武兼任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慈利地区各部，组织防御将日军攻势阻遏在慈利一带。
　　石门失守之后，第29集团军虽竭力抵抗，但日军以第3师团为主力，渡澧水直取第29集团军侧翼。44军150师防线迅即被冲垮，161师也在日军重压之下被迫节节败退。国军在石门方向作战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在战事之初29集团军能够按原作战计划持重固守，或者第10集团军能够以主力尾随日军第13师团从其后方实施突击，那么横山勇的冒险就成了自陷危局——而日军在整个会战的指挥中，惟一的可圈可点之处就是放弃了原订计划，以近3个师团的兵力集中全力突袭石门。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原想保存嫡系44军实力，置重镇而不顾，只求自保，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日军随后的攻势中44军首当其冲，抵敌不住，只好后撤。第六战区只好就近将准备整补的73军急开慈利布防。夺取了石门之后，急于插入第六战区防御纵深的横山勇，又派出了他的“奇兵”116师团：该师团在洞庭湖滨待命达半个月之久后，从15日起向澧县、龙山进攻，16日见国军44军弃守澧县，也顺势改变计划不攻澧县而直接渡澧水向南急进，17日攻占龙山，迫使守军退至青化驿——至此，常德的大门已经向侥幸的日军所洞开。
　　


　　日军主力迅速转向进攻石门
　　


　　崎岖的山区也没有减缓日军进攻的脚步
　　


　　虽说日军的炮兵算不上先进，但足以给与国军以重创
　　


　　日军单兵装备全图，防毒面具是标准装备
　　
　　惊风密雨
　　
　　日军原先因第10集团军顽强抗击而濒于流产的进攻计划，在拿下石门而重现生机，横山勇当然不会失去这短暂的机会，按他于15日调整作战计划，以39师团牵制第10集团军，第3师团与第13师团为正面主攻，另以独立第17旅团及第58师团一部，齐头并进，径取慈利，116师团则侧击44军右翼。此外，原计划应直插国军一线兵团中心的68师团因第10集团军的顽强抵抗，右翼迟迟不得前进，所以始终无法前进，不得不临时变更为以警戒第九战区。为了尽快夺取常德，横山勇将日军第11军主力放在原来68师团的前进路线大举进攻，而将68师团另行装船，经水路运直取汉寿，改走原来116师团的路线，在常德侧翼登陆。应该说，日军在战役的应变能力无疑要比国军出色的多，此时日军如果集中主力，沿国军各部仓促部署间的空当实施穿插围歼，也许更能重创此时方寸已乱的国军野战兵团——不过此时的横山勇，始终把攻占常德城当作了关系着自己和第11军荣誉的首要目标，用海峡对岸一些军史研究者的话来形容，此乃“虾夷岛国的短视近利”！
　　此时在整体态势上，国军第一线兵团防线已被全面突破，不仅第29集团军被淹没在日军三个主力师团的进攻狂潮之中，就连会战初期屡挫日军的第10集团军与74军都陷入侧翼暴露的危急处境，好在日军只注重攻占名城大邑的习惯让横山勇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战机——而国军针对日军忽视歼灭有生力量这贯愚蠢的顽疾，早已发展出一套后退决战的机动战略，因此第一线兵团遭到突破并不代表战局无法挽回，反而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换言之，石门虽失，不过是第六战区早期以第一线兵团逐退日军的构想破产，但还不致于全局无法挽回；以常德为目标的日军主力，既没有集中全力消灭第29集团军，更没有全师左旋歼击第10集团军。第六战区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日军到底以那个地方为目标：是湘西重镇常德还是虚晃一枪北上攻击江防军门户渔洋关？但是不管日军的主攻目标在哪里，慈利都是必取之地，因为慈利是常德的门户，攻常德必先取慈利，而若要北上攻取渔洋关，慈利也是关键的侧翼掩护，所以日军下一步主攻目标不管是哪里，对慈利都是势在必得。只是此时100军还来不及赶到慈利，第29集团军则正陷于苦战，无法抽调有力部队，保卫慈利的主力，就只有刚从石门突围，此时正处于收容整编之中的73军了！
　　18日，日军13师团则绕过44军径攻慈利，第73军实力薄弱，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得弃城而去。兼程而来的74军只差一日之程，未能先敌抢占慈利，只得在慈利以西展开，与敌相持。13师团攻克慈利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南进，74军58师坚守赤松山的1个营死战不退，全营壮烈牺牲。在20日与74军的混战中， 13师团65联队各大队均失去了联系，联队部也遭到51师围攻，联队长伊藤义彦也身受重伤，至21日才在友邻接应下突出重围。
　　孙连仲获悉慈利失守，震怒异常，严令73军以现有部队编成敢死队侧击南下之敌侧翼，但73军连经两战，此刻成建制的部队只剩下13个步兵连，可以说作为一个军级作战单位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慈利沦陷之后，第29集团军正面就成为最大的破绽，44军以一军之众守备踏水桥、大龙站、斋阳桥、王化桥、易家桥、观国山一线，防线宽大非常脆弱，可谓处处设防而处处不防。44军在日军强力攻击下，只得且战且退，向正在赶来应援的100军靠拢。19日161师与敌激战竟日，在日军猛攻下不支而退，最后大部溃散，师长熊执中掌握的部队只剩下3个营，至夜退守漆家河东北。同日，军委会深感常德地区兵力单薄，遂令第10军由衡山向常德急进，并以第18军向津市、澧县出击。
　　20日，44军在日军强大压力下站不住脚，眼看着就要退过沅江了。孙连仲认为日军将44军向常德方向压迫，是想在围攻常德之际顺便歼灭44军，因此严令第29集团军务必死守阵地，绝不可撤过沅江，使日军形成包围，自取败亡。但是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自恃其川军实力派，对第六战区的严令并不在意，他在乎的只是老本44军，而且并不认为退过沅江就是自寻死路。而日军在渡过澧水之后，就是全力猛攻44军，希望在100军与74军赶到之前越过沅江，一鼓作气拿下常德。此时116师团兵分三路，尾随44军，直指陬县、临澧，只要冲过这个缺口，就到常德了。同时日军右翼以第3、第13师团，对付74军及44军残部，左翼68师团则于安乡登船，直趋汉寿，包抄常德南面。也就在同一天，日军68师团也从三仙湖越过洞庭湖，进至常德东南的上林子；116师团于18日攻陷临澧之后，渡过澧水，于20日进抵漆家河以东。至此，日军投入会战的6个师团，39师团主要负责保护后方，40师团则是辅助性地进攻，牵制第九战区，其余4个师团兵锋均直指常德，而且已从西、北、东三面对常德形成了包围态势！
　　战局既已明朗，孙连仲随即开始调整部署，先令第10集团军停止攻击39师团，将主力转用于石门；再令74军与100军，尽快在漆家河地区展开；最后令第六战区预备队第26、第33集团军，向当面之敌加紧攻击。为了与中国军队抢时间，横山勇甚至很有创意的在桃源使用了伞兵：21日傍晚，日军对桃源猛烈轰炸后空投近一个中队的伞兵，当地驻防的44军独立团（刚由战场撤下整补，只有约300余人）没见过这种阵仗，加之日军辅以一个步骑混成的旅团钻隙向桃源突进，独立团势单力薄，不支后退。于是第3师团主力与116师团109联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扑在陬市的150师。150师许国璋师长刚接到第六战区下达的不得退过沅江的严令，乃率部死据，但150师在日军如潮猛攻面前，不到半天便近乎全军覆没，许国璋师长亲率残部冲杀，身受重创昏迷，被警卫抬上渡船后送。许国璋醒来时见到自己已经渡过沅江，而部队大部溃散，悲愤交集，夺过身边卫士佩枪自尽。第29集团军以162师副师长赵璧光代理150师师长，指挥残部与161师一起撤过沅江。
　　桃源沦陷之后，100军先头师第19师才终于赶到了，该部一到黄石巿就与第3师团接上了火。19师唐伯寅师长深知自己来援关系全局，竟驱促部队每日强行军70公里，以至于部队到达黄石市时，已是人困马乏，难敌日军锋芒，在激战半日后撤出黄石市，此时100军63师也正向桃源急进，但部队同样是连日赶路，疲惫不堪。日军夺取桃源后，发现63师正在逼进中，立即展开攻击。63师先头部队189团还没接到桃源失守的消息，只顾急行赶路，结果在行军中遭日军冲击，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日军冲散，团长陶绍堂、副团长高鸿恩都在混战中阵亡。虽然日夜兼程还是来不及抢占桃源与黄石市的100军，只好在外围展开拒敌。21日，第10集团军转向石门攻击前进，但日军39师团拼死抵抗，进展受阻；第29集团军伤亡惨重，已不堪再战，日军突破44军防线之后，也不再穷追，而是将注意力转到74军和100军上，44军因此侥幸逃过被歼厄运。此时日军第3、第116师团已经到达桃源，第13师团到达慈利。22日，68师团攻陷汉寿，前锋已与常德守军接战。
　　常德会战开始后，由于44军撤退澧水防线于前，刘裴电令放弃石门在后，在日军灵活多变的战术下，第六战区战局逐渐变得难以收拾。当74军抵达战场时，第六战区以石门败象已露，不愿让这支精锐部队白白牺牲，乃将该军布置于常德慈利间。从16日起，74军这支国军劲旅与南下之日军开始接触，到22日日军主力开始与74军接战，74军在仓促筑成的野战阵地中，力敌日军第3、第13师团两个甲种师团。51师在明月山阵地拼死拒战，阵地反复易手达五次，第151团2营营长张集光壮烈殉国。后因桃源失守，侧翼暴露，王耀武军长指挥主力转移到漆家河以南布置防线。
　　在74军各部中，57师于5月间开始进驻常德整训，11月3日（即会战爆发的第二天）就进入常德城防阵地。第57师师长余程万少将，是擅长防御战的好手，上高会战中死守上高城，为围歼日军34师团赢得宝贵时间，因而荣获陆海空军第一号武功状。57师原来是皖军陈调元旧部，1939年被编入中央系74军，余程万于1940年接任师长，57师进一步中央化。此时57师在常德的主要干部为副师长陈嘘云、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第170团团长孙进贤、第171团团长杜鼎、师步兵指挥官周义重及74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等。57师进驻常德后日夜抢修工事，常德城防工事除城郊的野战工事与城墙的工事外，在城内各重要交叉路口与要冲均筑有水泥碉堡，城内街巷角落均遍筑明碉暗堡，并打通民房，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57师配署74军炮兵团3营（装备24门76.2毫米山炮）以及战防炮营第1连、高炮第42团3营9连1排，火力远胜一般的国军师级单位。57师以169团守城北，170团守城西，171团守城东，背城南沅江列阵。此外第六战区以100军63师188团守德山，掩护57师于沅江渡口，与57师成抵角之势。而44军退过沅江后，据守太阳山等处，但这些据点与常德相距过远，呼应作用相当有限。
　　11月18日，日军逼近常德，57师169团前哨据点涂家湖市遭到攻击，揭开常德攻防战的序幕。第九战区以99军进驻汉寿，与日军68师团对峙。第六战区以44军守太阳山，74军主力在慈利以南漆家河，100军在桃源以南，与常德守军相呼应，构成了完整的第二线兵团防线。余程万见大战在即，对常德防御作战部署有必要进行调整，以171团2营守河洑，该团另外两个营为城垣守备队，170团3营为师预备队。
　　在常德被包围后，第10、第29集团军以及二线兵团的74军、100军两个军均与日军外围部队陷入胶着僵持，一时之间难解常德之围。此时第九战区应援就成为常德解围的关键所在。18日军委会鉴于常德方面军情紧急，电令第九战区出兵赴援，但第九战区并未使用距离常德最近的99军，反而令10军从长沙赶赴常德。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此举，主要是担心日军佯攻常德而突然转向攻击第九战区；而10军行动迟缓，直到26日才进入战场与在汉寿登陆的日军68师团接触，但该军190师甫一接战，10军便借口左翼暴露而停止前进。军委会深知第九战区的应援为常德安危之所寄，但此时蒋介石远在开罗，军委会下达号令不免有些没有底气，而且在局势危急时有些张皇，第九战区被军委会点名调派急赴常德的部队，就几乎超过第九战区所辖部队的一半！但是薛岳还要顾忌当面日军，所以调兵非常谨慎，不仅99军不动一兵一卒，就连10军出发后依然四下顾盼，只要日军稍有向第九战区进攻的风吹草动，马上转兵。面对功高权重并不买账的薛岳，于是军委会的高参们无奈之下居然想出了更改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分界线的绝招，训令两大战区的界线改为沅水，将沅江以南划归第九战区，并在电令中不假辞色训诫第九战区：“各级指挥官应迅速掌握兵力求敌攻击之，切忌脱离掌握，或以广大一线专防守而逸失战机，贻误全局。”然后将99军和10军编为李玉堂（第27集团军副司令）兵团，严令10军兼程驰援常德，99军并加强暂54师，急开汉寿与德山之间，掩护常德守军右翼。尽管军委会想尽办法，甚至一日数电催促，第九兵团还是我行我素，10军始终不急不火，缓缓而行，而99军更是始终没向常德运动，因为该军是薛岳用以监视日军40师团的主力，根本不会转用到常德。即便李玉堂兵团对驰援常德如此阴奉阳违，但其动向仍使日军非常担忧，日军不得不抽出整个68师团来钳制该兵团。
　　20日拂晓，日军开始猛攻常德东郊牛鼻滩，守军169团9连浴血奋战，与敌反复搏杀，激战至午，伤亡过半，阵地岌岌可危，幸7连连长张风阍率部赶到，暂缓危局。但日军倚持优势火力，猛犯不已，至黄昏守军被迫退守芷湾。同日上午，日军由大龙站南犯常德西北花山，与守军57师170团警戒部队竞日激战，迄至下午，守军才撤至冯家园和花山以南地区。21日进占牛鼻滩之敌继续推进，直逼芷湾，169团7、9连拼死苦斗，午后日军一部由上曾家迂回，攻入阵地，张风阍连长率部与敌肉搏，众因敌众我寡，伤亡甚重而被迫撤至马家吉。日军占领牛鼻滩、芷湾后，即以一部沿沅江北岸大堤直扑德山，另一部由蔡家嘴南渡湘江，直取德山老码头、孤峰岭。
　　22日，日军第11军主力在常德外围集结完毕，开始向常德发起总攻，开战以来未经激战战斗力最完整的116师团整个师团尽数投入攻城；68师团掩护左翼，迎击来自第九战区的援军；第3、第13师团在慈利、桃源方面截阻第六战区二线兵团；39师团、独立第17旅团及58师团一部负责掩护后方。上任以来几乎没什么骄人战绩的横山勇，一方面是急不可奈，一方面又惟恐攻克名城的荣耀落在被俊六密谕“协助”自己的116师团岩永手中，在此刻已基本实现了合围，遂亲赴常德督战攻城。
　　


　　日军装备的92式70mm步兵炮
　　


　　日军的步兵跟进火力支援十分有效
　　


　　常德会战·常德附近战斗经过要图
　　


　　战前饯行酒
　　


　　由于国军炮兵火力匮乏，日军炮兵可以抵前射击
　　
　　外围争夺
　　
　　常德东南锁钥德山，位于常德东南约5公里，是沅江南岸惟一制高点，其临江拔起之孤峰岭，有“望城坡”之称，是常德东南屏障，而且德山又是常德守军与后方的退路所在，是常德防御的关键要点。常德城外的日军，由116师团岩永汪中将统一指挥攻城，鉴于守城国军数量有限但城防坚固，因此首先把目标放在了切断常德守军与外部的联系和粮、弹供应上——因此，钥德山也成为了日军攻击的重点。尽管余程万已经预料到敌人的行动并一再严令188团死守，怎料该团团长邓先锋，见日军来势汹汹，竟稍事抵抗，未经批准即率部撤守孤峰岭阵地，逃向黄土店，致使孤峰岭轻易落入敌手。而德山街的守军169团3营8连，在失去孤峰岭和188团掩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抗击，伤亡惨重终难支撑，被迫撤至黄木关、新民桥、石公庙一线。188团不战而逃的举动，令余程万极为震怒，立即派人严令该团收复德山阵地，但邓先锋置之不理，“携眷拥兵，违令不前，后来将该团化整为零，不知去向。”德山失守，致使57师退路断绝，常德防御局势严峻。孙连仲即电令余程万：“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毋得动摇决心。”军委会亦电示57师“应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同时慈利方面44军也在日军猛烈攻势下退守太阳山等据点，该方向与常德的联系也告断绝。
　　


　　在钥德山得手之后，日军116师团109联队开始猛攻常德郊外的河洑山阵地，守军169团1营在营长袁自强指挥下奋起抵抗，一天之内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冲锋，但1营官兵也已是所剩无几，而且弹药用尽，余师长乃令1营撤回，最后撤出阵地的尚不足40人。23日，第3师团一部自桃源向常德以南迂回，合围常德。25日，孙连仲判断日军已全力投入对常德的攻击，便决心将第六战区一线兵团各部完全转入攻势，全力击破敌第13、39师团的狙击，将日军主力压迫于常德城郊围歼之。按照此决心，孙连仲令第10集团军全力向常德之敌侧翼攻击，反击重点为石门；第18军向公安、澧县突进以断敌退路；第29集团军向慈利推进；74军则攻击当面日军第3师团，务求解常德之围。此时第六战区预备队第33集团军也在当阳方向也有所收获，暂53师收复当阳外围多个据点，37师更是大胆插入敌后，一举突入当阳西关，一直杀到日军39师团司令部，击毙多名日军高级参谋军官，该师另一部冲进当阳日军机场，焚毁日机2架。日军39师团手忙脚乱调兵阻截，才挡住了37师的凌厉攻势。74军接到命令后全力向黄石攻击前进，毕竟困守常德的57师是同一个军的手足袍泽，74军进攻异常猛烈，战况殊为激烈，连克日军多处据点，迫使日军不断后撤。而第10集团军的进攻也使日军39师团防线开始动摇，至此国军二线兵团全部出动，形成了在常德城下围歼日军主力的态势——在这个双层包围圈中，如果最外层的国军二线部队能够全线击破日军阻击，那么日军11军主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反过来，如果日军能很快围歼57师，那么就可以依托常德，对实施向心突击的国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日军毕竟集中了4个师团之众），那么他们也就实现了重创国军主力的战役目标——战局发展到这一步，双方胜败的关键就是57师能否把日军主力死死地牵制在常德。
　　21日上午，在横山勇的督训下，日军开始进一步攻击57师在常德外围的据点。常德以西日军第3师团兵分两路，一路攻黄土山，170团2营血战至夜，阵地全毁，守军只得退守高桥、新桥。另一路在116师团一部配合下合围西郊制高点河洑山，河洑山守军171团2营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拼死苦战，击退日军多次猛攻。此时，常德东、西、北三面激战都已开始，而城内尚有少数百姓未及离城，余程万便让常德县长戴九锋率警员收容并护送难民出城，戴九峰表示将组织警员护送难民撤退，但自己愿率少数警察留城助战。余程万认为日军已经合围常德，县长已无留城必要，同时嘱咐戴县长出城后见到上级催促援军尽快赶来，并设法运送弹药（城内储存炮弹与57师迫击炮口径不合，因此弹药奇缺）。戴县长这才于当晚率警员、难民三百余人由上南门偷渡沅江，但在斗姆湖遭遇日军，队伍被冲散，戴县长仅率5人辗转得脱。听着沅江南岸的枪声，勾起了余程万的忧虑，东、西、北三面已经为日军合围，南面沅江也不得不防，遂将74军炮兵团3营调到城南，以火力封锁沅江，并重新部署以169团守岩包至东门外太古码头沿江之线，171团守太古码头至电灯公司之线，170团守电灯公司至洛路口间沿江之线，摆出了置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的阵势。
　　22日拂晓，日军二千余在飞机掩护，分由尹家祠、罗家冲、高湾坡三面围攻河洑，守军171团2营继昨日初战告捷之余威，与敌白刃相搏反复拼杀达十余次，终将其击退。中午时日军以飞机在罗家冲、高湾坡、螺丝岭等处轮番低飞扫射，并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狂轰，随即发起波状式密集冲锋，面对凶顽守军连、排长均身先士卒率部和敌肉搏，单是在罗家冲一处，就以白刃肉搏击退日军8次冲锋，第6连连长刘贵荣重伤不退，唐安华排长右臂负伤仍继续拼战。下午日军在得到增援后，向南湾坡、螺丝岭猛扑，尤以螺丝岭的战斗最为激烈，守军2营5连官兵抱着必死决心，与敌反复肉搏，终将日军击退。黄昏后日军集中炮火猛轰狂炸，致使工事尽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方才乘隙窜入，迄晚战事转移到河洑山核心工事。当河洑酣战之时，北面黄土山日军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栗木桥、新桥、高桥守军170团2营猛攻，第5连凭借工事，接连打退敌六次冲锋，后因工事尽毁，王振芳连长便率领士兵跃出工事与敌肉搏，鏖战中王连长身负重伤，祝克修排长阵亡，官兵死伤过半，只得退守竹根潭、岩桥寺等处。
　　是日，城外东郊之战亦渐呈激烈，由牛鼻滩来犯日军68师团，由团子港强渡加入攻城作战，守军则利用西岸大堤与敌对峙，但由于西岸大堤与敌占领的东岸大堤等高，未有地利。此地由169团3营防守，因3营在牛鼻滩、德山街等地战斗中伤亡很大，其防守任务便转由1营接替。拂晓前后，日军在猛烈烟火和毒气烟幕掩护下，向皇木关、新民桥、石公庙之间猛攻，1营官兵奋力阻击，新民桥日军在飞机9架掩护下，利用木板绑扎而成的木排强渡过河，守军见屏障已失，只得退守岩包。日军过河后，便分兵数路，继向岩包进扑，守军以2个连呈钳形部署在于五里山和扬家冲之间，但守军此时既要策应北郊防地，又要提防日军沿沅江江岸而来，处境相当困难。黄昏时分日军在猛烈炮火准备后沿沅江岸，出乌鸡港、武殿山、叶家岗、五里山向岩包猛扑，守军兵力仅区区2个连，殊难抵挡，营长杨维钧以拼死决心，身先士卒冲出阵地与敌拼搏，但终因众寡悬殊，岩包为敌所占。入夜后169团团长柴意新亲率预备队1个连来援，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亲临炮兵观察所，指挥炮火支援预备队反击，因得炮火有效支援，我军士气大振，一举夺回岩包。
　　同日下午，城北日军分两路向军安桥、竹根谭及八人岗、双桥闸、二十里铺一线进攻。防守该地区的是170团2营和169团2营，从兵力上看，日军十倍于守军。左路日军对军安桥、竹根潭采取波浪形密集冲锋，170团2营官兵浴血奋战，伤亡极其惨重，营长酆鸿钩将电话架在最前线，及时将敌情与炮兵观测所联络，亲自指引军炮兵团的炮火支援，将日军攻势压了下去。黄昏，日军突入阵地，酆营长则亲率士卒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实施逆袭，终因兵力弱小，反击失利，只得率残部转守望城巷、沙港，船码头。而在右翼的169团2营，血战至黄昏，阵地全部被毁，官兵死伤过半，被迫撤至新堤、南坪岗等处。
　　23日，日军为尽快攻下河洑山，一再乞援于毒气、炮火和密集队形进攻。河洑守军只有两门迫击炮，且炮弹非常有限，火力相当薄弱。拂晓，日机24架低空轰炸，河洑山上硝烟蔽日，爆炸尘土高达丈余，营长阮志芳便亲率士兵冲出工事迎战，与敌反复肉搏，此战该营除20余人突围到南湖坪阵地外，其余50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日军攻占河洑后即以主力与城北之敌会合，直扑大西门、小西门外的南湖坪、民生桥、洛路口一线。
　　南湖坪是一片湖沼地，离城约5公里，是控制常澧、常桃两公路的要点。守军是第170团1营3连隐蔽待机，当日军进入射程内枪弹齐发，将敌前锋逐退，但日军主力到达后以猛烈炮火摧毁全部工事，连长上官英只得率残部退守长生桥。日军突破南湖坪之后，继又向长生桥进犯。长生桥是大、小西门外最重要的一道屏障。因此，日军109联队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亲临指挥，日军以陆空和步炮协同，猛攻不迭，守军170团1营在营长张庭林、副营长李少轩率领下，顽强奋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犯，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布上与作战参谋田原弘夫都被击毙。直至夜幕，日军仍末获寸进。
　　在南湖坪激战之时，城西洛路口也爆发激战，洛路口地处沅江大堤上，是大西门外的前沿阵地，南控沅江，北控常桃、常澧公路，170团团长孙进贤亲自在此指挥，在炮兵团炮火支援下，将日军击退。24日拂晓，常德城下的日军增至万余，全线展开猛攻。东郊之敌在飞机16架配合下，以波状密集队形继向岩包进犯，遭到169团1营坚决抵抗，至中午，岩包失而复得共达5次，入夜，阵地尽成焦土，守军被迫退至陡码头、岩桥、三闾港一带。
　　北郊日军与169团2营在新堤、南坪岗等地竞日血战，迄至下午，日军改变战术，由东西北三面夹击，并以猛烈炮火将阵地夷为平地，官兵伤亡惨重，营长郭嘉章殉国，守军不支退守七里桥、鸡公坡一带。
　　日军109联队在长生桥败退后，急于拿下常德的横山勇认为116师团指挥无方，决定由11军直接指挥对常德的进攻。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将集中4个联队，一鼓作气拿下常德：116师团从城西、北攻击，其120联队主攻西门，109联队攻北门，户田支队并68师团独立第65大队进攻城东，第3师团第6联队则由德山渡过沅江，由南面包抄常德守军后路，向常德城东南西北六门外各据点发起猛攻，攻击部队由116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攻城指挥所设在东门外的岩桥（现商业部常德粮食机械厂旁）。24日，常德城六门外的城郊据点，随即全面处于残酷的战斗之中。171团团长杜鼎团长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天的激战：“城南沅江南岸，蔡家码头与南站之敌约500人，乘东区城郊激战，由南岸强渡，17时南岸之敌藉炮火毒气之轰击与烟幕掩护，偷袭强渡。我团第7连守军击沉敌船六只，难耐炮火猛烈，江岸阵地全毁……窜入之敌与我张照普第3营发生巷战，战况猛烈，情况万分紧张。鼎乃亲率第2连宋家和连长在大南门城楼前指挥，从水星楼西南侧实行勇敢逆袭，堵截突破口，用手榴弹组、火攻组攻入敌人占领房屋区域内（几全为木造房屋），实行爆炸，火攻与白刃扑刺。反复冲杀十余次。同时鼎令张营集中全力由东向西堵截敌人突破口，封锁巷道区域，占领坚固高大房屋，堵截敌人向外扩张，将窜入之敌压缩包围，拘限一隅，以猛烈逆袭而围歼之。此时第7连连长王剑强率所部编为敢死队，由东向西挺入敌人占领之房屋，火攻夹击，短兵相接。王连长右肩负伤，未稍后退。第9连连长宋维钧率2排及第7连一部勇猛逆袭，以手榴弹急投爆炸，快速火攻，白刃冲杀，敌人逐渐退缩，攻势渐弱。张营长虽头部负伤，仍裹伤向敌投掷手榴弹……官兵莫不振臂挺胸，倍增奋勇，前扑后继，反复冲杀，敌尸累累，我亦伤亡枕藉矣。次日16时，已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兵4名，夺得重机枪7挺，轻机枪24挺，步枪180余支……”
　　在日军主攻方向，170团面临的是日军116师团120联队的全力猛攻，阵地多处被突破，孙进贤团长亲自率部实施猛烈逆袭，反复与敌冲杀。2营营长彭幼威见战局险恶，振臂大呼杀敌，率部与突入城内的日军白刃近战，将其逐退。116师团109联队同时猛攻169团阵地，柴意新团长指挥所部奋勇迎战，日军大量施放催泪瓦斯，而后整队冲锋，柴团长指挥部队凭险据守，以准确集火射击杀伤日军，日军在169团精准的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刚刚接替阵亡的联队长代理指挥的铃木少佐、第3大队大队长马村都被击毙，该联队在冲锋中损失逾半，连城垣都没摸到，反而连折两名联队长，不得不狼狈撤回。
　　此时，尽管常德基本上已被日军严密合围，而南北两路援军都还有一定距离，但军委会认为决战时机已到，无论常德情况如何，都应将投入第六、第九战区主力围歼日军于沅江两岸，因此令第九战区李玉堂兵团攻击洞庭湖南沅江东岸之敌，为德山为重点目标；第六战区王耀武指挥74军、100军以一部扫荡桃源，主力出陬市，攻击进犯常德之敌右侧背；第10集团军并18军及185师以一部扫荡子良坪，另一部进出公安、津澧，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攻击；44军在太浮山、太阳山一带积极活动，攻袭进犯常德日军后方；73军迅速夺取慈利。遵照军委会这一命令，各部均向常德地区之日军开始合围。此时57师在常德的防御，基本仍保持稳定，具体部署为：169团负责岩包、牌路边、新堤、七里桥、夏家岗一线，170团（欠3营）负责夏家岗、沙港、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一线，171团（欠3营）守备城垣，170团3营位于城内为师预备队，171团3营防守南湖坪、黑家档。
　　25日，被横山勇屡次斥责的岩永汪，继续组织力量攻击常德外围城防，由于109联队前几日伤亡惨重，116师团以120联队接替109联队继续猛攻169团，但120联队没有吸取109联队的教训，还是以全联队整队向169团疯狂猛扑，169团官兵待日军逼近时突然发扬火力，带头冲锋的第3大队大队长葛野旷被击毙，冲锋部队死伤枕藉，仓惶而退。随后日军投入116师团全部、第3师团第6联队、第68联队及户田支队倾力攻城。116师团以133联队为前锋再度进攻常德，此时守军炮弹已经用尽，只能以轻武器应战。日军以步炮组成混成部队协力攻城，猛烈冲锋，四面钻隙，企图一举突破57师阵地，120联队绕过南湖坪，径攻长安桥、白马庙，109联队也迂回城东，突破新堤阵地，进抵北门外街和三里港一带，65大队也从九龙山推进到岩桥，常德外围全线激战，至黄昏守军阵地大多被毁，伤亡惨重，169团2营郭章嘉营长督部冲杀，壮烈殉国。170团2营营长邓鸿均在城垣率部死守不退，在肉搏战中牺牲。常德外围阵地相继失守，守军退入城中与敌巷战。各部联系全部中断，仍在街巷中主动迎战，与日军反复拉锯，并将攻入北门的日军133联队逐出。11军军长横山勇见攻势迟滞，下令第3航空师团向常德城中滥投燃烧弹，常德城中多处起火，大半房舍均陷烈焰。日军乘机全力突进，守军在火海中坚持抵抗，再予重创，133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胁屋复及1大队3中队中队长上法真男均被击毙，日军攻击再告失利。
　　由南面抄袭常德守军后路的第3师团第6联队接受任务后，中护一大佐联队长率领参谋到沅江边侦察地形，被守军169团1营发现，此时正好有2架Ｐ-40驱逐机在上空，余师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空军扫射，P-40应召俯冲而下，一顿扫射，中联队长当场被击毙（死后被追认为少将），第3大队大队长左门卫也被打伤。但该联队强渡沅江，一部突入城垣，169团1营董庆霞营附见防线被突破，立即率部向城垣日军冲锋，经惨烈白刃战方将日军逐出，恢复阵地，而董庆霞也在白刃战中壮烈殉国。169团稳住阵脚后，拒险死守，日军第6联队被守军压制在江边进退不得。凌晨时分日军集中所有炮火，向水星楼据点轰击。当时江北岸大河街据点的守军是171团3营7连一个排，水星楼的守军是3营机枪连唐国栋排，在日军猛烈炮火下，这两个排的官兵全部壮烈殉国，日军乘守军人枪俱毁之机，全力强渡过江，一举占领水星楼，另一股约百余人乘机窜入城内。水星楼位于城东南隅城楼上，是全城制高点，日军占领了水星楼，楼上架起大炮就可覆盖整个包括57师师部在内大半个常德城，特别是水星楼上还有大批弹粮，更是守军的重要物质基础。师长余程万立即令171团团长杜鼎全力消灭水星楼和窜入城内之敌，并派迫击炮营抽调2个炮排归杜团长指挥，配合反击。同时指派3营营长张照普率3个手榴弹班袭击水星楼之敌。反击开始后张营长先令2个班分头将水星楼左右两侧严密封锁，再在城内民房高楼上架起机枪，对敌猛烈射击，然后亲率1个手榴弹班，用竹竿挑着手榴弹，投到碉堡内，经过两小时激战，终将登城之敌悉数全歼，剩下未登城的日军见势不妙，只得仓皇向东门败退。
　　深夜，日军集中6门山炮对大西门路口170团守军工事疯狂轰击，守军阵地全毁，不得不退守渔父中学。渔父中学三面环水，地处西门城外丁字道口，南控江堤大街、北制常桃、常澧公路，是大西门城外最后一道防线，守军将其房舍打通，垒有砖木沙包，砖墙上凿有枪眼，构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日军从凌晨一直攻击到破晓，寸步未进，即以20架飞机协同山炮向渔父中学狂炸猛轰，守军在炮兵配合下，利用颓垣断壁作掩体，顽强抗击，最后守军炮弹用尽，只得凭轻武器及白刃与敌搏斗，终告不支撤进大西门城内。
　　渔父中学血战正酣之时，长生桥也发生了激战，日军120联队先以优势炮火轰击，再以密集队形作波浪冲锋，守军170团1营凭借工事，顽强抗击，战至凌晨，阵地尽毁，守军只得在营长张庭林、副营长李少轩的带领下，冲出阵地与敌肉搏，最后李少轩壮烈牺牲，张庭林营长负伤七处，由上官英连长背着向城内转移，但终因伤势太重，未及入城便告身亡。
　　北门城楼已于战前撤毁，守军只能依靠宽约20米的深水壕和城外复杂地形固守，日军集中飞机火炮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炮击，然后组织步骑如潮水般地猛扑。为了确保北门，副师长陈嘘云亲临督战，守军前赴后继，与敌拉锯拼杀往复达8次之多。在日军猛烈炮火下，地形都变了样，工事更是尽行毁塌，守军再也无险可守，只得退守城门外的贾家巷和土桥据点。
　　自日军发起总攻以后对常德城内外，不分目标地滥施轰炸炮击，尤其是东北角城最甚，整个东门外的大小衔巷成为一片火海，攻击东门日军包括68师团65大队、户田支队2大队、116师团109联队，总兵力达万余，全力猛攻，守军169团1营经过数日苦战，伤亡已经甚重，实在无力坚守，只得退守四铺街和沙河一带。沙河、四铺街是东门外的繁华街道，守军在战前就已将这一带的房舍打通，并在墙壁上凿出射击孔，以利逐室固守。日军由于连日来进展不大，投掷大量燃烧弹，至26日，房屋几乎全部烧光，碉堡工事全无一得存，在此情况下，169团1营官兵只能冲出阵地与日军肉搏拼杀，几乎全部阵亡，仅剩数人退入东门城楼。
　　（未完待续）
　　


　　日军攻城前的集结部队
　　


　　飞虎队的到来使国军拥有宝贵的空中支援
　　


　　日军对常德守军已完成了合围
　　


　　尽管日军炮火猛轰常德，但中国守军仍然在炮火中冲锋
　　


　　开罗会议(Cairo Conference)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为了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协调行动，讨论制定联合对日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决定举行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简称开罗宣言。会议结束后，开罗宣言经斯大林同意于1943年12月1日公布于世。
　　


　　国军防空火炮全体战斗人员
　　
　　冢田攻
　　
　　冢田攻，日本茨城人，188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曾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的行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1938年3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随后任第8师团长，再次入侵中国。1940年返回日本任参谋本部次长，参与制订日军南进决策。1942年7月，冢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惨重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问题。会议结束后，冢田攻于12月18日乘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省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5战区第21集团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坠毁在弥陀区田家乡筋竹冲，冢田攻当即毙命，机上10人无一生还。事后，附近村民将10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他被追晋为陆军大将，是抗日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陆军最高将领。
　　


　　横山勇
　　
　　1889年，横山勇出生在日本东北的福岛县。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同年12月25日被正式授予下士官军衔，其后在职务上，基本一路顺风，并得到天皇恩赐毕业于陆大第27期。1939年８月他晋升陆军中将，同年９月出任关东军第１师团师团长。1941年10月，横山勇出任关东军第４军司令官，他是该职务上的第四任。1942年12月大本营调他前去接任第11军司令官。
　　1943年1月，横山勇抵达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武汉。他一到任就闭门不出，专心研究前两任司令长官三次进攻长沙的作战详细战况总结。最后，他得出常德在战略地位上比长沙重要的结论，准备将战争重心西移。
　　1943年10月，根据派遣军进攻常德的指示，横山勇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他要求派遣军抽调13军隶下的第116师团增援第11军。派遣军司令俊六大将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做横山的工作。但是横山勇认为俊六做事没有魄力，因此直言顶撞，引起对方极大不满，种下了恩怨的种子。虽然日军成功地粉碎了国军第10、29集团军的防御，国军73军暂编第５师师长彭士量和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殉国，常德及其周围只剩一个74军57师，日军立即将它团团包围。此时，横山勇以为常德是五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的了，然而他这次遇到了对手——57师师长余程万。余和以“虎贲”命名的部下凭借“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的方针使得横山勇的诡计又一次破产，更为糟糕的是在短短几天里连续阵亡两位联队长（第116师团步兵第109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与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长中护一大佐），遭到派遣军的批评。
　　然而派遣军司令部此时根据大本营指示，要求11军能确保常德。横山勇积极抗命，终于使派遣军司令部收回这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不过由此也为他和俊六的恩怨加上了浓重的一笔（为了此事，俊六大骂横山勇是猪）。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了1号作战。由于第11军是1号作战的主力，因此横山勇成为了一时的主角。横山勇指挥自“七七”事变以来进攻一个地区最大的兵力——8个师团和2个旅团向国军全面发起进攻。由于日军制订的计划详细周密，准备充分，战术上有强烈的针对性，而国军死板遵守旧有战术，主要将领轻敌，一溃百里。横山勇不仅实现了前几任长官都未能实现的占领长沙的企图，还给予国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以毁灭性打击。
　　在解决了衡阳问题后，11军全军沿湘桂铁路南下，一路连捷，使得横山勇变得极其自负，多次挖苦上司和抗令。他曾在对参谋长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主动的，惟有本军的正面……”
　　1944年10月20日，他正式下达了桂柳作战的命令。日军进展迅速，并且在１１月10日占领桂林。三天攻克桂林，又为他带来一个不小的胜利光环。
　　早在桂林被占领前的11月2日的参谋会议上，根据参谋们的意见，横山勇就决定直接进攻国军兵力薄弱的柳州。由于这个方案与其上级第6方面军的作战指导方针不相符合，所以横山勇与其直接上司第6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他坚持不退让，虽然他又取得了一场胜利，但由此导致冈村大将制订的围歼国军主力计划破产。公平的说，在这次抉择中，横山勇是犯下极大错误的。
　　由于横山勇屡屡违抗命令，自行其是，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对于一些以铁腕著称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可忍受的。因此当第６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时，便提出将横山勇调离中国战场作为条件。为此，在１号作战结束后才15天（12月20日），他就被调到国内担任西部军司令官，从此与战场绝缘。次年，他又被任命为第１６方面军司令官兼西部军管区司令官，积极为抗击美军登陆和最后玉碎做准备。在他的管区内，发生了被击落Ｂ－29飞行员遭杀害的事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横山勇也被美军以战犯名义拘押。美军以包括生剖活人事件和油山事件在内的9项案件起诉他，最终被判处绞首刑。后因身体原因被减刑，1952年4月21日在巢鸭监狱监禁中死去，了却了罪恶的一生。
　　
　　横山勇简历
　　1932年4月20日 出任关东军附
　　1932年8月8日 晋升大佐
　　1933年8月1日 整备局动员课长
　　1934年8月1日 步兵第2联队联队长
　　1936年3月28日 第6师团参谋长
　　1937年3月1日 资源局企划部长
　　1937年10月25日 企划院总务部长
　　1938年3月1日 晋升少将
　　1939年4月1日 出任企划院第一部长
　　1939年8月1日 晋升中将，出任东部军附
　　1939年9月12日 第1师团长
　　1940年4月29日 获勋一等瑞宝章
　　1941年10月15日 第4军司令官
　　1942年11月12日 获勋一等旭日大章
　　1942年12月22日 第11军司令官
　　1944年11月22日 西部军司令官
　　1945年2月1日 第16方面军司令官兼西部军管区司令官
　　1952年4月21日 病死于巢鸭监狱，终年63岁
　　
　　第74军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而成，俞济时任军长，冯圣法继任第58师师长。全军共8个团，2.1万人。其中第58师炮兵营有6门105毫米榴弹炮，曾在淞沪会战中大显神威。
　　俞济时是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历任蒋介石侍卫大队排长、连长，侍卫大队扩编为警卫团后任营长、团长，后任第6师31团团长、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警卫1旅旅长，警卫1旅扩编为第1师后任师长，后改任第58师师长，而74军的骨干就是58师。
　　74军成军不久就参加了淞沪会战，51师在罗店，58师在蕴藻滨，都是战线的关键之所，浴血奋战，尤其是51师无论在阵地防御还是在撤退中，均表现非常出色，当时有名的《申报》和《大公报》都曾报道过51师的英勇作战。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万家岭之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军歌歌词如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9年6月俞济时升任第10集团军副司令兼86军军长，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王耀武，1903年出生，原字佐才后改字佐民，山东泰安人，黄埔3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在第四次围剿战中率部孤军死守宜黄24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升任第1补充旅旅长。后任51师师长，在淞沪战役中因指挥果敢得当而深受好评。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击毙日军第34师团长岩永少将，共毙伤日军1.5万，被何应钦誉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此役74军被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 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74军军长王耀武和第153旅旅长张灵甫旅表现优异，受到表彰。
　　上高会战之后，74军作为首批五个军之一换装苏式装备，得到115毫米榴弹炮4门，76毫米野炮8门，37毫米反坦克炮4门，7.62毫米M1910水冷式马克西姆（即“俄国版的马克辛”）重机枪25挺，7.62毫米M1910马克西姆·托加莱和M1928德克恰廖夫（简称为DP型，即常见的转盘机枪）轻机枪70挺。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74军。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开赴沙市街增援，结果被日军情报机关侦悉，日军立即提前发动攻击，集中两个师团夹击74军，74军猝不及防与日军激战两日，57、58师伤亡过半，遭到了巨大损失。尽管此战74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74军在华春山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3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此时全师不足600人只有师长余程万率180人突围，其余官兵自愿与常德共存亡，与突入城内的日军逐屋争夺，全部壮烈殉国。6天后余程万就随反击部队又杀回常德，收复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开罗首脑会议，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师长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常德人民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4年1月军长王耀武升任24集团军司令，施中城接任军长。下辖51师（周志道）、57师（李琰）、58师（蔡仁杰）。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战役中，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给予日军以重创，获得两面“飞虎旗”。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被誉为抗日铁军，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74军空运南京受降，并担任南京守备，因此被称为“御林军”。
　　


　　孙连仲
　　
　　孙连仲(1893.2.2-1990.8.14）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字仿鲁。直隶（今河北）雄县人。1912年投北洋陆军第2镇，后编入冯玉祥部，由士兵递升至军长。1928年任第二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9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次年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冯阎战争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任总指挥。次年，调江西“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参加第二至第五次“围剿”。1936年由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军团军团长，在河北良乡（今属北京）、涿县（今涿州）抗击日军。9月升第2集团军总司令，调娘子关参加太原会战。1938年3月率第2集团军坚守台儿庄，指挥若定，苦战旬日，获台儿庄大捷，战功卓著。继参加武汉保卫战，任第3兵团总司令。1939年起，先后任第一、第五、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11月指挥12个军在常德地区英勇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1945年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47年12月调任首都卫戍总司令。次年改任总统府参军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石门
　　
　　石门县位于湖南省北部,澧水中游，东与澧县、临澧相连，西与桑植、慈利县、湖北省鹤峰县交界，南与桃源毗邻，北与湖北省五峰县、松滋县接壤。地理坐标东经110°29′04″——111°32′30″，北纬29°16′06″——30°08′49″，全县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
　　石门，自南北朝置石门郡始，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县名来历传说不一，主要有三：一曰：县城以东二里处两岩壁立如门；一曰：县城以西三里地杨岭岗与新街口附近之石山，隔河对峙似门；一曰：县城以东15里处有岩门口。三者虽方位、距离不同，但俱说明系以地形特征而得名。县城古为荆楚之地，秦隶黔中郡慈姑县，汉属武陵郡零阳县，三国吴永安六年改隶天门郡，晋属天门郡澧阳县，南北朝时天门郡治由今大庸县境下迁石门，陈武帝永安二年（公元558年），后梁肖罢天门郡，更置石门郡，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石门郡，建石门县，划归澧州管辖。此后，虽隶属有变，而县名未易。
　　


　　


　　彭士量
　　
　　彭士量（1904-1943），号秋湖。1924年，考入湖北明德大学。1926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师，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因功擢升为副团长。不久，调到陆军第八十七师。1932年后，历任陆军第八十三师上校参谋处长，第五补训处上校团长，预备第四师少将参谋长、副师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率部积极参加抗战。1941年，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2年，调任陆军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副师长，次年任代理师长、师长，率部在鄂西、湘北一带驻防，曾多次同日军交锋，给敌以沉重打击。1943年，日军发起鄂西会战。5月上旬，在华容城郊，督率全师官兵顽强抵抗日军的攻击，虽伤亡较大，与日军相持经月，敌人几无进展。同年11月，日军大举进犯常德为中心的洞庭湖西岸地区。奉命率暂五师防守常德西北面的石门，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与敌浴血奋战，相持8昼夜。不久，日军加强攻势，遂督率所部誓死抗敌，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暂五师伤亡十之八九，被迫率领余部，向石门西郊突围，到新关以南岩门口附近涉水与日军作战，不幸弹中要害，壮烈殉国。为表彰其牺牲救国的精神，国民政府追授其为陆军中将。
　　


　　王耀武
　　
　　王耀武（1904～1968） 字佐民，国民党高级将领，今夏张镇上王庄村人。1924年，考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1928年，王参加北伐，进军济南，1930年，参加了中原大战，9月升上校团长。1932年，参加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因顽守江西宜黄，被蒋召见，并提升为少将旅长，不久升任五十一师师长。“七七事变”后，王率部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重创日军，后又在几次与日作战中，屡显战功，率领第７４军参与多次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4年后，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内战开始后，王先后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是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中第一位担任省政府主席的人，时年４４岁，也算是黄埔军校所培养的第三期学员里堪称最为成功的典范，是国民党军中不多的战将。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十万余人守备济南，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外围，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二十四日全歼守敌（内有二万余人起义），生俘企图化装潜逃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1959年，被特赦释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7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