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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紀，随着西方国家侵略的火焰步步紧逼，西学也随之进入中日两国人民的视野，然而，在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西学在二者中的地位产生显著差异。
关键词：中国；日本；西学；传统价值观
日本学者曾提及：“影响西学在多大规模、多大程度融入清初社会的因素，最根本的则是取决于清初的学术文化思潮对西学有多大的需求和包容性。”儒学作为中国的正统文化，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据中国学术之主流地位。儒家学术所倡导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使因循守旧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不良风气。费正清提出：“儒学曾经是一切保守思想体系中最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儒家思想曾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成了主要的学问对象。别处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肯在十多个世纪内把权力建筑在一个单一不变、来自一个古圣先贤的思想典范之上的。”中国文化的原发性、自生创造性、稳定保守性致使中国在“民族优越性”的姿态下排斥甚至蔑视一切外来文明，即使是在西方炮火冲击下这一传统也并未改变，其虽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屹立千年而不倒，却也阻碍其自身文明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以及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和融合。中西学地位的不平等，必然会限制中国对西学的引进和吸收，不利于西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文明是复合型、嫁接式的文明，在历史上，日本曾师从于中国、印度和朝鲜，形成了神、道、佛三种文明复合的文化传统。日本现代思想家中村元指出的，“由于日本人天性中宽容和较为开放的一面，他们吸收外国的异质文化而没有太多的排斥。他们试图认识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各自价值。与此同时也努力保存从他们自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价值准则。在十七世纪日本奉行锁国政策下西方的兰学依然传入日本并逐渐盛行。至明治维新时日本更是对西方各种不同文明均采取了特有的宽容态度，将学习西学作为一种政策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严复比较中日两国对西学的态度时说：“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日本文明作为一种开放、复合型的文明，当其与西方先进文明发生碰撞时并察觉而这差距之后，它便能够较为轻易的放下传统文化的束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对其有用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科技文明。日本民族正是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包容萬千的民族文化”。这便是日本能够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势头的日益加强，中日两国被迫打开原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为摆脱国内外危机，两国分别以“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为口号，迈上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体西用”是指在坚持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已达到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魂洋才”是指综合日本古来的精神文明和从西洋吸收的知识、技术或发挥日本古来的精神传统，使用从西洋吸收了的知识和技术。二者虽然在提出背景、原始内涵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究其本质来说仍存在很大差距。
首先，就二者在对待西学的主次关系上而言：“中体西用”中的“体”与“用”二字将其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鲜明的划分开来。在“体用之分”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始终未能够突破传统思想上的束缚，对西学的学习也只能局限在狭隘的物质层面，致使清政府的改革未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中体西用”也日益受到强烈的批判。1902年，严复于《外交报》上发表了《与<外交报>主人书》，将“中体西用”斥责为“牛体马用”，其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比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然而日本的“和魂洋才”则表现出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它所强调的重点是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并未在其与西学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也没有突出强调亦或是贬低西学，因而二者的地位相互平等，这便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此外，就二者所选西学的内容上来看：虽然二者在广义上都是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中体西用”中所指的西学主要是指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器物层面，毫不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意识方面的内容。而“和魂洋才”所指的西学不仅包括物质层面，还涉及政治、法律等制度和思想意识层面。伊藤博文在1872年考察美国期间曾说：“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诸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尽皆超东洋。由之，移此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步至同等化域。”日本对西学的认识早已突破器物层面而日益深入政治文化等更深层次，与当时的中国相比则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西人也曾评判道：“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神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欸。可见当时西方人对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神速的赞叹以及对中国的鄙夷。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中体西用”的实践也以失败而告终，而“和魂洋才”则顺利地推动明治维新的发展并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的转变。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单一型和复合型的文明传统是使西学在两国之间差异的根源，而其所奉行的“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旗帜下的变革则是直接导致该差异的直接后果。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关键词：中国；日本；西学；传统价值观
日本学者曾提及：“影响西学在多大规模、多大程度融入清初社会的因素，最根本的则是取决于清初的学术文化思潮对西学有多大的需求和包容性。”儒学作为中国的正统文化，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据中国学术之主流地位。儒家学术所倡导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使因循守旧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不良风气。费正清提出：“儒学曾经是一切保守思想体系中最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儒家思想曾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成了主要的学问对象。别处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肯在十多个世纪内把权力建筑在一个单一不变、来自一个古圣先贤的思想典范之上的。”中国文化的原发性、自生创造性、稳定保守性致使中国在“民族优越性”的姿态下排斥甚至蔑视一切外来文明，即使是在西方炮火冲击下这一传统也并未改变，其虽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屹立千年而不倒，却也阻碍其自身文明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以及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和融合。中西学地位的不平等，必然会限制中国对西学的引进和吸收，不利于西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文明是复合型、嫁接式的文明，在历史上，日本曾师从于中国、印度和朝鲜，形成了神、道、佛三种文明复合的文化传统。日本现代思想家中村元指出的，“由于日本人天性中宽容和较为开放的一面，他们吸收外国的异质文化而没有太多的排斥。他们试图认识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各自价值。与此同时也努力保存从他们自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价值准则。在十七世纪日本奉行锁国政策下西方的兰学依然传入日本并逐渐盛行。至明治维新时日本更是对西方各种不同文明均采取了特有的宽容态度，将学习西学作为一种政策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严复比较中日两国对西学的态度时说：“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日本文明作为一种开放、复合型的文明，当其与西方先进文明发生碰撞时并察觉而这差距之后，它便能够较为轻易的放下传统文化的束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对其有用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科技文明。日本民族正是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包容萬千的民族文化”。这便是日本能够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势头的日益加强，中日两国被迫打开原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为摆脱国内外危机，两国分别以“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为口号，迈上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体西用”是指在坚持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已达到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魂洋才”是指综合日本古来的精神文明和从西洋吸收的知识、技术或发挥日本古来的精神传统，使用从西洋吸收了的知识和技术。二者虽然在提出背景、原始内涵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究其本质来说仍存在很大差距。
首先，就二者在对待西学的主次关系上而言：“中体西用”中的“体”与“用”二字将其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鲜明的划分开来。在“体用之分”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始终未能够突破传统思想上的束缚，对西学的学习也只能局限在狭隘的物质层面，致使清政府的改革未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中体西用”也日益受到强烈的批判。1902年，严复于《外交报》上发表了《与<外交报>主人书》，将“中体西用”斥责为“牛体马用”，其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比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然而日本的“和魂洋才”则表现出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它所强调的重点是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并未在其与西学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也没有突出强调亦或是贬低西学，因而二者的地位相互平等，这便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此外，就二者所选西学的内容上来看：虽然二者在广义上都是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中体西用”中所指的西学主要是指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器物层面，毫不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意识方面的内容。而“和魂洋才”所指的西学不仅包括物质层面，还涉及政治、法律等制度和思想意识层面。伊藤博文在1872年考察美国期间曾说：“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诸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尽皆超东洋。由之，移此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步至同等化域。”日本对西学的认识早已突破器物层面而日益深入政治文化等更深层次，与当时的中国相比则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西人也曾评判道：“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神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欸。可见当时西方人对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神速的赞叹以及对中国的鄙夷。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中体西用”的实践也以失败而告终，而“和魂洋才”则顺利地推动明治维新的发展并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的转变。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单一型和复合型的文明传统是使西学在两国之间差异的根源，而其所奉行的“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旗帜下的变革则是直接导致该差异的直接后果。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