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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网友晒出上海朱家角景区的一份菜单引来众人围观。原来,这份菜单一式两份,给国内游客的菜单有中文菜名和标价;而给外国游客的英文菜单,同样的菜色比中文菜单标出的价格要高出20%-50%,有的全凭服务员口头报价。
随后人们看到,上海相关部门以最快速度积极处理此事。对于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接待外国人的上海来说,“国际大都市”的口碑来之不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010年数据,上海市的外籍人员有14.32万人,位列全国第一位。这一外籍人口数量接近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那时上海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根据《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一书,1942年大约有15.09万外侨生活在上海,人数达到高峰。
和70年前不同的是,“那时的上海更加国际化,但是租界里没有中国主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现在上海的整体环境比建国之前强,但国际化程度比不上香港,和纽约和伦敦的差距就更大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人不如纽约人、伦敦人那么多元,来自世界各国。”
去年,上海交大国家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开展了“外国人眼中的上海”实证调查。负责此次调查的刘康发现,在沪外国人的社会阶层分布出现了多样化趋势,他们在上海的身份特征也已经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明显的“外国人”特征。“老外”的称呼已经过时,洋同学、洋同事和洋邻居比比皆是,洋保姆、洋老公和洋老婆也很正常。
大部分受访者在和纽约、伦敦、东京对比后,肯定了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但调查发现,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政策法规、教育、卫生、税务等公共服务领域和软环境方面评价较低,而对旅游、出入境相关的硬件环境评价较高。其中,来沪旅游的国际人士注重“窗口”行业,而“长期居留、工作”的人群更为注重上海的总体环境。
调查前,上海交大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副教授徐剑曾担心这些外国人是否愿意拿出时间参与。而后他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国际人士都很积极接受,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开始我们只在机场调研,问卷也是英文的。”徐剑告诉《新民周刊》,“一开始的拒访都是来自日韩人士,因为看不懂问卷。我们后来又补充了日韩文的问卷,招募留学生去杨浦区五角场和长宁区虹桥地区做调研,那里分别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聚集区。”
徐剑说,日韩人士相比欧美人士更容易对上海产生不满。这可能是因为日韩对中国比较了解,对上海抱有很高的期望;而欧美人士有很多在来中国之前没想到上海这么发达。“我自己就住在虹桥地区。我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些日韩人士卖房改为租房生活,他们感到自己在上海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自然抱怨也多。”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短期旅游或出差、学习的国际人士对上海的社会治安评价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低、长期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的国际人士对上海的社会治安评价则偏低。这种差异还反映在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评价上。随收入的增加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满意度评价逐步提高;而亚裔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满意度评价明显低于欧洲裔(高加索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满意度高于其他宗教派别者;中长期在上海居住的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满意度评价低于短期居留者。
对此,刘康的解释是,许多在上海长期居住的国际人士把自己作为上海的一分子,所以更能看到这座城市的不足。
随后人们看到,上海相关部门以最快速度积极处理此事。对于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接待外国人的上海来说,“国际大都市”的口碑来之不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010年数据,上海市的外籍人员有14.32万人,位列全国第一位。这一外籍人口数量接近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那时上海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根据《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一书,1942年大约有15.09万外侨生活在上海,人数达到高峰。
和70年前不同的是,“那时的上海更加国际化,但是租界里没有中国主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现在上海的整体环境比建国之前强,但国际化程度比不上香港,和纽约和伦敦的差距就更大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人不如纽约人、伦敦人那么多元,来自世界各国。”
去年,上海交大国家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开展了“外国人眼中的上海”实证调查。负责此次调查的刘康发现,在沪外国人的社会阶层分布出现了多样化趋势,他们在上海的身份特征也已经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明显的“外国人”特征。“老外”的称呼已经过时,洋同学、洋同事和洋邻居比比皆是,洋保姆、洋老公和洋老婆也很正常。
大部分受访者在和纽约、伦敦、东京对比后,肯定了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但调查发现,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政策法规、教育、卫生、税务等公共服务领域和软环境方面评价较低,而对旅游、出入境相关的硬件环境评价较高。其中,来沪旅游的国际人士注重“窗口”行业,而“长期居留、工作”的人群更为注重上海的总体环境。
调查前,上海交大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副教授徐剑曾担心这些外国人是否愿意拿出时间参与。而后他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国际人士都很积极接受,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开始我们只在机场调研,问卷也是英文的。”徐剑告诉《新民周刊》,“一开始的拒访都是来自日韩人士,因为看不懂问卷。我们后来又补充了日韩文的问卷,招募留学生去杨浦区五角场和长宁区虹桥地区做调研,那里分别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聚集区。”
徐剑说,日韩人士相比欧美人士更容易对上海产生不满。这可能是因为日韩对中国比较了解,对上海抱有很高的期望;而欧美人士有很多在来中国之前没想到上海这么发达。“我自己就住在虹桥地区。我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些日韩人士卖房改为租房生活,他们感到自己在上海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自然抱怨也多。”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短期旅游或出差、学习的国际人士对上海的社会治安评价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低、长期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的国际人士对上海的社会治安评价则偏低。这种差异还反映在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评价上。随收入的增加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满意度评价逐步提高;而亚裔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满意度评价明显低于欧洲裔(高加索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对上海市民的文明程度满意度高于其他宗教派别者;中长期在上海居住的国际人士对上海市民文明程度的满意度评价低于短期居留者。
对此,刘康的解释是,许多在上海长期居住的国际人士把自己作为上海的一分子,所以更能看到这座城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