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衰变如何引起反腐败回潮？—基于14个国家的定性比较分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尚俊颖、何增科
　　本文节选自《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6期
　　本文发现，国家治理体系的衰变会导致反腐败回潮，在不同的国家，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这三个要素的组合及互动机制有所差异。检验发现，这三者的衰退或低位停滞都接近反腐败回潮的充分条件，是提示反腐败回潮风险的重要信号。在三条因果路径中，除了“国家能力太强”和“国家能力显著增强”，六个子假设所涉及的情况全部出现。通过对三个反腐败回潮代表性案例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发现法治衰退、民主倒退和孱弱国家分别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要素的角色—某一要素的变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低位停滞意味着短板长期得不到弥补，都会导致国家能力、民主与法治的不协调，进而引发反腐败回潮。
　　从权力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这五个国家的反腐败回潮都与重大的政局变动密切相关：贝卢斯科尼上台后摧毁了意大利“净手行动”的成果，埃尔多安腐败丑闻的曝光和他随后对反对派的清洗扯下了自己的清廉遮羞布，联合国特派团的淡出暴露出利比里亚民选总统权力的虚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几乎把反腐败当成了竞选撒手锏，大选与大案形影相随，马其顿也有类似现象。反腐败对人事的敏感反映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未定型和不成熟。反腐败既要注重具体的政治策略，也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战略。致力于持续反腐败的政治家需要对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三者中的薄弱环节予以特别关注；也需要保持政局稳定，“保护”在反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行动者，确保政策连续性。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阎学通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
　　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在未来20多年里相互交织，一起影响大多数国家的对外决策。鉴于大国的领导们大多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且中美竞争格局可能持续20年，冷战思维会促使决策者们遵循单边主义的原则。不过，数字思维将会防止决策者们完全复制冷战时期的策略，促使他们采取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以及网络安全的策略。中美竞争的焦点将会集中于建立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而不是相互毁灭对方。国际秩序问题则是关于如何建立符合各自利益，尤其是互联网主导权和数字优势的问题。故此，两国都可能利用意识形态差异来实现物质利益，而非向世界推广各自的意识形态。此外，中美两国均无力提供一个单边或者联合的全球领导，这使得即将来临的国际秩序将比冷战后时期更为混乱，不过战争暴力将少于冷战时期。

　　首先，中国第五次疾病转型总体特征表现为：城镇居民的超重率和运动时间存在显著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从1989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的超重率在快速上升。尤其是高年龄组的超重率更高，该趋势在50岁以后才开始有所缓解。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1959-1961年的出生队列的超重率更高；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971年之后出生群体的超重率也在快速上升。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中近些年出生的人群面临着超重增长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双重影响，从而更容易超重和肥胖。
　　其次，在疾病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超重率发生了逆转：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城镇居民超重率先是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后来又低于低社会经济群体。潘佩尔等利用全世界67个国家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中，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更容易超重，而在高收入国家，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更容易超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社会经济地位和超重之间关系发生逆转变化的原因。一是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日益充裕的商品供给，社会经济上占优势的人会倾向于摄入高热量的饮食或对饮食不加节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超重以及肥胖的危害。尤其是高受教育群体，他们可以更多地获取健康相关的知识，也更有能力实现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是在市场转型早期和中期释放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行业竞争也并不十分激烈，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可能不必选择久坐的工作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就业市场的饱和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长时间久坐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在本研究中，我们确实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城鎮居民每日运动时间远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三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综上所述，在我国城镇中，相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超重风险不断升高，而运动时间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预计基于超重和不动的健康不平等会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最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超重状况在年龄和队列效应上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收入群体间超重率的差异在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拉大，而在较早或较晚的出生队列中，这种不同收入群体间超重率的差距也没有收敛的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还未完全固化，大部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都是年轻时经过个人的努力拼搏获得的，要以付出时间和牺牲健康为代价。而那些经过个人努力走上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年轻时也更为忙碌辛苦。进入老年阶段后，超重率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差距在持续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比年轻人更大。从队列效应来看，特别是中国城市中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这个群体，人生中经历了很多激荡的历史事件，他们早年的经历会对成年后的身体状况带来持久的影响。中年时面对富足的生活状况，他们原本习惯了饥饿、体力劳作和物资匮乏的身体往往难以适应营养过剩的社会环境以及久坐的工作方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肥胖率的上升。这是由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所共同塑造的特殊生命历程模式在健康状况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