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尔尼卡》到《朝鲜大屠杀》

　　有些艺术作品太过著名和精彩，以至于让许多其他作品——甚至出自同一艺术家之手的其他作品——都难以博人一瞥。格兰特·伍德的《美国哥特式》（1930）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其对乡村价值观的思考令人费解。占据整个画面的是两个双唇紧闭的乡巴佬，他俩那种别扭、难解的氛围却让伍德的所有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试问你能想起几部伍德的其他作品呢？）西班牙艺术大师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同样具有让其他作品黯然失色的效果，至少与之相比，我们对其他西班牙艺术家创作的关于战争的形象关注得远远不够。
　　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巴斯克地区格尔尼卡小镇的毁灭性轰炸让毕加索陷入痛苦的思考。虽然许多人对画作《格尔尼卡》上那些涌动着毕加索痛苦思考的断肢残臂、苦难的表情和痛苦扭动的战马并不陌生，但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一部毕加索关于战争的其他作品——哪怕是与战争有所关联。如今，在巴黎军事博物馆举办的这场重要展览却告诉我们，战争是毕加索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漫长的一生经历了古巴独立战争（爆发于1895年，毕加索时年14岁）和越南战争（毕加索逝于1973年，该战于他逝后两年结束）。
　　检索毕加索的所有画作，我们发现，唯有他对1950年信川大屠杀中美军所犯暴行反应的激烈程度，堪与《格尔尼卡》所展现的文化意识相比肩。在这幅画作上，一群妇女儿童行将被一伙面目难辨、机器人般的士兵近距离射杀。这是《格尔尼卡》上没有的场景。如果说在他早期那幅名画中呈现的是一堆符号和象征的话，那么这幅从毕加索博物馆借来参加巴黎军事博物馆展览的《朝鲜大屠杀》（1951），则通过一种直白的视觉化叙事让作品变得更像让人痛苦的漫画，一本骇人听闻的连环漫画。巴黎军事博物馆馆长伊莎贝尔·利穆赞和我们谈道：“他们看上去好像穿着古代或者未来世界的盔甲，仿佛从科幻小说或电影中走出来。”

　　画面左边三个女人挤在一起（其中两个是孕妇），五个孩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不安和恐慌，从右边走来的是即将对他们施刑的机器人般齐步行进的队伍，半人半机器的皮肤、折断的生殖器、奇形怪状的武器都是构成噩梦的元素。毕加索似乎有意让我们将这种逐渐展现的恐怖，在其构成上与我们以前欣赏过的弗兰西斯科·德·戈雅的名画《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1814）形成对应。在戈雅的这幅名画中，那些险恶的士兵摆出舞者的姿势枪杀了一排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与毕加索的《朝鲜大屠杀》恰似异曲同工。一种艺术谱系经由戈雅的画作、莫奈的《枪杀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868—1869）（该作以相似的舞台效果描述1867年枪杀奥地利裔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场景），至毕加索的作品，连贯而成。
　　毕加索在《朝鲜大屠杀》中与历史的对话其实已超越了对戈雅和莫奈的影射。其作品中的受害者试图簇聚成一个松散的三角形，让我们联想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母与子”画像中那种具有神圣意义的安全感，从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到达·芬奇的《岩间圣母》皆是如此。但在毕加索的这幅画中，具有保护意义的三角形状已开始被打破，好像被从右边机械性直线进攻的残暴力量击成碎片。
　　那些不知名的士兵以整齐划一的步伐前进，就像坦克上的履带轮链条。画面右上角那条不自然地挥动着利剑的前臂，尤其凸显了他们的非人性化特征。这是毕加索从《格尔尼卡》借用并重置的象征符号。在这位艺术家的这部早期经典作品中，剑与臂是割离的，在画面底部，它们被击碎，被践踏在脚下。但在《朝鲜大屠杀》中它们却复原成一个整体，似乎是对帝国主义进攻的炫耀式表达，这体现了全球政治为极权主义免罪的趋势下，毕加索日益加剧的悲观主义。手臂高高举起，等待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对无辜者进行大肆屠杀，这是对残酷专政永不过时的原型表达。
　　1951年，《朝鲜大屠杀》问世，在谈到当时评论家们对毕加索就该作品发言所做出的反应时，巴黎军事博物馆馆长伊莎贝尔·利穆赞认为：“这部作品当时没有被大家普遍接受。”她说，它因其“太过简单，太易于被当时的艺术家读懂”而被忽略了，人们认为它过于简单地划分出“好人和坏人”。或许，在毕加索看来，创作于14年前的《格尔尼卡》因其冷酷气质，没能在全世界领袖人物的心灵上激发出足够多的实现和平的热情。因此，他觉得该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了。虽然《朝鲜大屠杀》被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揶揄嘲讽，但伊莎贝尔相信，经过反思，我们会对它重新评价，将其视为“一部强有力的作品”。在将它解除包装，挂上展厅墙壁时，她回忆道：“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不是《格尔尼卡》，我们不能将《格尔尼卡》视为标尺，对它予以如此不公的对待。

　　毕加索对那个时代的战争非常关注，但他本人却从未入伍。兩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皆住在巴黎。作为一个旅居法国的西班牙人，他没有义务参军反抗德国。虽然从未上过前线，更没有打过一发子弹，但他选择了在画作中表达激烈的反战情绪。这种冲动在他早期作品中一目了然。他1912年的拼贴艺术作品显示，他本能地在那些碎片化的叙事中掺入了对政治的忧虑。这些以剪报（关于巴尔干半岛动荡局势的报道）拼贴出的作品曾牵动着许多立体主义画家，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历史与艺术的融合

　　根据伊莎贝尔的观点，“毕加索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对贯穿其人生的艺术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他的作品表面或许不能明显觉察到这种关系。为了将那些一眼看去觉察不到受战争影响的作品还原到其历史语境，展览的组织者获取了一些珍贵的艺术家生平和历史资料，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些艺术作品。“有一点对我们这次展览相当重要，”伊莎贝尔说，“那就是，在我们展出的330件物品中，超三分之一是毕加索创作的艺术作品，三分之一是来自艺术家个人的档案资料，还有三分之一是与博物馆的军事主题相关的物品。”
　　这次展览将毕加索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艺术想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时还借助信件、报纸、杂志、日记等将艺术作品还原于历史背景之中。如此用心良苦只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艺术作品，不论其有多崇高，都是由终有一死的凡人创造的。这些创作者们在许多方面同你我一样过着普通生活——广泛阅读，激烈讨论，时而欣喜、时而愤慨地听着广播。
　　参展的还有一台1939年的“超级新郎收音机”（super？groom？radio），当年毕加索可能就是通过这台收音机收听他音乐界朋友的节目，或关于战争暴行的新闻。这台收音机矮胖方正的外观像极了毕加索的作品《战争》（1951）中那台霸占大幅画面、具有威慑性的机器。《战争》是一幅画在羊皮纸上的钢笔淡彩卡通画，与《朝鲜大屠杀》创作于同一年。画上蹲踞着一台奇异的机器，像是烤炉、收音机和悍马汽车的超现实杂交体，它脸上闪过一丝傻笑，将火焰吐向饱经折磨的黑夜。这台收音机分明就是思想的坦克。
　　此次展览展出这么多扣人心弦的艺术作品（参展作品中毕加索的作品多达140幅），让人容易忘记，这个展览地点——军事博物馆——还专门用于保存从中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和甲胄。“这既是一次历史展，也是一次艺術展。”伊莎贝尔说，这次展览无意于纪念毕加索人生和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事件，而是要纪念毕加索时代的地缘政治——2019年是西班牙内战结束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