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音乐作品的表演和欣赏分四个步骤：研究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及个性特点，把握作品的音乐表现形式与内在意蕴的有机结合，全面研究作曲家业已形成的艺术创作特征或风格，最为重要的是在整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基础上，解读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音乐作品 表演欣赏 审美解读 作品意蕴
音乐作品的意蕴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者随意赋予的，而是作曲家、表演者及欣赏者共同“创作”的结果，即联想的结果。但这种联想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涉及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不仅在一定文化的群体中，联想的作用过程应当是共同的，而且对于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说，概念或想象应当具有同样的含义。一定的音乐意蕴，可能在文化思考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标准化的，对于该群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具有相同意义的分类概念，从而形成相同的解读态度或认可度。如在欧洲音乐中，死亡往往被描写成慢拍子和低沉的音域，但非洲的某些部落，则将死亡描绘在疯狂的音乐活动中。这种在音乐中被认识或被描绘出来的意蕴，是必须结合某种文化的信念和态度才能正确解读的。
另一种条件是音乐作品意蕴的传统审美的约定性，即一定的乐器与特定的概念和思想状况相联系。如民族乐器的箫和二胡，较适宜表现低沉、悲伤的情调，西方的听众常把管风琴与教堂相联系，西方的五声调式，在19世纪常用以表现田园风光。
在某个特定的时代音乐意蕴可能发展成较为精细的内涵体系，也可以说音乐意蕴具有某种时代规定性：一定的旋律、节奏的运用，往往被认为规定或约定俗成为某种思想状况的符号。我们看到横笛，常会想到牧童或放牧者；听到古琴曲常会联想到古代的文人雅士。
因此，对于音乐作品的意蕴的审美解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 解读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及个性
古今中外的作曲家们，总是要在其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他对时代生活的感受，抒发其个人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的某些情感，传达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如聂耳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通过《黄河大合唱》不仅表现出他们的宽广胸怀，而且展现出内心世界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在他们的作品中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精神。有些作曲家则表现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奈和困苦以及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如刘天华、华彦均就是如此。
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人生的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作曲家由此而形成的个性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欣赏或表演音乐作品，就必须对作曲家与其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如贝多芬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人生体验与作品的情感意蕴就有所不同；肖邦虽生活在异国他乡，思乡情感却十分强烈，但你不能把他在花前月下的抒情作品也理解为花丛中的大炮，也不能因他置身于巴黎的上流社会，就认定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慷慨陈词也是多愁善感的内心独白。这些都是需要表演者和欣赏者具体分析和细心体会的。因此，对作曲家生活时代和环境的研究，是解读其音乐作品意蕴的关键。表演者和欣赏者对作曲家所处的生活环境了解越多，对其个性掌握得越准，对其音乐作品意蕴的解读也就越深刻、越准确。也只有当表演或欣赏对作曲家了如指掌之时，效果才会理想，才能把作曲家倾注在音乐中的情感意蕴真正准确完美地再现出来。
2 把握音乐表现形式与意蕴的有机结合
在音乐作品听觉审美感知中，音乐作品再现的是情感的动态结构或情绪状态。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由于作曲家对音乐符号系统掌握的不同，熟练程度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作曲家对待同一种情感的体验，也是多变及多种样式的。伟大的作曲家往往较为重视如何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音乐的动态形式表现出来，而表演者和欣赏者在音乐听觉审美中体验到这种情感，包括创作表演和欣赏各个环节的联系，都是通过音乐的情绪表现或感知这个中介形式来完成的。从19世纪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第四乐章主部主题的乐音动态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叹息下行的旋律以及不稳定的和声，交错的弦乐声部，正是在乐音的运动中构成了“悲怆”的情感意蕴。从中国河北民歌《小白菜》每一乐句的下行运动音型，也不难发现它与悲哀情感表达的联系。音乐的表现形式如果是情感意蕴的外观动态结构，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有含意的艺术形式。其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情感意蕴又是如何积淀其中呢？这是音乐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最特殊的地方。其实，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音乐审美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都不是自然情感的直观外现，而是运用音乐特有的符号、语言、技巧与风格，并在一种复杂、微妙和多种心理活动交织、融汇的审美情境中创造出的一种情感形式。这种情感形式不是对自然情感模仿的再生，而是艺术的再现。这种艺术化了的情感形式，不仅具有一种生命力形式，即活生生的、动态的、变化起伏的、与内在情感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形式，而且，在艺术创作的情感体验过程中，经常有意识、想象、联想等多种心理活动的参与。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表现一种情感，首先进入的是他在创作审美活动中的情境，其中由生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与意识、无意识的深层心理活动融合并共同参与音乐动态形式的创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使创作的曲调极富意味，并且一经表现，就迅速地在表演者和欣赏者那里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将音乐的动态形式作为某种意蕴再现出来。
3 解读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特征
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特征是在多种情况下、较长时间内完成的。我们对他所处的文化艺术背景，他所受的音乐教育，他所继承的音乐传统，他的艺术思想及美学观点，他所坚持的创作方法，他的音乐风格及所属流派，他业已形成的创作特征等，都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其音乐作品的意蕴。
例如，刘天华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在音乐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民族音乐家。他在广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还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洋音乐的影响，从而使他成为兼容中西风格特征的新型民族音乐家。他创作的一批具有新的艺术特点的二胡作品，比较深刻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内心世界和追求光明的理想，在其作品中就显现了沉郁委婉的抒情风格。这种艺术特征，只有在把握了刘天华的经历和身世及内心世界的基础上才能从其作品中解读出来。
我们在解读另一位中国民族音乐家华彦均的艺术创作特征时，必须了解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长期流浪江湖的生活，使他饱受人间苦难，不可能有机会接受现代音乐教育和文化洗礼。他是在村野的民间音乐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家。因此，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一个饱经沧桑、历尽风雨的流浪艺人的人生体验，他的作品如《二泉映月》必然具有浓重而质朴的民间风格和耿直、遒劲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就是他作品的艺术特征。
刘天华和华彦均虽然都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家，使用的乐器又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二胡，但他们的文化教养不同，生活经历各异，他们音乐作品中的意蕴和风格必然迥异。我们在表演和欣赏两人的艺术作品时，就可以按图索骥，不致于把两人的艺术特征混淆了。
具有无限表现力和意蕴的乐音材料，使作曲家的艺术特征在其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来。因为各个音乐要素已经有各自特殊的表现力，作曲家性格上的显著特征，如多情善感、强劲、愉快等，可以很好地通过某些调性、节奏和过渡等因素表达出来。多情善感的作曲家，才思丰富的作曲家，优雅、崇高的作曲家，所给予我们的首先和首要的是音乐作品本身。这些作曲家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和风格，作为音乐形象又反映着作曲家的人格特征，但这些音乐作品，都是作为独立的美的东西感染着我们。把握了作曲家不同的艺术特征或风格，我们也就容易解读他们作品中的情感和意蕴了。
4 解读音乐作品的不同意蕴
音乐作品的意蕴要借助音响表达，或者借助各种音乐形式表达。我们还可以说，意蕴具有某一音乐表情，正是选择了某些音乐因素的必然结果。如果作曲家的选择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或当时的文化历史原因，那么人们必须从作品来解读意蕴，而不仅仅是从年代和作曲家的诞生地。如果解读作曲家的生平和时代的确是与相关音乐作品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或许也十分有趣，但依然要从音乐作品本身入手。音乐作品才是解读意蕴的最重要根据。存在于作品之外的任何情况只能作为参考，尽管作曲家的个性肯定会在他的作品中获得象征性的表现。
研究作曲家的生活环境、时代特征、成长经历和艺术特征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前提性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就会使对作品意蕴的解读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地。对于表演和欣赏者来说，这些研究仅是先导，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具体音乐作品意蕴的体验和分析上。这就要求表演者和欣赏者要尽可能全面而详细地搜集和掌握作品的各种情况和翔实资料，如作品的创作年代、创作环境，作曲家的创作动机以及创作札记、标题、题解、歌词和剧本等。还要研究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事件，作曲家个人生活境遇，作品与其他文学艺术的关系。还要考察作品的体裁与风格，作品问世以来的各种评价、解释，演出情况和民众的各种反响。对以上诸方面要综合研究，不能偏废，更不能仅凭主观好恶而随意取舍。如此，才能对音乐作品的意蕴融会贯通、准确解读。
音乐作品的意蕴是极其丰富、极其含蓄、极其深邃的，而某种音乐情感仅仅是意蕴的一个方面或一部分。一部作品的意蕴，可能具有明确的社会内涵的情感，也可能是比较模糊朦胧的情绪状态，还可能是某种形象与动态的表现，或是某种意境与氛围的描绘，或是借助一些音乐形象表达某种哲理的情思，甚至仅仅是借助富于个性的音乐动机的巧妙变化追求某种形式美的玩味。有人认为这种“形式美的玩味”不是作品的意蕴，或认为此类作品无意蕴可言。其实，上述诸多“可能”都是意蕴。解读这些意蕴的确存在差异，就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判断一样，毕竟审美主体是千差万别的，更何况，解读音乐作品的意蕴，常常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音乐作品，往往是情绪显露于外，思想蕴藏于内。但也有些作品的情绪特征明显，却很难说它反映了什么。
要读懂音乐作品的意蕴，必须了解音乐语言。音乐语言即旋律、节奏、速度、节拍、音色、音响、和声、织体等元素的有机结合，如叹息、哭泣、笑声、呼喊、乞求、亲切的对话，愤怒的敲击，前进的步伐，欢快的跳跃，徘徊、踟躇，暴风雨式的悸动等音乐音调，都与现实生活中一般感情的情绪语言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音乐中的意蕴虽难以把握，却是可以感知和领略的。通过音乐语言和体裁特征，我们可以解读作品中的情绪特征，但这是孤立的情绪特征，即使包含一定的判断，由于其概括宽泛，而难以说明其意蕴。如果把一系列情绪特征整合成一个整体，就势必构成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也就限定了一定的范围，表演和欣赏者也就能够对作品意蕴进行探索解读了。
例如胡登跳先生的四重奏《问》，茅原先生对该曲作了解读分析。在引子中，首先梆笛吹出空旷而力度起伏的散序，筝的刮奏在下面衬托着，增加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在笛的两次询问音调之后，埙开始模拟朗诵。紧接着叠入女声用哼鸣表达出深情的无言歌，这与埙的朗诵构成了双重抽象的朦胧恍惚的效果，像梦中呓语。梦境之感，使我们意识到，梦不过是生活经验片段的重新组合，人生道路的轨迹在这里隐隐约约地开始。音乐进入主题，富于青春气息，单纯，质朴，经过了压抑，转向一片阳光。活跃、激动、无忧无虑的校园歌声，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吗？从旧社会中走过来，抚摸着创伤，突然进入一个光明世界，那欢乐和激动建构了我们炽热而赤诚的心灵。但是疑云出现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不理解”呵！争辩过，叹息过，拖着沉重的步伐，迎着凌厉的寒风，上下求索。复杂多变的历史过去了，终于找到坚定的答复。乐曲的结尾，在反思与向往融汇的内心深处，还回响着思索与询问。
于是，我们接受到的艺术心理指令明朗化了。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生活教育了我们，不能再那样简单天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矛盾是复杂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有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直面人生。这是一个通过感情过程达到思想境界的解读过程。正如一般感情包含着判断一样，在音乐作品中，艺术感情也起着思想的载体作用，意蕴绝不可能无所附丽。《问》的美学解读过程无非就是由感觉引起想象，想象引发感情，先体验了感情，然后领悟了其思想内涵。
需要强调的是，对意蕴的解读还需要充分发挥表演、欣赏者的想象，从音乐与社会生活、与作曲家的心理体验、与各种文学艺术的广泛联系和形象类比中，获得对音乐意蕴的体验。当然这种想象不应当导致漫无边际，脱离音乐自身表现规律，而要与对音乐形式的分析紧密相连，使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总之，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难以分割而又互为表里的有机组合，要解读其深刻的意蕴，就要全面研究与作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准确把握作曲家的生活环境或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作曲家个性特点，系统地研究作曲家整体或与该艺术作品相应的某阶段的创作风格及特征。这四步解读过程，虽然最后根据作品本身解读其整体意蕴是关键，是核心，但没有前三步的研究和整合，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参考文献：
[1]杨易禾.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2]张前.音乐二度创作的美学思考[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3](捷克)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5](美).伦纳德·迈尔.音乐的情感与意义[M].何乾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音乐作品 表演欣赏 审美解读 作品意蕴
音乐作品的意蕴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者随意赋予的，而是作曲家、表演者及欣赏者共同“创作”的结果，即联想的结果。但这种联想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涉及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不仅在一定文化的群体中，联想的作用过程应当是共同的，而且对于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说，概念或想象应当具有同样的含义。一定的音乐意蕴，可能在文化思考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标准化的，对于该群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具有相同意义的分类概念，从而形成相同的解读态度或认可度。如在欧洲音乐中，死亡往往被描写成慢拍子和低沉的音域，但非洲的某些部落，则将死亡描绘在疯狂的音乐活动中。这种在音乐中被认识或被描绘出来的意蕴，是必须结合某种文化的信念和态度才能正确解读的。
另一种条件是音乐作品意蕴的传统审美的约定性，即一定的乐器与特定的概念和思想状况相联系。如民族乐器的箫和二胡，较适宜表现低沉、悲伤的情调，西方的听众常把管风琴与教堂相联系，西方的五声调式，在19世纪常用以表现田园风光。
在某个特定的时代音乐意蕴可能发展成较为精细的内涵体系，也可以说音乐意蕴具有某种时代规定性：一定的旋律、节奏的运用，往往被认为规定或约定俗成为某种思想状况的符号。我们看到横笛，常会想到牧童或放牧者；听到古琴曲常会联想到古代的文人雅士。
因此，对于音乐作品的意蕴的审美解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 解读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及个性
古今中外的作曲家们，总是要在其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他对时代生活的感受，抒发其个人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的某些情感，传达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如聂耳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通过《黄河大合唱》不仅表现出他们的宽广胸怀，而且展现出内心世界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在他们的作品中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精神。有些作曲家则表现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奈和困苦以及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如刘天华、华彦均就是如此。
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人生的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作曲家由此而形成的个性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欣赏或表演音乐作品，就必须对作曲家与其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如贝多芬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人生体验与作品的情感意蕴就有所不同；肖邦虽生活在异国他乡，思乡情感却十分强烈，但你不能把他在花前月下的抒情作品也理解为花丛中的大炮，也不能因他置身于巴黎的上流社会，就认定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慷慨陈词也是多愁善感的内心独白。这些都是需要表演者和欣赏者具体分析和细心体会的。因此，对作曲家生活时代和环境的研究，是解读其音乐作品意蕴的关键。表演者和欣赏者对作曲家所处的生活环境了解越多，对其个性掌握得越准，对其音乐作品意蕴的解读也就越深刻、越准确。也只有当表演或欣赏对作曲家了如指掌之时，效果才会理想，才能把作曲家倾注在音乐中的情感意蕴真正准确完美地再现出来。
2 把握音乐表现形式与意蕴的有机结合
在音乐作品听觉审美感知中，音乐作品再现的是情感的动态结构或情绪状态。在不同的音乐作品中，由于作曲家对音乐符号系统掌握的不同，熟练程度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作曲家对待同一种情感的体验，也是多变及多种样式的。伟大的作曲家往往较为重视如何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音乐的动态形式表现出来，而表演者和欣赏者在音乐听觉审美中体验到这种情感，包括创作表演和欣赏各个环节的联系，都是通过音乐的情绪表现或感知这个中介形式来完成的。从19世纪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第四乐章主部主题的乐音动态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叹息下行的旋律以及不稳定的和声，交错的弦乐声部，正是在乐音的运动中构成了“悲怆”的情感意蕴。从中国河北民歌《小白菜》每一乐句的下行运动音型，也不难发现它与悲哀情感表达的联系。音乐的表现形式如果是情感意蕴的外观动态结构，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有含意的艺术形式。其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情感意蕴又是如何积淀其中呢？这是音乐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最特殊的地方。其实，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音乐审美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都不是自然情感的直观外现，而是运用音乐特有的符号、语言、技巧与风格，并在一种复杂、微妙和多种心理活动交织、融汇的审美情境中创造出的一种情感形式。这种情感形式不是对自然情感模仿的再生，而是艺术的再现。这种艺术化了的情感形式，不仅具有一种生命力形式，即活生生的、动态的、变化起伏的、与内在情感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形式，而且，在艺术创作的情感体验过程中，经常有意识、想象、联想等多种心理活动的参与。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表现一种情感，首先进入的是他在创作审美活动中的情境，其中由生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与意识、无意识的深层心理活动融合并共同参与音乐动态形式的创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使创作的曲调极富意味，并且一经表现，就迅速地在表演者和欣赏者那里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将音乐的动态形式作为某种意蕴再现出来。
3 解读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特征
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特征是在多种情况下、较长时间内完成的。我们对他所处的文化艺术背景，他所受的音乐教育，他所继承的音乐传统，他的艺术思想及美学观点，他所坚持的创作方法，他的音乐风格及所属流派，他业已形成的创作特征等，都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其音乐作品的意蕴。
例如，刘天华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在音乐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民族音乐家。他在广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还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洋音乐的影响，从而使他成为兼容中西风格特征的新型民族音乐家。他创作的一批具有新的艺术特点的二胡作品，比较深刻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内心世界和追求光明的理想，在其作品中就显现了沉郁委婉的抒情风格。这种艺术特征，只有在把握了刘天华的经历和身世及内心世界的基础上才能从其作品中解读出来。
我们在解读另一位中国民族音乐家华彦均的艺术创作特征时，必须了解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长期流浪江湖的生活，使他饱受人间苦难，不可能有机会接受现代音乐教育和文化洗礼。他是在村野的民间音乐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家。因此，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一个饱经沧桑、历尽风雨的流浪艺人的人生体验，他的作品如《二泉映月》必然具有浓重而质朴的民间风格和耿直、遒劲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就是他作品的艺术特征。
刘天华和华彦均虽然都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家，使用的乐器又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二胡，但他们的文化教养不同，生活经历各异，他们音乐作品中的意蕴和风格必然迥异。我们在表演和欣赏两人的艺术作品时，就可以按图索骥，不致于把两人的艺术特征混淆了。
具有无限表现力和意蕴的乐音材料，使作曲家的艺术特征在其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来。因为各个音乐要素已经有各自特殊的表现力，作曲家性格上的显著特征，如多情善感、强劲、愉快等，可以很好地通过某些调性、节奏和过渡等因素表达出来。多情善感的作曲家，才思丰富的作曲家，优雅、崇高的作曲家，所给予我们的首先和首要的是音乐作品本身。这些作曲家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和风格，作为音乐形象又反映着作曲家的人格特征，但这些音乐作品，都是作为独立的美的东西感染着我们。把握了作曲家不同的艺术特征或风格，我们也就容易解读他们作品中的情感和意蕴了。
4 解读音乐作品的不同意蕴
音乐作品的意蕴要借助音响表达，或者借助各种音乐形式表达。我们还可以说，意蕴具有某一音乐表情，正是选择了某些音乐因素的必然结果。如果作曲家的选择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或当时的文化历史原因，那么人们必须从作品来解读意蕴，而不仅仅是从年代和作曲家的诞生地。如果解读作曲家的生平和时代的确是与相关音乐作品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或许也十分有趣，但依然要从音乐作品本身入手。音乐作品才是解读意蕴的最重要根据。存在于作品之外的任何情况只能作为参考，尽管作曲家的个性肯定会在他的作品中获得象征性的表现。
研究作曲家的生活环境、时代特征、成长经历和艺术特征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前提性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就会使对作品意蕴的解读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地。对于表演和欣赏者来说，这些研究仅是先导，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具体音乐作品意蕴的体验和分析上。这就要求表演者和欣赏者要尽可能全面而详细地搜集和掌握作品的各种情况和翔实资料，如作品的创作年代、创作环境，作曲家的创作动机以及创作札记、标题、题解、歌词和剧本等。还要研究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事件，作曲家个人生活境遇，作品与其他文学艺术的关系。还要考察作品的体裁与风格，作品问世以来的各种评价、解释，演出情况和民众的各种反响。对以上诸方面要综合研究，不能偏废，更不能仅凭主观好恶而随意取舍。如此，才能对音乐作品的意蕴融会贯通、准确解读。
音乐作品的意蕴是极其丰富、极其含蓄、极其深邃的，而某种音乐情感仅仅是意蕴的一个方面或一部分。一部作品的意蕴，可能具有明确的社会内涵的情感，也可能是比较模糊朦胧的情绪状态，还可能是某种形象与动态的表现，或是某种意境与氛围的描绘，或是借助一些音乐形象表达某种哲理的情思，甚至仅仅是借助富于个性的音乐动机的巧妙变化追求某种形式美的玩味。有人认为这种“形式美的玩味”不是作品的意蕴，或认为此类作品无意蕴可言。其实，上述诸多“可能”都是意蕴。解读这些意蕴的确存在差异，就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判断一样，毕竟审美主体是千差万别的，更何况，解读音乐作品的意蕴，常常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音乐作品，往往是情绪显露于外，思想蕴藏于内。但也有些作品的情绪特征明显，却很难说它反映了什么。
要读懂音乐作品的意蕴，必须了解音乐语言。音乐语言即旋律、节奏、速度、节拍、音色、音响、和声、织体等元素的有机结合，如叹息、哭泣、笑声、呼喊、乞求、亲切的对话，愤怒的敲击，前进的步伐，欢快的跳跃，徘徊、踟躇，暴风雨式的悸动等音乐音调，都与现实生活中一般感情的情绪语言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音乐中的意蕴虽难以把握，却是可以感知和领略的。通过音乐语言和体裁特征，我们可以解读作品中的情绪特征，但这是孤立的情绪特征，即使包含一定的判断，由于其概括宽泛，而难以说明其意蕴。如果把一系列情绪特征整合成一个整体，就势必构成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也就限定了一定的范围，表演和欣赏者也就能够对作品意蕴进行探索解读了。
例如胡登跳先生的四重奏《问》，茅原先生对该曲作了解读分析。在引子中，首先梆笛吹出空旷而力度起伏的散序，筝的刮奏在下面衬托着，增加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在笛的两次询问音调之后，埙开始模拟朗诵。紧接着叠入女声用哼鸣表达出深情的无言歌，这与埙的朗诵构成了双重抽象的朦胧恍惚的效果，像梦中呓语。梦境之感，使我们意识到，梦不过是生活经验片段的重新组合，人生道路的轨迹在这里隐隐约约地开始。音乐进入主题，富于青春气息，单纯，质朴，经过了压抑，转向一片阳光。活跃、激动、无忧无虑的校园歌声，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吗？从旧社会中走过来，抚摸着创伤，突然进入一个光明世界，那欢乐和激动建构了我们炽热而赤诚的心灵。但是疑云出现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不理解”呵！争辩过，叹息过，拖着沉重的步伐，迎着凌厉的寒风，上下求索。复杂多变的历史过去了，终于找到坚定的答复。乐曲的结尾，在反思与向往融汇的内心深处，还回响着思索与询问。
于是，我们接受到的艺术心理指令明朗化了。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生活教育了我们，不能再那样简单天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矛盾是复杂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有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直面人生。这是一个通过感情过程达到思想境界的解读过程。正如一般感情包含着判断一样，在音乐作品中，艺术感情也起着思想的载体作用，意蕴绝不可能无所附丽。《问》的美学解读过程无非就是由感觉引起想象，想象引发感情，先体验了感情，然后领悟了其思想内涵。
需要强调的是，对意蕴的解读还需要充分发挥表演、欣赏者的想象，从音乐与社会生活、与作曲家的心理体验、与各种文学艺术的广泛联系和形象类比中，获得对音乐意蕴的体验。当然这种想象不应当导致漫无边际，脱离音乐自身表现规律，而要与对音乐形式的分析紧密相连，使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总之，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难以分割而又互为表里的有机组合，要解读其深刻的意蕴，就要全面研究与作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准确把握作曲家的生活环境或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作曲家个性特点，系统地研究作曲家整体或与该艺术作品相应的某阶段的创作风格及特征。这四步解读过程，虽然最后根据作品本身解读其整体意蕴是关键，是核心，但没有前三步的研究和整合，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参考文献：
[1]杨易禾.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2]张前.音乐二度创作的美学思考[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3](捷克)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5](美).伦纳德·迈尔.音乐的情感与意义[M].何乾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