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名副其实的“大剧年”，从年初起，多部大制作大手笔，打着“大导演”、“大明星”的“大剧”纷纷上档，却遭遇收视寒流，这是什么缘由？针对雷剧的风靡，广电总局颁布了22条规定，集中整治电视剧市场，这对电视剧创作有何影响？古装剧、现代剧的未来走向如何？…… 在日前举行的第19届上海电视节“2013大剧年：谈‘古’论‘今’，谁与争锋”论坛上，众多重量级嘉宾，包括著名导演郑晓龙、刘江、侯鸿亮，编剧于正、宁财神，以及知名制片人唐季礼、蔡艺侬、吴敦、吴毅等，就古装剧和现代剧的题材走向和行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华山论剑”，嘉宾们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翻拍剧依然有市场，创新需要踩线
吴敦：古龙和金庸的这些小说，为什么可以历久不衰，因为有完整的情节，每个人物都有特色。每看一遍后的感觉都不一样。随着年龄成长，10岁到20岁时候看的东西跟20岁到30岁看的东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拍的作品要符合现在的时代。像金庸、古龙这些大师级的小说，虽然过去有人拍过，但为什么我们还敢拍呢？因为现在的科技不同了。很多画面，过去做不到，不容易拍的，现在用电脑都可以做到，可以做得更漂亮，更好看。再加上明星一代一代地换新，可以让新的偶像、年轻的男女演员呈现在大家面前。好看的剧，一直拍，就会一直有人要看。现在翻拍武侠剧，大家好像说在抄袭过去，其实如果观念方面改变一下的话，能够让更美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于正：在写新版《笑傲江湖》时，我的兴奋点是东方不败。写戏时，看金庸老师作品时，我觉得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人都有贪婪的心理，都希望能得到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把东方不败放大，她已经得到了所有的该得到的东西，但还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爱情。我只是想把金庸老师这个主题用一个更加对应的方式告诉观众要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在创作的时候，改编的时候，我自己挺兴奋的。我觉得我加的内容只是他的30%，但这30%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了。我认为创新一定要踩线，踩线一定会挨骂，但总得有人走出这一步嘛，不然永远不能进步。于正不是第一个拍《笑傲江湖》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只是一种尝试，也希望抛砖引玉，出现更多新的、更好的金庸的影视作品。
郑晓龙：关于《新编辑部故事》，我认为是我创作中非常有意义的，在北京的播出始终在第五名，几乎没有跌过第五名，我觉得还是说得过去的。但在上海就明显的不行，跌到二十名。这是南北差异，因为喜剧有很强的语言性的，这种差异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新编辑部故事》这个片子和现实结合得特别紧，比如说过度评奖问题，过度炒作问题，选秀问题等等，还是延续了一贯的作风，要有一些情怀，有一些价值追求，只是《新编辑部故事》样式上面，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在跟老《编辑部的故事》的比较当中出现了问题。而且老《编辑部的故事》也是我弄的，所以我没必要对毒舌在意。任何一部片子，有争议本身是好事。我不愿意按常规拍这个片子。比如说拍情感剧，拍《金婚》，一年一年地拍，总是要在样式上面找到一些不同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沿袭自己成功的路线、沿袭别人成功的路线拍没意思。当年我拍《编辑部故事》时，也有很多毒舌，差点把这个枪毙了，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也经受过。包括《甄嬛传》，也有人特别不喜欢，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要允许别人的不同观点。
不能只拼收视率，要看谁走得长远
于正：其实我做一个电视剧时很少考虑收视率或者受众，我是一个编剧出身的制作人，我会找自己的兴奋点。现在的观众比较浮躁，要求电视剧节奏快，故事容量大，我会在观众喜欢的东西里面找自己的兴奋点。我是1978年出生的，我觉得这个年龄正好跟现在看电视的观众的审美趋向比较符合。但我自己本人也很在意网上点击率、收视率，这是本能，因为很辛苦的做，所以在意大家的声音。我觉得只要能够把一个戏当作一个作品去做，而不是当作一个商品去销售的话，一定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蔡艺侬：如果问我几年前哪一部戏收视率最高，我可能不记得了。但如果问过去哪一部影响力最大，我们就能够数得出来。比方说《渴望》《金婚》《甄嬛传》，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有时我们不应该用收视论英雄。确实现在收视的体制并不是那么的完善，其实我们往往看两个指标，一个是传统的收视，一个是百度指数，但百度指数非常高的戏里面，可能收视率并不是很高。
刘江：我觉得有一些人故事讲得有一点前后不顾逻辑，完全给观众喂糠，观众有时候是被动接受，很多收视很高的剧，我真看不下去。相信再过十年，观众口味再高一点，也看不下去。所以还是往好里走，不能怎么堕落怎么来，这样行业就会显得没有希望。
郑晓龙：现在说，上半年的电视剧遭遇收视“滑铁卢”，我不这样看。电视剧有大年小年，不能要求每年都大年，也不能要求名导名编做出来的都是大片，创作总有起伏，名导名编也不是神。这些年，确实存在，比如说市场发展让大家急功近利的问题，或者创作当中的短视，但同时也包含着收视率的影响问题。如果把这些年高收视率的片子拿出来仔细看看，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种影片？我看未必。所以说，这里面就变成观众的问题了，因为很多观众喜欢看那些烂剧，观众追求的是这种，比如说有一些抗战剧收视率真的非常高，难道以后真的按照那个做吗？然后都变成这样的名导和名编吗？第一，我们不反对收视率；第二，我们反对唯收视率论。我们要明白，自己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现在只要收视率高，就什么都行，其实这是特别有问题的。有很多作品不一定收视率那么高，但真的是有质量，而且那个作品能走得更远，流传时间更长。
侯鸿亮：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包括我们创作者个人，都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单纯地去说一个收视率，可能有一些热钱进来以后，把这个市场搞得很乱，让很多创作者都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的就尤为不容易。同时，现在很多人会说，我们自己也应该改变，因为观众改变了，原来网络新媒体没有这么重要，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恪守传统的创作观念往前走，那也是死路一条。 宁财神：在没有办法保证更科学、更合理、更清晰的调查方式出来之前，我对收视率是抱怀疑态度的。前几天，我得知国外有一个很大的视频网站，居然在一个美剧停播很多年之后，又拍新的一季，这是基于它的网络调查数据，每一集会有不同的重复观影的次数。他们用大的数据分析、判断和决定这样一个剧在今天还会有市场。这是一种更清晰、更合理、更直接的调查方式，我是比较期待一个新的数据时代的到来。
明星价太高，不如自己造星
宁财神：《龙门镖局》时，我想用腕，但请不起啊。我们当时拍《龙门镖局》时，这些主要演员都是原来一直演我话剧的，演了将近两千场，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而且对喜剧的理解已经磨合得差不多了，最后呈现出来效果。如果这个戏好看的话，不用明星也OK的。用明星有的时候收视也不一定好。未来我会更多关注戏本身的质量和贴合观众的程度。
于正：我不太喜欢用明星，因为花很多钱请了明星，我的制作不一定能够达到我理想的状态，我更愿意把故事磨好，因为剧本是电视剧创作的第一要素。演员的职能是什么？把我们写的剧本、所要呈现的故事完整呈现出来，这是他最大的职能。现在明星太忙了，时间也不够用，如果一个演员时间比较急促等等，反而可能损害我的剧本，宁可不用明星。而且明星也是从新人开始的。再次，观众打开电视都是这个明星，也会看腻的。对我来说，我们的钱更愿意花在制作上面，如果故事不好，你用再大的腕，也是泡沫。在演员上面，“合适”比任何一个明星都重要。
郑晓龙：为什么演员费用那么高，这跟电视剧数量有关的。你不要，人家要。我问很多明星，他们回答，本来也不想拍，但有人找，就随便说一个高价，没有想到竟然就答应了。这是很正常的，这边要那边就真给，因为他们不懂剧本，如果在剧本上面下功夫，用不着那么高价去请演员。
吴敦：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天龙八部》会请一个韩国人来演段誉，我只能讲中国的演员太贵了。一个乔峰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他是英雄嘛，当然要多花一点钱。当然段誉这个角色需要稍微有一点喜感的、活泼的人来演，我觉得找他来演也是适合的。过去我在台湾拍了很多的戏，都是自己去发掘演员，演成功了，带出很多的新人。我觉得，尤其像今天中国的市场，演员太贵了，所以在做的时候，就决定继续培养新人，带新人出来，将来不要受那么多的牵制和压力，拍戏时不会那么辛苦。
拍电视要“有情怀”，不能只讲市场诉求
郑晓龙：现在市场已经商业化到连打鬼子都变成偶像了，是不是能够讲讲不太商业的，讲讲有一点情怀的？好多年前我们拍电视剧时，我们始终跟领导讲电视剧怎么拍得好看，让观众爱看，这是我们当时一直对电视剧的追求。但现在为了好看已经不择手段了。如果没有好的情怀，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纯粹好看是没有用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掉头开始讲电视剧里面怎么才能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情怀，有一些追求？《甄嬛传》这个小说是建立在一个虚构朝代的纯粹的情感故事，如果那么拍也可以，可能很多观众爱看。但如果拍得更厚重，有一个正确价值观，这个片子就有了重播，或者是更多观众喜欢。我们一直说精品，什么是精品，就是大浪淘沙，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就是精品，不是现在这个片子收视率多高，不是这个片子获得了多少奖，不是这个片子被什么人表扬，就是精品。所以作品能否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仔细看那些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作品通常都是有情怀的，有批判性，或者是对历史的认识有价值的作品。这一点对于我们搞创作的人，或者是搞一些精神文化产品的、而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人，非常重要。
刘江：都说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时代，某些程度上，从灵魂的角度，或者从情怀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庸俗时代，大家是不是更需要的是娱乐，需要快餐，这是一件蛮纠结的事。现在很多所谓的雷剧，都是一个概念，也不能一棍子全把它们闷死了，现在社会就是这个形态。至少雷剧的意图是市场这么诉求，这一点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手段很不高级，水准很低，他的情怀或者说他的内涵不够专业，所以造成了漏洞百出、逻辑混乱，这可能是一个市场环境决定的，可能是发展的过渡期必然会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我作为导演，觉得应该要提高我们从业者的专业素质，比如说讲故事的能力，至少还是要有一定的审美底线，提高片子的质量。
侯鸿亮：对我们来讲，首先是创作者的个人表达，然后就是市场，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我们创作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个人表达，市场没有一个认同，这个片子播不出来的话，也是浪费。如果一味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做戏的话，也不行。好比电视台告诉你，我们要抗战剧，一堆抗战剧上来。但这两者，如何结合好，非常不容易，创作者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以现代剧来说，我们当然可以很普通地拍家长里短，拍一个人物恋爱、婚姻、生孩子、买房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就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涉及到一些社会深层的东西？类似人的那种深层的情感，甚至有一些行业的道德、行业的规范，一些正义和背叛，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们这种艺术形式应该传递的。当然你在传递的时候会有风险的，可是这个环境是我们大家的环境，可能我们做一部戏，往前走一步，可以把我们的空间拓宽一点点，一部戏拓宽一点点，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总是想我们前面有危险，不走了，可能我们这个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就做死了。其实想想我们今天市场的状态，就是因为迎合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市场去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但我总觉得大家还希望去拍好戏，希望拍一些有情怀又能够有市场认同的戏，好比刘江导演的《咱们结婚吧》，包括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只有做到这个状态，市场才会给你一个丰厚的回报。可能其他的一些戏收视率特别高，一阵风刮过去以后就不见了，而晓龙导演的《渴望》还在。
吴毅：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庸俗时代，进入了一个标准的时代。我们都被一个事困扰，就是标准。现在标准是什么？收视率。我们从来不反对收视率，但我们的束缚在哪？是结构。我们都推崇好莱坞，为什么现在欧洲电影等其他的电影受到了困扰，但我们回头看看好莱坞这样的国家奖项成为世界奖项，每个年度好莱坞推出的影片被世人所推崇，因为讨论的是人类共同的一些东西，是人性。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还是有一定责任和良心的。我们要娱乐性，但不要娱乐化，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蔡艺侬：我觉得前面有一条漫长的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认知这个市场。从推出《轩辕剑》《大漠谣》到现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很大的反思，不仅我个人，包括我们整个团队、导演、编剧。以前公司觉得一个题材怎样拍得观众喜欢看，可能没有想太多其他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会搞一些培训，让我们编剧、导演认知这个市场，避免一些错误。比如说，以前我们会注重人物之间的情感是不是美好，可能会忽略了一些历史的真实性。当然我们没有刻意要歪曲，里面还有一些戏说的成份。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伤害到一些观众的情感，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从一些教训里面去吸收经验。
22条新规的影响
吴敦：我想随着这个时代的慢慢变迁、一直进步，在管制上面也会有一些放松。最近出来的22条规定，让我们电视剧受到了蛮多的限制，但是我相信久而久之，拍出来的东西，只要不要造成社会问题，或者扭曲历史太多的话，都是可取的。将来大家会看到更广泛、更宽松的规定，很多导演、编剧可以发挥想象，拍出更好的作品。广电总局不断会有一些约束，让我们拍电视的人不要太放纵，你们写什么东西保守一点，不要超越得过多。穿越剧多了，收一下。这是政府前置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不要去紧张，随着环境，会自然的淘汰，会到自然拍出大家比较接受的片子的时候。套用别人一句话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知道怎么度过给你的政策关，度过这个难关。
唐季礼：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还是蛮有特点的，特点之一就是矛盾的学问，一方面我们希望去创新、创作，一方面又有很多规定，就像我们的教育，脑子先装满了所有的既定的东西，你才能创新。美国可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所以没有更多的框架框死你，你只能创新，不能走回头路，他们的创作就走向太空，所以出现了侏罗纪公园、外星人、星球大战，所有的东西就会往前走。中国文化中的矛盾的方式，有一些人会不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还是蛮伟大的，我们不屈不饶，努力奋斗，在这22条新出台的规定的情况下面，我们还是可以欣欣向荣的。
于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的古装剧市场真的是有一些乱，有很多公司急着要上市追求产量。其实如果量少了，只有15%了，大家为挤进这个门槛必定会在很多地方下功夫，无论是我们的拍摄质量还是故事质量，都会提高一个层次，我支持这个22条规定。
电视剧的未来走向
于正：首先我觉得时代在变化，中国老百姓的口味，是一个时代一变，要根据一个时代的变化去变化，包括电影也是。现在看电视这一代人的品位和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在悄悄发生改变。我觉得接下来，要求题材的创新，视角的创新，更贴近大家想要看的东西。包括电影的《致青春》《中国合伙人》为什么那么火，也是求新求变的结果。
唐季礼：香港的风格跟大陆的风格其实已经在融合了，很多古装的大剧中，香港的导演和内地的导演结合在一起，结合我们走出去的经验、结合接地气的经验。我们不停地在进步，现在内地的电视剧是百花齐放的，情景剧也有，古装剧、现代剧也有，穿越剧也有，都有成功的例子。现在是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只是大家要克服困难，思考如何合理地分配，投入资源，而且要尊重知识产权，如何能够保证制作人的回收。因为制作人投完钱，不会拿去别的地方，只会一部接一部，越投越大，要求的质量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给予制作人更宽松的条件，而且有一个合理的回收，让他们能够更好投入创作。
郑晓龙：在我们现在的电视剧里面，我觉得特别大的问题是数量问题，我们去年生产17703集电视剧，这个数量其实是可笑的，大跃进的方式在拍电视剧。美国是全球电视剧生产最强的国家，去年才生产4000多集。我们是美国的4倍。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量吗？这个问题除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以外，还浪费了题材。全中国一年电视剧播出量8000多集，也就是说还有8000多集是根本播不出去的，纯粹打水漂。如果按一集100万元算，有80亿元在打水漂。如果这些钱用在播出的那8000集上，我们的制作费用可以翻一番，至少生产周期、拍摄周期可以长一点点。我们现在拍戏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完全违背《劳动法》。可是影视剧创作真的是一个艺术创作，是一个很强的脑力劳动，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体力。你说演员每天要背那么多词的时候，怎么可能把这个词说好？如果把这个时间延长一倍的话，片子的质量会比现在好一大块。所以我觉得减少数量是特别重要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制作的门槛和费用。
拉高品质，让中国电视剧“走出去”
唐季礼：我一直希望我们的题材能够走出去，希望让中国的电视剧走出去。可是你拿什么题材走出去呢？这个题材走出去人家会不会喜欢，有没有感觉。当然，我也会考虑自己的资源、能力，能否做得到。岳飞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崇拜他什么？第一：文武双全；第二，忠孝两全；第三，岳飞的感情是非常专一的，没有纳妾，很清廉。全世界有很多英雄，美国有美国的英雄，我觉得他们的英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可是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里面，岳飞的英雄气质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是我想要拍的人物和题材。
郑晓龙：其实现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最大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国际化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已经是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如果不是，还停留在阶级的价值观，或者是自我的感受，停留在生存阶段，而不是灵魂阶段的价值观时，你是走不出去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讲的战争，只是讲仇恨，恐怕很难走出去，如果战争开始讲宽恕，就容易走出去。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提高我们创作者自身的精神追求，实际上也是提高观众的精神追求，我们创作者影响着观众的同时，观众也在塑造着创作者。
翻拍剧依然有市场，创新需要踩线
吴敦：古龙和金庸的这些小说，为什么可以历久不衰，因为有完整的情节，每个人物都有特色。每看一遍后的感觉都不一样。随着年龄成长，10岁到20岁时候看的东西跟20岁到30岁看的东西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拍的作品要符合现在的时代。像金庸、古龙这些大师级的小说，虽然过去有人拍过，但为什么我们还敢拍呢？因为现在的科技不同了。很多画面，过去做不到，不容易拍的，现在用电脑都可以做到，可以做得更漂亮，更好看。再加上明星一代一代地换新，可以让新的偶像、年轻的男女演员呈现在大家面前。好看的剧，一直拍，就会一直有人要看。现在翻拍武侠剧，大家好像说在抄袭过去，其实如果观念方面改变一下的话，能够让更美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于正：在写新版《笑傲江湖》时，我的兴奋点是东方不败。写戏时，看金庸老师作品时，我觉得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人都有贪婪的心理，都希望能得到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把东方不败放大，她已经得到了所有的该得到的东西，但还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爱情。我只是想把金庸老师这个主题用一个更加对应的方式告诉观众要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在创作的时候，改编的时候，我自己挺兴奋的。我觉得我加的内容只是他的30%，但这30%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了。我认为创新一定要踩线，踩线一定会挨骂，但总得有人走出这一步嘛，不然永远不能进步。于正不是第一个拍《笑傲江湖》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只是一种尝试，也希望抛砖引玉，出现更多新的、更好的金庸的影视作品。
郑晓龙：关于《新编辑部故事》，我认为是我创作中非常有意义的，在北京的播出始终在第五名，几乎没有跌过第五名，我觉得还是说得过去的。但在上海就明显的不行，跌到二十名。这是南北差异，因为喜剧有很强的语言性的，这种差异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新编辑部故事》这个片子和现实结合得特别紧，比如说过度评奖问题，过度炒作问题，选秀问题等等，还是延续了一贯的作风，要有一些情怀，有一些价值追求，只是《新编辑部故事》样式上面，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在跟老《编辑部的故事》的比较当中出现了问题。而且老《编辑部的故事》也是我弄的，所以我没必要对毒舌在意。任何一部片子，有争议本身是好事。我不愿意按常规拍这个片子。比如说拍情感剧，拍《金婚》，一年一年地拍，总是要在样式上面找到一些不同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沿袭自己成功的路线、沿袭别人成功的路线拍没意思。当年我拍《编辑部故事》时，也有很多毒舌，差点把这个枪毙了，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也经受过。包括《甄嬛传》，也有人特别不喜欢，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要允许别人的不同观点。
不能只拼收视率，要看谁走得长远
于正：其实我做一个电视剧时很少考虑收视率或者受众，我是一个编剧出身的制作人，我会找自己的兴奋点。现在的观众比较浮躁，要求电视剧节奏快，故事容量大，我会在观众喜欢的东西里面找自己的兴奋点。我是1978年出生的，我觉得这个年龄正好跟现在看电视的观众的审美趋向比较符合。但我自己本人也很在意网上点击率、收视率，这是本能，因为很辛苦的做，所以在意大家的声音。我觉得只要能够把一个戏当作一个作品去做，而不是当作一个商品去销售的话，一定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蔡艺侬：如果问我几年前哪一部戏收视率最高，我可能不记得了。但如果问过去哪一部影响力最大，我们就能够数得出来。比方说《渴望》《金婚》《甄嬛传》，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有时我们不应该用收视论英雄。确实现在收视的体制并不是那么的完善，其实我们往往看两个指标，一个是传统的收视，一个是百度指数，但百度指数非常高的戏里面，可能收视率并不是很高。
刘江：我觉得有一些人故事讲得有一点前后不顾逻辑，完全给观众喂糠，观众有时候是被动接受，很多收视很高的剧，我真看不下去。相信再过十年，观众口味再高一点，也看不下去。所以还是往好里走，不能怎么堕落怎么来，这样行业就会显得没有希望。
郑晓龙：现在说，上半年的电视剧遭遇收视“滑铁卢”，我不这样看。电视剧有大年小年，不能要求每年都大年，也不能要求名导名编做出来的都是大片，创作总有起伏，名导名编也不是神。这些年，确实存在，比如说市场发展让大家急功近利的问题，或者创作当中的短视，但同时也包含着收视率的影响问题。如果把这些年高收视率的片子拿出来仔细看看，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种影片？我看未必。所以说，这里面就变成观众的问题了，因为很多观众喜欢看那些烂剧，观众追求的是这种，比如说有一些抗战剧收视率真的非常高，难道以后真的按照那个做吗？然后都变成这样的名导和名编吗？第一，我们不反对收视率；第二，我们反对唯收视率论。我们要明白，自己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现在只要收视率高，就什么都行，其实这是特别有问题的。有很多作品不一定收视率那么高，但真的是有质量，而且那个作品能走得更远，流传时间更长。
侯鸿亮：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包括我们创作者个人，都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单纯地去说一个收视率，可能有一些热钱进来以后，把这个市场搞得很乱，让很多创作者都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的就尤为不容易。同时，现在很多人会说，我们自己也应该改变，因为观众改变了，原来网络新媒体没有这么重要，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恪守传统的创作观念往前走，那也是死路一条。 宁财神：在没有办法保证更科学、更合理、更清晰的调查方式出来之前，我对收视率是抱怀疑态度的。前几天，我得知国外有一个很大的视频网站，居然在一个美剧停播很多年之后，又拍新的一季，这是基于它的网络调查数据，每一集会有不同的重复观影的次数。他们用大的数据分析、判断和决定这样一个剧在今天还会有市场。这是一种更清晰、更合理、更直接的调查方式，我是比较期待一个新的数据时代的到来。
明星价太高，不如自己造星
宁财神：《龙门镖局》时，我想用腕，但请不起啊。我们当时拍《龙门镖局》时，这些主要演员都是原来一直演我话剧的，演了将近两千场，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而且对喜剧的理解已经磨合得差不多了，最后呈现出来效果。如果这个戏好看的话，不用明星也OK的。用明星有的时候收视也不一定好。未来我会更多关注戏本身的质量和贴合观众的程度。
于正：我不太喜欢用明星，因为花很多钱请了明星，我的制作不一定能够达到我理想的状态，我更愿意把故事磨好，因为剧本是电视剧创作的第一要素。演员的职能是什么？把我们写的剧本、所要呈现的故事完整呈现出来，这是他最大的职能。现在明星太忙了，时间也不够用，如果一个演员时间比较急促等等，反而可能损害我的剧本，宁可不用明星。而且明星也是从新人开始的。再次，观众打开电视都是这个明星，也会看腻的。对我来说，我们的钱更愿意花在制作上面，如果故事不好，你用再大的腕，也是泡沫。在演员上面，“合适”比任何一个明星都重要。
郑晓龙：为什么演员费用那么高，这跟电视剧数量有关的。你不要，人家要。我问很多明星，他们回答，本来也不想拍，但有人找，就随便说一个高价，没有想到竟然就答应了。这是很正常的，这边要那边就真给，因为他们不懂剧本，如果在剧本上面下功夫，用不着那么高价去请演员。
吴敦：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天龙八部》会请一个韩国人来演段誉，我只能讲中国的演员太贵了。一个乔峰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他是英雄嘛，当然要多花一点钱。当然段誉这个角色需要稍微有一点喜感的、活泼的人来演，我觉得找他来演也是适合的。过去我在台湾拍了很多的戏，都是自己去发掘演员，演成功了，带出很多的新人。我觉得，尤其像今天中国的市场，演员太贵了，所以在做的时候，就决定继续培养新人，带新人出来，将来不要受那么多的牵制和压力，拍戏时不会那么辛苦。
拍电视要“有情怀”，不能只讲市场诉求
郑晓龙：现在市场已经商业化到连打鬼子都变成偶像了，是不是能够讲讲不太商业的，讲讲有一点情怀的？好多年前我们拍电视剧时，我们始终跟领导讲电视剧怎么拍得好看，让观众爱看，这是我们当时一直对电视剧的追求。但现在为了好看已经不择手段了。如果没有好的情怀，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纯粹好看是没有用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掉头开始讲电视剧里面怎么才能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情怀，有一些追求？《甄嬛传》这个小说是建立在一个虚构朝代的纯粹的情感故事，如果那么拍也可以，可能很多观众爱看。但如果拍得更厚重，有一个正确价值观，这个片子就有了重播，或者是更多观众喜欢。我们一直说精品，什么是精品，就是大浪淘沙，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就是精品，不是现在这个片子收视率多高，不是这个片子获得了多少奖，不是这个片子被什么人表扬，就是精品。所以作品能否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仔细看那些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作品通常都是有情怀的，有批判性，或者是对历史的认识有价值的作品。这一点对于我们搞创作的人，或者是搞一些精神文化产品的、而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人，非常重要。
刘江：都说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时代，某些程度上，从灵魂的角度，或者从情怀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庸俗时代，大家是不是更需要的是娱乐，需要快餐，这是一件蛮纠结的事。现在很多所谓的雷剧，都是一个概念，也不能一棍子全把它们闷死了，现在社会就是这个形态。至少雷剧的意图是市场这么诉求，这一点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手段很不高级，水准很低，他的情怀或者说他的内涵不够专业，所以造成了漏洞百出、逻辑混乱，这可能是一个市场环境决定的，可能是发展的过渡期必然会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我作为导演，觉得应该要提高我们从业者的专业素质，比如说讲故事的能力，至少还是要有一定的审美底线，提高片子的质量。
侯鸿亮：对我们来讲，首先是创作者的个人表达，然后就是市场，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我们创作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个人表达，市场没有一个认同，这个片子播不出来的话，也是浪费。如果一味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做戏的话，也不行。好比电视台告诉你，我们要抗战剧，一堆抗战剧上来。但这两者，如何结合好，非常不容易，创作者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以现代剧来说，我们当然可以很普通地拍家长里短，拍一个人物恋爱、婚姻、生孩子、买房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就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涉及到一些社会深层的东西？类似人的那种深层的情感，甚至有一些行业的道德、行业的规范，一些正义和背叛，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们这种艺术形式应该传递的。当然你在传递的时候会有风险的，可是这个环境是我们大家的环境，可能我们做一部戏，往前走一步，可以把我们的空间拓宽一点点，一部戏拓宽一点点，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总是想我们前面有危险，不走了，可能我们这个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就做死了。其实想想我们今天市场的状态，就是因为迎合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市场去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但我总觉得大家还希望去拍好戏，希望拍一些有情怀又能够有市场认同的戏，好比刘江导演的《咱们结婚吧》，包括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只有做到这个状态，市场才会给你一个丰厚的回报。可能其他的一些戏收视率特别高，一阵风刮过去以后就不见了，而晓龙导演的《渴望》还在。
吴毅：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庸俗时代，进入了一个标准的时代。我们都被一个事困扰，就是标准。现在标准是什么？收视率。我们从来不反对收视率，但我们的束缚在哪？是结构。我们都推崇好莱坞，为什么现在欧洲电影等其他的电影受到了困扰，但我们回头看看好莱坞这样的国家奖项成为世界奖项，每个年度好莱坞推出的影片被世人所推崇，因为讨论的是人类共同的一些东西，是人性。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还是有一定责任和良心的。我们要娱乐性，但不要娱乐化，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蔡艺侬：我觉得前面有一条漫长的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认知这个市场。从推出《轩辕剑》《大漠谣》到现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很大的反思，不仅我个人，包括我们整个团队、导演、编剧。以前公司觉得一个题材怎样拍得观众喜欢看，可能没有想太多其他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会搞一些培训，让我们编剧、导演认知这个市场，避免一些错误。比如说，以前我们会注重人物之间的情感是不是美好，可能会忽略了一些历史的真实性。当然我们没有刻意要歪曲，里面还有一些戏说的成份。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伤害到一些观众的情感，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从一些教训里面去吸收经验。
22条新规的影响
吴敦：我想随着这个时代的慢慢变迁、一直进步，在管制上面也会有一些放松。最近出来的22条规定，让我们电视剧受到了蛮多的限制，但是我相信久而久之，拍出来的东西，只要不要造成社会问题，或者扭曲历史太多的话，都是可取的。将来大家会看到更广泛、更宽松的规定，很多导演、编剧可以发挥想象，拍出更好的作品。广电总局不断会有一些约束，让我们拍电视的人不要太放纵，你们写什么东西保守一点，不要超越得过多。穿越剧多了，收一下。这是政府前置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不要去紧张，随着环境，会自然的淘汰，会到自然拍出大家比较接受的片子的时候。套用别人一句话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知道怎么度过给你的政策关，度过这个难关。
唐季礼：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还是蛮有特点的，特点之一就是矛盾的学问，一方面我们希望去创新、创作，一方面又有很多规定，就像我们的教育，脑子先装满了所有的既定的东西，你才能创新。美国可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所以没有更多的框架框死你，你只能创新，不能走回头路，他们的创作就走向太空，所以出现了侏罗纪公园、外星人、星球大战，所有的东西就会往前走。中国文化中的矛盾的方式，有一些人会不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还是蛮伟大的，我们不屈不饶，努力奋斗，在这22条新出台的规定的情况下面，我们还是可以欣欣向荣的。
于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的古装剧市场真的是有一些乱，有很多公司急着要上市追求产量。其实如果量少了，只有15%了，大家为挤进这个门槛必定会在很多地方下功夫，无论是我们的拍摄质量还是故事质量，都会提高一个层次，我支持这个22条规定。
电视剧的未来走向
于正：首先我觉得时代在变化，中国老百姓的口味，是一个时代一变，要根据一个时代的变化去变化，包括电影也是。现在看电视这一代人的品位和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在悄悄发生改变。我觉得接下来，要求题材的创新，视角的创新，更贴近大家想要看的东西。包括电影的《致青春》《中国合伙人》为什么那么火，也是求新求变的结果。
唐季礼：香港的风格跟大陆的风格其实已经在融合了，很多古装的大剧中，香港的导演和内地的导演结合在一起，结合我们走出去的经验、结合接地气的经验。我们不停地在进步，现在内地的电视剧是百花齐放的，情景剧也有，古装剧、现代剧也有，穿越剧也有，都有成功的例子。现在是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只是大家要克服困难，思考如何合理地分配，投入资源，而且要尊重知识产权，如何能够保证制作人的回收。因为制作人投完钱，不会拿去别的地方，只会一部接一部，越投越大，要求的质量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给予制作人更宽松的条件，而且有一个合理的回收，让他们能够更好投入创作。
郑晓龙：在我们现在的电视剧里面，我觉得特别大的问题是数量问题，我们去年生产17703集电视剧，这个数量其实是可笑的，大跃进的方式在拍电视剧。美国是全球电视剧生产最强的国家，去年才生产4000多集。我们是美国的4倍。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量吗？这个问题除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以外，还浪费了题材。全中国一年电视剧播出量8000多集，也就是说还有8000多集是根本播不出去的，纯粹打水漂。如果按一集100万元算，有80亿元在打水漂。如果这些钱用在播出的那8000集上，我们的制作费用可以翻一番，至少生产周期、拍摄周期可以长一点点。我们现在拍戏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完全违背《劳动法》。可是影视剧创作真的是一个艺术创作，是一个很强的脑力劳动，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体力。你说演员每天要背那么多词的时候，怎么可能把这个词说好？如果把这个时间延长一倍的话，片子的质量会比现在好一大块。所以我觉得减少数量是特别重要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制作的门槛和费用。
拉高品质，让中国电视剧“走出去”
唐季礼：我一直希望我们的题材能够走出去，希望让中国的电视剧走出去。可是你拿什么题材走出去呢？这个题材走出去人家会不会喜欢，有没有感觉。当然，我也会考虑自己的资源、能力，能否做得到。岳飞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崇拜他什么？第一：文武双全；第二，忠孝两全；第三，岳飞的感情是非常专一的，没有纳妾，很清廉。全世界有很多英雄，美国有美国的英雄，我觉得他们的英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可是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里面，岳飞的英雄气质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是我想要拍的人物和题材。
郑晓龙：其实现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最大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国际化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已经是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如果不是，还停留在阶级的价值观，或者是自我的感受，停留在生存阶段，而不是灵魂阶段的价值观时，你是走不出去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讲的战争，只是讲仇恨，恐怕很难走出去，如果战争开始讲宽恕，就容易走出去。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提高我们创作者自身的精神追求，实际上也是提高观众的精神追求，我们创作者影响着观众的同时，观众也在塑造着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