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藏书时发现一部《雷加书信集》。其中，不仅收录了他给我的16封信，还提到他与我多年的情谊与交往。为此，又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曾记得，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春末夏初的清晨，我陪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秘书长去火车站接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而之所以让我去接站，皆因他此行的目的是上船体验海洋捕捞的生活。而我当时亦不仅是一家国内最大的渔轮船队的船员，还创作发表了一些反映海上生活的文学作品。
　　但尽管如此，由于事前对来客的身份背景不了解，直到将其安置到宾馆才知来者竟是在海员中颇有影响的《海员朱宝庭》一书的作者老雷加。而我之所以称其老，则因其不仅是延安时期的老作家还是位资历颇深的老革命。如，他早在1929年到沈阳冯其庸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思潮;九一八事变后随学校流亡关内就投身于火热的抗日运动中;1932年震惊世界的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时，他又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出现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之后，回到北平又组织革命的文学团体;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并加入进步学术团体剧人协会。1937年，回国后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成为共产党党员。后被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秘书长。
　　这期间，他不仅显示了成熟的组织才能，还写出了一些影响力很大的作品，如当时关于白求恩的第一篇报道就是他写的。而毛主席也正是见此才作了“学习白求恩”这一流传全国的批示;1945年，东北解放后他又作为中央特派员赴安东接管东北的三大造纸厂并在极其复杂的困境中不仅很快肃清暗藏的敌特，恢复了生产救济了大量的贫苦民众，还为解放战争解决了急需的军费和用纸。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组建轻工业部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调他分管全国的造纸业。然而，他只干了一年就辞官不做去作协当专业做家。于是，中国最早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海员朱宝庭》等就在他的笔下诞生了。
　　现在，如此这般的一位大作家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又怎能不使我兴奋不已呢？然而，当将其接到码头时才发现我将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大难题。如，首先要取得公司党委的批准与支持，而全副武装的渔轮船队对人员的管控是极其严格的，更何况，当时又正是政治运动的多发敏感期，谁知“上边的来人”又负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呢？如，即便党委支持，又怎样才能将这位身材高大的大作家“塞”进那不足5平方的四人舱？
　　所幸，我最终还是得到了也是老革命的党委书记的支持，经他亲自上船叫电报员让出报房，才给雷加弄了個独自一人的小单间。
　　但尽管如此，船出海后雷加仍只能睡在地板上。而之所以如此，皆因所有的船员都往他那儿扎。当报房外的走廊也人流不断时，才知是争先恐后地“找老雷说心里话”。坦率地说，开始我还真怀疑人们把雷加当成下来私访的大领导，想趁机揭发船队领导的问题。当后来得知那所谓的“心里话”皆为家庭状况和生老病死之类的生活琐事时，就不能不莫名其妙了。
　　如此这般，一个星期的航程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除了正常的航行驾驶和上下网捕捞作业，其余的时间雷加都用在与人的交谈中。直到船回港的前一天，他才跟我做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内容是，这次到渔轮船队深入生活的起因是见到一份内部资料，说三年自然灾荒中国家进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用水产品换来的。如仅一吨渤海的大对虾出口到英国，就能换回44吨加拿大的优质小麦。于是，就决定到海上做一次深入的体验与考察并创作一部反海洋捕捞生活的小说。现在，此行的目的已达到。下一步，就是整理素材并开始一部新作品的构思。但在离船返京之前，又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没做完。即，通过与船员的谈话，发现他们大部分来自边远贫困的农村。作为海洋捕捞的船员，虽然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其家中的老人孩子却生活在忍饥挨饿中。为此，又决定回去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水产部，请他们调整政策时，对渔轮船员的生活待遇给予更多的关注。另外，行前他还给公司党委和工会写了一份报告和困难人员的名单，希望工会能给予适当的困难补助。
　　雷加走了，分别时我们都流了泪。就连公司的党委书记也赶来送行，并拉着雷加的手说：“你这个老雷，怎么把我该干的活都干了。”而且，他还叮嘱我若去北京一定要去看老雷。后来，我还真去北京并见了雷加。经过是，一天我突然接到全国作协的通知去参加一期由《人民文学》经办的青年作家学习会。会议快结束时，我突然接到雷加的电话邀请我到他家作客。见面后，他最先问到的就是船上人员的近况。临走时又交给我一个装满药品的大书包，说这是为老船员刘大头买的特效药。接过药包，心情的激动难以形容。想不到事过已如此之久，他还惦记着刘大头的老风湿。
　　待续：《两个小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