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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小说教学中常常存在学生对主题思想解读困难甚至误读的现象。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引导学生理解作品主题十分必要。以郑振铎的《猫》为例，可以结合小说的特点，从创作背景、主角的自我剖白、边缘人物形象三个方面深入解读《猫》这篇小说的主题。
关键词： 《猫》 郑振铎 创作背景 自我剖白 边缘人物
《猫》选自郑振铎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旧家庭三次养猫的故事。小说中三只猫的外形、脾气、待遇各不相同，但最后都难免亡失的命运，以致“我家永不养猫”。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饲养宠物的故事，能够唤起不少学生相似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使学生进入作品叙述的故事较为容易。但这种生活经验的接近，容易使学生不知不觉用已有生活经验简单“验证”作品主题，导致对主题的理解停留于表层，甚至产生误读。针对这种情况，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引导学生理解作品主题显得十分必要。结合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创作背景、主角的自我剖白、边缘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解读《猫》这篇小说的主题。
一、从创作背景把握情感基调
虽然某些学生与小说中的“我”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养宠物，但实际上“我”的生活与学生的生活存在极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差距。《家庭的故事》创作于1924年至1928年之间，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巨变，许多封建旧家庭正走向瓦解。郑振铎着力描绘的正是当时“旧家庭的‘积影’”[1]。这样的旧家庭，是酝酿出“许许多多悲剧”的家庭，家庭成员多半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或被霸占家产而卷入家族争讼（《三姑与三姑丈》），或一生积极勤劳却最终凄苦死去（《五老爹》），或因“克父克子”的封建意识而被抛弃（《三年》）……而《猫》作为小说集的首篇，不妨说是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虽然小说客观上以家庭成员的悲剧命运折射出种种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陈腐的思想，但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对此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郑振铎没有巴金那样强烈的抗争意识和阶级意识，也没有鲁迅探索国民劣根性的深刻[2]。他虽然承认旧家庭酝酿出了许多悲剧，但无不温和地表示：“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是‘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甚至“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整部小说集更是轻笼着淡淡的哀愁。这是《家庭的故事》迥异于同时期描绘家庭生活的文学作品的特别之处[3]。
因此，把握悲剧的基调和表达眷恋而非批判的创作动机是理解《猫》这篇小说主题的关键。
二、从自我剖白梳理情感脉络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认为“情绪”或“情感的流露”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5]。這样的创作理念贯穿着《家庭的故事》，小说集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乏抒情的笔调，尤其在《猫》这一篇小说中，主人公“我”在整个养猫过程中的情感脉络十分清晰。这些情感或情绪是由大量自我剖白呈现的。
养第一只猫时，“我”的一大乐趣是看三妹逗猫：“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第一只小猫使我感受到“生命的新鲜与快乐”，这固然是由于小猫的活泼可爱，但也不难看出“我”是一个容易对弱小动物生发怜爱之心的人（这一人物特点在《失去的兔》一篇中也有相似的表现）。所以当第一只猫生病之后，“我”本能地“很替它忧郁”，及至它死去，“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忧郁”“酸辛”的情绪，足见“我”对第一只小猫的怜爱，“小侣”的称呼也说明“我”不仅仅不忍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更把它们当作家庭成员。可见“我”是一个尊重生命、爱护弱小、主张生命平等的新式知识分子。
但失去第一只猫的酸辛很快被第二只猫的到来冲淡了。第二只猫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情都更讨人喜欢，甚至还能捉鼠，越发能给家庭带来益处，大家也越发地喜欢它。当它被人捉走以后，全家都“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越是喜爱，失去之后的痛苦越是强烈。“我”由第一次失猫的“一缕酸辛”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怅然”、“愤恨”，甚至是“诅骂”。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愤怒一方面是因为一条鲜活的生命变得生死未卜，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故事叙述至此产生了一个疑点：“我”爱猫，是完全出于对弱小生命的怜爱，还是同时出于爱猫能带来具体的益处（展现生命的“新鲜与快乐”、陪伴、捕鼠）？
答案在第三只猫来临之后似乎清晰了一些。第三只猫无论出身、外形、性情还是技能都远远比不上前两只猫。于是，“我”对第三只猫不但没有喜爱之情，甚至“不加注意”、觉得“若有若无”，最后还怀疑它是杀死芙蓉鸟——更漂亮也更能带来乐趣的宠物——的“凶手”。对这只本来就不讨人喜欢的猫，“我”未经证实就对它施以棍棒的惩戒，“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对弱小动物的怜悯疼惜此时已经被愤怒淹没。很快，事实证明了“我”的错误——第三只猫是无辜的。这不免令人为第三只猫鸣不平：仅仅因为外表与性格不讨喜，就能被随便冤枉吗？由此看来“我”是以貌取猫之人，对弱小动物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为“我”带来某种益处，“我”才能生发出怜爱之心。
但是“我”意识到自己这种利己的、有条件的“爱”了吗？故事的最后，“我”的情绪急速转换，小说以充满痛苦与愧疚的大段独白结尾。在这段独白中，“不能说话”的表述出现了两次，似乎在告诉读者：弱小动物之所以弱小，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无法说话辩诉，只能默然受屈。弱小者越是沉默无力，“我”的冤枉就越显得不可饶恕，“我”的愧疚与痛苦就越无从消解，以至于“永不养猫”。但有不少学生提出：“既然知错了，再养一只猫并且不再犯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永不养猫？”对这个问题，似乎用“我”怜惜弱小、心肠柔软的人物特点就可以解释。但如果将眼光从“我”扩展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就会发现这样的安排有更深层的意义。
三、从边缘人物挖掘主题思想
某些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人物是“我”和“三妹”，并依据“我”冤枉猫和“三妹”照顾猫的情节，把“三妹”作为“我”的对照人物，列为“全家最爱猫的人”。但小说中的出场人物远不止“我”和“三妹”，还有妻子、母亲、二妹、李嫂、张婶。这些并不是徒然出现的边缘人物，可以成为向更深一层挖掘小说主题思想的突破口。 虽然大部分学生在初读过后认为三妹是全家最爱猫的人，但个别细心的学生发现：三妹的“爱猫”与“我”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有条件的“爱”。首先，失去第一只猫之后，三妹虽然伤心难过，但注意力很快又被第二只猫吸引去了。敏感的学生在此注意到，第一只猫对于三妹而言其实完全是可替代的。与其说三妹爱第一只猫，不如说三妹什么猫都可以爱。其次，对于各方面都不讨喜的第三只猫，三妹也“不加注意”，“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三妹对小猫的喜爱程度，取决于猫的外形、性格和技能。到了这里，与其说三妹什么猫都可以爱，不如说三妹比较容易爱能带来实际益处的猫。
那么小说里有没有不功利的、无条件的爱猫之人呢？我们注意到张婶这个角色。张婶是家里的下人，在小说中出场不多，但每一次出场的细节都值得留意。张婶首次出场是在全家刚刚发现第二只猫亡失了以后，虽然表示惋惜，但作者提到她“向来不大喜欢”第二只猫，似乎在说明张婶不是爱猫之人。紧接着张婶又出场了，而且带来了小猫是被过路人捉去的“重要情报”。表面上不爱猫的张婶，却在第一时间打听来了消息。同样是这个“不爱猫”的张婶，在第三只猫流浪到“我”家门口之后，是“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的实际救助者。再联系张婶负责照看芙蓉鸟的细节，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在这个家庭里，有关饲养宠物的烦琐工作，实际上都是由下人张婶承担。张婶既不因第二只猫的可爱伶俐而加以特别照料，又不因第三只猫的不讨喜而不加照料。即便遵照主人吩咐在第三只猫凝望鸟笼时前去处理，她也只是“跑来把猫捉了去”，并没有厉声呵斥或驱赶。与“我”和三妹对猫有条件的爱相比，张婶对猫的关心显得更纯粹，只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悯，而没有附带什么条件。
更重要的是，张婶的遭遇是小说中与第三只猫最相似的人物。第三只猫被“我”冤枉杀死了芙蓉鸟，张婶也被妻子埋怨没有小心看护芙蓉鸟。从小说前文张婶依照妻子的吩咐照料芙蓉鸟，和后来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汇报芙蓉鸟被咬死的两个细节来看，张婶并没有“不小心”。同时从小说后文可知，芙蓉鸟被外来的黑猫咬死，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事。妻子责备张婶，是冤枉了她。小说结尾作者借“我”之口强调第三只猫弱小无助的“不能说话”、“不能说话辩诉”的类似表述，此时也用于对张婶的描写：“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张婶面对冤屈的这一反应，揭示了她与第三只猫相同的弱者地位[8]。
张婶是家中的佣人，属于社会底层，在小说的时代背景下是典型的弱者。张婶们通常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庭，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如鲁迅笔下的长妈妈、祥林嫂），常因年老、疾病不再被雇佣，从而生活无着。如果又遭遇战乱和社会变革，这些弱者的生命与安全就更加无法保障。小说中的三只猫遭遇疾病、冤苦、棍棒、拐卖的同时又无力辩诉抗争，是弱小动物无法避免的厄运，更是弱小人物血泪生活的写照。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认为“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4]，作家应该注意表现和描写社会弱势阶层痛苦的生活环境和血泪的人生境遇[6]。
但张婶这个人物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掀开底层弱者血泪人生的一角，引发关注与同情，还在于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思考。郑振铎认为文学的使命还在于寻求“人性的解释”[5]。弱者的存在，恰恰最能够反射出强者人性的弱点。于“我”而言，这一弱点就是：“我”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其实夹杂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不容辩诉的专制。小说中的“我”可视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富于人道主义思想，提倡生命平等，反对一切加诸于人的专制与压迫，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尤为同情。但正如小说结尾“我”的自我剖白所表现的，“我”最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对弱者的怜悯，并没有理想中的无私与高尚，而是附带着许多条件，自己批判的专制与压迫竟也不能避免。这一切都照出了自己人性中隐藏的恶——自私、骄傲、冷漠……可以说，郑振铎借着当时在知识分子家庭看似正常的小事进行深刻反省，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将小说的主题指向人性的批判[7]。
这样看来，批判的重点似乎是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但从整部《家庭的故事》来看，这种人性批判不仅限于“我”这样的强者，而且包含家中弱势的佣人、家族中的“零余者”。例如，《王榆》中祖父的旧佣人王榆，极为忠心可靠，在“我”家家道中落后依然不离不弃，但傲慢古板，在家中“除了对祖父外，他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佣人”。《赵太太》中勤苦管家的赵妈，竟被主人八叔收为没有名分的“太太”，但她手段高明，逐渐掌握家庭实权。《五老爹》中的五老爹，为人忠厚随和，却不知自我奋进，依赖家族方能生存。可以发现，在作品中无论是主人还是佣人，无论是殷实的族人还是困顿的亲戚，人性中都难免有瑕疵，都有要背负的精神枷锁。所以，郑振铎对人性的批判并不止针对强者，而是指向所有的人，这种人性批判实际上更接近对普遍人性的剖析与思考。
回到《猫》这一篇小说，“我”在结尾的自省不应仅仅是强者的自省，更是人都当有的自省：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道德水平，不要低估人性的复杂程度。因为在许多看似正常甚至冠冕堂皇的做法背后，往往隐藏着人性无法避免的恶，而这恶是人类共有的，并不因智识的多寡、权势的强弱而有所不同。多一些对人性的冷静审视，或许才能真正安慰每一個时代“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4]。这是《猫》这篇小说对不同时代读者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一卷 小说[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4.
[2]江卫社.平平淡淡才是真——论郑振铎的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228-229.
[3]心焕，全应.沉潜思索与依依眷恋——对郑振铎《家庭的故事》的一种解读[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218.
[4]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A].李玉珍，周春东，刘裕莲，等，编著.文学研究会资料·上[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7.
[5]郑振铎.文学的使命[A].李玉珍，周春东，刘裕莲，等，编著.文学研究会资料·上[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6.
[6]刘长鼎，陈秀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40.
[7]王兴.动物弱小论还是人性批判论——也谈郑振铎先生《猫》的主题思想[J].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016，2（2）.
[8]赵陈丹.谁才是真正爱猫的那个人——关于《猫》主题的解读[J].课堂内外：初中生阅读（D版），2016（12）.
关键词： 《猫》 郑振铎 创作背景 自我剖白 边缘人物
《猫》选自郑振铎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旧家庭三次养猫的故事。小说中三只猫的外形、脾气、待遇各不相同，但最后都难免亡失的命运，以致“我家永不养猫”。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饲养宠物的故事，能够唤起不少学生相似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使学生进入作品叙述的故事较为容易。但这种生活经验的接近，容易使学生不知不觉用已有生活经验简单“验证”作品主题，导致对主题的理解停留于表层，甚至产生误读。针对这种情况，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引导学生理解作品主题显得十分必要。结合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创作背景、主角的自我剖白、边缘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解读《猫》这篇小说的主题。
一、从创作背景把握情感基调
虽然某些学生与小说中的“我”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养宠物，但实际上“我”的生活与学生的生活存在极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差距。《家庭的故事》创作于1924年至1928年之间，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巨变，许多封建旧家庭正走向瓦解。郑振铎着力描绘的正是当时“旧家庭的‘积影’”[1]。这样的旧家庭，是酝酿出“许许多多悲剧”的家庭，家庭成员多半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或被霸占家产而卷入家族争讼（《三姑与三姑丈》），或一生积极勤劳却最终凄苦死去（《五老爹》），或因“克父克子”的封建意识而被抛弃（《三年》）……而《猫》作为小说集的首篇，不妨说是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虽然小说客观上以家庭成员的悲剧命运折射出种种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陈腐的思想，但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对此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郑振铎没有巴金那样强烈的抗争意识和阶级意识，也没有鲁迅探索国民劣根性的深刻[2]。他虽然承认旧家庭酝酿出了许多悲剧，但无不温和地表示：“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是‘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甚至“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整部小说集更是轻笼着淡淡的哀愁。这是《家庭的故事》迥异于同时期描绘家庭生活的文学作品的特别之处[3]。
因此，把握悲剧的基调和表达眷恋而非批判的创作动机是理解《猫》这篇小说主题的关键。
二、从自我剖白梳理情感脉络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认为“情绪”或“情感的流露”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5]。這样的创作理念贯穿着《家庭的故事》，小说集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乏抒情的笔调，尤其在《猫》这一篇小说中，主人公“我”在整个养猫过程中的情感脉络十分清晰。这些情感或情绪是由大量自我剖白呈现的。
养第一只猫时，“我”的一大乐趣是看三妹逗猫：“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第一只小猫使我感受到“生命的新鲜与快乐”，这固然是由于小猫的活泼可爱，但也不难看出“我”是一个容易对弱小动物生发怜爱之心的人（这一人物特点在《失去的兔》一篇中也有相似的表现）。所以当第一只猫生病之后，“我”本能地“很替它忧郁”，及至它死去，“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忧郁”“酸辛”的情绪，足见“我”对第一只小猫的怜爱，“小侣”的称呼也说明“我”不仅仅不忍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更把它们当作家庭成员。可见“我”是一个尊重生命、爱护弱小、主张生命平等的新式知识分子。
但失去第一只猫的酸辛很快被第二只猫的到来冲淡了。第二只猫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情都更讨人喜欢，甚至还能捉鼠，越发能给家庭带来益处，大家也越发地喜欢它。当它被人捉走以后，全家都“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越是喜爱，失去之后的痛苦越是强烈。“我”由第一次失猫的“一缕酸辛”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怅然”、“愤恨”，甚至是“诅骂”。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愤怒一方面是因为一条鲜活的生命变得生死未卜，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故事叙述至此产生了一个疑点：“我”爱猫，是完全出于对弱小生命的怜爱，还是同时出于爱猫能带来具体的益处（展现生命的“新鲜与快乐”、陪伴、捕鼠）？
答案在第三只猫来临之后似乎清晰了一些。第三只猫无论出身、外形、性情还是技能都远远比不上前两只猫。于是，“我”对第三只猫不但没有喜爱之情，甚至“不加注意”、觉得“若有若无”，最后还怀疑它是杀死芙蓉鸟——更漂亮也更能带来乐趣的宠物——的“凶手”。对这只本来就不讨人喜欢的猫，“我”未经证实就对它施以棍棒的惩戒，“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对弱小动物的怜悯疼惜此时已经被愤怒淹没。很快，事实证明了“我”的错误——第三只猫是无辜的。这不免令人为第三只猫鸣不平：仅仅因为外表与性格不讨喜，就能被随便冤枉吗？由此看来“我”是以貌取猫之人，对弱小动物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为“我”带来某种益处，“我”才能生发出怜爱之心。
但是“我”意识到自己这种利己的、有条件的“爱”了吗？故事的最后，“我”的情绪急速转换，小说以充满痛苦与愧疚的大段独白结尾。在这段独白中，“不能说话”的表述出现了两次，似乎在告诉读者：弱小动物之所以弱小，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无法说话辩诉，只能默然受屈。弱小者越是沉默无力，“我”的冤枉就越显得不可饶恕，“我”的愧疚与痛苦就越无从消解，以至于“永不养猫”。但有不少学生提出：“既然知错了，再养一只猫并且不再犯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永不养猫？”对这个问题，似乎用“我”怜惜弱小、心肠柔软的人物特点就可以解释。但如果将眼光从“我”扩展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就会发现这样的安排有更深层的意义。
三、从边缘人物挖掘主题思想
某些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人物是“我”和“三妹”，并依据“我”冤枉猫和“三妹”照顾猫的情节，把“三妹”作为“我”的对照人物，列为“全家最爱猫的人”。但小说中的出场人物远不止“我”和“三妹”，还有妻子、母亲、二妹、李嫂、张婶。这些并不是徒然出现的边缘人物，可以成为向更深一层挖掘小说主题思想的突破口。 虽然大部分学生在初读过后认为三妹是全家最爱猫的人，但个别细心的学生发现：三妹的“爱猫”与“我”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有条件的“爱”。首先，失去第一只猫之后，三妹虽然伤心难过，但注意力很快又被第二只猫吸引去了。敏感的学生在此注意到，第一只猫对于三妹而言其实完全是可替代的。与其说三妹爱第一只猫，不如说三妹什么猫都可以爱。其次，对于各方面都不讨喜的第三只猫，三妹也“不加注意”，“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三妹对小猫的喜爱程度，取决于猫的外形、性格和技能。到了这里，与其说三妹什么猫都可以爱，不如说三妹比较容易爱能带来实际益处的猫。
那么小说里有没有不功利的、无条件的爱猫之人呢？我们注意到张婶这个角色。张婶是家里的下人，在小说中出场不多，但每一次出场的细节都值得留意。张婶首次出场是在全家刚刚发现第二只猫亡失了以后，虽然表示惋惜，但作者提到她“向来不大喜欢”第二只猫，似乎在说明张婶不是爱猫之人。紧接着张婶又出场了，而且带来了小猫是被过路人捉去的“重要情报”。表面上不爱猫的张婶，却在第一时间打听来了消息。同样是这个“不爱猫”的张婶，在第三只猫流浪到“我”家门口之后，是“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的实际救助者。再联系张婶负责照看芙蓉鸟的细节，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在这个家庭里，有关饲养宠物的烦琐工作，实际上都是由下人张婶承担。张婶既不因第二只猫的可爱伶俐而加以特别照料，又不因第三只猫的不讨喜而不加照料。即便遵照主人吩咐在第三只猫凝望鸟笼时前去处理，她也只是“跑来把猫捉了去”，并没有厉声呵斥或驱赶。与“我”和三妹对猫有条件的爱相比，张婶对猫的关心显得更纯粹，只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悯，而没有附带什么条件。
更重要的是，张婶的遭遇是小说中与第三只猫最相似的人物。第三只猫被“我”冤枉杀死了芙蓉鸟，张婶也被妻子埋怨没有小心看护芙蓉鸟。从小说前文张婶依照妻子的吩咐照料芙蓉鸟，和后来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汇报芙蓉鸟被咬死的两个细节来看，张婶并没有“不小心”。同时从小说后文可知，芙蓉鸟被外来的黑猫咬死，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事。妻子责备张婶，是冤枉了她。小说结尾作者借“我”之口强调第三只猫弱小无助的“不能说话”、“不能说话辩诉”的类似表述，此时也用于对张婶的描写：“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张婶面对冤屈的这一反应，揭示了她与第三只猫相同的弱者地位[8]。
张婶是家中的佣人，属于社会底层，在小说的时代背景下是典型的弱者。张婶们通常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庭，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如鲁迅笔下的长妈妈、祥林嫂），常因年老、疾病不再被雇佣，从而生活无着。如果又遭遇战乱和社会变革，这些弱者的生命与安全就更加无法保障。小说中的三只猫遭遇疾病、冤苦、棍棒、拐卖的同时又无力辩诉抗争，是弱小动物无法避免的厄运，更是弱小人物血泪生活的写照。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郑振铎认为“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4]，作家应该注意表现和描写社会弱势阶层痛苦的生活环境和血泪的人生境遇[6]。
但张婶这个人物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掀开底层弱者血泪人生的一角，引发关注与同情，还在于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思考。郑振铎认为文学的使命还在于寻求“人性的解释”[5]。弱者的存在，恰恰最能够反射出强者人性的弱点。于“我”而言，这一弱点就是：“我”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其实夹杂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不容辩诉的专制。小说中的“我”可视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富于人道主义思想，提倡生命平等，反对一切加诸于人的专制与压迫，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尤为同情。但正如小说结尾“我”的自我剖白所表现的，“我”最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对弱者的怜悯，并没有理想中的无私与高尚，而是附带着许多条件，自己批判的专制与压迫竟也不能避免。这一切都照出了自己人性中隐藏的恶——自私、骄傲、冷漠……可以说，郑振铎借着当时在知识分子家庭看似正常的小事进行深刻反省，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将小说的主题指向人性的批判[7]。
这样看来，批判的重点似乎是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但从整部《家庭的故事》来看，这种人性批判不仅限于“我”这样的强者，而且包含家中弱势的佣人、家族中的“零余者”。例如，《王榆》中祖父的旧佣人王榆，极为忠心可靠，在“我”家家道中落后依然不离不弃，但傲慢古板，在家中“除了对祖父外，他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佣人”。《赵太太》中勤苦管家的赵妈，竟被主人八叔收为没有名分的“太太”，但她手段高明，逐渐掌握家庭实权。《五老爹》中的五老爹，为人忠厚随和，却不知自我奋进，依赖家族方能生存。可以发现，在作品中无论是主人还是佣人，无论是殷实的族人还是困顿的亲戚，人性中都难免有瑕疵，都有要背负的精神枷锁。所以，郑振铎对人性的批判并不止针对强者，而是指向所有的人，这种人性批判实际上更接近对普遍人性的剖析与思考。
回到《猫》这一篇小说，“我”在结尾的自省不应仅仅是强者的自省，更是人都当有的自省：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道德水平，不要低估人性的复杂程度。因为在许多看似正常甚至冠冕堂皇的做法背后，往往隐藏着人性无法避免的恶，而这恶是人类共有的，并不因智识的多寡、权势的强弱而有所不同。多一些对人性的冷静审视，或许才能真正安慰每一個时代“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4]。这是《猫》这篇小说对不同时代读者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一卷 小说[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4.
[2]江卫社.平平淡淡才是真——论郑振铎的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228-229.
[3]心焕，全应.沉潜思索与依依眷恋——对郑振铎《家庭的故事》的一种解读[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218.
[4]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A].李玉珍，周春东，刘裕莲，等，编著.文学研究会资料·上[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7.
[5]郑振铎.文学的使命[A].李玉珍，周春东，刘裕莲，等，编著.文学研究会资料·上[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6.
[6]刘长鼎，陈秀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40.
[7]王兴.动物弱小论还是人性批判论——也谈郑振铎先生《猫》的主题思想[J].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016，2（2）.
[8]赵陈丹.谁才是真正爱猫的那个人——关于《猫》主题的解读[J].课堂内外：初中生阅读（D版），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