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高中新课程，误区，考试
在网上看到崔永元的文章《从标语说开去》，其中一段谈他在高中的历史学习，让人啼笑皆非。在此截录几段，与读者共享：
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学得不错。李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教学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笔来表现历史进程，红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红色是进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红色是扬眉吐气的，黑色是灰头土脸的。除此之外，还有位置记忆，具体方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高考前夕班上同学可以随口说出某题正确答案在某页的什么位置。当时，我发挥了一下，把“巴黎公社题”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顶上，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一遍。高考时卷子发下来，我一眼就发现没这道题。不管怎么说，中外历史格式化以后，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
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突然不见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应试教育是专管考试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课。
历史课上的历史因简练而具有实用性，易背好记。比如，你记住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农民的名字，就知道社会由哪朝换到哪代，“井田制”“安史之乱”“天朝田亩制度”不是故事而是名词解释，你不用娓娓道来，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记硬背的，条约背诵时也无需添加感情，开放多少港口，割让多少地只是个先后的技术问题。
我给几位同事看了，大家想了想，最后有人说了一句沉甸甸的话：“希望我们的学生以后还是不要说这样的实话为好啊。”
江苏进入高中新课程已经一年多了，从整体上来看，有很多突破。例如，教材不再以编年体和国别体为编写体例，而是以专题的方式展现；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开设适合本校学生学习的校本选修课；江苏省2008年第一届新课程高考模式是“3＋1＋1＋4”……诸如此类的改革，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在欣慰之余，也发现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思考。
第一，新的教学观念有误区。谈及新课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以学生为主体”；凡开设公开课，学生活动一定不能少，谁要是满堂灌，准砸!听过一个笑话：一位年轻老师开课，一颠一颠地跑了进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挥摆，在讲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嘴里吆喝着“来点掌声”“来点掌声”——新课程要是这么搞，估计大家都不会教学了。当然，这是笑谈。并不是什么都要讲究“维新”，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都丢掉。经过多年的实践，传统教学也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教学方式需要改变，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教学方式的改变。
第二，考试正在悄然求新，追求目标仍以分数至上。很多老师都这样抱怨：“改来改去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看考试!”不管新课程怎么改，最后还是走一条路——追求分数。不管有没有贯彻新课程的理念，只要考试没考好，一切白费!江苏省在评价方式改革上确实花了一番心事，在保持传统高考分数制的前提下，大胆提出分数制和等级制并举的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语文、数学和外语采取记分制的方式，而其他学科采取等级制(分为A、B、C、D四个等级)。如果学生能够取得6A，在高考中可以获得10分的额外加分。其目的是防止高中生出现过早偏科的现象，强调学业的均衡发展。这得到了绝大多数学校的赞扬和支持，并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应。但是，分数至上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近日，江苏省2008届新课程学业水平测试结果出来后，部分地区学校喊出口号：“(高考)一题破6A!”此话被传为笑谈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数至上。只要分数上去了，什么学生均衡发展，什么素质教育，不用管它。评价方式改革良苦用心被淹没了，因为“10分”微不足道。试想一下，如果是50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改革的步子还要再大一些才能触动分数至上的实际情况。
第三，教学方法多样化了，但教学深度仍显不够。听过很多新课程的公开课和观摩研究课，教学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不免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很多时候出现“冷场”现象，这是由于教师忽视了深层次教学的重要性。现如今，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远非教师能够想象到的。在我开设的选修课“中国历史文选导读”课堂上，全班16个同学中有4个自行购买黄仁宇的书。当《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成为中学生的历史课外读物时，教师还能再用陈旧的史学观点教学吗?还有高一学生和我争辩：“我认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过于深究历史的细枝末节。比如说甲午海战中，难道击沉日军‘吉野’号真的那么至关重要吗?很多同学喜欢用‘如果历史可以重新叙写的话……’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况或许只是少数，但是我相信，教师必须有一定的深度才能使学生折服。另外，教科书中很多观点仍是照搬前苏联史学界的。因此，教材也应该进行彻底改革，给历史新课程来个从内到外的“焕然一新”。
今年4月9日，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学科学业水平测试。我听到考生议论一道判断题：近代南京见证了太平天国定都、中华民国成立、侵华日军大屠杀和抗日战争胜利等历史风云变幻。其中一位同学说：“当然是对的!我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就是关于南京问题的，早就调查过了。”这种反应很让我欣慰。一是研究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而且学生有了重证据的意识，说明新课程教学的成功、历史教育的进步；二是命题的改进能够使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有所发挥，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教师教课本——学生背课本——考试考课本”就能得高分的状况。考试中能够拉开差距的题目往往是那些既依托于书本，又超出书本的题目。崔永元如果了解基础教育的变化，就应该为现在的孩子庆幸了。
我校一直以来走在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前沿，每届高一新生都要从学校出发，徒步前往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30多万死难同胞；每年12月13日举行大型警示性主题活动——“12·13，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全体学生和教师都要参与；每学期还有很多类似的结合学科特色的活动，大多由学生组织和参与。这些有助于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是对新课程理念的落实。但是，很多学生在一次次的活动之后，却忘记了最基本的学科常识。一次模拟考试中，有这样一个题目：“请列举出日军侵华期间的两项罪行。”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列举日军的两条侵华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和日军细菌部队。可是，能写出南京大屠杀年代、12月13日遇难人数与日本细菌部队番号的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网上看到崔永元的文章《从标语说开去》，其中一段谈他在高中的历史学习，让人啼笑皆非。在此截录几段，与读者共享：
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学得不错。李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教学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笔来表现历史进程，红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红色是进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红色是扬眉吐气的，黑色是灰头土脸的。除此之外，还有位置记忆，具体方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高考前夕班上同学可以随口说出某题正确答案在某页的什么位置。当时，我发挥了一下，把“巴黎公社题”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顶上，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一遍。高考时卷子发下来，我一眼就发现没这道题。不管怎么说，中外历史格式化以后，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
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突然不见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应试教育是专管考试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课。
历史课上的历史因简练而具有实用性，易背好记。比如，你记住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农民的名字，就知道社会由哪朝换到哪代，“井田制”“安史之乱”“天朝田亩制度”不是故事而是名词解释，你不用娓娓道来，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记硬背的，条约背诵时也无需添加感情，开放多少港口，割让多少地只是个先后的技术问题。
我给几位同事看了，大家想了想，最后有人说了一句沉甸甸的话：“希望我们的学生以后还是不要说这样的实话为好啊。”
江苏进入高中新课程已经一年多了，从整体上来看，有很多突破。例如，教材不再以编年体和国别体为编写体例，而是以专题的方式展现；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开设适合本校学生学习的校本选修课；江苏省2008年第一届新课程高考模式是“3＋1＋1＋4”……诸如此类的改革，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在欣慰之余，也发现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思考。
第一，新的教学观念有误区。谈及新课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以学生为主体”；凡开设公开课，学生活动一定不能少，谁要是满堂灌，准砸!听过一个笑话：一位年轻老师开课，一颠一颠地跑了进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挥摆，在讲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嘴里吆喝着“来点掌声”“来点掌声”——新课程要是这么搞，估计大家都不会教学了。当然，这是笑谈。并不是什么都要讲究“维新”，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都丢掉。经过多年的实践，传统教学也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教学方式需要改变，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教学方式的改变。
第二，考试正在悄然求新，追求目标仍以分数至上。很多老师都这样抱怨：“改来改去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看考试!”不管新课程怎么改，最后还是走一条路——追求分数。不管有没有贯彻新课程的理念，只要考试没考好，一切白费!江苏省在评价方式改革上确实花了一番心事，在保持传统高考分数制的前提下，大胆提出分数制和等级制并举的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语文、数学和外语采取记分制的方式，而其他学科采取等级制(分为A、B、C、D四个等级)。如果学生能够取得6A，在高考中可以获得10分的额外加分。其目的是防止高中生出现过早偏科的现象，强调学业的均衡发展。这得到了绝大多数学校的赞扬和支持，并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应。但是，分数至上的观念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近日，江苏省2008届新课程学业水平测试结果出来后，部分地区学校喊出口号：“(高考)一题破6A!”此话被传为笑谈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数至上。只要分数上去了，什么学生均衡发展，什么素质教育，不用管它。评价方式改革良苦用心被淹没了，因为“10分”微不足道。试想一下，如果是50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改革的步子还要再大一些才能触动分数至上的实际情况。
第三，教学方法多样化了，但教学深度仍显不够。听过很多新课程的公开课和观摩研究课，教学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不免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很多时候出现“冷场”现象，这是由于教师忽视了深层次教学的重要性。现如今，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远非教师能够想象到的。在我开设的选修课“中国历史文选导读”课堂上，全班16个同学中有4个自行购买黄仁宇的书。当《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成为中学生的历史课外读物时，教师还能再用陈旧的史学观点教学吗?还有高一学生和我争辩：“我认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过于深究历史的细枝末节。比如说甲午海战中，难道击沉日军‘吉野’号真的那么至关重要吗?很多同学喜欢用‘如果历史可以重新叙写的话……’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况或许只是少数，但是我相信，教师必须有一定的深度才能使学生折服。另外，教科书中很多观点仍是照搬前苏联史学界的。因此，教材也应该进行彻底改革，给历史新课程来个从内到外的“焕然一新”。
今年4月9日，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学科学业水平测试。我听到考生议论一道判断题：近代南京见证了太平天国定都、中华民国成立、侵华日军大屠杀和抗日战争胜利等历史风云变幻。其中一位同学说：“当然是对的!我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就是关于南京问题的，早就调查过了。”这种反应很让我欣慰。一是研究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而且学生有了重证据的意识，说明新课程教学的成功、历史教育的进步；二是命题的改进能够使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有所发挥，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教师教课本——学生背课本——考试考课本”就能得高分的状况。考试中能够拉开差距的题目往往是那些既依托于书本，又超出书本的题目。崔永元如果了解基础教育的变化，就应该为现在的孩子庆幸了。
我校一直以来走在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前沿，每届高一新生都要从学校出发，徒步前往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30多万死难同胞；每年12月13日举行大型警示性主题活动——“12·13，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全体学生和教师都要参与；每学期还有很多类似的结合学科特色的活动，大多由学生组织和参与。这些有助于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是对新课程理念的落实。但是，很多学生在一次次的活动之后，却忘记了最基本的学科常识。一次模拟考试中，有这样一个题目：“请列举出日军侵华期间的两项罪行。”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列举日军的两条侵华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和日军细菌部队。可是，能写出南京大屠杀年代、12月13日遇难人数与日本细菌部队番号的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