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六指:理想主义者的苍凉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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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立春》中王彩玲最大的悲剧也许只有两个:一个是那么丑的外貌下不应该有一副天籁般的好嗓子,另一个是生活在一个如此灰色庸俗的小城市里不应该追求如此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她的所有的磨难都由此而来。这是一场子民和上帝的战争。上帝用尽一切办法迫使她改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关键词] 《立春》 悲凉 上帝 感受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7.023
  人生了六指会怎么样?会厌恶,会鄙视,会遮掩,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消失。上帝也不例外,上帝不小心生了六指也会采用类似的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六指。他们的存在使上帝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上帝想尽一切办法来迫使他们消失:或者死亡,或者完全放弃自我,回归上帝所认可的芸芸众生的洪流。所以,悲剧就这样上演了,不是血流成河的肉体悲剧,而是放弃自我的精神毁灭的悲剧。这是我看了顾长卫的《立春》之后最清晰的感受。
  王彩玲最大的悲剧也许只有两个:一个是那么丑的外貌下不应该有一副天籁般的好嗓子,另一个是生活在一个如此灰色庸俗的小城市里不应该追求如此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她的所有的磨难都由此而来。这是一场子民和上帝的战争。上帝用尽一切办法迫使她改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绕在王彩玲身边的人,既构成对她这个形象的映衬,隐喻了她的结局,又和她形成对立,是迫使她改变的严酷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最先登场的黄四宝和周瑜,接着是胡金泉,他们和王彩玲在精神气质、人生追求、现实境遇等等方面都很相似。先是不管不顾的追求自己的理想——其实那更像梦想,然后在现实面前接连碰壁,最后都无奈的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回归到了现实之中。挣扎得越长久,悲剧的意义就越强,当然,也可能滑稽感越强。虽然具体形式不同,但实质完全相同。现实的灰暗、冰冷、坚硬和残酷,一步步的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都想借助别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周瑜和黄四宝是想借助王彩玲,胡金泉也是想借助王彩玲,不过,他不是想借助王彩玲实现梦想,而是借助她逃离先前美轮美奂而现在却几乎令人窒息的梦想。而王彩玲呢,则想借助另一个世界的人们,那个始终逡巡在高架桥下的一眼就能看穿的老京骗子,那两个貌似文明礼貌实则冷硬无比的北京女人。再美丽的别人只是一道彩虹,而不是桥梁。所以,当你真的踏上去时是注定要摔下去的。即使最后那个实现了自己梦想的小女孩——这个女孩一定程度上对王彩玲是一种慰藉,也依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王彩玲觉得,小女孩的成功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她歌唱艺术的认可,所以她的喜悦和激动丝毫不亚于小女孩。然而,当真相暴露,连我们都无法确定小女孩的成功到底是基于她的歌唱,还是基于她谎造出来的不幸遭遇。而这是对王彩玲最后致命的一击。王彩玲们都想借助别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各自的性格逻辑和生命轨迹又恰恰构成了对别人梦境的解构。每个人都在和环境抗争,每个人又成为自己所痛恨的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失败早就注定,悲剧就在抗争的过程中。但是,从最本质上来看,王彩玲们的追求其实对于别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们的追求找不到指责的借口。其悲剧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们简单的“看不惯”形成了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这力量阻遏他们往前走;二是他们的追求和环境、和他们自身的种种条件形成巨大的矛盾。就像堂吉诃德之于风车、噶西莫多之于艾斯米拉达,就像哥白尼之于欧洲的中世纪、贝多芬之于十九世纪的德国社会。情节的诡异之处在于:这些人的生命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所以他们最终都放弃了,他们是弱者,只是赢得了一部分观众的同情,而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的确带有一定的滑稽色彩,他们像小丑一样的表演着。但如果他们的生命力足够强大,他们或者改变了世界、或者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其过程又构成了对这个所谓的主流世界的蔑视和嘲讽。不是所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必然具有崇高的悲剧意义,这要视抗争者的诸种条件及结局决定。而王彩玲们的挣扎恰好具有双重性:有的人对他们毫不妥协的坚守自我梦想给予足够的尊重,因而也对他们在冷硬的现实面前的种种尴尬深表同情;另有人则对他们很不靠谱的折腾感到滑稽,很轻松地看着笑话,有点像看马戏。影片结尾异乎寻常的平静和自然,王彩玲没有丝毫的不甘,用平静而略带喜悦语调,操着一口跟她的身份和长相很相称的方言教抱养的女儿学土得掉渣的童谣,似乎显示导演和编剧也是站在主流价值的一边。但不管怎么说,王彩玲们的折腾,哪怕像一场游戏,但就在这场极不均衡的貌似轻松的游戏中,这个世界温柔的表象还是被撕开了一角,它的党同伐异弱肉强食色厉内荏的多重性表露无遗。只不过,这多重性让一些人温暖,让另一些寒意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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