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想成为一名计算机专家或造船工程师，从本科专业看，成为医学教授的可能性更大，可他现在却是一名性学教授。在多数人看来，自然生成的性如何成为一门学科？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关于性的自然科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的综合研究。
　　略显休闲的西服，标志性的灰白色礼帽，受访时的彭晓辉以他的经典形象出现。在很多演讲场合和媒体新闻中，他都是这样，有点牛仔范儿，但神情里又不乏南方男人的精明。
　　彭晓辉说自己正在从“受害者综合征”中走出来。2014年11月7日，他在广州性文化节上演讲时被一位大妈泼粪。然而其小心谨慎依然非常明显，在记者约访时提出验证身份信息，称有些人故意套取他的个人信息，在微博私信里和电话中用谩骂来骚扰他。而到达采访地点，也是以类似寻宝的有趣方式：每走一段路，被告之下一段路怎么走，到了楼下，才知道他住在几层。

“被”读医学专业

　　在流行讲品牌故事的今天，彭晓辉也不例外。关于自己与性学的结缘，他也有自己的故事：1971年，14岁的彭晓辉随母亲下乡，在乡下中学读书，担任班级劳动委员。
　　“我安排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去搞一项劳动，这个女同学听后害羞地跑开了，第二天班主任喊我到她办公室。”可是女班主任也不好意思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奈只能写下一个“搞”字，问彭晓辉是不是对女孩子说了这个字。原来，在当地民俗里，“搞”几乎就是性交的同义词。学校要求彭晓辉在全班乃至全校同学面前作书面检讨。
　　彭晓辉回忆说，放学回家后自己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为了证明自己，彭晓辉翻阅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出多个用了“搞”字的地方，证明这个字并不是“流氓话”，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谈起当年的顽强和机智，58岁的彭晓辉依然自信且骄傲。“我至今都这样，做性学研究，既不屈服于任何权势，也不迎合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偏狭的兴趣需要。”
　　彭晓辉保存着一张1961年的照片，“那时候的我像一个黄皮肤的非洲人！”童年时的饥饿与少年时的“文革”动乱，影响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包括思考性的角度。
　　填报大学志愿时，彭晓辉依次报了计算机、船舶制造、工业与民用建筑这3个专业，但前两个专业当时被确定为“军工专业”（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到军工企业），而因为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彭晓辉未能通过政审。后来在母亲劝说下，他去了一所医学院读书，以至于他至今都觉得自己是“被”读医学专业。
　　上大学时，老师用“性器官”和“生殖器官”两个词指称人体的同一部位，彭晓辉问为何如此，老师答曰：约定俗成。如此含糊的回答使彭晓辉决定从学理上对两个不同的名词术语进行研究。多年的理论梳理之后，彭晓辉的结论是：性系统是以脑为中枢器官，以皮肤黏膜和感觉器官为终末器官的功能系统。而生殖是性行为之后的副产品，生殖系统所指的器官并不涉及脑，仅完成生殖功能，更加具体且范围有限。
　　这样的结论也否定了所谓男人被下半身控制的说法，因为人类的任何性行为首先是基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所谓的“下半身”只是性活动的感受和效应器官。用彭晓辉的话来说：控制和感受性活动的核心器官，不在两腿之间，而在两耳之间。

“年度男神老师”

　　1992年，作为讲师的彭晓辉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个开设性教育选修课，为了顺利获批，将课程名称定为《性生物学》。然而，新开课程，也需要广告宣传。
　　“我当时也年轻，与学生打成一片，例如一起打篮球，趁机也向学生会干部宣传，让他们去班上呼吁同学们都选我的课。”第一期选课的学生只有40多人，从第二年开始成倍增长。22年后，在这门选修课上拿过学分的学生超过2万人，彭晓辉告诉记者，这一数据在华师教务处有存档的。现在，由于选课者众多，选上彭晓辉的课对华师学生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概率事件，有学生连续大学4年选课失败。
　　“我信奉的人生价值实现的原则是：用认真、坦诚、严谨的方式，做自己感兴趣也能够实现的事业，而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因为，我所处的社会地位已经足够我养家和扩大再生产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是最大的价值体现。”当发现自己的性学专业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正确地恋爱和处理好人际的涉性關系，彭晓辉逐渐将事业兴趣定位至社会效益。

　　当发现自己的性学专业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正确地恋爱和处理好人际的涉性关系，彭晓辉逐渐将事业兴趣定位至社会效益。

　　3年多来，除了大学教室和面向社会的性教育讲堂，数个微博、博客和播客也为彭晓辉搭建了一个整合的开放课堂，他的“中道理性”和“呆萌”语言吸引了校内外大量粉丝。就在今年1月，他在华师学生组织的“华师微博之夜”活动上被评为“年度男神老师”。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性学圈也不例外。当年和彭晓辉一起开设性学课程的高校教师们，大多已隐退江湖或改练其他门派“武功”。坚持下来的就成为了赢家，彭晓辉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从这一讲坛以往主讲人的规格，彭晓辉认为自己在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学术圈算是有一点名气了。
　　彭晓辉所带的研究生大部分去了高校做老师，但也有利用专业优势创业的。上海新金赛工作室CEO童立是彭晓辉的2011级研究生，他和其他研究生是彭晓辉家中的常客，团队会议、学术讨论都经常会在彭的书房进行。
　　“广州那件事（泼粪事件）发生时我就和彭老师在一起，他当时还算平静，但其实他反应很强烈。”童立说，事后彭晓辉曾想过正面应对泼粪者，包括法律起诉，后来经过大家的劝说才作罢。
　　童立选择在性咨询领域创业，彭晓辉是支持的。新金赛的活动只要邀请彭晓辉，他都会去上海捧场。生活中的彭晓辉和学生们依然走得很近，虽然当年钟爱的篮球已经好久不打了，但和大家一起去KTV唱个歌也是有过的事儿。 　　童立和其他同学以前也曾客串过彭晓辉的“经纪人”。当时邀请彭晓辉演讲的高校很多，商业活动邀请也有。到现在，彭晓辉更热衷于参加大学校园的学术讲座，也不会向主办方提讲课劳酬要求。童立告诉记者，以彭晓辉的性子，很难和商家合作。武汉大学一个学生讲座的负责人向记者证实，邀请彭晓辉演讲，既没有讲课费，甚至连顿晚饭都没有安排。

兩个“女儿”

　　在彭晓辉的学生中，最出名的是彭露露。去年12月，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的她宣布正式出家，引起广泛关注。彭晓辉和她以“学术父女”相称，事后彭晓辉的公开信也极尽情感表达。
　　彭晓辉认为，彭露露是出于追求个人的人生理想而出家的，并非人生遇到了重大挫折。“性学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和社会的）和谐，这是体现每个人性权利的和谐，是一种积极的和谐;佛教通过弘扬‘节制’而达至个人身心的和谐，是一种消极的和谐。这两种和谐达成的手段和方式方法不同，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并不矛盾。”
　　彭晓辉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大美女。在女儿青春期到来之前，彭晓辉就开始向她传授月经知识;到了初中阶段，便和女儿交流生殖健康知识、人际的涉性交往知识，如何有分寸地与异性交往而不是与异性疏远、自慰究竟是什么、恋爱意味着什么。“我的孩子的家庭性教育是随着她的成长，随时随地融入随机的教育过程，只要她提出与性相关的内容和话题，我都会将这个话题的来龙去脉和相关的拓展知识如实传授，没有任何禁忌话题。”
　　在瑞典访学时，彭晓辉曾造访当地一个家庭，“妈妈非常在乎女儿包里有没有装安全套。我问动机是什么，她说一是避孕，二是防病。这位妈妈认为，一个女孩遇到性暴力时若逃无可逃，安全套可以作为最后的屏障”。彭晓辉觉得，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可以促进积极的社会和谐，减少无谓的社会伤害，任何人不学好性知识，简直就是枉来世间走一遭！
　　采访结束，在屋内各种拍摄后，记者提出到楼下取景，彭晓辉略显顽皮地配合，似乎印证了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计算机专家或者造船工程师。这是宿命，结缘于他的人生轨迹，更关联于这样的人生轨迹对他内心的刻画。

对话

“性保守主义”是一种维稳策略

　　《南风窗》：网络上的谩骂者，向你泼粪的大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以反性的姿态出现？
　　彭晓辉：他们大多处在社会底层，生活资料不算富足。在不发达的社会中，生活资料的占有量影响着性资源的支配能力。这些人反对公开讨论性话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真正反性，而是在这个社会的性资源配置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其表现形式很像“酸葡萄心理”的方式。
　　《南风窗》：按你的这一理论，当下社会各阶层对性话题的公共讨论都是什么态度？
　　彭晓辉：纵观历史和跨文化比较发现，任何一个欠发达社会，底层和顶层都是以反性的姿态出现的。底层为什么反性我们上面已经讲了。那么顶层为什么反性呢？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是管理社会的决策者，他们最大的诉求就是稳定。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他们不得不顾忌或顾及底层民众的“仇富”和“仇性”的诉求，尽管这仇恨并不理性。所以，管理社会的策略往往采取“性保守主义”。
　　《南风窗》：那么，中产阶层呢？
　　彭晓辉：中产阶层对性的态度是开明的，最为包容，因为他们的生活资料相对富足，拥有相对较多的性资源。所以，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一定会有“仇富”社会心理存在，别说中产阶层在公共平台表达自己的性话语，甚至性学家的学术观点在这样的社会也会受到过激的抗拒。这与富人在这样的社会不能炫富是一样的逻辑。
　　《南风窗》：如何看待李银河和她的同居“男友”一事？
　　彭晓辉：李银河有选择自己伴侣的权利，公众有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但表达个人意见不能通过谩骂等涉及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更何况，李银河的同居伴侣尽管生理上是女人，但是，他的心理和社会角色确乎是男性。判定性倾向依据的是心理-社会性别，而不是基于生理性别，所以，他俩都是异性恋。一般民众不明白这个性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