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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李欧梵“上海—香港互为镜像”说兴起，十余年来，城市之间的比较便以其更为全面的视角，作为文本分析必要性的补充，逐渐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互为镜像”的背后，沪港两城的居民在看待彼此时，必然怀有各自不同的心态，因此本文选择同是以上海人身份来书写上海的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作品为对象，试从城市比较的心理角度探析上海、香港之“双城”新意涵。
关键词：“双城”解读;张爱玲;王安忆;“腔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2-0218-02
近几年来，“腔调”一词登上了上海方言词汇的高频榜，其接受的广度也呈现了从上海逐渐向外扩展的趋势。“腔调”并非新创词，其原意指音乐、歌曲或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子，文学作品中的声律格调以及人们说话时带有的口音和语调。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对“腔调”一词在吴语方言有四种解释：1.样子、模样（贬义）;2.行为;3.口气;4.相貌，长相。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的发展，上海人显然已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展和更新。目前，“腔调”的具体词义还处在继续丰富的动态过程中，尚不能明确界定，但从总体看来，可以表示如下几种含义[1]：1.魅力;2.品味;3.涵养、素质;4.个性、特别之处;5.情调、风情;6.感觉、感受、滋味;7.章法。由此看来，这些含义似乎共同构成了感知、评价某一事物的感性要素。反之，有无“腔调”也成为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对某一事物最直观的评价依据。因此，如果探求惯用“腔调”思维的上海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该词当为不可绕过的切入点。
一、“腔调”的发生
在认可“腔调”的大多数上海人眼中，评价其他城市有无“腔调”的前提便是——我们上海该是有腔调的。上海人的底气从何而来？其实，上海展现出其都市发展最灿烂的阶段是在开埠之后，以其文化中一贯的包容、开放的态度在与西洋文化不断磨合过程中呈现出都市新面貌，令传统文化格局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上海转而以城市发展的腾飞实现了自我，这也让上海开埠之前就存在的“重视商业”“崇尚奢华”的风尚得以进一步发扬。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上海人“腔调”的来源，因此上海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将产生“腔调”思维所依附的底气置于都市的繁华气息中。说到底，这一切莫不是经济基础的关键作用——经济的繁荣促使大都市颇具规模的发展，进而令大多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拥有心理上的普遍优越感，并从这种优越感出发，产生了相应的评判“他者”的标准、区别“他者”与自我的要素。虽然有些观点认为，这些区别性的概念引发了等级观念，无不是殖民文化的后遗症现象[2]，但我们依旧不可忽视经济因素在“腔调”产生根源上的首要作用。就以生活在上海鼎盛期和鼎盛之后余热中的张爱玲为例，站在经济盛况的转捩点，她在作品当中是否体现了相应的心态变化？此时，运用“腔调”这个体现都市心态的“晴雨表”，便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二、张爱玲——从香港“腔调”的缺失到上海“腔调”的消散
“腔调”一词虽然流行不久，但作为方言旧词，其对于城市文化凝练而准确的表达功能一直存在。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作为上海人的张爱玲将她眼中的香港描绘成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彼时香港力争魅惑的行为比起殖民情况颇为相似的上海，则少了点“涵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对香港进行了拟人化的处理，以葛薇龙的经历暗喻香港急于献媚的城市心态——在模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太粗俗太夸张了，造就的也就止于文化上的哗众取宠[3]。张爱玲认为香港在“涵养”方面的缺失，自然是将上海区别于香港来看的，因为彼时的上海确实保持着国际大都市的“涵养”，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下并不急于将西方殖民者视为“主子”。如此从容的“腔调”，是急于向西方靠拢的香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时香港距国际大都市的标准也颇遥远，因此不难理解其中张爱玲的态度——香港不如上海那么从容，那么有“腔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此明朗的态度在张爱玲之后的作品中逐渐隐去：一方面，张爱玲以她女性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香港城里初现的摩登细节——旅馆、舞场、咖啡馆、电影、电车等一系列声光电影般的消费要素，点滴中显现着香港在大都市进程中从纯粹模仿西方到真正崭露头角的印迹;另一方面，在书写上海时，张爱玲通过着重描写遗老遗少们生活的细节刻画了一个极具苍凉、颓废感的世界。致使《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香港不如上海有腔调”的态度消失了。而张爱玲从港返沪是在1942年，时值上海大都会鼎盛期的余热阶段，其实日占时期的上海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衰退的迹象，况且颓败的蔓延也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对这种种迹象不可能没有察觉，于是张爱玲用这支冷漠的嘲弄之笔，写嘈杂的都市与封闭的公馆;写无爱的婚姻与变态的情爱;写畸形的人格与没落的人生[4]。这些被赋予了消极颓废的叙述对象，仿佛正在替作者隐隐地表达上海人自身的担忧与不安。
饱受战乱和经济问题的折磨，上海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光辉，而此时香港却借着殖民城市的便利迅猛发展[5]，变得越来越有“腔调”。最终印证了张爱玲的担忧，彻底贯彻殖民主义的香港，对加快都市进程来说更加便捷，最终取代了上海成为远东大都市的地位。
三、王安忆——寻找消失的“腔调”
《香港的情与爱》是王安忆唯一的一部直接写香港的作品[6]，该作品写于20世纪90年代，上海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饱受战乱及一系列困难的洗礼后，上海的都市场域几近覆灭，而遥望此时的香港却飞速发展，重现了上海曾经的成就。由于市场经济的引进，对浦东的开发也与该作品的写作时期同步，可以看到上海正从颓败不振中逐渐走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老上海隐去的“腔调”是否可以重现？上海人眼中，香港是否还保持着她的“腔调”？
“那還是一九八七年，在香港，有一晚，在九龙的丽晶酒店闲坐，正对着香港岛，香港岛的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7]”此时的香港被称作“海上的奇观”，又是“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其中的“蛮荒”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香港少了点涵养”;但“文明的传奇”又显示出沪人看港的心态有了微妙的转变。以此来看，依凭优越的地理优势和多元文化优势，成为有着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繁华，即便是最具都市感的上海，也只得承认“被落后”的现实。《香港的情与爱》中，逢佳把香港作为抵达美国的中转站;《米尼》中，香港是米尼心中的梦，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长恨歌》里，香港是王琦瑶未曾到达的终点。可以看出，王安忆已然接受了香港跃居上海之上的现实。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上海人还赋予了香港新的作用——半岛，用以摆脱来自家城上海的传统的压抑[8]。《香港的情与爱》中，这种“半岛”作用被比作“公寓”，与张爱玲的观点颇为类似，都认为“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9]。这里王安忆虽然承认了香港依旧“腔调十足”地走在上海前方，但还是忍不住揭开了香港历史的伤疤，这显露了上海的“腔调”还存有余韵。所以说，一座城市的繁荣或许存在着“始盛终衰”的气数，但形式上的灭亡亦无法将城市的内在精神摧毁，沪城“腔调”大有复燃的可能。 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腔调”十足是基于经济大繁荣的底气，那么衰败的经济摧毁了城市文明后又有复苏之势的“腔调”就难免显得过于单薄。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的上海人看待香港时，还持有一种“世故地”仰望。由于大多数新生代的上海人并不十分了解沪港地位互动的历史渊源，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寻找两座城市的相似点来让上海更靠近有洋味的香港，用以凸显上海的都市现代化以及应有的“腔调”。
四、上海“腔调”，可以走多远？
中国作家在书写城市之时总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的大都市再现，让王安忆等作家又有了书写城市的机会，“腔调”自然就成了重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在“自我”与“她者”的区别比较中来定义主体[10]，因而“互为镜像”在都市主体的自我认同方面来说意义非凡。因此在上海都市精神的重构中，“腔调”还担当了区别“她者”与“自我”的度量衡这一角色。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上海成为新的消费地点、象征甚至是对象[11]，重新成为受关注的焦点，这为上海人的“腔调”增添了底气。只是完全建立在纯粹的经济成就上，难免因最终指向消费利益而变得缺乏后劲。所以如今上海虽然极力彰显自己物质上的领先成就，但依旧摆脱不了那挥之不去的焦虑[12]，始终达不到像老上海那般文雅又世故的从容。而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开始对“良心”“情”“义”寄予期望，又何尝不是上海“腔调”的进一步诉求？我们也从张爱玲、王安忆透过“腔调”来评价双城的历程中，看到了上海人并不甘于完全沿袭香港的愿望。
参考文献：
[1]吴青军.说“腔调”[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7（4）：49-54.
[2]张柠.市民身份的焦虑——对当代大都市某种文化心态的剖析[J].南方周末，2001（3）.
[3]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J].读书，1998，12（19）.
[4]贾剑秋.论上海小说对上海现代文化形态的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
[5]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李欧梵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47.
[6]邝可怡.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与爱》”[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250.
[7]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502.
[8]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J].文学评论，2002（1）：91.
[9]李欧梵.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事故与天真.[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27.
[10]李欧梵，汪晖.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J].读书，1994（8）：70.
[11]李欧梵.上海的摩登与怀旧[J].中国图书评论，2007（4）：78.
[12]李欧梵.重绘上海的心理地图[J].开放時代，2002（5）：115-116.
（责任编辑：林丽华）
关键词：“双城”解读;张爱玲;王安忆;“腔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2-0218-02
近几年来，“腔调”一词登上了上海方言词汇的高频榜，其接受的广度也呈现了从上海逐渐向外扩展的趋势。“腔调”并非新创词，其原意指音乐、歌曲或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子，文学作品中的声律格调以及人们说话时带有的口音和语调。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对“腔调”一词在吴语方言有四种解释：1.样子、模样（贬义）;2.行为;3.口气;4.相貌，长相。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的发展，上海人显然已对其内涵进行了扩展和更新。目前，“腔调”的具体词义还处在继续丰富的动态过程中，尚不能明确界定，但从总体看来，可以表示如下几种含义[1]：1.魅力;2.品味;3.涵养、素质;4.个性、特别之处;5.情调、风情;6.感觉、感受、滋味;7.章法。由此看来，这些含义似乎共同构成了感知、评价某一事物的感性要素。反之，有无“腔调”也成为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对某一事物最直观的评价依据。因此，如果探求惯用“腔调”思维的上海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该词当为不可绕过的切入点。
一、“腔调”的发生
在认可“腔调”的大多数上海人眼中，评价其他城市有无“腔调”的前提便是——我们上海该是有腔调的。上海人的底气从何而来？其实，上海展现出其都市发展最灿烂的阶段是在开埠之后，以其文化中一贯的包容、开放的态度在与西洋文化不断磨合过程中呈现出都市新面貌，令传统文化格局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上海转而以城市发展的腾飞实现了自我，这也让上海开埠之前就存在的“重视商业”“崇尚奢华”的风尚得以进一步发扬。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上海人“腔调”的来源，因此上海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将产生“腔调”思维所依附的底气置于都市的繁华气息中。说到底，这一切莫不是经济基础的关键作用——经济的繁荣促使大都市颇具规模的发展，进而令大多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拥有心理上的普遍优越感，并从这种优越感出发，产生了相应的评判“他者”的标准、区别“他者”与自我的要素。虽然有些观点认为，这些区别性的概念引发了等级观念，无不是殖民文化的后遗症现象[2]，但我们依旧不可忽视经济因素在“腔调”产生根源上的首要作用。就以生活在上海鼎盛期和鼎盛之后余热中的张爱玲为例，站在经济盛况的转捩点，她在作品当中是否体现了相应的心态变化？此时，运用“腔调”这个体现都市心态的“晴雨表”，便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二、张爱玲——从香港“腔调”的缺失到上海“腔调”的消散
“腔调”一词虽然流行不久，但作为方言旧词，其对于城市文化凝练而准确的表达功能一直存在。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作为上海人的张爱玲将她眼中的香港描绘成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彼时香港力争魅惑的行为比起殖民情况颇为相似的上海，则少了点“涵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对香港进行了拟人化的处理，以葛薇龙的经历暗喻香港急于献媚的城市心态——在模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太粗俗太夸张了，造就的也就止于文化上的哗众取宠[3]。张爱玲认为香港在“涵养”方面的缺失，自然是将上海区别于香港来看的，因为彼时的上海确实保持着国际大都市的“涵养”，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下并不急于将西方殖民者视为“主子”。如此从容的“腔调”，是急于向西方靠拢的香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时香港距国际大都市的标准也颇遥远，因此不难理解其中张爱玲的态度——香港不如上海那么从容，那么有“腔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此明朗的态度在张爱玲之后的作品中逐渐隐去：一方面，张爱玲以她女性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香港城里初现的摩登细节——旅馆、舞场、咖啡馆、电影、电车等一系列声光电影般的消费要素，点滴中显现着香港在大都市进程中从纯粹模仿西方到真正崭露头角的印迹;另一方面，在书写上海时，张爱玲通过着重描写遗老遗少们生活的细节刻画了一个极具苍凉、颓废感的世界。致使《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香港不如上海有腔调”的态度消失了。而张爱玲从港返沪是在1942年，时值上海大都会鼎盛期的余热阶段，其实日占时期的上海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衰退的迹象，况且颓败的蔓延也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对这种种迹象不可能没有察觉，于是张爱玲用这支冷漠的嘲弄之笔，写嘈杂的都市与封闭的公馆;写无爱的婚姻与变态的情爱;写畸形的人格与没落的人生[4]。这些被赋予了消极颓废的叙述对象，仿佛正在替作者隐隐地表达上海人自身的担忧与不安。
饱受战乱和经济问题的折磨，上海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光辉，而此时香港却借着殖民城市的便利迅猛发展[5]，变得越来越有“腔调”。最终印证了张爱玲的担忧，彻底贯彻殖民主义的香港，对加快都市进程来说更加便捷，最终取代了上海成为远东大都市的地位。
三、王安忆——寻找消失的“腔调”
《香港的情与爱》是王安忆唯一的一部直接写香港的作品[6]，该作品写于20世纪90年代，上海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饱受战乱及一系列困难的洗礼后，上海的都市场域几近覆灭，而遥望此时的香港却飞速发展，重现了上海曾经的成就。由于市场经济的引进，对浦东的开发也与该作品的写作时期同步，可以看到上海正从颓败不振中逐渐走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老上海隐去的“腔调”是否可以重现？上海人眼中，香港是否还保持着她的“腔调”？
“那還是一九八七年，在香港，有一晚，在九龙的丽晶酒店闲坐，正对着香港岛，香港岛的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7]”此时的香港被称作“海上的奇观”，又是“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其中的“蛮荒”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香港少了点涵养”;但“文明的传奇”又显示出沪人看港的心态有了微妙的转变。以此来看，依凭优越的地理优势和多元文化优势，成为有着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繁华，即便是最具都市感的上海，也只得承认“被落后”的现实。《香港的情与爱》中，逢佳把香港作为抵达美国的中转站;《米尼》中，香港是米尼心中的梦，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长恨歌》里，香港是王琦瑶未曾到达的终点。可以看出，王安忆已然接受了香港跃居上海之上的现实。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上海人还赋予了香港新的作用——半岛，用以摆脱来自家城上海的传统的压抑[8]。《香港的情与爱》中，这种“半岛”作用被比作“公寓”，与张爱玲的观点颇为类似，都认为“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9]。这里王安忆虽然承认了香港依旧“腔调十足”地走在上海前方，但还是忍不住揭开了香港历史的伤疤，这显露了上海的“腔调”还存有余韵。所以说，一座城市的繁荣或许存在着“始盛终衰”的气数，但形式上的灭亡亦无法将城市的内在精神摧毁，沪城“腔调”大有复燃的可能。 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腔调”十足是基于经济大繁荣的底气，那么衰败的经济摧毁了城市文明后又有复苏之势的“腔调”就难免显得过于单薄。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的上海人看待香港时，还持有一种“世故地”仰望。由于大多数新生代的上海人并不十分了解沪港地位互动的历史渊源，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寻找两座城市的相似点来让上海更靠近有洋味的香港，用以凸显上海的都市现代化以及应有的“腔调”。
四、上海“腔调”，可以走多远？
中国作家在书写城市之时总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的大都市再现，让王安忆等作家又有了书写城市的机会，“腔调”自然就成了重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在“自我”与“她者”的区别比较中来定义主体[10]，因而“互为镜像”在都市主体的自我认同方面来说意义非凡。因此在上海都市精神的重构中，“腔调”还担当了区别“她者”与“自我”的度量衡这一角色。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上海成为新的消费地点、象征甚至是对象[11]，重新成为受关注的焦点，这为上海人的“腔调”增添了底气。只是完全建立在纯粹的经济成就上，难免因最终指向消费利益而变得缺乏后劲。所以如今上海虽然极力彰显自己物质上的领先成就，但依旧摆脱不了那挥之不去的焦虑[12]，始终达不到像老上海那般文雅又世故的从容。而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开始对“良心”“情”“义”寄予期望，又何尝不是上海“腔调”的进一步诉求？我们也从张爱玲、王安忆透过“腔调”来评价双城的历程中，看到了上海人并不甘于完全沿袭香港的愿望。
参考文献：
[1]吴青军.说“腔调”[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7（4）：49-54.
[2]张柠.市民身份的焦虑——对当代大都市某种文化心态的剖析[J].南方周末，2001（3）.
[3]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J].读书，1998，12（19）.
[4]贾剑秋.论上海小说对上海现代文化形态的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
[5]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李欧梵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47.
[6]邝可怡.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与爱》”[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250.
[7]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502.
[8]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J].文学评论，2002（1）：91.
[9]李欧梵.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事故与天真.[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27.
[10]李欧梵，汪晖.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J].读书，1994（8）：70.
[11]李欧梵.上海的摩登与怀旧[J].中国图书评论，2007（4）：78.
[12]李欧梵.重绘上海的心理地图[J].开放時代，2002（5）：115-116.
（责任编辑：林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