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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战争是实现王朝崛起的普遍模式。要顺利达成武力崛起的目标，关键在于高明与卓越的战略指导。在秦汉王朝崛起中，《汉中对》、《隆中对》、《商君策》、《客卿对》、《平吴疏》等在具体战争中具有关键的战略指导意义，它们或全面分析战略形势，或高明把握战略时机，或合理制定战略预案，或兼而有之。全面总结古代王朝崛起战略指导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从中汲取于当今国家强盛有益的智慧与启迪。
关键词 秦汉时期 战争 王朝崛起 战略指导
战争是实现王朝崛起大业的基本模式
考察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任何王朝的创立与崛起，其进程、规模、形态以及影响作用虽各有差异，但它们都呈示出一个有共性的基本模式：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如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都离不开武力。显然，在中国历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且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相反，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王朝崛起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但这仅仅是作为鼓舞士气、瓦解敌方的口号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王朝崛起目标上。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的根本前提下，决策者往往还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这个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毁其国，堕其城”，实现既定的目标。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东汉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歼敌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粉碎陈朝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这些都是“无限战争”在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即“因剿寓抚”，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采取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完成王朝崛起的大业。这方面较显著的事例很多，如：魏灭蜀汉之役中，邓艾大军在绵竹消灭诸葛瞻之部后，逼迫后主刘禅自缚出降；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兵临建业（今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浚、司马伷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浚军门投降。然而，无论是“无限战争”也好，“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王朝崛起大业完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汉陆贾言“逆取顺守”，所谓“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崛起，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要顺利达成武力崛起的目标，关键在于战略指导的高明与卓越。所谓“战略”，从狭义的概念说，便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其中包括战略条件的分析、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用，等等。王朝崛起与战争胜负息息相关，而这类战争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战略，对于从事王朝崛起战争无疑起着提纲挈领、总揽一切的指导作用。以下，我们仅以秦汉两晋的历史为对象，来讨论战略指导的得失及其与王朝崛起战争的关系。
正确判断战略形势
综合准备充分是实现王朝崛起的基本前提，然而，它与王朝崛起的最终实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只是为王朝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归根结底，则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下的战争实践去实现，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非常关键。而战略指导是否高明，首先取决于战争决策者对整个战略形势的判断。综观秦汉历史上大获成功的王朝崛起战争战略，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战略决策者能够知彼知己，预见胜负，对统一战争的整个格局、形势以及前景有明确无误的判断。楚汉战争时期，韩信的《汉中对》有关当时战略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之一。
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群雄中以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鸿门宴之后，雄心勃勃的刘邦集团不甘心困居于巴、蜀、汉中一隅，他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等待时机成熟，“还定三秦”，再图天下。而项羽集团的政策失误和战略上的麻痹，则给刘邦提供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战略名对——《汉中对》。《汉中对》的逻辑起点，是韩信出于转化战略优劣态势，帮助刘邦摆脱被动，争取战争主动权的现实需要。当时，项羽身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汉中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利中发现有利，从被动中寻求主动，奠定以弱胜强，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基础。
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汉中对》之所以脍炙人口，首先是韩信对整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韩信既看到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等等。同时也从项羽貌似强大的表象中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其一，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其二，爱惜爵禄，不知道如何笼络人心，因而无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其三，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亲爱王”，结果导致诸侯忿懑不平；其四，缺乏战略远见，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其五，不讲信用，加之诛杀无度，残暴酷虐，“所过无不残灭”，失去了民心。“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所以，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表面上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由强转弱，因而要想击灭他是颇有希望的。在“知彼”的同时，韩信也能“知己”，指出刘邦势力虽然暂时弱小，但却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反被项羽赶到汉中一事，又使得刘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这样的比较，韩信预见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分析，合乎当时的军事战略形势，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韩信所料，项羽东归不久，田荣于山东起兵反楚，项羽后院起火，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而刘邦则遵循韩信在《汉中对》中所提出的既定战略，乘机部署军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迅速平定了三秦，夺取关中形胜之地，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消灭项羽集团，完成王朝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吴如嵩先生认为：“‘柔武’二字就是中国古典战略的精义之所在。”①这种以“柔武”为特征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王朝崛起方略的制定与运用上自然也有显著的体现。在最初阶段，实现王朝崛起的主持者大多处于弱小的地位，他们最后能成为优势的一方，往往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然后才逐渐完成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如周之于商，刘邦之于项羽，刘秀之于更始、赤眉，曹操之于袁绍，等等，皆是如此。因此，在实施崛起战略的最初时期，他们不能不隐忍静柔，韬光养晦，固本待机，以时间换取空间，以弱转强，以少胜多。由此可见，在秦汉王朝崛起战略的制定和运用方面，贵柔隐忍、韬光养晦的精神宛如一条无形的红线，贯穿于其中。
刘秀在势力初兴的阶段，就采取了典型的以弱自处、以柔克刚的方略。其秘决就在于沉潜不彰，甘于守雌，力避过早成为矛盾之焦点，沉着冷静地等待时机，广泛招揽人才，积极争取民心，致力于河北这一根据地的经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②利用处于各种势力边缘的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冷眼旁观群雄之间的火并，待各方势力自相削弱之后，再出面收拾残局，转弱为强，水到渠成地收复关中，兵下洛阳，据有关东，底定陇右，并吞巴蜀，席卷天下，实现统一，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高明把握战略时机
秦汉历史上的王朝崛起大业完成者，普遍强调如何正确捕捉和利用有利的战略时机，将战争行动付诸实施。
审“时”就是要认清时机，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因此，对于王朝崛起大业实施者来讲，首先应该把统一作为远期或最终目标来加以认识和追求。但“知易行难”，要真正做到正确认识和把握战略时机问题并不容易。历史上许多统一大略指导者，就是因为昧于“时”、“势”，而在统一征途上遭受严重挫折。当年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结果让孙刘联军一把大火烧得惨败，遂使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统一六合的雄心付诸东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行动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当条件成熟时束手束脚，无所作为则尤为愚蠢。所谓“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王朝崛起大业实施者是否有前途，往往取决于其有无高明的识见，是否善于驾驭全局，及时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迅速展开军事行动，使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尽快得以实现。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局面，经过数十年的和战更替，统一全国的形势渐趋成熟。公元263年，魏灭蜀汉。两年后，司马炎通过“禅让”的方式，灭魏自立，是为晋武帝，建立起西晋王朝。这样，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遂成为晋、吴南北并峙的战略格局。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伊始，就将灭吴统一全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这时，整个形势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非常有利。事实上，当时的东吴政权军事实力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更为致命的是，吴国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社会危机已趋于全面激化，“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方面必定是望风披靡，土崩瓦解，相反，西晋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④。所以，只要把握战机，制定出可行的战略方案，果断发动征伐，则做到一举而克毫无悬念。因此，当时西晋朝中具有战略眼光的大臣，如羊祜、杜预、王濬等人皆纷纷向晋武帝上疏，请求充分把握战略时机，及时发兵征伐，一举混同南北，完成国家的统一，“吴人虐政已久，可不战而克……宜当时定，以一四海”⑤。他们一致认为，如果错过这样的时机，势必导致严重的后患，使王朝崛起大业的实现遭遇重大的挫折。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希望晋武帝千万不可放过时机，蹉跎岁月，“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今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正是他们在“乘机”问题上的一再强调，才使司马炎最终下定决心进兵伐吴，揭开了西晋统一天下的崭新篇章。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秦汉时期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在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的斗争中，普遍主张辩证看待军事行动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注意避免因追求万全、一味稳妥而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以致不敢进取，错失战机。
追求万全，是中国古典战略的最高境界，历代兵学家大多将“计出万全”作为其决策定谋的努力方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然而，这种努力实际上存在着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相脱节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或许仅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军事实践中往往无法做到。战前准备的充分只是相对的，战机成熟的界定也同样是相对的。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完全明了敌情、拥有十成把握的指挥决心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一时明了，但在我变敌变的动态运动过程中，也难以做到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对战机万无一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战机与利用战机，正确的态度无疑应该是立足于以己为主，排除干扰，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如准备不够充分而战机有利，歼敌又有把握的，则应抓住战机，敢于冒风险，在战争的过程中弥补准备上的不足。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能够准确掌握有准备和有把握的“度”，把勇敢而不鲁莽，大胆而不失谨慎有机结合起来，去积极能动地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方面，西晋杜预与羊祜的做法非常合理，恰到好处。杜预曾向晋武帝司马炎具体分析了灭吴统一全国战争的时机得失，认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上举（指伐吴统一天下）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⑥。这无疑是辩证看待时机的正确态度。很显然，如果一味追求“万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条件面前自缚手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么，西晋灭吴的大业必将是举步维艰，遥遥无期。
周详制定战略预案
“先计后战” 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战争指导者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圆满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尤其重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预案，使之作为自己整个行动的纲领，并且依据战争进程的实际，及时进行必要的充实或调整。战略预案制定是否合理，战略预案的实施是否具有把握性，除了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高明把握战略时机等一般性要求外，还取决于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环节处理或解决的好坏。这些环节概括起来说，就是制定战略预案必须立足于长远，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建立在最复杂的战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战略上的根本转折；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充分考虑到军事行动的各种变数，立足于以战争手段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因此应该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就“前瞻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时必须优先考虑到战争的前景，在此基础上预测形势，定下合理的决心，这是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在贯彻前瞻意识的时候，还必须具备全局观念，能够做到以简驭繁，高屋建瓴，辨析利害，掌控主动。
关键词 秦汉时期 战争 王朝崛起 战略指导
战争是实现王朝崛起大业的基本模式
考察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任何王朝的创立与崛起，其进程、规模、形态以及影响作用虽各有差异，但它们都呈示出一个有共性的基本模式：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如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都离不开武力。显然，在中国历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且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相反，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王朝崛起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但这仅仅是作为鼓舞士气、瓦解敌方的口号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王朝崛起目标上。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的根本前提下，决策者往往还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这个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毁其国，堕其城”，实现既定的目标。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东汉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歼敌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粉碎陈朝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这些都是“无限战争”在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即“因剿寓抚”，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采取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完成王朝崛起的大业。这方面较显著的事例很多，如：魏灭蜀汉之役中，邓艾大军在绵竹消灭诸葛瞻之部后，逼迫后主刘禅自缚出降；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兵临建业（今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浚、司马伷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浚军门投降。然而，无论是“无限战争”也好，“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王朝崛起大业完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汉陆贾言“逆取顺守”，所谓“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崛起，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要顺利达成武力崛起的目标，关键在于战略指导的高明与卓越。所谓“战略”，从狭义的概念说，便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其中包括战略条件的分析、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用，等等。王朝崛起与战争胜负息息相关，而这类战争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战略，对于从事王朝崛起战争无疑起着提纲挈领、总揽一切的指导作用。以下，我们仅以秦汉两晋的历史为对象，来讨论战略指导的得失及其与王朝崛起战争的关系。
正确判断战略形势
综合准备充分是实现王朝崛起的基本前提，然而，它与王朝崛起的最终实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只是为王朝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归根结底，则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下的战争实践去实现，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非常关键。而战略指导是否高明，首先取决于战争决策者对整个战略形势的判断。综观秦汉历史上大获成功的王朝崛起战争战略，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战略决策者能够知彼知己，预见胜负，对统一战争的整个格局、形势以及前景有明确无误的判断。楚汉战争时期，韩信的《汉中对》有关当时战略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之一。
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群雄中以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鸿门宴之后，雄心勃勃的刘邦集团不甘心困居于巴、蜀、汉中一隅，他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等待时机成熟，“还定三秦”，再图天下。而项羽集团的政策失误和战略上的麻痹，则给刘邦提供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战略名对——《汉中对》。《汉中对》的逻辑起点，是韩信出于转化战略优劣态势，帮助刘邦摆脱被动，争取战争主动权的现实需要。当时，项羽身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汉中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利中发现有利，从被动中寻求主动，奠定以弱胜强，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基础。
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汉中对》之所以脍炙人口，首先是韩信对整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韩信既看到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等等。同时也从项羽貌似强大的表象中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其一，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其二，爱惜爵禄，不知道如何笼络人心，因而无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其三，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亲爱王”，结果导致诸侯忿懑不平；其四，缺乏战略远见，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其五，不讲信用，加之诛杀无度，残暴酷虐，“所过无不残灭”，失去了民心。“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所以，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表面上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由强转弱，因而要想击灭他是颇有希望的。在“知彼”的同时，韩信也能“知己”，指出刘邦势力虽然暂时弱小，但却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反被项羽赶到汉中一事，又使得刘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这样的比较，韩信预见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分析，合乎当时的军事战略形势，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韩信所料，项羽东归不久，田荣于山东起兵反楚，项羽后院起火，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而刘邦则遵循韩信在《汉中对》中所提出的既定战略，乘机部署军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迅速平定了三秦，夺取关中形胜之地，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消灭项羽集团，完成王朝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吴如嵩先生认为：“‘柔武’二字就是中国古典战略的精义之所在。”①这种以“柔武”为特征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王朝崛起方略的制定与运用上自然也有显著的体现。在最初阶段，实现王朝崛起的主持者大多处于弱小的地位，他们最后能成为优势的一方，往往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然后才逐渐完成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如周之于商，刘邦之于项羽，刘秀之于更始、赤眉，曹操之于袁绍，等等，皆是如此。因此，在实施崛起战略的最初时期，他们不能不隐忍静柔，韬光养晦，固本待机，以时间换取空间，以弱转强，以少胜多。由此可见，在秦汉王朝崛起战略的制定和运用方面，贵柔隐忍、韬光养晦的精神宛如一条无形的红线，贯穿于其中。
刘秀在势力初兴的阶段，就采取了典型的以弱自处、以柔克刚的方略。其秘决就在于沉潜不彰，甘于守雌，力避过早成为矛盾之焦点，沉着冷静地等待时机，广泛招揽人才，积极争取民心，致力于河北这一根据地的经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②利用处于各种势力边缘的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冷眼旁观群雄之间的火并，待各方势力自相削弱之后，再出面收拾残局，转弱为强，水到渠成地收复关中，兵下洛阳，据有关东，底定陇右，并吞巴蜀，席卷天下，实现统一，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高明把握战略时机
秦汉历史上的王朝崛起大业完成者，普遍强调如何正确捕捉和利用有利的战略时机，将战争行动付诸实施。
审“时”就是要认清时机，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因此，对于王朝崛起大业实施者来讲，首先应该把统一作为远期或最终目标来加以认识和追求。但“知易行难”，要真正做到正确认识和把握战略时机问题并不容易。历史上许多统一大略指导者，就是因为昧于“时”、“势”，而在统一征途上遭受严重挫折。当年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结果让孙刘联军一把大火烧得惨败，遂使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统一六合的雄心付诸东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行动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当条件成熟时束手束脚，无所作为则尤为愚蠢。所谓“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王朝崛起大业实施者是否有前途，往往取决于其有无高明的识见，是否善于驾驭全局，及时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迅速展开军事行动，使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尽快得以实现。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局面，经过数十年的和战更替，统一全国的形势渐趋成熟。公元263年，魏灭蜀汉。两年后，司马炎通过“禅让”的方式，灭魏自立，是为晋武帝，建立起西晋王朝。这样，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遂成为晋、吴南北并峙的战略格局。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伊始，就将灭吴统一全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这时，整个形势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非常有利。事实上，当时的东吴政权军事实力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更为致命的是，吴国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社会危机已趋于全面激化，“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方面必定是望风披靡，土崩瓦解，相反，西晋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④。所以，只要把握战机，制定出可行的战略方案，果断发动征伐，则做到一举而克毫无悬念。因此，当时西晋朝中具有战略眼光的大臣，如羊祜、杜预、王濬等人皆纷纷向晋武帝上疏，请求充分把握战略时机，及时发兵征伐，一举混同南北，完成国家的统一，“吴人虐政已久，可不战而克……宜当时定，以一四海”⑤。他们一致认为，如果错过这样的时机，势必导致严重的后患，使王朝崛起大业的实现遭遇重大的挫折。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希望晋武帝千万不可放过时机，蹉跎岁月，“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今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正是他们在“乘机”问题上的一再强调，才使司马炎最终下定决心进兵伐吴，揭开了西晋统一天下的崭新篇章。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秦汉时期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在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的斗争中，普遍主张辩证看待军事行动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注意避免因追求万全、一味稳妥而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以致不敢进取，错失战机。
追求万全，是中国古典战略的最高境界，历代兵学家大多将“计出万全”作为其决策定谋的努力方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然而，这种努力实际上存在着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相脱节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或许仅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军事实践中往往无法做到。战前准备的充分只是相对的，战机成熟的界定也同样是相对的。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完全明了敌情、拥有十成把握的指挥决心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一时明了，但在我变敌变的动态运动过程中，也难以做到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对战机万无一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战机与利用战机，正确的态度无疑应该是立足于以己为主，排除干扰，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如准备不够充分而战机有利，歼敌又有把握的，则应抓住战机，敢于冒风险，在战争的过程中弥补准备上的不足。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能够准确掌握有准备和有把握的“度”，把勇敢而不鲁莽，大胆而不失谨慎有机结合起来，去积极能动地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方面，西晋杜预与羊祜的做法非常合理，恰到好处。杜预曾向晋武帝司马炎具体分析了灭吴统一全国战争的时机得失，认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上举（指伐吴统一天下）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⑥。这无疑是辩证看待时机的正确态度。很显然，如果一味追求“万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条件面前自缚手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么，西晋灭吴的大业必将是举步维艰，遥遥无期。
周详制定战略预案
“先计后战” 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战争指导者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圆满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尤其重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预案，使之作为自己整个行动的纲领，并且依据战争进程的实际，及时进行必要的充实或调整。战略预案制定是否合理，战略预案的实施是否具有把握性，除了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高明把握战略时机等一般性要求外，还取决于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环节处理或解决的好坏。这些环节概括起来说，就是制定战略预案必须立足于长远，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建立在最复杂的战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战略上的根本转折；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充分考虑到军事行动的各种变数，立足于以战争手段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因此应该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就“前瞻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时必须优先考虑到战争的前景，在此基础上预测形势，定下合理的决心，这是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在贯彻前瞻意识的时候，还必须具备全局观念，能够做到以简驭繁，高屋建瓴，辨析利害，掌控主动。